绪论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尝试，成功践行了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模式。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根据地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战略基地，是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西北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区域坐标

（一）自然地理位置

渭北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关中地区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处，今分属于咸阳市、铜川市和渭南市。渭北革命根据地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即现在的三原县陵前镇、马额镇）和心字区（即现在的三原县新兴镇、嵯峨镇）为中心，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高李、康家洞、宋家河、石桥、觅子等地；西南接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西邻淳化县的夕阳、固贤、方里、石桥等地；北至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的华里坊、楼村（坡头）、东牛、让牛村、小丘等地；南到三原县的白鹿原、天齐原南畔。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4万多人口。

1933年8月下旬，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开辟了陕甘边南区。其地域包括今陕西耀县、淳化、旬邑、彬县、宜君、中部（今黄陵县）、富县、甘泉、洛川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一带，人口10余万。陕甘边南区包括了原渭北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心区域在中部县小石崖到耀县照金一带，正是原渭北革命根据地北部边沿。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后，在原陕甘边南区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中特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关中分区所辖区域地处桥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的延属分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关中分区是拱卫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南大门，在抗日救亡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安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区域环境条件

以三原、富平、泾阳、耀县、淳化为中心的渭北地区，自然形态多样，地面黄土肥厚，宜耕宜林，是陕西粮、油、果、畜等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煤炭、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丰富，是亘古通今的军事给养区，即使大灾之年，也能为渭北革命提供基本的物资保障。

这一地区，地貌呈平原、台原和山地分布，山川原交错，沟梁峁纵横，地形地貌独特。境内的嵯峨山、爷台山高大险峻，坡陡沟深，具有开展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客观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的地质结构和类型多样的地貌，既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天然屏障，也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后开辟的陕甘边南区根据地和以后所归属的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地处渭北高原和桥山山脉，山大谷深，沟壑纵横，峰峦起伏，连绵不断，与绵延400公里的子午岭林区浑然相接，大片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形成了天然屏障，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回旋余地大，利于机动作战，开展大范围的游击战争。

此外，渭北高原和桥山各处山区都有可耕地利用，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里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是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给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空间。这一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使之成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然选择。

（三）历史人文状况

渭北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蔚盛，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开辟华夏文明的主要活动区域，孕育出了秦汉文明和盛唐文明。渭北地区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汇融合的前沿地带，处于游牧胡人与农耕汉人争夺的地域分界线上，自古就是政治、军事、文化的敏感区域。

千百年来，受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的激荡与交融，以三原、耀县、泾阳、富平为中心的渭北地区催生出了多元共生的人文神韵。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和近现代史迹在渭北不胜枚举，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先秦文化、汉唐文化、民俗文化等在这里交相辉映。

从秦汉到隋唐，从宋元到明清，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渭北烽火到复兴征程，以三原、耀县、泾阳、富平为中心的渭北地区历史名人辈出，繁如群星璀璨。他们当中既有治国兴邦的贤臣名相，又有开疆拓土的奇将军魂；既有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吏，又有披肝沥胆的伟烈将士；既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又有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秦统一六国的大将王翦、王贲，隋唐雄才名将李靖，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朱佛光，近代民主革命先驱胡景翼、于右任等为其杰出代表。

民国初期的渭北地区，曾是陕西革命党人武装讨袁（世凯）逐陆（建章）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发动的护法运动兴起后，渭北地区又成为陕西靖国军总部的所在地和主要辖区。当地民众为护法倒陈（树藩）运动的胜利、为击退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深厚的历史文化，众多的历史名人，悠久的革命传统，始终启迪着渭北人民的心智，深刻地影响着渭北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为渭北地区始终走在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潮头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形制变迁

渭北革命根据地始创于1928年2月，形成于1931年5月；1932年，根据地全面发展壮大；1933年8月，根据地遭国民党当局重兵“围剿”严重受挫，实施战略北移，开拓新的区域。渭北革命根据地从初创、形成和发展到战略北移，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组织形态和斗争区域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迁。

（一）隶属领导关系的多次变更

从1928年2月到1931年4月，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初创阶段。早在大革命时期，直属于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和隶属于中共豫陕区委领导的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相继成立。中共西安地委成立后，中共三原特支改由中共西安地委领导，下辖中共岐山小组、云阳小组和中共高陵支部。1927年3月，中共三原特支改为中共三原地委，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负责泾阳、三原、蒲城、富平、高陵等县党的组织。同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中共三原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中共泾阳地委改为中共泾阳区委，共青团三原地委和共青团泾阳地委也分别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和共青团泾阳区委。这一时期，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地区办事处直接领导了三原、泾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地的农民运动。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后，隶属当地中共组织领导，成为农民运动的主体。大革命失败后，渭北各地农民协会和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1929年3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鉴于三原是陕西党的中心工作区域，遂于9月正式成立中共三原特别支部，黄子文任书记，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这一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以三原武字区及武字区与富平、耀县的交界地带为主要斗争区域。1930年7月，渭北灾民自救军失败后，武字区的革命斗争陷入低潮。

从1931年5月到1933年7月，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全面发展时期。1931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三原特支，恢复成立中共武字区委，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2年7月，新的中共三原县委成立后，中共武字区委归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组织领导原（三原）富（富平）耀（耀县）广大劳苦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斗争，创造原富耀新苏区，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亦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三原县委领导。10月，为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加快创建渭北苏区，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中共渭北特委和共青团渭北特委，机关均设在三原武字区，三原、蒲城、耀县县委和白水县刘家卓区委改属中共渭北特委领导，共青团武字区委、心字区委成立后隶属共青团渭北特委领导。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撤销渭北特委，组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辖耀县、富平县委和三原、高陵、白水等六个区委。此后，渭北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渭北游击队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1933年3月，陕西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支队的行动，并密切配合红二十六军的行动，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根据地各武装力量编入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改由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总指挥部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7月中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委派李杰夫、焦维炽、贾拓夫、汪锋、杜衡（后叛变）、李冲宵、刘映胜（杨声）、赵伯平、金天华等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根据地的割据区域拓展到三原、富平、耀县、泾阳、淳化五县的交界地区和高陵县、蒲城县、白水县的部分地区。

1933年8月，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国民党当局重兵疯狂“围剿”而严重受挫，红四团战略北移照金地区。8月14日，红四团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一并由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隶属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红四团成为红二团失败后陕甘边根据地的红军主力部队。1933年8月至1935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先后隶属中共陕西省委、中共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领导。1933年11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根据照金苏区失陷后的形势变化，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红四团改编为红四十二师骑兵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骑兵团下辖两个连，原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编入红三团。骑兵团仍隶属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因中共陕甘边特委不健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特委职权。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恢复成立，红四十二师及其下辖的骑兵团、红三团等革命武装改属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军委领导。同时，骑兵团政委杨森改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骑兵团一直在陕甘一带开展游击战，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北移后中共三原组织的形制演进

红四团转移照金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渭北革命根据地，数百名共产党员、游击队指战员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和残酷杀害，党政组织被严重破坏，革命活动转入“荫蔽”状态。此后一个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三原县的党组织在艰难曲折中恢复、发展，经历了多次变更和调整。

1935年6月，渭北苏区共产党员周芝轩、孙一君、谈国帆、黄子祥、唐玉怀（唐亦民）等组建了中共渭北工委，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8月，渭北游击队恢复成立，后改编为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第十九支队，隶属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领导。

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建立，中共渭北工委改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中共渭北工委先后下辖三原、蒲城、临潼、富平等县的4个中共支部和1个特支。1937年3月，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渭北工委撤销，中共三原县委成立；4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以党的基础工作较好的县为中心，领导周围各县党的工作”的决定，中共三原县委改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关设在武字区，下辖高陵、临潼、交口、富平及三原武字、西阳区委。

1938年4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1939年9月，中共三原县委又改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中共三原中心县委辖高陵、泾阳县委和三原县的5个区委。在三原党组织的恢复发展过程中，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从未停息，绵延不断。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北移与陕甘边南区的开辟

1933年8月下旬，渭北革命根据地大批地方干部转战照金苏区。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分别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成立三路游击队，建立三个游击区（根据地）。

1934年5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小石崖设立三路地区办事处，代行政府职能，主任黄子文（黄成章）。黄子文、金理科、李尚勤等在中部、宜君、富县、甘泉、正宁、宁县等地发动农民运动，成立赤卫军，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9月，陕甘边特委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并成立了以张邦英任书记的陕甘边南区党委，以黄子文任主席的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以张邦英兼任政委的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南区党委隶属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隶属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隶属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期间，张邦英、黄子文等在桥山山脉南段、陕甘两省的边界地带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赤水、淳耀、新正、新宁、永红、中宜、富西等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党的领导机关。

1935年10月，隶属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南区根据地全面形成。到1935年底，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正宁、宁县、旬邑、彬县、淳化、中部、富县、甘泉、洛川、耀县、宜君及同官部分地区。

1936年1月，以陕甘边南区为基础建立关中特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根据地南区是据守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渭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组成部分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历经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11月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成立。11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归属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办事处领导。1936年1月，陕甘边南区改为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1936年1月至5月，隶属陕甘省委领导；1936年5月至12月，隶属陕北省委领导；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又隶属陕甘省委领导；1937年4月，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关中特区归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县，面积75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中共关中特委改为中共关中分委，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隶属中共关中分委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县（时淳耀县包括淳化、耀县、三原县的各一部分地区）和淳化、旬邑八路军办事处。至此，原渭北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区域归属陕甘宁边区。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关中分区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4个县和双龙中心区。渭北革命根据地所包括的三原、淳化、耀县部分地区为关中分区管辖范围，故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关中分区的组成部分。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与三原的互动关系

三原县建置悠久，秦汉以来即为京畿屏藩之地，自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置三原县，先后四易县名，五迁城治，迄今已1560多年。

秦代，三原先属北地郡，后属雍。汉初属上河郡，惠帝四年（前191）置池阳县，改属左冯翊。前秦苻坚皇始二年（352）设三原护军。北魏罢护军，置三原县，属北地郡；孝明帝改三原县为建忠郡，治所在永安城，属北雍州。永安元年（528），县治迁至清水谷。北周时期，先废建忠郡，后撤池阳县，仍为三原县，改属冯翊郡。隋代，三原县先隶雍州，后属京兆，县治迁至永安镇（今富平县淡村）。唐武德四年（621），改三原县为池阳县，治所迁至今三原县城东北三十里刘家沟（今三原西阳境内）。武德六年（623），析池阳县为二，南北分治，华池县居北，治所在永安镇，三原县在南，治所在刘家沟，皆隶北泉州。太宗贞观元年（627），撤北泉州，并华池县为三原县，治所仍在刘家沟，隶雍州。五代梁朝，三原县改属大安府。五代后唐以后至元初，三原县隶属耀州。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县治迁至龙桥镇，即今三原县城，至今七百余年。明代，三原县先属耀州，弘治三年（1490）后，改属西安府。清承明制，县名、隶属均无变化。

近代以来，特别是清王朝被推翻以后，革故鼎新的社会环境，对三原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时期，尽管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救国强国依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政治上反专制、反复辟，维护民主共和；经济上大办新式工业，进行实业救国；文化上创办乡村学校，实行教育救国；思想上提倡民主、科学，实行科学救国。正是由于军阀内部各派之间相互制衡，故社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思想言论趋于活跃，出现了思想大解放潮流，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和民主科学思潮的兴起，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发展空间。

三原在明清时期就是陕西文化教育的昌盛发达之地，亦是渭北乃至西北地区的经济繁庶之区。特别是陕西靖国军长期驻扎在三原，开展反军阀斗争，支持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创办学校和进步刊物，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使三原逐步发展成为近代渭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以至于后来成为渭北地区的革命中心。

辛亥革命后，1917年三原行政区划改制，全县分为“整、军、肃、武、同、心、合、力”8个区，68个分团。渭北革命根据地就形成于三原县的武字区和心字区。按理，渭北革命根据地与三原县之间仅属于行政隶属关系。然而，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中的逻辑关系并不是如此简单，仔细考察后，便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有机互动关系。

（一）不断高涨的三原革命形势，激励和鼓舞了武字区的农民运动

三原县是陕西响应五四运动较早的地区，也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所以，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很早就在三原展开，特别是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在渭北地区影响很大。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办事处就设在三原县城，加之共产党又在三原开办了农民运动培训机构，因而很快就在三原县城周边掀起了农民运动高潮。革命运动的发展直接唤醒了武字区广大农民，在接下来的“交农”运动和之后的“武装围城”斗争中，武字区的农民便成为骨干和主力，而农民运动的开展正是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基础。

（二）繁荣发达的三原文化教育，为武字区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

近代以来，三原是渭北地区文化教育中心，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三原县中以及甲种工业学校等，都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为渭北各县不仅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同时也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渭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黄子文就是1923至1925年在三原县中求学时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由此踏上革命道路的。同样，习仲勋也是在省立第三师范求学时得到革命的锻炼和提高。还有后来始终在渭北根据地负责坚持斗争的孙一君也是这一时期在渭北中学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共组织的。就连最早请乔国桢在武字区开展农民运动的唐玉怀、郭明效也是间接接受了三原的培养教育，他俩先后在富平立诚学校读书，该校校长、共产党员严木三就是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的。严木三不仅给他们上课，而且培养介绍他们加入了共青团。渭北革命根据地的许多骨干都或多或少的在三原县接受过教育培养。

（三）三原党团组织直接指挥和领导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隶属关系尽管几经变迁，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三原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甚至在许多时段三原党团组织机构就设立在武字区。尤其是1932年11月中旬后，渭北革命根据地因遭敌“围剿”处于低潮时，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具体承担了恢复根据地、反攻武字区的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重组了渭北游击队，恢复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而且领导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之后，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又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为以后的战略北移准备了条件。

（四）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增强了三原人民的革命信心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三原的革命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也极为艰难，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只能“荫蔽”身份等待时机。渭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轰轰烈烈的“三分五抗”和武装斗争，激发了三原人民继续革命的极大热情。一批满怀革命豪情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鼓舞下又在三原掀起了反日救国的宣传高潮。他们集会游行，上街讲演，积极动员三原人民为抗日救国出力。这期间，三原的党团组织得到恢复，党团队伍也不断壮大。

（五）渭北革命根据地在逆境中顽强生存，鼓舞了三原人民的革命斗志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强大的不断“围剿”中，许多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牺牲，许多群众和积极分子遭到屠杀与关押，财物被掠空，家园被烧毁，但是仍然坚持斗争，在逆境中顽强生存。武字区距三原县城仅十多公里，那里发生的一切，三原有觉悟的人民群众感同身受。尽管有反动军警的严密监控和封锁，但人民群众对渭北根据地的关切和支持始终没有中断。三原地下党团组织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不断把武器弹药、征集到的钱粮物资，想方设法转送到武字区。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三原中共组织开辟了渭北根据地的两条秘密交通线，向陕北输送情报、药品等物资以及出入根据地的人员都是经过秘密交通线转送的。

四、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渭北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既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渭北人民反剥削反压迫、追求民主解放的光辉斗争史，也是一部跌宕起伏、艰难曲折的顽强抗争史。在渭北革命斗争中，众多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经历了磨难与创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历史铭记着那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曾遭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渭北根据地期间，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以杜衡、李杰夫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执行者过高地估计渭北革命形势，迷信城市中心论，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急于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区域建成大片根据地，对武装斗争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任务、要求和主张，致使根据地接连遭敌攻击受挫；他们采取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公开举行红四团成立授旗典礼、公开散发传单等冒险主义的政治活动，过分暴露革命力量，引发了敌人对根据地的残酷“围剿”；在敌人“围剿”时，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他们不能审时度势，灵活应变，造成大批革命同志被捕、牺牲。“左”倾路线执行者思想激进，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独断专行，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条政策，排斥异己，给抵制“左”倾错误的优秀干部带来了严重伤害。“左”倾错误的横行是导致渭北革命根据地严重受挫、战略北移的主要原因。

1935年秋，陕北错误肃反期间，渭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黄子文、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王柏栋、张策等都曾被错误关押；黄子文之妻李盛云、妻侄女李金芳，黄子祥的女儿黄培兰也被捕押，后黄培兰和李金芳被残忍活埋，她们都是17岁参加革命的学生。金理科、宋子琦等领导人也被错误活埋。10月中旬，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习仲勋、黄子文、张秀山等人才被释放。陕北“肃反”扩大化，是“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陕甘晋省委等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在这次罪恶的“肃反”中，渭北根据地众多干部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迫害，许多忠实于党的革命同志蒙受冤屈。

（二）新中国成立后渭北革命根据地干部群众多次蒙受不白之冤

20世纪50年代初，受“高饶事件”牵连，西北革命史、陕甘边革命史成为研究禁区。其间，渭北根据地史也被严密封闭，既不准研究，更不准宣传。曾经在三原县博物馆刚刚开始举办的武字区革命根据地史展览，被当时的陕西省委领导下令立刻关闭，而且追查革命根据地史编写人员的政治责任，致使许多在展览中征集到的珍贵革命文物和渭北根据地亲历者编写的渭北革命史稿损毁丢失，对宣传、研究渭北革命根据地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所谓小说《刘志丹》问题，被康生诬陷为“反党集团”而“隔离审查”，并被下放河南劳动“监护”。从此，渭北革命根据地又被挂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线上遭到错误批判。习仲勋的家乡富平县淡村，习仲勋闹革命时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尤其是三原县武字区都被打成“反党老巢”，当年很多与习仲勋一起在渭北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工作的老党员、老革命和群众都受到株连，遭到批斗和迫害。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编写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曾经深入到渭北根据地，在许多老红军、游击队员和武字区群众中进行过调查访问。结果凡是接受过作者采访的人均受到重点牵连，强逼他们交代与“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关系，强迫他们揭发习仲勋“为高岗翻案的罪行”。不仅如此，还清算历史旧账，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曾任渭北革命根据地武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四团团长，新中国建立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的黄子祥被以所谓“长期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为反党分子笼络人心”、“受习仲勋反党集团多方庇护”等问题定为反党分子，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习仲勋在遭到诬陷后被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复出；1979年3月，黄子祥年近八旬时才被恢复党籍和公职待遇。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渭北革命根据地也遭到变本加厉的诬陷，被诬蔑为“黑窝子”，武字区地下党被定为“叛徒”、“狐群狗党”、“特务集体”。渭北革命根据地武字区的黄子祥、唐玉怀、肖德印、孙志正等64名共产党员中，11人被定为特务，14人被定为叛徒，3人被定为土匪，5人被定为反党分子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22人被诽谤为敌伪乡保人员。他们当中，被批斗迫害者无人幸免，很多人被迫害致残、自杀或关进监狱，且恶果殃及几代人，亲属子女不准参军，不准上学，不准当工人，不能入党入团。当年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黄子祥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唐玉怀被诬陷迫害致死。渭北革命根据地及其众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多次蒙受的不白之冤，成为渭北人民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

（三）历史使命的召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先后平反和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后受到污蔑和不公正评价的渭北革命根据地也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受到迫害的老党员、老同志也得到平反昭雪。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组织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大，渭北革命根据地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20世纪80年代，省委、省政府和三原县委、县政府在原武字区修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举行了缅怀纪念活动。但是，多年来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定位仍然不够全面、准确，宣传力度也不够大，与其他根据地的研究和宣传推介相比明显滞后，其革命传统教育效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系统研究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认真总结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深切缅怀渭北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渭北烽火光耀史册，红色记忆咏唱千秋。为了重新唤起渭北革命记忆，永远铭记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对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做出的不朽贡献，大力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在血与火中铸就的渭北革命精神，以期为实现渭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提供不竭精神动力。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和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