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现实的展开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一个由少数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发展过程。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来龙去脉及其科学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初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近代以来，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缩短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差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就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把握，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犯了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做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论断。但是，这一思想在当时还没有完全被全党所接受。1931年—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促使全党深刻反思，开始在中国革命两次失败的教训中总结经验，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提出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就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的产物。

“中国化”提法的集中出现始于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至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继承“五四”启蒙运动为宗旨，为“挽救国难”而发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运动中，不少参与者反思中国知识界现状，纷纷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

早在1930年，吴文藻就提出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社会学，使社会学“彻底地中国化”。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术中国化”才成为全国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张申府在《论中国化》中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1936年，马克思主义者陈唯实在其著作《通俗辩证法讲话》中，率先提出“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问题。1937年，哲学家张申府在推行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主张。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成为“中国化”运动的思想主流。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是艾思奇，1938年4月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 “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够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方法论武器”。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向全党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环境”,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提升到“中国化”的认识高度。他说，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仅仅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 “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为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更深入的传播，又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从而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他向哲学界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对于如何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中，艾思奇给出了答案。他说，除了要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外，“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注重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一阐释思路与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中提出的思路基本相似。胡绳认为，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二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艾思奇、胡绳提出的这些原则既是哲学中国化的必经途径，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工作，随着大批先进分子涌人延安，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也随之开展起来。在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化”思潮的演化按照：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发展。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运动当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历史的总结，渐渐统一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等提法越来越集中出现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著述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使用“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提法，王稼祥则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渐渐明确：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并决定将它确立为中国革命的旗帜。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即已完全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1945年4—6月，中国共产党七大于抗战胜利前夕召开，刘少奇所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七大通过的党章，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他在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刘少奇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的报告，是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著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频繁的一篇。它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总结，提供了此后界定毛泽东思想的范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入七大党章，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全党的共识。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一度放弃与重提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被使用更多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提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通俗并更带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被理论界在学术研究中重新使用并广泛传播。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正式重提此概念，认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胡锦涛从2001年9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到200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多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直到十七大报告，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6次之多。至此，“中国化”成为一个最主流、最盛行的话语。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关系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