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神府苏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中，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以五一二团、五一三团、五一四团进攻神府苏区。其具体部署是：五一二团由府谷南进，五一三团由神木沿窟野河斜向东南，五一四团在万镇至佳县通镇分别构成南北向两个对外正面，北向神木、府谷，南向米脂、佳县。井岳秀在神木设立了“剿共”总司令部，由该师第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担任总司令。井岳秀与阎锡山取得联系，由晋军在黄河东岸保德至临县一线布防封锁，形成合围之势。井岳秀在“围剿”神府苏区时，采取修堡筑点，合并村庄、编设保甲、胁迫自首等办法，企图逐村蚕食，最终消灭红军游击队。
在神府苏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左倾错误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苏区的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王恩惠在1983年9月所写的《艰辛的革命历程》一文中指出：“在肃反政策上，错杀了许多好人。王兆相、张秀山的父亲被杀害，引起了红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及其家属的极大义愤。把从山西过来做生意的小商人当作阎锡山的侦探杀掉。把已经缴械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排长也杀了。把陈家坪一家地主杀光。”王恩惠写道：“在干部政策上唯成分论。呼子威本来是个中农，又不识字，就因为会箍担水桶，便认为是工人，就当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对上过高小、初中的同志都当作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加以排斥。”
王兆相回忆说：“有一阵子，连赤卫队，开辟村庄的工作队、小游击队，党支部都有捕人杀人的权利。往往因为说了一句错话，或者顶撞了哪位领导干部，就有可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杀掉，因而错杀了一些无辜的人。”
在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下，神府苏区军民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5年3月22日至23日，中共神木县委在园子沟召开会议。会上，大多数人提出了袭击战斗力较弱的花石崖国民党军骑兵的方案。但是，这一方案却遭到主要负责人的否定，而坚持要集中全部红军，调动大批赤卫队，攻守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新寨子。根据会议的决定，3月26日，在九五会村集结了红三团及游击队400多人，党政干部200多人和赤卫队员近2000人待命。然而攻打新寨子的消息被泄露，红军在对变化了的敌情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于3月29日拂晓向新寨子发起强攻。担任这次战斗总指挥的王兆相回忆说：“战斗打响之后，发现国民党军早有准备，不仅增加了兵力，而且构筑了很多工事。而国民党部队凭借工事坚固，我方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刘鸿飞刚冲到村里就中弹阵亡了。整个部队由于红军和赤卫队混编在一起，指挥不灵，乱作一团，显然很难取胜。我又转念一想，如果国民党骑兵闻讯赶来增援，那我们就更危险了。于是急忙同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很快撤出战斗，果不其然，部队刚刚撤出几里地，国民党骑兵就到了新寨子。”
新寨子战斗失利，红三团参谋长刘鸿飞英勇牺牲，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伤亡百余人，使干部群众的情绪大受挫伤。
新寨子战斗后，“围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进犯到栏杆堡、瓦罗、马镇、合河、盘塘、沙峁镇一线，并沿这一线设立了40多个据点。以刘润民为总司令的“剿共”总司令部也由神木县城移驻沙峁镇。
4月20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骑兵营邬青云部突袭贾家沟村。共产党员、神木二区22岁的女巡视员黄云爱和两位弟媳刘金珍（18岁）、贺博芳（16岁）在帮助群众全部撤离村子后，才向山里奔跑，被国民党骑兵发现、追赶。黄云爱等将国民党军引向与群众隐蔽处相反的方向。当她们跑上山顶时，才发现前面是20多米悬崖峭壁的西沟辿。在疯狂追捕的国民党军即将逼近身边时，黄云爱、刘金珍、贺博芳三妯娌毅然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在神府苏区反“围剿”形势空前严峻的紧急关头，中共神木县委扩大会议于5月初在呼家庄召开。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特派员王达成的提议，会议决定取消特派员包揽一切的制度，成立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撤销神木县委。会议推选王达成任神府工委书记，张晨钟为副书记，组织部长贾令德，宣传部长乔钟灵。为便于领导神府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将中共神木县委分为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三个县委。东县委书记王恩惠，西县委书记乔钟灵，北县委书记刘北垣。会议还决定派遣呼子文（后叛变）任府谷县委书记，带一批干部去府谷坚持工作。
这次会议还决定改编原流窜于甘肃、内蒙古一带，后进入神府地区，要求与红军“合作”的史文华部队为中国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任命史文华为师长，王兆相为政委。该师下辖两个团，贾怀光、刘世英分别任政委。会议还决定另外抽调16名红军干部担任该师各连政治指导员。王兆相回忆说：“师部改编后，我们与史文华共同研究，对该部制定了四条纪律：（1）不能反对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2）遵守苏区纪律；（3）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更不准调戏妇女，违者死罪；（4）没收地主财物，100元以上归公，贪污者一律严惩。”
史文华部接受改编不久，转入外线作战时，史文华又起异心，将王兆相等19人送回苏区，带着这支武装投靠了国民党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
5月中旬，中共神府工委在白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趁刚刚进驻太和寨的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营立足未稳之机进攻太和寨。5月29日，红三团在逼近太和寨阵地时，发现守敌早有戒备，遂转而突袭驻毛家湾的国民党军骑兵连，歼敌四五十人。毛家湾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神府苏区军民的斗志，但反“围剿”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6月19日，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红三团向窟野河东岸国民党军腹地据点瓦窑渠发起进攻。由于守敌工事坚固，防守严密，进攻失利。在撤出战斗途中，红三团又遭到分别来自瓦罗、沙峁、石窑的三路国民党军夹击，部队伤亡惨重。在瓦窑渠战斗中，红三团三连连长刘增荣和一连指导员马尚前英勇牺牲。
瓦窑渠战斗失利后的第二天晚上，红三团骑兵连指导员柴瑞率该连大部分战士叛变，红三团参谋长赵希贤也被裹胁在内。王兆相回忆说：“团领导和工委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暂且不管，待突围后再说。于是部队继续向西撤退，避开太和寨、陈家坪之敌，天亮时撤到国民党部队尚未占领的何家沟村。部队刚刚驻下，就接到赵希贤派人送来的信，说准备叛逃的骑兵连正在高念文村，要我们快去截击。于是，杨文谟政委亲自率领两个连快速赶到高念文，把骑兵连包围起来。骑兵连的战士多数是受蒙蔽的，真相一白，立刻倒戈。叛徒柴瑞当场被打死，其他人大部分回了红三团。”
瓦窑渠战斗的失利和骑兵连叛逃事件的发生，使神府苏区反“围剿”斗争形势急转直下，苏区三分之二的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十分之九的村庄被编了保甲。
6月下旬，中共神府工委在何家沟、任家山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红军和地方干部缩编为200人左右，分为九个小分队，到各区自行游击；不带枪的红军战士全部遣散回家；红十一支队过黄河，在山西兴县一带活动。会后，王达成离开神府，经山西去找中共陕北特委汇报工作。这时的神府苏区除佳芦一带小部分地区尚能坚持斗争外，大部分地区已无法公开活动，被迫转入隐蔽斗争。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使神府苏区原有的23个区被国民党部队占领了18个，各级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大多遭到破坏。3800多名党、团员仅剩下400多名，500多名地方干部仅剩下100多名。许多共产党员、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
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王达成在1985年6月所写《我在神府地区工作的片断回忆》中说：“国民党军的 ‘围剿’、封锁，割断了神府苏区与（陕北）特委的联系。我们当时根本得不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示精神，对全国以及陕北的形势都不甚了解，一度甚至连国民党军 ‘围剿’陕北苏区的情况也不能及时得到，只能间接看到或听到一些零星情况。当时，有些上级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文件和指示精神，在我们的思想上是有影响的。我们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 ‘围剿’的战斗接连失利，使革命遭受挫折，教训是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