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中国带来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他们辩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时期（1921—1927）。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建党初期即党的一大前后，并没有立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相反，党的一大关于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最为直接的斗争目标的主张，恰恰是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相适应的。不过，早期的共产党人很快就看到了在中国实际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注意到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实践于中国具体国情的问题，因而他们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运用，初步倡导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的思路，对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基础，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目标。1923年6月党的三大确定看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达成了与民主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共识，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这些正确结论和独立的探讨不仅为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初步积累了经验，而且也为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经验。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探索与转折时期（1927—1935）。
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开展，面对中国革命大起大落的复杂形势，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许多共产党人纷纷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的苦苦探索。1927年8月以后，共产党人同时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条是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另一条是效仿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边远的农村进行武装暴动，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为代表，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毛泽东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绝大多数人口的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须上山打游击，武装割据，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尽管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却是中国实际的要求，井冈山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重要成果。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内“左”倾领导人，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但对于包括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传统却持否定态度，对共产国际指示盲目迷信甚至顶礼膜拜，反对将党的重心工作转移到农村，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全国苏区几乎全部丧失，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在改组中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大飞跃时期（1935—1945）。
从遵义会议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基本上明确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历史性飞跃的10年。
在这个飞跃过程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而言，实现了五个方面的理论大发展：一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哲学基础，二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三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四是构建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五是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从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肃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根源，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全党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24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代表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以这个思想体系武装起来的党，必将给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有了历史决议的思想基础，党的七大决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这样，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后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推进时期（1945—1949）。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局部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主要体现在：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创立了战略进攻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做了新概括，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制定了各项具体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建立新中国的构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权学说。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最伟大的实践成果。
（二）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比较多曲折和挫折的一段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并存的历史，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稳步推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篇章。新中国头三年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准确地说，是建立一个比在根据地局部发展更为全面、形态更为完备、模式更具典型意义的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到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凯歌进行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重大进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探索的主要成果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更有一些独特的、成功的创造，如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前行时期（1957—196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高峰之后，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逐渐低落。1957年夏天以后反右派斗争的直接后果是动摇乃至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和对阶级斗争形式的正确估计，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自此之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逐渐地被抛离正常轨道。
由于对在帮助党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攻击性言论做出了过度反应，在反右派斗争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党对八大明确了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逆转。此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它包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好的实践经验。这除了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成果外，还有1959年庐山会议前八九个月的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以及1960年后几年调整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超越历史条件，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二是政治领域形成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发生了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在这10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交错发展。一方面是逐步深入地调整和对“左”的错误一定程度的纠正，一方面是阶段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加上国际上一些因素的作用，使后者的发展难以遏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重挫时期（1966—1978）。
经过近10年的曲折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没有重返正确轨道上来，相反还在“左”倾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被拖入“文化大革命”更大的政治漩涡之中。出于对形势的严重估计，毛泽东采取“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希望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运动所确立的“抓革命、促生产”发展模式的确不同于传统模式，但也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文化大革命”使前10年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达到极端，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改革萌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思潮的错误回应。虽然从形式上它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实际，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歧途。在其中，在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两次整顿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伸的重要环节。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占有比较特殊的位置，这段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自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并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成就非凡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初步实现时期（1978—1992）。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怎么走，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性课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已经变化了的世情、国情，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了新的历史征程，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理论方面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系统阐发了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其二，坚持并捍卫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其三，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邓小平理论。
从实践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国跨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特别是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突破了长期以来在经济体制上“左”的观念束缚，使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从而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重要进展时期（1992—2002）。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新的重要进展。
从理论方面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推进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其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其三，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实践方面看，中国共产党人也从多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首先，围绕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等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其次，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步伐。再次，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最新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
新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我国进入一个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并存的阶段。当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的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局势，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提出来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也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其二，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科学整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其三，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
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的角度来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从多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首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地位，十七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其次，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从而指明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强大动力、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再次，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将“三个文明”发展为“四个文明”，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格局。
总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尽管也遭受到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考验，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清醒认识，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各种风险考验面前都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