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际局势

无论是谁，只要不厌其烦地翻阅中国历朝历代与别国的外交关系史，都会对一个事实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多种势力长期结合，虽缓慢却不断地施以影响，才缔结了如今的这些条约。洋人最初来华，仅为经商买卖，但由于中国长期的轻商排外，他们一直在抗争，甚至诉诸武力，使得中国政府屈服，种种条约也就应运而生。当然，最让洋人垂涎的便是通商的权利。中国最终表示愿意接受通商要求，但只能允许通商口岸设在东南边陲的广州，因为这里远离京城北京。多年以前，笔者在陕西游历，途经省府西安，偶获一份珍贵的历史文档，上面清楚地记载了美国当局对首位获准进入中国的美国官员约翰·威廉·戴维斯（John W.Davies）的一些指示。在这封信中，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称道光皇帝为“伟大的好朋友”，并委派戴维斯教士“拜谒陛下”，向他转达亲切的问候。这或许是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总统的本意，但是戴维斯仅仅获准在广州登陆，一行外交使节始终滞留在广州，最终无缘见“天子”一面。

早期洋人在中国经历曲折，反反复复，如果一一列举，恐怕鲜有读者有此耐心细细研读。更何况当时上至朝廷，下至文武百官，都孤傲清高，俨然目中无人，有时甚至对洋人恶言相加，阻挠经商行为，这于洋人而言是忍无可忍的。现在看来，我们认为任何民族，只要稍有自尊自重，都无法长时间忍受如此的冷遇和偏见。但在当时，洋人还是选择隐忍，不愿与中国当局直接冲突。其间曾有这样一段插曲：一名美国水手，不小心将餐盘从手中滑落，砸到了一位刚好在船舷旁的中国船夫。这很快引发众怒，要求严惩凶手。船长迫于压力，向当局交出了那名水手。那个可怜的家伙受到了公审，旋即被施以绞刑。同时，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与中国官方争端不断，矛盾一挑便起。可能是因为当时复杂的局势，据说两广总督的人选在处理洋人问题上都有一手，他们对洋人几乎都奉行先忍让、再冷落、后动武的政策。

时局如此，爆发鸦片战争就不难理解了。先前数十年，一些中国人吸食鸦片成瘾，对鸦片的依赖性极强，难以戒除。随着吸食鸦片人数的不断增加，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刚好迎合了英国商人的需求，因为他们手中囤积有大量的鸦片。因此，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推波助澜，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当然，不可否认，即使没有鸦片，这一仗迟早也要打。战后，很多正直的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在议会和其他公开场合多次宣称，单就战事而言，中国人表现的英勇非英国人能及。然而，战事归战事，没有国家会为了战争而战争。这场战争关乎比鸦片贸易更为紧迫的问题，那便是中国的未来问题。中国的统治者们无知愚钝，刚愎自用，对此显然认识不足。为了世界的和平和中国的福祉，武力手段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警醒并敲打中国人，迫使他们摒弃自己无知的高傲心态。最终大英帝国，权衡再三后，以战争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的。在谈及这场战争时，总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对中国王朝实施的赤裸裸的掠夺。显然，他们都无视上文所述这一重要事实。

终于，一切尘埃落定。1842年春，签订了《南京条约》。威廉姆斯博士认为，无论是从政治、商业、道义还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该条约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影响深远，造福万国”。这一说法颇有道理。大清国君先前对洋人不理不睬，不尽人道；他锁国排外，断洋人财路；他无视外交礼仪，慢待他国使臣。条约的签订大大挫伤了他的威风与高傲。条约规定，开放四个新的口岸，主要是因为英军早已占领四地，不愿抽身而退。另外，英方要求占据一个港口，供其船只补给、修整，于是清政府不得不让香港受英国殖民统治。二十年后，在新开放的口岸城市，成片土地或被割让，或被租赁，成为西方各国的租界，拥有自治权，俨然成了国中之国，这极大地满足了列强在中国扩张的需要。

洋人在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司法审控。这一特权引起争议不断，滋生了很多矛盾。上海租界内的生意日益兴盛，商行林立，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入其中，谋求生计。本土官员对租界内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管理松懈。遇到违法犯罪，也是惩罚力度不大，力求宽大处理。当然，租界犹如“国中之国”，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因此所谓的“混合法庭”应运而生，各自审判辖内案件，互不干扰。然而，无论是中国法官，还是洋人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一旦徇私舞弊，稍有不公，矛盾就会随之加剧。但凡涉外案件中，遇到待遇不公、司法不公时，中国人往往听之任之，隐忍度日；日本人的表现则是大相径庭，疾呼不平，随后奋力抗争，争得了绝对的治外法权。但这对中国人，上至朝廷王子，文武百官，下至数以万计的平民百姓，都是眼中钉、肉中刺。这极大地冲击着这个泱泱大国的民族自尊，也时刻警醒他们，国策缺乏远见，国家贫弱不堪，远远落后于其他“兄弟国家”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洋人获准进入广州城。然而，当地官员依旧我行我素，排洋轻洋，拒不执行条约规定，阻挠洋人入城。这一状况持续达五年之久，该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但随后，一位英国船长，率领几艘战舰，攻克了把手珠江口的据点。并且强迫当局开放广州，允以更多土地，用以居住和仓储；要求当局采用其他开放口岸城市通行做法，两年内向洋人无条件开放城门。但是两年期限一到，清朝国君便传令两广总督，要其警觉洋人用心，无视承诺，停止开放。在粤英人，颇感愤恨，但是由于他们宣称的诸多权利在先前条约中并未明确表述，在得到伦敦当局的授意下，他们不再给清政府施加压力，放弃进城。这一状况直到1857—1858年英军占领广州后才得以改善，洋人终于可以自由进出广州。

仅从广州开放一例来看，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外界环境虽因武力介入而不断改变，中国人和清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抵抗的。因此，在国门被迫打开后的十五年间，英国人还是由于中国人的有形无形的抵抗而抱怨不断，双方因各自的利益而冲突迭起，有愈演愈烈之势。依此情形，新的战争一触即发。果然，英方以一琐碎争端为由，再次向中国开战。他们无视中国的权利诉求，对上一次战争前的国际舆论也是充耳不闻。战争虽在持续，但英方无疑在道义上成了众矢之的，诸多国家对此予以批评谴责。贾斯汀·麦卡锡（Justin McCarthy）在他的《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中讲道：“事实上，英国悍然发动此次战争，是典型的倚强凌弱，无视法律。它明目张胆，罪不可赦，历史上鲜有此类事件。”有趣的是，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他本人也常被指责有失公允。应该说，战争本不可避免，英方的立场和诉求并无大错，但是战争期间有一些事件令人遗憾，因为它们给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以重重一击，阵痛尚在。所以，他们仍然记恨洋人，无视条约规定，继续抵抗。1858年，英军在遭遇轻微抵抗后占据大沽据点。清政府因为担心战局进一步恶化，随即在天津举行谈判，签署条约。说到谈判，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在日记中这么写道：“作为谈判者，我感到痛苦万分，因为我的对手们虽恐惧有加，却毫不理智，而且对议题和自身利益熟视无睹，无知到极点。”

随后清政府与英法美分别签署了《天津条约》。翌年，条约生效，三国要求换约，英法旋即指定北京作为换约地点。清政府接受这一要求，也是出于无奈，此时它已无后路可退。但同时，清政府在大沽炮台聚集军力，延伸至北河一线，以加强防守。所以，当英军舰队按约定开驻天津时，遭到顽强抵抗。因全无防备，登陆受挫，死伤惨重。此一役，英军89人丧命，345人受伤，被迫撤离。

直到一年多后，英法联军才从内陆后方攻陷大沽炮台，一路向京城北京逼近，想要威逼清政府再次签约。他们认为这一条约意味着新时代的到来。在进军北京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处事之道与其他民族大相径庭。进军北京，势必要踏平天津和通州，但是两城不约而同，缴械投降。而且答应补给联军，但要求一不伤黎民百姓，二不扰乱民生。另外，英军中的香港苦力军团在进攻中屡建奇功，不可或缺。一些苦力也曾被清军俘获，但清军对他们并不杀头示众，而是将他们的辫子剪掉，然后放生。还有，清军背信弃义，杀害了为了和谈而只身进入通州城的帕克斯先生（Mr.Parkes）一行。这激怒了联军，为了“郑重报复”，联军一举烧毁了颐和园和周边皇室林园。当年所造成的破坏，直到近几年才得以局部修复。

至此，虽有违本意，清政府还是迫于压力，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与西方列强建立了关系。根据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所有签约国家都能分享战果，瓜分利益。诚如马丁博士（Dr.Martin）所言，诸多国家一举平起平坐了，就好像所有船只的水位一下子都提升到同一水平一样。

如果要了解中国人在条约签订后的举动，就有必要先考虑他们在诸多事件上的观点。这些事件都被囊括在一系列条约中，作为条款，但没有一条不是经过激烈辩论甚至不断摩擦才得以制定的。《天津条约》是同四个大国同时签署的，关税条例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条约中并无条文规定修订事宜，因此如果有朝一日，中方发现由于关税比率和多如牛毛的限制性条款等问题而感到不公，就必须召集四国，条约才能得以修订。这些条款规定，虽然牢牢束缚了中国人，他们却浑然不知。这种状况还在持续，洋人仍旧存在，利用条约不断施压，甚至强制执行其中条款。这是否会使中国的子子孙孙背负阴影，重新挑起事端，重燃战火，尚不得而知。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假设我们国家被迫对所有进出口货物同意按价征收5%的关税，那么政府民众都会有工作流失甚至失业现象发生。

苦力贩运源于中国南部沿海区域，以澳门港为中心，向全球辐射。劳工所受之苦难，在近代史上也属罕见，这于中国而言，则是莫大耻辱。《天津条约》生效以后，洋人曾派专员前往古巴和秘鲁调查苦力劳工情况，后拟成书面报告，却遭到中国官方痛陈。他们认为，这些苦力皆自作主张，私订契约，出国劳作，故他们不在政府保护范围之内。他们所受任何苦难，均是咎由自取，只能自食其果，与清政府毫无瓜葛。情况后来有所改善，清政府官员也研习了国际法，逐渐知晓自己曾经犯下的可悲错误，使得大清子民曾遭受荼毒，使得在美苦力还不时受虐。普通美国人如果在中国受到不公待遇，美国政府便会小题大做，要求严惩凶手，才会欣然接受。而中国苦力在美国石泉等地惨遭大规模屠杀，数量惊人，美国政府才会出面向中国大使或者如李鸿章之流的好事官员通报。他们言辞不一，极尽推脱，要么推说这些惨案发生在一些尚未加入联邦的准州里，那里政府管控较为松懈；要么狡辩说发生在他国，参照美国宪法，当局并无司法权。总之，此类事件最后都会不了了之。即使这样，受害苦工的亲友，一旦回国，都会为自己享有的“平等权利”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在国外，人生而平等；而在国内，人生而不平等。这种声音在中国国内发行量不断增大、影响日益加深的报纸上也得到了渲染，类似的怨言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跃然纸上，为后来发生的疾风骤雨般的运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积蓄了力量。

可以这么说，《天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踏进了邦交时代，尽管这并非清政府的本意，甚至是有违其意。但是对这种邦交关系，清朝君王们知之甚少，也漠不关心。中国虽违本意，受挟持而开始邦交，但他们向来处事灵活，能屈能伸，所以也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从《天津条约》签订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其间四十年可以简单地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以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收场。第一阶段始于1860年条约签订，终于1870年天津发生屠杀洋人惨案。其间前五年，清政府还在疲于应对太平天国起义；后五年中，蒲安臣使团遍访西方各国，强调西学，扩展友邦，颇有成效。但随后蒲安臣离世，这一使命也就无疾而终，寄托于此的希望也旋即破灭。

1870年到1875年为第二阶段。其间，一名年轻的英国军官，在穿越云南前往缅甸的途中被当地民众密谋杀害。这一事件几乎导致中英关系决裂。随后，托马斯·韦德爵士（Thomas Wade）在使馆降旗，打点行李，离开北京，前往烟台。一路上，清政府大臣李鸿章紧随其后，祈求和谈。李鸿章二十五年来，虽世事艰难，一直代表清政府扮演求和角色。爵士虽是个老牌中国通，资历丰富，精通中文，但却脾气暴躁，行事武断。经过商谈，二人终于谈妥，将中英关系从决裂的边缘挽回。历史不能假设，如若当时不是托马斯爵士做决断，历史这一页就可能要重写。在昔日中国，英国享有威望；同时，其他几个大国虽不至于统治中国，却也时刻发挥影响。考虑到这些，我们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失去了革新强国的良机，令人扼腕。而西方列强也只是多开通了几个口岸，其他别无斩获。

也是在这个时期，在容闳的竭力撮合和帮助下，闻名遐迩的教育使团来到美国。容闳是美籍华人，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因此愿意竭其所能为中国做点贡献。当时的计划是，在中国遴选一批天资聪颖的孩子，将他们送到美国接受西式教育，培养成才，以便将来能在国家崛起中身居要位，为国效力。人们对此满怀热情，精心挑选孩童，也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随后，该计划问题不断，半途夭折，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这些年轻人来到美国后，很快便被同化，乐于接受美国思想和价值观，认识到祖国人民传统保守，故步自封。因此他们迫切地要将在美国所学到的知识、本领以及新的思想观念，在国内传播，教化民众，引导进步。然而，这一苗头很快被清政府的特派专员尽收眼底，这些小留学生们也旋即被召回国内，每天聆听顽固保守的道台们宣讲洋人观念是如何的邪恶，如何的不合时宜。除此之外，他们后来所从事的职业与预期相差甚远，这违背了当初为此计划竭力奔走者的初衷，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满意。后来他们当中几乎没人身居要职，指点江山；多数人虽能力出众，但工作岗位平凡，难有大作为。其中有一人，名叫金大廷，英勇善战，一度被寄予厚望，然而却在进攻天津租界时被误杀。

这些行动意在启蒙中国，教化民众，将这一国度从黑暗和无知中拯救出来，但是都无果而终。尽管如此，这些努力却使一大批身居要职的官员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西思想差异巨大，矛盾不断，难以调和。这些行动的失败，也加深了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憎恨。这是先前没有预料到的结果。这是一种觉醒，当时虽朦朦胧胧，却随着时日逐渐清晰起来。

第二阶段随着中法开战而告终。中国人对法国人的盛气凌人极为不满，法国人也迁怒于中国人的顽固高傲，双方旋即开战，打打停停，耗时长久。也是在这一战中，中国人首次将洋人按国别不同而区别对待，而且虽然战事残酷，却绝对不伤及任何国家的平民，包括法国人。由于列强事先有约定，中法双方仅在一些较小的港口开战，战事并未牵连上海。法方控诉由于中方施以援手，使其在谅山大战中失手，并且伤亡惨重。中方见状要求重新和谈，但法方气急败坏，向中方索赔，未果，法国遂重新诉诸武力。法国任命孤拔（Admiral Courbet）为海军统帅，他先封锁台湾海峡沿岸，然后统帅九艘战舰，悄然行至福州城外十英里处。孤拔并未宣战，却要求与之对峙的十一艘木制清军舰船立即无条件投降。在遭到清军拒绝后，他悍然发动袭击，顷刻间，清军船只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伤三千余人。事后，位于福州的英中学院院长曾在《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 Re-view）上撰文，谈到此战：“河中处处漂着尸体，随潮流退却入海，又被大浪卷回。数日来，只要坐船从河道入海，四处是尸骨，绵延二十英里，场面令人不寒而栗，法军的卑鄙残暴由此可见一斑。城内百姓，愤怒之至，如若没有美英舰船驻扎在旁，城中洋人势必会受牵连，生命财产不保。”中法之战耗时较长，使得中国人终于明白，洋人不是战无不胜的，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此时，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认为，现在中国仇外，已然在情理之中了。

随后几年，没有了战事纷扰，中国仍因循守旧，跌跌撞撞地一路前行。在电报得以普及几年后，就有人向朝廷请愿，要求在国内兴建铁路，便利交通，一时影响颇大。但随后就有人质疑，提出反对意见。尽管朝廷同意兴建京津铁路，但由于对立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该项目最终搁浅。事实上，原先有条短线铁路，由唐山矿区通往运河口，最终与北河相连。后来英国工程师金达先生（Mr Kinder）接管该铁路，悉心经营，巧妙管理，这条铁路逐渐贯通唐山至天津全线，逐渐取代了运河的交通地位。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发明与先进技术时，如果都能像金达先生那样耐心细致，足智多谋，富于策略，那么中外摩擦冲突不致如此频繁，中国前进的步伐也会迈得更大一点。

1891年夏，长江流域发生了一系列的惨案，若干洋人被杀，财产被劫。这些事件和九年后爆发的义和团运动颇为相似，内因相似，且具有普遍性，因此两者存在着重要关联，这一点在后文将要详细阐述。值得注意的是，该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灵通人士进行了冗长的讨论，分析其原因及影响，但观点分歧，相差甚远。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国历史事件是何等复杂，要对其进行梳理，绝非易事；要对其作出判断解读，更要慎之又慎。这一点值得玩味。

中日战争（1893—1894）标志着第四阶段的结束，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经此一战，虚幻的“中国泡沫”彻底破灭，中国的有识之士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巨人如今只剩一副空躯壳，任人宰割，饱受凌辱，甚至受制于“东瀛倭人”。清军士气低沉，装备落后，疏于训练，领军无方，甚至衣食不保，因此在战争中一路溃败，只能夺路而跑，别无选择。中国的友好人士，曾几何时，对其充满信心，希望它能有朝一日重振国威，屹立东方。但目睹清军溃败，失望之至；获悉清廷贪腐，鄙夷无言。（当然也有例外，已故的帕克教授就在此列。他坚持己见，认为长远来看，中国势必会崛起称雄。）有句老话说得好，吃亏学乖代价高，笨汉非此学不好，这无疑是对此时中国最好的写照了。当一头巨鲸身中渔枪，一船渔民正要奋力捕杀它时，它会有何感受？惊愕，悲伤，抑或恐惧？我们不得而知。同样，中国这只巨鲸已经搁浅，动弹不得，但是要从其身上渔利的何止一船渔民。西方列强均列其中，都要中饱私囊，分一杯羹。中国战败，割让台湾，现付巨额赔偿。有甚于此的是国家危机，正日益迫近。战后，有识之士洞悉问题根源，加以更正弥补，期望能祛除弊端，缓解局势，重整国力。不难看出，一艘小船进错航道，卷入激流，但它能否逆流而上，扭转形势，则另当别论。

长期以来，中国和西方各国曾因洋人拜谒皇上的礼仪问题，误会不绝，争议不断，难以调和。这对于那些不深谙东方世界的人来说，这种事情简直不值一提。在他们看来，只要皇上同意接见，洋人使臣则应按传统习俗进宫觐见。然而，西方列强一直要求清政府将他们与其附属国区别对待，觐见皇上免叩头礼。在此情况下，1873年6月，年幼的同治皇帝按照友好邻邦待遇，接见了西方各国使臣。虽获此礼遇，诸国仍有不满，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长期激战的成果；另外，当时觐见所选择的宫殿亦有不妥，指责清政府有鄙夷西人之嫌。当然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观，争议也日渐消融。1899年初，战事达到高潮。同一年，慈禧太后设宴款待西方使节夫人，极尽友好尊重，亲自迎宾。席间，她甚至时不时地与诸位夫人轻声低语，连连说“中西一家”。随后，宴席散去，每人获赠精美礼品，众人皆受宠若惊，盛赞慈禧太后，认为中国崛起有望。这一幕颇为动人，在1900年初也再度上演，受邀的还是同样一批人。然而就是这位慈禧，在五个月后，颁布上谕，招募新兵；命令清军全力攻打洋人居所，克虏伯大炮、毛瑟枪、曼利夏子弹等各式武器悉数上阵，欲把洋人赶尽杀绝。

这也是中国三十五年来被迫与“友邦”通商的恶果之一。洋人自诩理智人性，代表公平正义，他们认为中国历次劫难，均是“咎由自取”。它本该识时务，理智行事，听从意见，履行条约，而不该试图抵抗。而中国人则认为，自己出于无奈，违背意愿与列强缔结条约，深受其害，如今已难以自拔。中国人的逻辑就是这样。同时他们经验不足，学识有限，浅薄无知，他们甚至记恨“条约”这个字眼，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个条约无异于暴君，豪夺强取，贪婪残暴；他们对胁迫中国签订条约的列强，也是充满愤怒与憎恨，因为是他们编织了一条条大网，将中国束缚其中。他们有此想法，不足为奇。由此可见，前文所引用的额尔金爵士的那句话——“他们恐惧有加，却毫不理智”，实属精妙之言，因为他一语道中中国将来发展的轨迹。

《马关条约》签订以来这几年，也是多事之秋，历史意义重大。其间发生的变故，直接或间接导致中国后来遭受的更为惨重的灾难。这些当然要另立章节，详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