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商业入侵

在华洋人通常可以分为三类，即商人、官员和传教士。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第四类人，我们不妨称之为推广人。他们往往代表一些联合企业或者机构，利用外资在华渔利。本章为了行文方便，将商人和推广人一并考虑，因为前者是目的，后者是路径，两者关系密切。关于这两类人，李佳白（Gilbert Reid）牧师曾在在一系列文章中对他们做了详尽细致的论述，并称他们为在华的“高级阶层”。他的开山之作为《中国人扰洋的根源》，1893年在上海发表，其中观点深刻透彻，即使对现今仍有启发指导之用。

所有的在华洋人中，商人们比较幸运，因为中国人对他们并不排斥，甚至不乏友好。他们来华目的单纯，只是为了通商获利，而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是“天生”的商人，所以他们趣味相投。毕竟，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中国人就无从购买洋货。经过上百年的通商，精明务实的中国人确信，很多洋货，即使并非生活必需品，也能博中国人倾心。有些地方，人们对洋人经商已经习以为常，对洋人商贩也不再厌恶。很多洋商对中文要么不通，要么不精，与人交流就主要依赖当地“买办”。而这些人既非生意中间人，也非普通洋人管家。他们为洋人在华经商奔走斡旋，缓解甚至消除了可能出现的中西矛盾，使得经商一帆风顺。就连洋商，也深知他们举足轻重。

中国人虽然对制约商业发展的规律和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但是还是展现了惊人的经商天赋。洋人所关注的社会“进步”，在中国荡然无存，而且中国人对此也是知之甚少，漠不关心。即使在西方世界，每每新发明问世，经济腾飞，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有的人财富蒸发，有的人生活陷入困顿，这一切都要归咎于“社会进步”和“省时省力的发明”。但即使生意因此挫败，他仍可改作他行，东山再起；如若再遭失败，但“天高地远”，他还能在他处寻找机会，再造辉煌。

然而在中国，这一切都是痴人说梦，毫无可能。中国工匠，往往都是子承父业，都只是精于一行，对其他行业一无所知。蜂拥而至的火柴、煤油，还有各式各样的电灯，使得中国工业无所适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极为深远。人们可能知道洋人商船公司的棉产品买卖做得不错，在天津至牛庄（今营口）一线，其前景一片大好，但是可能并不清楚洋人生意扩张给中国棉产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带来何种后果。长久以来，这些民众以织布为生，勉强糊口。他们辛劳两天，才能织就一匹布，然后到市场上变卖，换回生活必需品和更多的棉花，以使此业一刻不停，不断反复。这种生活延续千年，却一朝被洋人棉制品的“美好前景”打破，本土产品面临灭顶之灾。此刻，传统产业已无立足之地，家庭纺织也无利可图，一切陷入停顿。曾几何时，每家每户都以织布为生，他们置身于地窖中，夜以继日，不停地辛劳。一年四时，地窖传来的织布声响亦不绝于耳。然而如今，织机闲置，地窖坍塌，一派凋敝景象。

然而即便这样，民众为了维持生计，干起了纺棉纱的行当。近年来分布在孟买、日本甚至是上海的工厂生产的纱线不仅质量更胜一筹，而且成本低廉，价格便宜。这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纺机彻底停工，一家老小赖以为生的微薄收入也没了保障。如此一来，他们便成了“文明”入侵的受害者，对其中原因毫不知晓。也有很多人非常清楚，在洋人洋货来华之前，平常年份，民众衣食无忧；如今，则是民生凋敝，物资匮乏，民众生活越来越糟。因此，中国人对新的经济秩序，表现出强烈不满，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

要探究中国人对洋商不满的原因，就不能不谈及鸦片贸易。就此难题，中西已有很多著述，但基本上都是彼此推脱，相互责难。甚至只要提及一方观点，另一方必会攻讦。基于此以及章节需要，我们在此对鸦片贸易只略作提及。鸦片并非洋人带入中国的，此前中国人就有吸食鸦片的习惯，但确是洋人在华扩大了鸦片销售，甚至违背民众意愿，强迫清政府将鸦片买卖合法化。也曾有有识之士致力于禁绝鸦片买卖与吸食，但是屡屡失败，因为有人对此持有异见。逐渐中国本土开始种植鸦片，并逐渐取代进口鸦片，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人吸食鸦片成瘾与洋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鸦片甚至被称为“洋土”。虽然中国几乎全民吸食鸦片，但是民族良心尚在，还是有人极力反对这一业已无力改变的恶习。

英国政府曾组建鸦片委员会，调查在华鸦片贸易，事后他们发布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任何人只要读过这份报告，并了解由其引发的批评和评论，便不难看出，有人为了捍卫鸦片贸易，蓄意无视证言证据，自作主张，私下结论。现任印度总督柯曾（Curzon）爵士甚至仅用寥寥数语，便打发了这个问题，语气中充满鄙夷不屑。他认为，就像英国人不会因为法国人能酿造更为纯正的白兰地而对其加以记恨一样，同样，中国人也不会因为鸦片而仇视洋人。而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很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国民吸食鸦片与其国家衰败有着因果关系。一位分管苏州盐税的道台曾就此撰文，他的观点，我们摘抄如下：“自古至今，中国从未如此邪恶痛楚，一切皆因鸦片的魔咒……自鸦片初入中国，已百年有余，其间致死的当以百万计。然中国尚有高官达人，他们对事态知之甚少，对吸食鸦片听之任之，而将罪责归于洋人贪婪，对其怀恨在心。同时，蒙昧无知的民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对民间反洋暴动多有耳闻。”

这篇文章清晰表明，中国人认为鸦片毁国毁民，对此颇有怨言。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指出，鸦片之害有目共睹。譬如，著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就此写过一本书，流传甚广，深受欢迎。此书名曰《劝学篇》，最近被译成英文，取名《中国的唯一希望》。该书有一章节，标题为《去毒》，我们从中摘抄了一段：“中国不贫于通商而贫于吸洋烟也。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

此人在华深受尊重，极有影响力。他对国民作此言论，可见其信念之深，决心之大。他痛定思痛，指出鸦片为祸一方，民众应当受责。尽管如此，中国多数民众仍然认为，如今民生凋敝，社会停滞不前，虽然由罪恶的鸦片所致，但究其根底，还是洋人将鸦片带入中国的，因此洋人难辞其咎。故而他们把仇恨与愤怒抛向了洋人。中国历次暴动，没有一起仅仅是因为国民吸洋烟而爆发的，然而让人颇感困惑的是，历次暴动中没有哪一起没有“瘾君子”们的身影。这些人通常混迹于灯红酒绿处，结交三教九流人员，在暴动中，他们要么就是始作俑者，要么就是推波助澜者。

西方许多发明创造中，洋人唯独钟情于蒸汽船、电报、火车、电车以及科学采矿，并乐此不疲地将它们引进中国。时至今日，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在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还是个难以作答的问题，或许根本没有必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些新事物带来的实际结果，而是民众对它们的看法与态度。几项发明中，蒸汽船最早为中国人所知，时间也已久远，因此得到广泛应用，并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商业和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在长江流域，在京杭大运河上，以及其他诸多地方，它的应用势必会取代一些老式帆船，民众于是对其产生了反感、敌对情绪。这种情绪虽然真实存在，却无处发泄。时至今日，还有帆船船队航行在大运河那浅浅的河道上，将贡米从中部地区运往北京，既耗时耗力，又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与此相比，蒸汽船只快捷便利，运载量巨大，而且成本微乎其微。帆船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主要是因为达官贵人们能够用其来私运物品，从中渔利。如果帆船被蒸汽船只替代，他们便无从获利。因此，他们以及数以万计的利益相关者和船夫都对蒸汽船只敬而远之，甚至有所怨言。

最近几年，洋人获准在内河通航，使中国人觉醒，并对此强烈反对。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反对甚至抵消了通航带来的预期效益。中国人对洋船怀有敌意，遂设置重重障碍，百般阻挠，但是经过长期斗争，洋船最终得以在长江上游航行。这本身就表明，清朝在与逐步逼近的社会进步进行一场经济斗争。确定无疑的是，蒸汽船终会大获全胜，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这并不是民心所向，很多中国人甚至只要见到洋船，便心生厌恶之情。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便将心中敌意展露无遗。即便如此，仍有少数开明之人，他们按兵不动，希望能够争取官府支持。但是当希望破灭时，他们的既得利益可能受损，民意被弃。于是他们便会以暴力来宣泄怒火，大肆伤害洋人，破坏他们的财产。

至于电报，民众虽对其将信将疑，但认为这是官府之事，与平民毫不相干。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地方官员之不幸，因为有了电报，他们便要随时保持联络，完全受制于大清朝廷。还有很多无知的农民，认为电报的到来会危及国家太平。这些人愚钝迷信，甚至见到氧化的电线上流下了含有锈渍的雨水，便认为这是天神之血，他已降怒于民，是大祸降临前的不祥之兆。就在几年前，电报在湖南全境不仅被诅咒，而且还遭到抵制甚至摧毁。全省各地，电线被剪，电线杆刚一架起来，便会被锯断或者连根拔起。最近的义和团运动中，电报局也是首当其冲地遭到暴徒冲击、毁坏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电报不仅仅是心有芥蒂，而且抱有怨恨的。

铁路的命运则更为悲惨。近些年来，洋人在华规划了大量铁路线，贯穿中国内地，并且得到了清政府的首肯，有些甚至已经动工。在中国，“风水”学说广受推崇，被广泛应用在生活中，而且丝毫不为现代文明和科学的涌入所动。“风水”本身不足以影响铁路建设进程，但是它深得愚民盲信，因此只要一有机会，它便能煽动民众，激起他们对铁路的怨恨。正如在引进蒸汽船时，民众若能理性审慎对待，便能扬长避短，为其所用；但即使这样，潜在矛盾也可能随时爆发。在世界各地，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凡要成就艰难之事，必要付出人命代价。这种说法在1897年津京铁路即将竣工之时不幸再次得到验证。当年上海大教堂在建之时，当地农民和苦力都深信，为了使其更为稳固，地基中埋有大量中国婴儿尸体。同样，建北京铁路时，出现了同样的谣言。只不过，这次婴儿尸体不仅仅埋在北河大桥的桥墩下，而且在全线八十英里的每根枕木下。虽然由此引发的民愤一时高涨，也很快平息，但是却无从得知这些迷信想法对“愚民”后来的暴行产生了何种影响。他们显然对此只是暂时隐忍，但是当人们已经遗忘之时，他们的愤怒之火旋即爆发，开始了复仇行动。总之，在中国修建每一条铁路，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民众都不免会对枕木产生各种怪诞的猜想。甚至有人认为，枕木的高度与枕头相当，这样夜间行车时，火车司机便能看清楚铁轨。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有时不得不将火车开得奇慢。最初开建通往唐山煤矿铁路时，会对意外死亡的劳工给予三十两白银的赔偿。后来据说，想要在此谋生者太多，这些规章便遭屡次更改。

船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人微言轻。如果联合起来，齐声讨伐，那分量就不容小觑了。毕竟，为官者都不愿见到民众造反，更不愿处理其难以预料的结局，因为这样就可能危及他的乌纱帽。数年前，宁波帮船民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停建天津的铁路桥。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都为之所动。当时，船民视此桥为耻辱，于是众人齐心，奋力将已经打入的桥桩拔了出来。他们最终凯旋，自身的利益也丝毫未损。多年后，杨村大桥才得以建成。这个时候，反对修建铁路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声势空前浩大，因为大量官船无法从桥底通过。当桥面在铺设时，很多船只就不得不停靠在通州，每天消耗巨大。因为北京修建的铁路，北河上无数的船只无货可运，经常往返于京津间的驴车也无用武之地，甚至整个通州城都日益破败。总之，铁路的建设使得民众怨声载道，满腔愤怒便直指洋人。

为了防止贡米进京途中有人监守自盗，1898年新政期间就曾出台政策，弃用帆船而改用火车来运输。这使得通州城立刻陷入困窘，因为民众赖以为生的运河上再也没有运粮船只了。而在丰台，民众也已经奋力还击，以示抗议。一些民众代表携众人，一起捣毁了机械厂，损坏了火车引擎，掀翻了铁轨。对铁路的应用，民众显然是怨言有加。这里有必要提及一点：当初向皇上建言修铁路时，就有人指出此举能有效防止“船民偷盗贡米”。可以说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殊不知民众转而迁怒于铁路，铁轨被毁，甚至连刚启用的信号灯也会被连根拔起。由此可见，新的技术和设备并不能防民越轨从恶。

中国民众仇恨铁路，还有一个原因，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铁路施工过程中，洋人多不通中文，因此铁路在建时，华工屡屡遭到无耻的虐待。比利时人在修建卢汉铁路时便有虐待工人之嫌，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则更是如此，俄国人在满洲则更是变本加厉，残酷对待华人。基于此，民众怨言迭起，仇恨与日俱增，终有一天如雪崩般爆发，令洋人胆寒心怯。其结果可想而知，自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在中国，不乏张之洞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洋人总是直来直去，不讲究礼仪客套，对此他们也不以为奇。那些商人终日忙于获利，来华绝非为了祝愿皇帝“万寿无疆”。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要得到自己想要的，而且要立刻得到。他们总是斜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双手插在衣兜里。他们总是旁若无人地走进衙门，然后大声吆喝“老化石”官员，告之他们此行的目的。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去听废话，更不愿接受任何借口，有时甚至发出通牒，然后便扬长而去。总之他们在华行事，总是目中无人，孤傲暴戾。用吉卜林（Kipling）的话来说，他们是在“威逼东方”，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对于稳重老练、极有涵养的官员来说，这种洋人俨然就是难以教化的蛮夷之辈，闻所未闻，更是无法容忍。无论朝廷对洋人作出了多大让步，民众对此漠不关心，但是决不允许洋人在华肆虐。他们和洋人一样，只想要自己想要的，但是他们不想让洋人来华。在内陆某地，当义和团起义风起云涌时，一位传教士命悬一线。但是他竭力证明，自己并未参与修建铁路，惊动龙脉，祸害民众，最终逃过一劫。

读者如若是非分明，便会认为中国也是饱受冤屈的。所以，时不时会有民众暗自悲叹，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真正是“中国人的中国”。这的确是言为心声。来华商人，很多都带有政治企图。修建铁路就要发行债券，就意味着大量钱财外流，清朝只会不断积弱。民众认为，白银入国便是所得，白银出国便是所失。他们全然不知，真正的互利互惠关系并不意味着彼消此长：一方占优，另一方也可能会因此得利。

对洋人在华采矿，中国人也是怒不可遏，反对声此起彼伏。每当有矿难发生时，一旦中国矿工被埋，民众反抗就会势不可挡。为此，意欲在华开矿的洋人总是忐忑不安，心有顾虑。

流言猛于虎，更何况其屡遭曲解，不断流传，民众无不知晓。如此一来，民怨积累，一触即发，造成恶果。考虑到这些，暴动没有提前爆发倒是颇为出乎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