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尹其人及其思想

一、关尹其人及其思想

1．关尹其人其事

关尹，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人，为老子老聃的弟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迺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迺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史记·正义》云：“《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史记·集解》云：“《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注1

注1：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刊印《史记》标点本。

《汉书·艺文志》云：“《关尹子》九篇。（关尹）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吕氏春秋·审己》“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高诱注云：“子列子，……请问其射所以中於关尹喜。关尹喜师老子也。”《吕氏春秋·不二》“关尹”，高诱注：“关尹，关正也，名喜，作《道书》九篇……而老子到，喜说（悦）之，请著上至（当为‘下’）经五千言，而从之游也。”成玄英《庄子·天下·疏》云：“老聃，姓李，名耳，……字老聃，即关尹之师老子也。师资唱和，与理相应。”《庄子·达生·疏》云：“（关尹）是老子弟子，怀道抱德。”

由以上文献所记可知，关尹，名喜，曾做过关令，老子西行“至关”，与老子相见，促成其著《老子》，并跟从老子，以老子为师矣。

不过，也有不同于上述之说的记载。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序》云：“（老子）出关，关令尹喜从求著书，作上下二篇。”李尤《函谷关赋》亦称“尹喜”。又，葛玄《老子道德经序诀》云：“老子体自然而然……老子去周西度关，关令尹喜宿命合道，豫占见紫云西迈，知有道人当度，仍斋洁烧香，想见道真。……老子度关也，喜见老子，迎设礼称弟子。”《庄子·达生》“子列子问关尹”成玄英疏云：“古人称师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二义，故曰子列子，即列御寇也。（关尹）姓尹名喜，字公度，为……关令，故曰关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怀道抱德，故御寇询之也。”葛洪《神仙传·尹轨》云：“尹轨……其远祖尹喜……遇老君（老子）与说经。”陆德明《经典释文·老子叙录》云：“（老子）乃西出关，为关令尹喜说《道德》二篇。”《庄子·天下·音义》云：“关尹，关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老聃，即老子也，为喜著书十九篇。”成玄英《庄子·天下·疏》云：“关尹，姓尹，名熹，字公度……关令，故为（谓）之关尹也。”似皆谓关尹姓尹，名喜（或熹），字公度。而《楼观先师传碑》说他“姓尹，名喜，字公文”。

笔者认为当应称作“关尹”，名喜。《国语·周语》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韦昭注云：“关尹，司关，掌四方之宾客，叩关则为之告。”可知“关尹”是官职名，即“司关”的官长。刘向《关尹子书录》亦云：“关尹子，名喜，号关尹子。”《庄子·达生》、《庄子·天下》、《吕氏春秋·不二》、《吕氏春秋·审己》等皆先秦故书，而称“关尹”（以官职为称名），必有所据者，当从之也。据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令尹喜”，其“令”字当为后人妄增，原文当为“关尹喜”，应理解为“关尹名喜”。

又，有学者提出，关尹与老子不同时，老子当然不能为关尹之师。刘汝霖云：“《吕氏春秋·不二》将关尹列在墨子之后、列子之前。墨子以后之关尹，绝不能得见老子。《吕氏春秋·审己》、《庄子·达生》皆载列御寇、关尹相问答，似乎二人有师徒之关系。《庄子·让王》称列子得见郑杀驷子阳，此事在周安王四年，上距孔子之死，已八十三年，所以无论如何关尹绝不能与孔子同时，亦不能强老子著书。”对于此种发难，高亨曾批驳之，不妨抄录高氏之语于下：

“考关尹、列子与驷子阳同时，其说发自汪中《老子考异》。此否认史迁所记者也。亨按《庄子·达生》、《吕氏春秋·审己》皆记列子与关尹子相问答，则关尹与列子同时，明矣。今考列子与子产同时，《庄子·德充符》:‘申徒嘉，兀者也，而与子产同师于伯昬无人。’《田子方》:‘列御寇为伯昬无人射。’《列御寇》：‘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昬无人。’此列子与子产同时，一证也。《吕氏春秋·下贤》:‘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门也。’《庄子·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见之而心醉，以告壶子。壶子曰：尝试与来，以予示之。’云云。《淮南子·精神训》记此事作壶子林。是《庄子》之壶子即《吕氏春秋》之壶丘子林，此列子与子产同时，二证也。子产与孔子同时，卒在孔子先。子产、列子、关尹既皆同时，则关尹能见老聃决矣。又，刘汝霖谓郑杀驷子阳在周安王四年者，本于《史记》。《史记·六国年表》:‘周安王四年，郑杀其相驷子阳。六年，郑相子阳之徒杀其君繻公。’《郑世家》:‘繻公二十五年，郑公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繻公。’讵知列子所见之子阳，决非《史记》之子阳，请证明之。《庄子·让王》:‘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吕氏春秋·观世》文略同。细观此文，列子妻对列子言称子阳为君。列子对其妻言，亦称子阳为君，则子阳为郑君，明矣。且《史记》之驷子阳，《史记》明言为郑君所杀，子阳之党又杀郑君以报之。《庄子》之子阳，明言民作难而杀之，则非一人，亦明矣。其证一。《韩非子·说疑》:‘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陈灵公身死于夏徵舒氏。荆灵王身死于乾溪之上。’《韩非子》之子阳，正《庄子》之子阳，而非《史记》之驷子阳。其证二。《吕氏春秋·首时》:‘郑子阳之难，猘狗溃之。齐高国之难，失牛溃之。众因之以杀子阳、高国。’又《适威》：‘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猘狗，而弑子阳极也。’《吕氏春秋》之子阳，正《庄子》之子阳，而非《史记》之驷子阳也。其证三。《淮南子·氾论》:‘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於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淮南子》之子阳，亦《庄子》之子阳，而非《史记》之驷子阳也。其证四。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曰：‘子阳郑相，或曰郑君。’注《适威》曰：‘子阳郑君也，一曰郑相也。’注《淮南子·氾论》曰：‘子阳郑君也，一曰郑相。’觇《庄子》所记，则子阳郑君也。而刘（汝霖）乃以子阳为郑驷子阳，据以断定关尹、列子之年代，岂不谬哉？余故曰：关尹与老子同时，有相见之可能。”高氏的考证甚为有力，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关尹喜生当春秋末期。老子西行“至关”时，他正做关尹（司关的官长）。至于老子“至关”的时间，我们可从“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和“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的记载入手，予以考证。我在《老子“至关”居秦国活动考实》一文中，指出老子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其时老子七十三岁，孔丘五十三岁，孔丘于五十一岁时曾多次在沛地向老子问道，老子不大可能在其七十一岁或七十二岁之时离开沛地西行）至公元前496年的某一时段，离开沛地向秦国进发。假设关尹喜此时段为四十岁，则其生年当为公元前545年—前541年，小于老子二十七岁至三十一岁，小于孔子七岁至十一岁。假设关尹喜活了九十岁，其卒年当在公元前455年—前451年。根据高亨的考证，关尹喜与子产、列御寇等人同时，依《史记·郑世家》载，子产死于郑声公五年（公元前496年），其时关尹喜已四十五岁至四十九岁，这是完全可能的。关尹是老聃的弟子则无可惑疑。

关于关尹喜的生平事迹，除做关尹而迎老子，促成老子著书两篇之外，他还做过列子的老师。《庄子·达生》云：“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请问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语女（汝）！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穷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将处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这段对话，《列子·黄帝》亦载，文句基本相同。所记述列子向关尹问学，显然关尹与列子是师生关系。关尹向列子所讲的是“至人”的境界，即“纯气之守”（保守纯和之气）和“神全”（精神凝聚）至境的命题，这“乃是一种通过人体内在的生理潜能（‘纯气’）的修炼而获得的某种超人的、可以避除任何外物伤害的特异功能。”这种通过“纯气之守”的修炼而达到“神全”的“至人”境界的方法，是关尹养生论的主要内容。

又据《吕氏春秋·审己》云：“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关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此段对话，《列子·说符》亦载有。高诱注《审己》云：“子列子，贤人，体道者，请问其射所以中于关尹喜。”又云：“知射，心平体正，然后能中，自求诸己，不求诸人，故曰‘知之’。”张湛注《说符》云：“射虽中而不知所以中，则非中之道；身虽存不知所以存，则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异；贤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卢重玄解云：“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命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守之，是谓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独射焉，为国为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贵其中，贵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国理身者亦不贵其存，贵其所以必存。”关尹通过让列子反复多年练射中之道，告诉列子守其所以射中之道而勿失；修身之理也同此，守其所以身必存之道勿失。联系此节文句前壶丘子林和关尹子对列子所讲“持身”问题，此处其实通过所以射中之道，告诉列子其身必存之原因就是“心平体正，内求诸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