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 卢梭的流浪生活（1762—1767）

逃亡

像《爱弥儿》这样一本公开攻击基督教基本原理的书，想要通过检查而在法国出版，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检查者是富有容忍与同情心的马勒泽布。在允许出版之前，他促请卢梭删去该书内可能招致教会激烈攻击的几段文字，但卢梭拒绝了。几位非基督徒以假名发表文章而避免个人遭受迫害，但卢梭勇敢地在他的书的封面使用了真名。

哲学家更指斥《爱弥儿》背叛哲学，法国大主教及巴黎与日内瓦等地的长官谴责它叛离基督教。反詹森派教徒（anti-Jansenist）的巴黎大主教于1762年8月准备好了强有力的宗教指令攻击该书。亲詹森教派的巴黎议会正忙着驱逐耶稣会教徒，然而该议会显示出其维护天主教教义的热忱，《爱弥儿》一书的出现正是其给予教会致命打击的良机。与议会斗争的贵族院，倡议逮捕卢梭。风闻这一消息的卢梭的贵族朋友，劝他马上离开法国。6月8日，克雷基夫人写了一封急信给卢梭：“一道逮捕你的命令已经颁下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走吧！……焚你的书，并未害及你，但是你确不可等着入狱，请与你的邻居商量。”

他的邻居就是卢森堡元帅与夫人。他们恐因卢梭被捕而受牵连，与孔蒂亲王促他早走，并给他钱财与可以跨越法国到瑞士的一辆远程马车。卢梭很勉强地接受。他委托元帅夫人照顾泰蕾兹，于6月9日离开了蒙莫朗西。就在当天，一道逮捕卢梭的命令已经颁下，但该令执行的缓慢是故意的，因为很多政府官员有意让卢梭及时逃出。就在同一天，德弗勒里手执《爱弥儿》一书的抄本，告诉巴黎议会说：

这本著作似仅以将一切回归于自然宗教，及以发展作者为教育其学生所做的计划中的犯罪系统为其主要目标……

卢梭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具有相当的好处，就其所在地的气候、政府与人民的性格而论，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存在的理由……

因此，他敢于寻衅摧毁《圣经》的真理、先知的预言、《圣经》中描写的奇迹的真实性、天启的绝对可靠性，及教会的权威……他嘲笑与亵渎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基督教……

作者居然大胆将其姓名签于本书之上，应尽速将其逮捕归案。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以最严厉的处分，对付作者与那些……曾阅读或推销此书的人，以伸张正义。

议会旋即下令：

刑罚最高执行者应将该书在司法大厦正面楼梯下的广场上撕毁并焚烧，那些拥有该书抄本的人，应把那些抄本送到登记处烧焚；严禁出版商出版、贩卖、推销本书；所有贩卖者或推销者将依其所犯法条的轻重予以逮捕或判刑……而卢梭应被逮捕送到王宫的巴黎古监狱（Conciergerie）。

6月11日，《爱弥儿》一书依照命令“撕毁并焚烧”，但那天卢梭已抵达瑞士。“抵达伯尔尼的片刻，我吩咐车夫停下来，我走出马车，卧倒地上，吻着土地，而满怀着一种强烈快乐的情绪，大声喊道：‘上苍，品德的保护者，应受赞扬，我已触及自由之土！'”

他的马车继续朝着伊韦尔以东的方向走，该地靠近纳沙泰尔湖南端，属于伯尔尼。在那里，卢梭停留了一个月，与他的老朋友罗甘相聚。卢梭需要在日内瓦找个家吗？但是，6月19日，统治日内瓦的二十五议会（the Council of Twenty-five）谴责《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为：

不虔诚，可耻，狂妄，充满了反宗教的亵渎与诽谤。在怀疑的气氛下，作者集合了有意腐蚀、动摇与摧毁基督教主要基础的每件事情……这些以法文（而非以秘密的拉丁文）、以最具有引诱性的体裁，而且以“日内瓦公民”的名义来出版，尤具危险且更可谴责。

该议会下令焚毁上述两本书，禁止销售，并颁下卢梭一旦踏入共和国的领土即应逮捕的命令。日内瓦的牧师对此并未提出抗议。毫无疑问，他们担心对“萨伏依牧师虔诚的表白”，作者表示了他们的同情时，势必证实了达朗贝尔透露给他们秘密的唯一神教派的情感。雅各布·韦尔纳是卢梭多年的朋友，背叛了卢梭并要求他回避。卢梭回忆说：“假如在一般大众中有任何谣言，那是对我不利的，好管闲事者与腐儒正以鞭笞一位未能背诵教义的学生的方式公开虐待我。”

伏尔泰对他的对手（卢梭）的处境深表同情。他曾读了《爱弥儿》，他对该书的批注，我们今日尚可在日内瓦图书馆所存伏尔泰的抄本中看到。6月15日，在伏尔泰写的有关本书的一封信中，他说：“这是由一位愚蠢的奶妈用4卷书拼成的杂碎，以40页史无前例地大胆攻击基督教……攻击耶稣基督，正如他说出许多有害的事情以攻击哲学家一般，只不过哲学家较牧师宽容而已。”无论如何，伏尔泰很羡慕“虔诚的表白”。伏尔泰称它们为“好的50页”，但是他接着说：“它们是出于这类的骗子的手笔，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他在写给杜德芳夫人的信中说：“我将永远敬爱《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的作者，不管他已经做了什么，及他将来可能做什么。”他听到卢梭已变为无家可归时，他大声喊叫：“让他到这里（费内）来，他一定要来，我将摊开双臂迎接他，他将是我这里的主人，地位比我高，我将款待他一如我儿。”伏尔泰将这项邀请书分送7个不同的地址，卢梭必曾收到其中之一，因为卢梭后来曾表示以未能给伏尔泰回音为憾。1763年伏尔泰重邀卢梭，卢梭拒绝，并指控伏尔泰煽动二十五议会谴责《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伏尔泰否认卢梭的指控，很显然伏尔泰说的是真话。

早在1762年7月，伯尔尼的参议院通知卢梭说，该院已无法容忍他出现在伯尔尼城。他必须于15天内离开，否则将被捕入狱。同时他接到了达朗贝尔善意的短笺，劝他到纳沙泰尔领地定居，因为该地是在普鲁士皇帝腓特烈二世管辖之下，而由基思伯爵统治。达朗贝尔说：“基思伯爵将以《旧约》族长接待有品德而被迫害的人一般来接待您。”卢梭颇为犹豫，因为他曾经严斥德皇是披着哲学家外衣的暴君。然而，1762年7月10日，他接受了罗甘外甥女拉图尔夫人之邀，迁入她在莫捷特拉弗斯（Môtier-Tavers）拥有的一间房子，在纳沙泰尔西南方15英里处，那里正如博斯韦尔描写的：“群山环绕的美妙翠谷。”约7月11日，卢梭以显著的谦虚与自豪向统治者申请，他写道：

普鲁士之王：

我曾好几次说过您的坏话，我将来可能说您更多的坏话；虽然我被驱逐而离开法国、日内瓦、伯尔尼，来到您的国土寻求庇护……陛下，我实在配不上您的恩赐。我对您无所祈求，但是我应向陛下宣称，我是在您的权力控制之下，而我也愿意如此做。陛下可随时处置我。

在“七年战争”进行中的某一天，腓特烈曾写信给基思伯爵说：

我们必须拯救这个可怜的不幸者。他唯一的冒犯，就是具有许多他认为好的奇异见解，我要给他100银币，从这一款项中，烦你给他所需的一切，我想他乐意接受现成的供给，而非现款。假如我们不再进行战争，假如我们不被摧毁，我将为他建造一座有花园的隐居处所，我相信他可以像我们的祖先一般在那里生活……我相信可怜的卢梭已失业。很显然，他生来命中就注定过着著名隐士的生活，一位凄凉的父亲，以严酷和鞭笞出名……我的结论是，你野蛮的道德正如他心境那般的纯洁是不合逻辑的。

被卢梭称为憔悴、年老、心神不定的圣人基思伯爵，送食物、煤、木柴给卢梭，而且建议“为我建造一间小屋”。卢梭认为这种供给来自腓特烈，而拒绝接受，但是“从那时起，我是如此真诚地倾向于他，以至于我已与他的荣耀息息相关，就如直到那时我对他的成就认为是属于不正当那么强烈”。11月1日，战争快要结束时，他写信给腓特烈，提出了和平工作的方案：

陛下：

您是我的保护者与恩人，而我已有感激之心，假如我能够，我愿与你共尽责任。

您要给我面包，难道您的臣民中没有一个缺乏面包吗？

请您把在我眼前闪闪发亮而且会伤害我的剑拿开。

……您国王生涯的气概是伟大的，而您离属于您的时代尚远，但是时间已很急促，没有一刻容您浪费……您能决心不为人间最伟大的豪杰默然而逝吗？

能够容许我眼见公正而令人敬畏的腓特烈二世，最后，使他全国的人民幸福快乐，能使自己作为人民的保护者。那么我，卢梭，国王们的对头，愿在他的王位下欣然而逝。

腓特烈没有公开回答，但是基思到柏林时，国王告诉他说，他已从卢梭那里挨了“一顿骂”。

很显然，为了保有实际的家庭，卢梭要泰蕾兹来与他团聚，至于她是否愿意来，卢梭还是没有把握，因为他已“长期觉察到她的爱情越来越冷淡了”。他把此事归咎于已与她停止性生活，“因为与女人的性生活有害于我的健康”。可能她现在喜爱巴黎甚至瑞士，但是她毕竟来了，于是，他们含泪相聚，最后盼望至少能有几年安定的日子。

卢梭与大主教

接下来的4年是卢梭夫妇生活得最不愉快的时期。纳沙泰尔的加尔文教派的牧师公开指责卢梭是一个异教徒，地方当局又严禁《爱弥儿》一书销售。可能为安抚这些人，或出自遵循他所著《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一文中观念的真诚愿望，卢梭曾向莫捷的牧师请求参加教堂礼拜（泰蕾兹一直是天主教徒）。卢梭的请求被接纳了，他参加宗教生活，“以内心真正的感动，而眼睛充满了怜悯的眼泪”来接受教会。他穿着亚美尼亚款式的服装——皮帽、长袍与腰带，长袍可以掩饰他尿道障碍的痛苦，此举成为大家的笑柄。他以这种打扮赴教堂，而且以这种打扮拜访基思爵士，基思并未批评他的服饰，只是祝福他。他继续以抄写乐谱来增加收入，现在他又加上了缝纫，及学做花边：“像妇女一般，我拜访人家时，我随身带着坐垫，或者在我家门口坐下来工作……这种方式已使我与我的女邻居消磨时间，而不感到厌倦。”

可能就在这段时间（1762年底），出版商说服他开始撰写《忏悔录》。他已断然放弃写作，但这个著作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个人性格与行为来反抗敌对者，尤其是反击哲学家的指控与沙龙内的言论。尤有甚者，他必须答复一大堆各方面的来信。妇女们特别给予他倾慕的安慰的温馨，不仅因为她们对遭受驱逐的著名小说作者表示同情，而且因为她们渴望恢复宗教，及看到了《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及其作者在信仰中并无真正的敌人，而是打击悲惨的无神论者的斗士。对这类的妇女及一些男人，卢梭成了他们的教父忏悔者、灵魂与良心的指导者。卢梭忠告他们保持或者回到他们年轻时代的宗教信仰，而不必考虑科学与哲学提到的难题。那些不能相信的难题并非问题的重心，我们可以不声不响地把它们搁置一边。最主要的是信仰上帝与不朽，以那种信心与盼望，任何人皆可超越自然界难理解的困扰及生命的所有痛苦与悲哀。一位背叛自己宗教的年轻天主教徒请求怜悯；忘记了自己也曾背叛过的卢梭，告诉他不要被意外事件困扰。“假如我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我愿一直保持着天主教徒，你要弄清楚你的教会在人类理性的徘徊中，曾做了有益的限制。它必须探测事理奥妙之处时，这种限制也无法寻求出其底与边。”对几乎所有这些追求智慧的人，卢梭劝告他们从城市迁到乡村，从诡计与复杂恢复到自然朴素的生活，及对婚姻与为人父母的生活要感到相当的满足。

那些遭受世俗牧师与不可知论者的神父惊动的妇女，仅由通信即已坠入了这位不受世俗欢迎而且遭所有教会排斥为异教徒的卢梭的情网。布洛夫人，这位拥有头衔而且受人尊敬的女性，曾对一群贵族与淑女大声疾呼说：“只有高尚的品德能使具有情感的妇女避免把她的生命献给卢梭，假如她确知卢梭会热情地爱着她。”拉杜尔夫人在卢梭给她的信中误解了某些恭维话而把它当成爱情，她温柔、亲切、情感流露地给卢梭回信，她将自己的画像寄给他，向他抱怨他待她甚薄；他以从来未与之谋面的男人的冷静给她回信，她愈感到沮丧。但仍然有许多信徒愿吻他走过的地面，某些人在他们自己心中给他竖起了祭坛，某些人称他为再世的基督。有时他对待他们很正经，并自认为他本人就是被钉上十字架的新信仰的创造者。

在这些颂扬中，反对声也加强了。与此对应的，一位犹太教的高级牧师煽动人民谴责卢梭为危险的革命者。1762年8月20日，巴黎大主教克里斯多夫·德博蒙对他教区所有的牧师发布教令，要他们在教堂聚会中宣读他公开指责《爱弥儿》一书的29页文告。德博蒙主教是严正的正教人士而且享誉一时，他曾大力攻击詹森教派、百科全书派及哲学家。现在他似为卢梭明显脱离无信仰的阵容后，已联合上述各派人士攻击主教心中认为的整个法国社会秩序与道德生活赖以维系的宗教信仰。他的文告便以引用圣保罗写给提摩太教会的第二封信原文为始：“被自己利益所昏迷者、狂妄与高傲的渎神者、内心吞噬傲慢的邪恶毁谤者、爱好享乐更甚于爱上帝者、精神腐化及信仰固执者，他们的毁灭日子来到了。”的确，那个时刻来临了！

无信仰、因热情而大胆将自己置于任何形式以使自己于某些途径中，适应所有的时代、性格与阶级。有时……它采取了平淡、愉快与轻浮的风格。因此有许多神话，正如它们本身具有的邪恶般的猥亵（伏尔泰的小说），以玩弄幻想作为诱惑与腐蚀心身的法宝。有时影响了其本身观点的深奥与崇高，自命要回到知识的第一个原则，与担负起神圣的权威，以使抛脱它们认为不诚实的人类枷锁。有时它像狂怒的妇人叱责宗教的热忱，然而热忱传播普遍的容忍。而且，有时结合了言辞上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它将严肃混杂了嬉戏、纯洁的名言混杂了猥亵、伟大的真理混杂了莫大的恐怖、信仰混杂了渎神。一言以蔽之，它企图在光明与黑暗之间、耶稣基督与恶魔之间从事调解。

这些——巴黎大主教说——尤其是《爱弥儿》一书的写作技巧让它成为充满哲学词汇却无哲学真髓的一本书，充满了尚未启发作者的片断的知识，而仅能混乱读者的思维，作者是将言行弄成前后矛盾，将态度的朴素与思想的虚华、将古代名句与革新的狂热、将其本人退缩的暧昧与想出风头以博名闻全世界等相混的这么一个人。他排斥科学却培植科学，他赞扬《福音书》的优点却排斥《福音书》的教训。他已使自己成为人类的教师以欺骗人类，成为群众的导师以误导世界，用世纪的神谕以毁灭世纪。

巴黎大主教对卢梭建议爱弥儿在12岁或甚至18岁以前不要向他提及神一事感到震惊。那么“一切自然界将宣布他们创造主的荣耀归于无效”，而所有道德的教训将失去对宗教信仰的支持。正如作者假定的，人非生而性善，他是生来就有原罪的。他共享了人性共同的腐化。最聪明的教育者——所有当中最好的一位，应由神恩引导的牧师，将使用每一正当的方式培育人性中好的冲劲，并铲除其劣根性。因此，他将以“有助于朝向拯救之路的宗教精神的牛乳”来喂养儿童。只有以这种方式的教育，儿童才能发展成为一位“对真正上帝的真诚信徒，统治者忠贞的臣民”。如此多的罪与恶甚至超过这种勤勉的教训，想想看假如缺乏它时他们将变成什么。邪恶的洪流将吞噬我们。

为了这些理由，巴黎大主教估计：

经与数位具有贞德与智慧的名人磋商与祈求上帝的圣名之后，我们谴责上述该书含有败坏自然法与基督教基础的恶劣的教条，建立与《福音书》道德教育相反的原则，有意扰乱国家和平而领导反抗主权权威的叛变，包含了错误、诽谤的建议，充满了反抗教会与圣职人员的仇恨……因此我们明确依刑法严禁本教区任何人阅读或保存上述该书。

这道教令是以“国王特权”的名义颁布的，很快到达了莫捷特拉弗斯。已决心永远不再写作的卢梭，决定答复。在他搁笔之前（1762年11月18日），他的答辩竟达128页。该答辩于1763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发表，标题是《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写给克里斯多夫·德博蒙，巴黎大主教》。巴黎议院及日内瓦议会很快加以谴责。遭受欧洲两种主要宗教的攻击，卢梭也以攻击它们为报复。现在，曾否认哲学的这位审慎的浪漫派作家鲁莽大胆地一再重复他的论据。

他以对手们在无休止辩论中互相提到的一个问题为开端：“为什么我必须向您提及任何事情，我的主教？我们能说哪种共同的语言，我们如何彼此了解？”他以曾写过书为遗憾，一直到38岁时他才开始写书，而他陷入这种错误是由注意到第戎学院那“可怜问题”的意外事故引起的。对他的论文的批评使他做了答复。“辩论又引至辩论……而我发现我自己，可以说，变成了一位已达退休年龄而尚未退休的作者。”从那时到现在，“安静与朋友均已消逝”。在他一生中，他强调自己曾经：

比启发更具热情……但忠心于每件事……朴素与善良，但敏感与衰弱，常做坏事却永远爱好善良。宁愿固守着自己的情感而不喜好自己的利益……敬畏上帝而不怕地狱，推理分析宗教而缺乏自由思想。既不爱不信上帝也不爱宗教狂热，但痛恨不容忍甚于自由思想者……对我的朋友承认我的错误及对全世界的人承认我的意见。

对《爱弥儿》一书所受的谴责，他为加尔文教感到悲哀甚于天主教。他曾骄傲地自命为日内瓦公民而离开法国，盼望在其故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及在故乡得到慰藉。他受尽屈辱。但“我应该说些什么呢？我的心扉已关闭，我的手在发抖，我的笔从我手中掉下。我必须默不作声……我必须暗自饮啜悲哀中最辛酸的苦汁”。看那个在“这个世纪中因哲学、理性和文学而如此成名”的人，胆敢“维护上帝的主义”——看他“受辱、放逐，从一乡到另一乡被追逐，一处庇护所到另一处庇护所，从不以他的贫穷为意，从不以他的虚弱为同情”。最后在一位“杰出与开明的君主”之下，找到了庇护所，而在四周环山的瑞士小村庄中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最后为寻求隐姓埋名与和平宁静而思考，但甚至在那里也被牧师们的咒诅追逐。这位大主教，“是一位有品德的人，灵魂的高贵正如他的出生一般”。他本来应该谴责迫害者，相反他无耻地授权他们，“他本应为受压迫者的主义而辩护”。

卢梭看出德博蒙大主教特别被人性本善或者至少并非属恶的论点激怒。德博蒙了解：假如这个论点是真的，假如人不是生时就带来亚当与夏娃所犯的原罪，那么基督的赎罪教条就要崩溃了，而这一教条就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卢梭回答说，原罪的教条在《圣经》中并没有清楚的规定。他认为德博蒙大主教对迟延接受宗教教规的建议一定感到震惊，卢梭回答说由牧师或修女来教育儿童并不能减轻原罪或犯罪。那些学生长大后，已失去对地狱的恐惧，而宁愿喜欢目前的快乐而寄望于未来天堂的乐园；而那些牧师——他们是现代法国品德的模范吗？但是，“我是一位基督徒，真诚的基督徒，并遵循《福音书》的教训；我是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位基督徒，而并非牧师门徒的基督徒”。然后，朝日内瓦望了一眼，卢梭接着说：“很高兴出生在地球上最圣洁、最富理性的宗教中，我一直战战兢兢承续着祖先的信仰。与他们一样，我以《圣经》与理性作为我信仰生活的唯一准则。”他已感受到那些谴责，他说：“虽然聪明人会像你那样思考，但如整个教区也必须认为如此是不好的。”——

这就是他们从四面八方对我的呐喊。这可能是我们两人单独在你的书房时，你本人要告诉的一切。人们就是这样的，他们的言语随着衣着而改变，他们仅在穿上道袍时才说实话，穿着一般世俗服装时，他们仅知道如何说谎话。不仅在人类面前他们是欺诈者、骗子，而且他们厚颜无耻地处罚那些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而成为他们同伙的人。

我们的大众信仰与我们的传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文明腐化的本质。我们必须尊重某些偏见，但假如那偏见使教育变为对大众的诈欺而腐蚀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则否。假如那些偏见成为我们的致命伤时，难道我还要对其罪行保持缄默吗？——

我并没有说，我也不认为，没有好的宗教……但我说过……在那些居领导地位的宗教中未曾残酷伤及人性的则没有一个。所有的教派蹂躏其他教派，所有教派对上帝的奉献仅是人血的牺牲，只要属于这些矛盾的来源，他们就能够存在。想把他们铲除掉就是罪恶吗？

接近他的答复的末端，卢梭很有情感地为他的《爱弥儿》辩护，并怀疑为什么没为《爱弥儿》的作者树立雕像：

……这不是仅以和平、仁慈、忍耐、爱好秩序，及任何事情都服从法律，甚至在宗教方面亦然的一本书吗？这不是宗教的宗旨如此美好地被建立，道德如此地被尊重……邪恶被视为愚蠢，而品德被视为可爱的一本书吗？……是的，我敢说：假如欧洲有一个真正开明的政府存在的话……他会将公共的光荣送给《爱弥儿》的作者，会为作者树起雕像。我太了解人们，以至于不敢期待这种承认，我对他们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致不期待他们做过的事。

他们已为他树立了雕像。

卢梭与加尔文教派

卢梭致德博蒙主教的信仅使法国少数自由思想派与少数瑞士政治叛徒感到愉快。在23件致作者的“反驳书”中，几乎全部来自新教徒。日内瓦加尔文教派在该函中看到对神迹与《圣经》启示的攻击，宽容这种异端势必再激起像达朗贝尔曾指责他们的那种危险。由于对日内瓦自由分子为维护他而发言的失败感到愤怒，卢梭将一份放弃公民权的文书送致日内瓦大议会（1763年5月12日）。

这项行动获得某些有力的支持。6月18日，一个代表团向国家第一行政长官提出一项日内瓦市民与公民的非常谦虚与可敬的抗议，在其他冤情中，该团埋怨对卢梭的判决是非法的，而没收日内瓦书摊中《爱弥儿》一书的复印本实已侵犯了个人财产权。二十五议会摈斥了这个抗议，同年9月检察官特龙金（伏尔泰的医生的表兄弟）发表了《乡间信简》，为议会遭议论的行动做辩护。“代表们”请求卢梭答复特龙金。作为还击，卢梭于1764年12月发表了9封《山间信简》——来自他的山间的小茅屋——对日内瓦平原的寡头政治进行反驳。对牧师如同对议会的愤怒，他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地攻击加尔文教，有如攻击天主教。

他正式对代表们的领袖宣读他的书信。在开始部分他抨击反对者草率地谴责他的书及他的人格，而没有给他任何辩护的机会。他承认他的书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我自己也发现书中有很多错误，我不怀疑别人能发现更多的错误，还有既不是我也不是别人所已觉察到的……在听过双方面的说法之后，大众将会判断……该书获胜或崩溃，而这个案件也告了结。”但该书是“有害”的吗？任何读过《新爱洛漪丝》和《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的人会相信它们的作者有意摧毁宗教吗？诚然，这些著作企图摧毁如“人类最可怕的瘟疫、圣人的遗憾与暴政的工具”的迷信。但是，这些著作没有肯定宗教的必要性吗？作者被指控为不信基督。作者是信仰基督的，但以与指控者不同的方式信仰而已：

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权威，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同意他的训诫是崇高的……我们承认天启是来自我们无法了解其底细的圣灵……福音中神的权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被赋予这项权威，我们承认在他的行为中有超越人类的品德，及在他的教训中有超人的智慧。

第二封信（忘了《社会契约论》）否认市民议会有权判决宗教事件。新教徒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即个人有为其本人解释《圣经》的权利，已在谴责《爱弥儿》一书时被破坏无遗。“假如你今日对我证实关于信仰的事件，我不得不呈给某人做决定，明天我将成为一位天主教徒。”卢梭承认宗教改革者轮到他们本人，也变成个人解释《圣经》的迫害者，但此举并不使（若没有这一原则，新教徒反抗教皇权威是不正当的）这一原则变得无效。他指控加尔文教的牧师（除了我的牧师）继承了天主教信条不容忍的精神。假如他们关于宗教改革的精神是真诚的，他们势将维护个人发表其解释《圣经》的权利。现在他愿对达朗贝尔对日内瓦牧师所做的观点进一忠言：

一位哲学家对他们抛了急速的一眼。他看透了他们，知道他们是反耶稣的教徒，否定三位一体的教徒，他这样说，是想给他们光荣，但他并不了解他正危害他们现世的利益——唯一决定现世人们信仰的事。

在第三封信里，卢梭担当起指控他斥责神迹的挑战。假如我们将神迹下定义为破坏自然法则，那么我们不确定是否任何事情都是神迹，因为我们不能明白所有的自然法则。甚至每天看到非由违背自然法则、而由科学完成的一种新的“神迹”。“古代先知可以使火从天上掉下来，今天的儿童可用一片玻璃做得跟先知们同样好。”约书亚使太阳消失，任何年鉴的作者也能以计算日食的方式来实现同样的结果。而那些在蛮族中表演这种奇迹的欧洲人也因而被认为是神。因此过去的“神迹”——甚至耶稣的那些神迹——也可能是被民众曲解的自然结果。或许耶稣使之复活的拉撒路（Lazarus）并非真正的死。此外，一位教师的“神迹”怎能证明他的学院的真理？基督警告那些“以大手势作为奇迹”的“假基督”。

卢梭以帮助中产阶级代表们为主旨作为他的信的开端。他并未为民主政治方针扩大参政权而呼吁。诚然，在第四封信中，他一再强调选举性的“贵族政治”是最好的政府，同时他向日内瓦统治者保证，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理想，就日内瓦宪法而论，是很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在第七封信中他告诉他的朋友，他抗议中产阶级认为该宪法承认在总议会选举及其年会期间，可授予拥有参政权的市民无限的权力，因为一年当中其余的时间，公民毫无权力可言。在长期的中断期间，二十五议会就是“法律最高的仲裁者，因此决定所有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在总议会以主权者姿态出现的市民与中产阶级，在其休会之后，便成为“独裁者的奴隶，毫无防卫地交给25位独裁者去处置”。这几乎是革命的呼声。然而，卢梭反对这种最后的手段。在最后一封信中，他赞扬中产阶级是国家中最清醒、最爱好和平的阶级，夹在富有与暴虐的贵族社会、残酷与愚蠢的民众之间，但他忠告代表们应保持耐心、信服公理、及时改过。

《山间信简》攻击卢梭的敌对者并引起他的友人不愉快。日内瓦的牧师们对他的异端学说感到惊恐，而更为卢梭扬言说他们也同意他的学说感到震惊。现在，他对加尔文派传道者严厉抨击，骂他们为“贱民、骗子、愚蠢的谄媚者、疯狂的狼”，并表示他宁愿喜欢法国乡镇朴素的天主教牧师。代表们在为获得更多政治权利所做的斗争中并未利用卢梭的信简，他们认为卢梭是危险、靠不住的盟友。卢梭决定不再参与日内瓦未来的政治。

卢梭与伏尔泰

卢梭在其第五封信中，曾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位日内瓦议员“经常拜访”的“伏尔泰先生”，并未以他的容忍精神来启发他们？这一容忍精神是伏尔泰一直倡导、有时是他迫切需要的。而且，他声称伏尔泰曾说过赞成哲学家言论自由一类幻想的言辞，因为只有少数的人阅读他们的作品。卢梭模仿伏尔泰的灵性与优雅的仪态已臻佳境。这位“费内圣人”被认为是最近出版的《五十人的说教》一书的作者，但伏尔泰再三否认为该书的作者——因为该书充满了异端邪说。我们不知卢梭透露这项秘密是否经过慎重的考虑或是有意中伤，伏尔泰认为他恶意中伤，为此很愤怒，因为这件事有迫使伏尔泰重新遭受法国驱逐的可能性，恰如他搬入费内定居时一般。

他看到暴露内幕的信函时，大叫：“恶棍！这个魔鬼！我必须让他挨打——是的，我必须让他跪在他的山间保姆之前挨打！”

“请您冷静下来，”一位旁观者说，“因为我知道卢梭有意来拜访您，而且不久就要到费内来了。”

“啊，就让他来吧！”伏尔泰叫着，很显然是想报复。

“但是您准备怎么接待他呢？”

“我会给他晚餐，让他睡我的床，并说‘这里有好的晚餐，这是房中最好的床。请您让我以接待他人为乐，并请您以居此为荣’。”

卢梭没有来。不过，伏尔泰于1764年12月31日发表了匿名的小册子《市民的情感》，该书是他留下的最大的污点，我们引述下面几段证明之：

我们同情愚笨的人，但他的疯癫已达到狂怒时，我们就必须把他吊起来。容忍本来是一种美德，却变成了罪恶……我们原谅这个人的罗曼史，在他的罗曼史中假借端庄与朴素之名以博人好感……他将宗教与小说混在一起时，我们的城市官员就负有义务模仿巴黎……及伯尔尼采取的行动……他发表一本新书猛烈、疯狂攻击地基督教，他所谓的改革运动神圣《福音书》所有的牧师及国家所有的机构，那么今天，忍耐不是尽头吗？……他以自己的名义说得很清楚：“我们可逐字而不必放弃好的意思来解释《福音书》时，《福音书》并无神迹可言……”

他是喜欢与学者辩论的一位学者吗？绝不……他是人，一直带着自己放荡的悲剧记号的人……与他从这个城市拖往另一个城市及这一山拖往另一山的不幸的妇女，他使她的母亲亡故，而他把她的孩子们遗弃在医院的门口……发誓断绝自然界的所有情感，正如他放弃了光荣与宗教的事务一般……

他希望以破坏宪法来推翻我们的宪法，正如他希望推翻他主张的基督教文明吗？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警告他，他骚扰的城市将否认他……假如他认为我们因为谴责《爱弥儿》一书必须拔剑（造成革命），那么他可将这个意念归类于他的荒谬与愚蠢中。但他应被通知：假如我们要轻罚邪恶的罗曼史，我们必须大大处罚一位可恶的背叛者。

这是最丢脸的败笔，即使考虑到伏尔泰的愤怒、烦闷及年龄（他那时是70岁）也无法原谅。毫无疑问，卢梭也从不敢相信（甚至今日我们几乎也不敢相信）这些文字出自伏尔泰的手笔。卢梭认为作者是日内瓦牧师维尼斯，后者抗议说不是，却无效。卢梭在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1765年1月），发表了他对《市民的情感》一书的答复：

借着这篇文章我愿忠实地做似乎要求我做的告白，没有任何大的或小的疾病——正如作者提到的——曾污损我的身体。我遭受的疾病与被指出的那种毫无相似之处，它是与生俱来的，正如照顾我童年时代而且目前尚存的那些人所知的。马卢昂（Malouin）、莫拉尔、蒂埃里、达朗贝尔诸先生是知悉的……假如他们发现这种疾病是腐败的最起码的信号，我请求他们来处罚我……在我不幸时照顾我的聪明的、世所敬佩的妇女……是不快乐，仅因她与我共享灾难。她的母亲事实上充满活力，甚为健康，尽管她年纪已老（她将年满93岁了）。我从来——也没有理由——遗弃任何小孩在医院的门口，或者在任何其他的地方……我不愿再多加一词……除非说，在死的时候，我宁可做该文作者指控的一切，而不愿写本文这类的文章。

虽然卢梭将他的小孩们送到育幼院（但并不十分准确地符合他们指控的“遗弃”）是巴黎闲话者知道的（卢梭曾向卢森堡元帅夫人承认此事），然而伏尔泰是第一个揭露此事的人。卢梭怀疑埃皮奈夫人曾于她访问日内瓦时透露此事。现在，卢梭已深信她与格里姆和狄德罗阴谋污辱他的名誉。格里姆这时在《文艺通讯》中一再攻击卢梭，他在1765年1月15日写的信提到《山间信简》，他联合伏尔泰指控卢梭的背叛：“假如在地球上有像高度背叛罪的这种罪，那么我确可在卢梭利用武力攻击一个国家的基本宪法，以推翻他自己国家的宪法一事中发现。”

伏尔泰与卢梭之间长期的争吵是“启蒙运动”前夕最令人遗憾的污点之一。他们各自的出身与地位拉长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伏尔泰是有钱人家的儿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在古籍方面。卢梭出生于穷人之家，不久连家也破碎了，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也没承继古典的传统。伏尔泰接受了布瓦洛提倡的文学规范：“爱好理性，让你所有的作品从理性方面得到理性应有的光彩与价值。”卢梭则是“感情支配一切”。伏尔泰像卢梭一样敏感与易激动，但通常他认为让情感冲淡他的艺术是笨拙的态度；他认为卢梭诉诸个人无政府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情感与天性，将导致以叛变为始、以宗教为终的后果。他驳斥帕斯卡，卢梭却附和帕斯卡。伏尔泰活得像一个百万富翁，卢梭则以抄写乐谱为生。伏尔泰是社交优雅的典范；卢梭在社交中是不安逸的，而且太缺乏耐性，易发怒以致难以结交朋友。伏尔泰是巴黎之子，富有巴黎愉快与奢侈的气质；卢梭是日内瓦之子，一位忧郁与清教徒的中产阶级，不满于隔绝他的阶级歧视，及他享受不到的奢侈。伏尔泰为奢侈辩护说，奢侈是把富人的钱流通起来以给穷人工作机会。卢梭谴责它，“在我们城市中供养了100个穷人，而导致上万人死于乡村”。伏尔泰认为文明的舒适与艺术胜过文明的罪恶。卢梭处处不舒适，几乎斥责每件事情。改革者倾听伏尔泰，革命分子则听到卢梭的呼声。

沃波尔提到“这个世界对能思想的人是一个喜剧，对富有感情的人是一个悲剧”时，他很不高明地把18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个人物摆在了一起。

博斯韦尔会见卢梭

我们意外地得到一份有关博斯韦尔报道在1764年12月5次访问卢梭的资料。这位情不自禁的崇拜者庄严地发誓（10月21日）:“在访晤卢梭时，既不谈及异教徒问题，也不谈及女人。”12月3日，他从纳沙泰尔出发，往莫捷特拉弗斯。在中途的布洛（Brot），他在该地一家小旅店停留，问了店主的女儿关于他所要拜访的人，据她所知如何。她的回答使人困惑：

卢梭先生常与他的女管家勒瓦瑟尔小姐来这里停留几天。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有一张漂亮的面孔，但他不喜欢有人来看他、凝视他，宛如他有两个头似的。天呀！人们的好奇心是难以置信的，许许多多的人来看他，但他常常不接见他们。他目前生病，不愿受人干扰。

博斯韦尔仍然往前走，停留在莫捷的小旅店：

准备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告诉他说，一位24岁守旧的苏格兰青年来到这里，盼望能见到他。我向他保证我是值得他一晤的……在信的末端，我向他表示我具有心灵与灵魂……这封信是精心之作。我将以它作为证明我的灵魂必然崇高。

他的法文信是仔细的天真与难以抗拒的恭维的精妙混合：

您的作品，先生，已融化了我的心灵，提升了我的灵魂，触燃了我的想象力。相信我，看到我时您一定会高兴……啊！亲爱的圣佩鲁克斯！开明的导师！优雅、和蔼可亲的卢梭！我已预感一项真正高贵的友谊将于今天诞生……我有很多话要告诉您。虽然我只是一个年轻人，但我拥有使您感到惊奇的一连串不同的生活经验……我请求您，保持孤独……我不确定我是更愿意永远见不到您，还是更愿意首次与您见面，我急着等待您的回音。

卢梭托人传话说，博斯韦尔可以来拜访，如果他答应尽量缩短拜访的时间。博斯韦尔于是出发了：“穿外套和背心，镶有红色又带点金色的花边，鹿皮色的短裤，长筒靴。最主要的，我穿了一件缝狐狸皮边的绿色驼毛皮大衣。”泰蕾兹来开门，她是一位“矮小、活泼、干净的法国女孩子”。她带博斯韦尔上楼见卢梭——“一位微黑肤色，穿着亚美尼亚服装的优雅绅士……我问他身体好吗？‘很坏，我已放弃了所有的医生。'”他对腓特烈表示羡慕，嘲笑法国是“一个可轻视的国家”，但“你可在西班牙和苏格兰的山中发现伟大的灵魂”。卢梭还提到神学家是“一种绅士，对某些事情给予新的解释，但仍然留下来某些事情像以前一样令人无法了解”。他们谈起了科西嘉，卢梭说他已被邀为科西嘉起草宪法。不久，卢梭对他说，希望自己能单独散步一下。

12月4日，博斯韦尔再次到卢梭的住所。卢梭与他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你令我心烦。这是我的天性，我不堪忍受。”博斯韦尔说：“不必与我拘礼。”卢梭喊着：“滚开。”泰蕾兹送他到门口。她告诉博斯韦尔：“与卢梭先生过了22年的生活，我决不将此项殊荣让给任何人，哪怕是法国王后。我将从他给我的忠告中努力获得益处。假如有一天他死了，我一定到修道院隐居。”

12月5日，博斯韦尔又出现在门口。卢梭叹气说：“我敬爱的先生，很抱歉，即使我想与你交谈，我也无法与你交谈。”博斯韦尔“无视这些推辞”，而找话题说：“我已成了罗马天主教徒，而且有意隐于修道院。”卢梭说：“那是何等的愚蠢呀！”博斯韦尔说：“请老实告诉我，你是基督徒吗？”卢梭拍胸说：“是的，我自认为我可算是其中的一位。”博斯韦尔（他患有忧郁症）说：“告诉我，你曾患过忧郁症吗？”卢梭说：“我生来就是沉着的一型，我的天性并无忧郁症，是不幸的遭遇把忧郁症传给了我。”博斯韦尔问：“你认为修道院苦修如何？及那类的治疗法如何？”卢梭答：“他们全都是戴了假面具。”博斯韦尔问：“先生，你愿意担任我精神方面的指导吗？”卢梭回答：“我不能。”博斯韦尔说：“我会再来。”卢梭说：“我不答应再见你，我现在生病。我每分钟都要用尿壶。”

那天下午，在他所租的“乡之居”，博斯韦尔写了14页长的《我生活的素描》长文，送给卢梭。该文承认他的几次通奸事件，并提出问题：“我现在仍有可能成为一位男子汉吗？”他回到纳沙泰尔，但12月14日他又来到卢梭的门口。泰蕾兹告诉他说，她的丈夫目前病情已“相当严重”。博斯韦尔坚持要见卢梭，于是卢梭接见他。“我看到他坐着，病情相当沉重。”卢梭说：“我被疾病、失望及忧伤折磨。我正接受探针（尿道的扩大器）治疗。每个人都认为我应该接受这种治疗……你下午再来。”博斯韦尔问：“谈多久？”卢梭说：“15分钟以内，不许超时。”博斯韦尔说：“20分钟如何？”卢梭说：“去你的！”——但是他忍不住笑出来。博斯韦尔于下午4点钟再来，心中想着路易十五：“道德对于我而言似是一件不稳定的东西。例如，我要拥有30个女人。我不能满足这种欲望吗？”“不！”“但想一想，假如我是一个富有的人，我能拥有这些女孩，我使她们有小孩，繁殖就增加了。我给她们嫁妆，而我把她们嫁给那些以拥有她们为幸福的善良农夫。这样她们在女大当嫁时，就为人妻了，而对于我来说，我已享有一连串不同的艳福。”然后，不再提到此类高贵的假设，他问：“请告诉我，我如何根绝我已犯的罪恶？”卢梭做了标准的回答：“除了善之外，恶是无法补救的。”博斯韦尔请卢梭邀他共进晚餐，卢梭说：“明天吧。”博斯韦尔“满怀愉快的心情”回到旅舍。

12月15日，他与卢梭共餐，泰蕾兹在厨房内，他发现厨房“干净而愉快”。卢梭极富幽默，看不出他后来显出的精神忧郁。他的狗与猫相处颇洽，与他亦然。“他把食物放在木板上，并使他的狗绕着木板跳舞。他唱歌……活泼的音色，带有甜蜜的声音，而且非常高雅。”博斯韦尔谈起宗教：“英国国教是我的选择。”卢梭说：“是的，但它不是《福音书》。”“你不喜欢圣保罗吗？”“我尊敬他，但我相信他应对使你昏头昏脑的原因负部分的责任。他可能是一位英国的牧师。”

勒瓦瑟尔小姐问：“先生，你看过伏尔泰先生吗？”博斯韦尔说：“当然！”然后他转向卢梭说：“伏尔泰先生不喜欢您。”卢梭回答说：“一个人是不喜欢那些他曾严重伤害过的人。他的谈话最令人愉快，甚至他的谈话比他所写的书还要好。”博斯韦尔逗留过久而令他厌烦，但他离开时，卢梭说：“请多吻我几次，并以最优雅的友谊来拥抱我。”博斯韦尔回到旅舍时，旅舍女主人说：“先生，我认为你刚哭过。”“这个，”他回答说，“我将永志不忘，以为我对人性真正的赞美。”

《科西嘉宪法草案》

虽经卢梭提醒，博斯韦尔访问了在费内的伏尔泰后，继续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和科西嘉访问。在帕斯夸莱·迪保利的领导下，科西嘉于1755年脱离了热那亚的统治。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曾为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而欢呼：

在欧洲仍有地方尚未制定法律，那就是科西嘉岛。岛上英勇的人民已显出其具有重获与捍卫自由的能力，很值得一位贤哲的协助，以指导他们如何保卫国家。我有一种预感，将来这个小岛会惊动欧洲。

1764年8月31日，卢梭接到科西嘉派驻法国的特使马特奥·布塔福科的一封信：

先生，在您的《社会契约论》中，您以最恭维的言辞提到我们的国家科西嘉。那种赞扬出自您如此诚恳的手笔……使人联想到强烈的希望，您必是帮助这个国家维持她以无数鲜血获得的自由的最贤明者。我承认，当然，我敢劳驾您承担的工作需要渊博的知识……假如您俯赐接受这件工作时，我一定提供您所需的资料。而迪保利先生……将尽最大的努力从科西嘉寄给您所需的一切资料。这位杰出的领袖及拜读您的大作而获益的所有我国的爱国者，共怀我的愿望，并具有所有欧洲人尊敬您的那种情感，而您有充足的理由享有那种尊敬。

卢梭于1764年10月15日回信表示接受，并请求给他为了解科西嘉人民的性格、历史、问题等所需的资料。他表示这项工作可能“超出我的能力所及，虽然并不超出我的热忱”。但“我答应你”。1765年5月26日，他写信给布塔福科：“在我的余年中，我没有其他的兴趣，除了我自己与科西嘉，其他的一切事情已从我的思维中完全被排除。”他立即开始写他的《科西嘉宪法草案》。

以胸中已有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框架，卢梭提出，每个市民应签署属于本人庄严及不可撤回的宣誓——“身体、财产、意志及所有我的权利”均属于科西嘉国。他赞扬已获独立的勇敢的科西嘉人，但他警告他们，有许多罪恶——懒惰、抢劫、仇恨、残暴——大部分来自仇恨他们的外国统治者。对这些罪恶的最佳治疗是一种完全农村化的生活。法律应诱导人民定居于田地上而非麇集于城市。农业有益于个人的性格与国家的健康，贸易、商业、财政为所有狡狯之徒大开方便之门，而必须由国家来劝阻。旅行必须步行或以兽代步。早婚与大家庭生活应受补助，男子年满40岁未婚则丧失公民资格。个人的财产应减少，以增加国家的财富。“我愿看到国家是唯一的所有权人，个人依其对国家所做服务的比例，享有共同的财产。”假如需要，可征召人民耕作国家的土地。政府必须控制所有的教育和所有的公共道德。政府形式上应以瑞士为模范。

1768年，法国从热那亚购得科西嘉，派兵驻扎，处决了迪保利，并将该岛置于法国的法律之下。卢梭放弃了他的宪法草案，并谴责法国的侵略违背了“一切正义、人道、政治权利和理性”。

逃亡者

两年中，卢梭舒适、安静地定居于莫捷，读书、写作、养病——遭受了坐骨神经痛的侵袭（1764年10月），及很有礼貌地接见了经过泰蕾兹细查过的拜访者。其中一位拜访者感激地描写道：

你没有办法来描述他的社交是何等迷人，他的举止是何等有礼，他的谈吐安详与令人愉快是何等的有深度。你不构想一幅与众不同的图画，说服自己把他想象成怪物，永远严肃而有时是粗暴的吗？啊，这是何等的错误呀！以最温和的措辞来说，他把一闪一闪的火花联结起来，而且看到了眼力看不见的愉快。当你抓住只要他感兴趣的任何题目，那么他的眼睛、他的嘴唇、他的双手——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在说话。把他描写为一位爱发牢骚的人，那么你可能完全错了。他绝不像那种人，他跟大家一起笑，与小孩子们喋喋不休并说笑话，他嘲笑他的管家。

但当地牧师已发现《爱弥儿》和《山间信简》中的异端邪说，而这件事对他们似乎是一件丑闻，以至于认为像这种魔鬼势必因为他的出现而玷污了瑞士。为了安抚他们，卢梭在一项正式的文件中提出自我约束的保证（1765年3月10日）:“决不再发表任何有关宗教的新著作，决不在任何其他新的著作中间接地处理宗教问题……而且，由情感与言行，将继续证明我十分重视我与教会连在一起的幸福。”纳沙泰尔的宗教法庭召他出庭并答辩异端的指控，他请求赦免：“即使我十分愿意，要求我长期出庭是不可能的事。”那是很痛苦的真话。他自己的牧师背叛他，而且在公共的聚会中斥责他是反教会分子。牧师对他的攻击在教区中已如火如荼地展开，某些村民在卢梭散步时向他扔石头。约9月6日至7日深夜，他和泰蕾兹被一阵石头击打在沙墙上的声音及打破窗户玻璃的声音惊醒。一块大石头打破玻璃落在他面前。一位邻居——村中的官员——召来几位守卫保护他，群众散了，但卢梭在莫捷仅有的朋友劝告他离开。

他提出某些避难的场所，“但我已如此热爱瑞士，只要有可能让我留下来，我决不离开”。一年前，他曾访问比尔湖中央的圣皮埃尔小岛，小岛上只有一个房屋——守卫的家庭。那里是酷爱安静者的理想场所。两年前驱他出境的伯尔尼，给他非正式的保证，他可迁到该小岛而免受逮捕的恐惧。

因此，约1765年9月中旬，即居住莫捷26个月后，他和泰蕾兹离开了他们钟爱的家，前往守卫的家共膳宿。那个地方如此与世隔绝，以至于“既无普通人也没有教会的人来干扰它”。“我想我必须住在该岛以与人们隔得更远，也可很快地被人们遗忘。”为了应付他的开销，他授权画家杜·佩鲁出版他所有的著作，“并由他保管论文，但在我死之前不能使用，以使我的内心在余年中安详度过，不做把我再卷入公共场合的任何事情”。基思送给他1200英镑的年金，他同意取其半数，他安排另一半年金给泰蕾兹。他与她定居岛上，对生命不再有所求，现在他已年届53岁了。

13年以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写了他的最佳著作之一《一位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以冷静的优雅来描写他在圣皮埃尔岛上的生活。“使人愉快的懒散是首要的享受，我希望真能品尝到其中所有的甜蜜。”我们已处处看到他如何羡慕林尼厄斯。现在他手持瑞典植物学家的书，开始研究与列出他小天地中的植物。或者在好天气时，像在瓦尔登湖的梭罗：

湖水平静时，我将自己投入小舟，划到湖中央，在那里，我把全身伸直躺在舟上，我的眼睛朝向天空，我让自己随着湖水慢慢到处飘荡，有时好几个小时，投入数不清的梦乡。

但甚至在这里，他也不能再长久地停留。1765年10月17日，伯尔尼的参议院命令他于15天内离开该岛与该州。他不知所措，失去镇静。“为了获得官方的默认，为获得曾一度失去、用以安身立命的宁静，为了获得从伯尔尼来的某些人的访问，采取的措施”，使他深信目前他已摆脱迫害与驱逐而获得安全。他请求州参议院给他解释的机会并延缓期限，并对被驱逐出境做绝望的挣扎：

我有一项解决办法，尽管它可能很糟糕，我也会毫无怨言地积极接受，假如诸位先生能发善心同意的话。你们可以把我关在城堡的监牢里，或任何你们觉得恰当的地方，我将在你们指定的地方度过余年。我会自费在那个地方生活。我将保证不让你们负担任何费用。我情愿不带纸或笔，或不与外界通信……只要让我带几本书，有时可在花园散步的自由，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伯尔尼的答复是颁下一道命令：限24小时之内离开该岛及伯尔尼所有的领土。

他到哪里去？腓特烈二世邀请他到波茨坦，迪保利邀请他到科西嘉，达朗贝尔邀请他到洛林，出版家雷伊邀请他到阿姆斯特丹，休谟邀请他到英国。10月22日，已是英国驻巴黎使馆秘书的休谟，写信给卢梭：

你的乖舛与前所未闻的不幸，你的品德与才华的奇特独行，必引起同情你的每个人情感的共鸣。但我敢说，在英国你可获得免于迫害的绝对安全，不仅因为我们法律的容忍精神，而且源自那里的人们对你性格的尊敬。

10月29日，卢梭离开了圣皮埃尔岛。他安排泰蕾兹暂居瑞士，他自己搬到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停留了整整一个月，仍犹豫不决。最后他决定接受休谟的邀请赴英国。法国政府发给他回到巴黎的签证。在巴黎，休谟第一次会晤卢梭，很快发现自己很喜欢卢梭。巴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位被放逐者的归来。休谟写着：“很难描述或想象法国对卢梭关切的热烈程度……从来没有人如此受到他们的重视……伏尔泰及其他的人全已黯然失色。”

新的友谊在其诞生时就出现了裂痕，在这里想确定事实，或者无所偏倚地把他们的内容报告出来是很困难的。1766年1月1日，格里姆把下列报告送给他的读者：

卢梭于12月17日进入巴黎，次日他穿着亚美尼亚服装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没人受到警告，也没人从这种景观中获益。孔蒂王子把他安顿在神庙，该处的亚美尼亚人每天观察他。他每天也在一定的时间在他居所附近散步……这里有他停留巴黎期间到处流传的一封信，而那封信已获得最大的成功。

关于这一点，格里姆刊印了声称来自腓特烈二世致卢梭的一封信。这是一封由沃波尔编造的信，为的是开卢梭的玩笑。沃波尔于1766年1月12日在致康韦的信中写道：

我目前由于一篇非常普通的文章出名了，但是该文引起令人难以置信的骚动。一天晚上，我在若弗兰夫人处开卢梭爱好与厌恶的玩笑，而且说某些事情将会使他们转变。回家后我就把这些事写在一封信上，第二天我把它送给爱尔维修和尼韦努瓦。他们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在他们告诉我用字上的某些错误之后……他们鼓励我把它刊印出来。正如你知道的，我一向很喜欢嘲笑政治或文学上的走方郎中，就让他们大展才华，我并不反对。这封信的复印本就像野火般传开，而我就跟着流行起来……这封信内容如下（这封信是由法文逐字翻译过来的）：

普鲁士国王致卢梭先生：

我敬爱的让—雅克，你已放弃了你的祖国日内瓦，你让你自己被瑞士这个你曾经在你的著作中大加赞扬的国家驱逐，法国已发布命令反对你。那么，来我这里吧，我仰慕你的才华，我被你的梦想愉悦。梦想（但愿如过去所说的）占去你太多的时间。你终究是明智、快乐的。你谈及太多有关怪僻的地方，那样不适合一位真正的伟人。向反对你的人展示有时你也有常识，这会使他们烦扰而不至于去做伤害你的事。我的国家将提供你和平安全的住所；我希望你健康，而且很愿意帮你的忙，只要你提出需要。但假如你继续摒弃我的帮助，请深信我绝不告诉任何人。假如你坚持再绞尽脑汁自寻灾祸，那么也请自便吧。我是国王，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愿望，当你放弃在被迫害中寻求荣耀时（在被敌人环绕时，你很难做到），我也不再强求你。

你的好友腓特烈

沃波尔从未见过卢梭。他老于世故的智慧与天生的幸运几乎与卢梭的作品相对。他在若弗兰夫人的餐会上听到卢梭的错误与愚蠢，也见到了狄德罗和格里姆。他可能不了解，由于卢梭对神经机能疾病的敏感，已被一连串的论战与忧患逼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假如沃波尔了解此点，那么他的“益智玩笑”未免可耻得残酷了。我们必须加一句话，即休谟请求他在英国为卢梭找隐居的地方以实现他对卢梭的承诺时，沃波尔即努力供给避难所需的一切协助。

休谟知道这封信吗？很显然这封信最初捏造之时，他正在若弗兰夫人那里。他被指控为“参与”这封信的撰写。1766年2月16日，他写信给布哈本德诺侯爵：“如果说我开过卢梭的玩笑，像在普鲁士国王的假信中那样，也是我在奥索里爵士的餐桌上写的。”1766年1月3日，休谟在霍尔巴赫子爵的餐会做了惜别访问。休谟盼望使卢梭免于迫害，并使他在英国快乐。霍尔巴赫是一个怀疑论者。“我很抱歉，”他说，“我不想打击你的希望与幻想，但我告诉你，不久你会悲痛地醒悟过来。你不了解你自己，我十分难过地告诉你，在你的怀中你正培养一条毒蛇。”

次晨，休谟与卢梭，让—雅克·吕兹与卢梭的爱犬苏丹，乘着两辆邮车离开了巴黎，朝着加来地区出发。在拒绝了休谟、布弗莱夫人和威德兰夫人（Mme. de Verdelin）为他提供的款项后，卢梭自费支付此行的旅费。1月10日，他们抵达多佛，卢梭拥抱着休谟，并感谢他把他带到自由之邦英国。

卢梭在英国

1766年1月13日，他们抵达伦敦。过路的人注意到卢梭的服装——皮裘的帽子、紫色的长袍及腰带。他对休谟解释说，因为疾病以致对穿裤子感到不便。休谟游说他的朋友孔威为这位杰出的外国朋友准备食宿，乔治三世同意每年付100英镑，并表示愿非正式一晤。一天晚上，国王与王后驾临德利连歌剧院时，加里克为卢梭与休谟订了皇家包厢对面的包厢。但休谟拜访卢梭时，休谟颇难劝服卢梭离开他那只被锁起来而咆哮不止的爱犬，最后“我捉着卢梭的手臂，而……使用了部分的力量，我拉他走路”。看完歌剧后，加里克请卢梭晚餐，卢梭对加里克的演出大加赞扬：“阁下，您所演的悲剧我感动得流泪，而您的喜剧使我微笑，虽然我对你们的语言一个字都不懂。”

总而言之，休谟到目前为止对卢梭的举止是感到满意的。抵达伦敦不久，他写信给布哈本德诺夫人说：

您曾问我对卢梭的看法，就各方面观察之后……我宣布我从未认识比他更和蔼与具有人格的人。他优雅，谦虚，热情，公正，非常的敏感。假如要挑出他的毛病，我还没有发现，除了过分的性急，对他最好的朋友们不公平猜忌的脾气……至于我，我将尽我的生命陪伴他，而在我与他之间绝不会产生疑云。他的举止非常单纯。在日常的琐事中，他是一个十足的小孩。这种个性使那些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容易照料他。

而且，他古道热肠，谈吐充满热情。我非常喜欢他，盼望能分享他的情感……巴黎的哲学家事先对我说，我无法带他到加来地区而不与他争吵，但我相信我能够终身以互惠的友谊与尊敬同他生活在一起。我认为我们之间和谐相处的最大泉源是我与他皆不是好辩之徒，这个又与他们之间任何人的情况不同。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太热衷于宗教。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遭迫害的哲学家显然也是最虔诚的……看完《圣经》后他是一个虔诚者，他是一个比基督徒要好一点点的人。

但仍然困难重重。正如在巴黎，伦敦也是一样的，贵族、淑女、作家、平民云集到休谟为卢梭安排住宿的白金汉街的亚当斯夫人家。不久，卢梭就厌烦这些殷勤，请求休谟为他在远离伦敦的地方找个房子。威尔士修道院愿提供照顾他的服务。他颇愿接受，但受休谟意见的影响，他寄居于离伦敦6英里的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奇斯威克的杂货店主人家。1月28日，卢梭与他的爱犬苏丹搬往该处。现在他要泰蕾兹来，使他的房东与休谟苦恼的是：他坚持应允许泰蕾兹与他同桌共餐。休谟在写给布弗莱夫人的信中抱怨说：

吕兹先生……说她的生活尽是邪恶、好争吵及喋喋不休，这被认为是卢梭离开纳沙泰尔（莫捷）最主要的原因。他自己归因于她是如此的笨拙，以致她从来搞不清楚具体的日期，而且她从不会分辨任何国家不同的币值。但是，她控制卢梭正像一位保姆管教小孩一般。她不在时，他的狗就获得这项主权。他钟爱他的狗是非言语与观念所能表达的。

其间，泰蕾兹已来到巴黎。博斯韦尔在巴黎碰见她，并答应护送她到伦敦。2月12日，休谟写信给布弗莱夫人：“我已收到一封信，获悉小姐已与我的一位极富幽默、非常令人愉快、非常狂热的年轻朋友一同出发……他是如此醉心于文学，以至于我担心某些打击我们朋友荣誉的事会发生。”博斯韦尔声称他已证实这个预言。依照他所记而目前已被毁的几页日记，他与泰蕾兹从巴黎出发的第二个夜晚就在乡间旅馆两人共眠一床，而且接连着几个夜晚都睡在一起。他们于2月11日前抵达多佛。日记这样写着：“2月12日星期三。昨晨很早上床，又发生1次关系；一共13次。我实在很喜欢她。早晨2时乘轮渡起程。”当天晚上他带泰蕾兹到伦敦休谟处，并答应她“不提及爱情，一直到她死后为止，或者于这位哲学家（卢梭）死为止”。就在13日那天，他“把她送还给”卢梭。“他看起来如此老态与衰弱，你（博斯韦尔）对他再也没有热情了。”那是很自然的。

在奇斯威克，正如在莫捷一般，卢梭收到原比他期待的还要多的来信，并抱怨他必须付出邮资。一天，休谟从伦敦带给他一件“货物”时，他拒收并命令把它退回邮局。休谟警告他说在那种情况下，邮政官员可打开被拒收的邮包而获知他的秘密。这位耐心的苏格兰人拆开了寄到伦敦给卢梭的信件，而仅将其中认为较重要的交给卢梭。卢梭同意了，但不久怀疑休谟干涉他的通讯。

伦敦上流社会邀请卢梭的餐会通常包括勒瓦瑟尔小姐，卢梭常以健康不佳为由推辞，但可能因为他厌恶介绍泰蕾兹给高尚的访客。他一再重复他要归隐乡间的愿望。从加里克处听到这个消息的理查德·达文波特，提供给他一所离伦敦150英里、位于德比郡伍顿村的房子。卢梭很高兴地接受了。达文波特派马车去接他与泰蕾兹。卢梭埋怨说他好像受到乞丐一般的对待，并对休谟说：“假如这是达文波特故意为之，一定是你同意他这样做，你不应该令我感到如此不快。”一小时后（依休谟的说法）：

他突然坐在我的膝上，将他的双手抱住我的颈部，热情地吻我，而眼泪沾湿了我的脸，大声叫着：“你能永远原谅我吗？亲爱的朋友？从你那里得到真挚的友爱后，最后我竟以这种愚蠢与恶劣的行为来报答你。但是，显然我有值得你付出友谊的一颗心；我爱你，我尊敬你；你无时无刻不对我仁慈。”……我吻他并拥抱他20次，眼泪夺眶而出。

次日（3月22日），卢梭与泰蕾兹往伍顿出发，休谟没有再见他们。不久，休谟写信给休·布莱尔，对卢梭的健康情形与个性有直觉上的分析：

很失望，他不顾我的劝告，决定奔向这种孤独。而我预料在那种情况下他将不会幸福的，正像他一直所处的情况一般。他将会完全没有职业、没有朋友及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在他日常生活中，他很少读书，而目前他已放弃所有的阅读。他已变得很渺小，已没有好奇的态度去见识或注意事物……诚然，他已没有多大的创造力了，在他的全部日常生活中，他仅一直在感觉。而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已升到超越我所能看到的任何例子，但这一直是对痛苦比对快乐更具敏锐的感觉而已。他不但像一个被脱光衣服的人，而且也像一个被剥掉皮的人，因挣扎而变得粗鄙和狂暴，像底层社会的人那样。

3月29日，卢梭与泰蕾兹抵达伍顿。起先，他对他的新居感到非常满意。他给纳沙泰尔一位朋友的信中有这样的描写：“一座寂静的房屋……并不太大，但很舒适，建于一座山谷旁边的半山腰。”房屋的前面有着“世界最可爱的草坪”，一幅“绿地、树木，及散布农田”的乡景，而附近，农民沿着小溪走着。“在世界最坏的天气里，我平静地外出采集植物。”达文波特一家人在他们偶尔停留时占用房间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仆人留下来照顾哲学家与他的“女管家”，卢梭坚持付给达文波特每年30英镑，作为房租和服务费。

他的幸福持续了一个星期。4月3日，伦敦一家日报《圣詹姆士纪事报》以英文和法文刊登了腓特烈二世致卢梭的假信，而没有提到真正的作者。卢梭知道这件事时深受创伤，更伤心的是该报的编辑威廉·斯特拉恩长期以来是休谟的好朋友。加之，自从卢梭离开奇斯威克以来，英国报纸的笔调对他已有显著的改变。批评这位离奇古怪的哲学家的文章有增无减，某些文章涉及的题目他认为只有休谟才知道。无论如何，他认为休谟应该为保护他以前的老友而写些文章才对。他听到这位苏格兰人在伦敦与卢梭在日内瓦时的对手之子弗朗索瓦·特龙桑同住一处，就认为后者已将卢梭的所有隐私与错处都告诉了休谟。4月24日，卢梭致函《圣詹姆士纪事报》：

先生，你已冒犯任何个人对一位君主应有的尊敬，你公开了属于普鲁士国王的一封充满夸大与恶意的信，因此你应已知道你已不可能查出该信的作者。你甚至敢模仿他的签名，宛如你已看到签名是由他的手写成的。我告诉你，先生，这封信已在巴黎被捏造，而最令我伤心落泪的是他的伪造者竟有英国的共犯在里面。你因它已对普鲁士国王、真理及我有所亏欠，也有义务把这封由我签字的信刊出，以补偿毫无疑问你所应引咎自责的过错。你知道那封信是一项恶毒的阴谋吗？我在此谨向你致以忠诚的问候。

卢梭

我们能了解现在卢梭为什么认为有个“阴谋”在打击他。除了旧日的敌对者——伏尔泰、狄德罗、格里姆及启蒙运动的其他先知外，谁能推动英国报纸由欢迎与赞扬突然变为嘲笑与轻视的语调呢？就在此时，伏尔泰匿名出版了《致潘索夫博士的一封信》，重提卢梭的著作中对英国人民所做的不利叙述——他们并不真正自由，他们太注重金钱，他们并非“生性本善”。伏尔泰小册子中最损人的一篇在伦敦的刊物《劳埃德晚报》上刊出。

5月9日，卢梭写信给孔威，请求他暂停对自己提供食宿费用。休谟劝卢梭接受，卢梭答称，他不能接受由休谟安排而获得的任何恩惠。休谟要求给他解释的机会。由于孤寂，卢梭现在似乎已进入猜疑与愤怒的疯狂状态。7月10日，他寄给休谟一封长达18张对开页的信。该文太长而不能全部引录，但对一次著名的争吵太重要，以致我们应记得其中的某些要点：

我已生病，先生，而且很不想写信。不过既然你要求解释，那就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

我生活于这个世界之外，而我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茫然无知……我仅知道我感觉的是什么……

你大胆地问我，谁是你的责难者？你的责难者，先生，他是在整个世界中的一个人……我必须信任的人……他就是你自己本身……就第三人称来说，他的名字叫大卫·休谟，我将使你成为我对他的看法的裁判。

卢梭充分感谢休谟的恩惠，但接着说：

就对我所施的真正恩惠而言，这些待遇是无可计量且显而易见的……我并非完全不知道……假如我是单独来此，我该已在毫无帮助或忠告下离开了……假如达文波特对我足够地爱护而供给我居所，那么就不必感谢达文波特不认识的休谟先生……我在这里受到的一切优遇，就是没有休谟我也同样会充分得到。但已加诸我的灾祸，就不会发生了。为什么我在英国会有敌对者呢？而为什么偏偏这些敌对者正巧又是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呢？

我也听到我的死敌江湖郎中特龙桑的儿子，不仅是休谟先生的朋友，也是他的被保护者，而且他们共同居住在一起……

所有这些事实凑在一起，使我得到的印象是令人担忧的……同时我写的信无法传至收信人，我收到的信都已被打开，而这些信都经休谟先生之手……

当我看到报上刊登假造普鲁士国王的来信，我的感受将如何？……一线曙光对我透露了英国大众对我的观感突然改变的秘密原因，而我看到在巴黎的阴谋已在伦敦执行了……这封伪造的信在伦敦刊出时，知道那是虚构的。休谟先生并未为我说一句话，也没有写信给我。

现在我只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假如你有罪，就不必写信给我，那是无用的。请确定你一定不会欺骗我。但假如你无辜，就降尊纡贵为自己辩护……假如你不这样做——我永远都不要见你。

1766年7月22日，休谟简单回信，但不提及卢梭指控的地方，因为他已得到结论，即卢梭已处于精神错乱的边缘。“假如我可以向你提出忠告的话，”他写给达文波特，“你必须继续你已开始的仁慈的工作，一直到他被关入疯人院。”听到卢梭在写给巴黎的信中（1766年4月9日写给布弗莱女伯爵），提到他已与自己绝交，休谟将卢梭写给他长信的复印本寄给布弗莱夫人，她给休谟的回信如下：

卢梭的信是残暴的。它已达到偏激与不可饶恕的程度……但别相信他能够应付任何错误或诡计，也不要认为他是一个骗子或无赖。他的发怒没有道理，却是诚挚的，关于那一点，我感觉那是毫无疑问的。

这里所写的就是我认为这件事的原因。我已听到谣传，及他已被告知在沃波尔的假造信中佳句之一出自你的手笔，你曾以普鲁士国王的名誉开玩笑说：“假如你希望被迫害，我是国王，我可依照你喜欢的方式提供给你。”而沃波尔先生说你就是上文的作者。假如上述属实，而卢梭也了解这一点，那么你还会惊奇那敏感、性急、忧郁及骄傲的卢梭……何以愤怒？

7月26日，沃波尔写信给休谟，承担了全部的责难，但未表示任何的悔过——为那封假撰的信。他还谴责卢梭的“忘恩负义和邪恶之心”。但他不否认休谟与该信有所牵连，休谟写信给霍尔巴赫说：“你完全正确，卢梭是一个怪物。”而撤销了他以前对卢梭性格的赞美之辞。他从达文波特那边获悉卢梭已开始写《忏悔录》，他认为卢梭为该事件在自我宣传。亚当·斯密、杜尔哥、基思劝休谟以沉默来忍受攻击，但由达朗贝尔领导的巴黎哲学家，促请他在两个首都公布对他有利而且久已闻名的“原因”。1766年10月，他发表了《发生于休谟先生与卢梭之间争论的简要报告》，该文由达朗贝尔和叙阿尔译成法文。一个月后英文也出刊了。格里姆将其中的要点在他10月15日的订阅信中广事流传，因此争论之声再响于日内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圣彼得堡。十几家刊物渲染此事。沃波尔出版了他对争论的看法，博斯韦尔攻击沃波尔，拉杜尔夫人则说卢梭先生骂休谟是叛徒。伏尔泰寄给沃波尔有关卢梭的过错与罪过的额外资料、有关他常到的“不名誉的地点”，及有关他在瑞士的煽动活动。乔治三世“以莫大的好奇心参战”。休谟将相关的文件寄到大英博物馆。

为这一阵狂怒包围的卢梭，却保持着忧郁的沉默。他现在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回到法国，英国潮湿的天气和英国人保守的性格，使他憔悴。他追寻的安静超过他能忍受的范围。在决定放弃努力学习英文之后，他发现很难跟他的仆人相处。他只能与泰蕾兹交谈——她每天请求他带她回法国。为了实现她的计划，她对他证实仆人正计划毒死他。1767年4月30日，他写信给他不在场的房东达文波特：

明天，先生，我将离开你的房屋……我并不是不知道伏兵已准备突击我，我也并不是不知道我没有能力保护我自己。但是，先生，我仍然活着。剩下的只是我光荣地完成一项事业……再见，先生。我现在必须离开我居住的房屋，诚属遗憾。更使我遗憾的是碰到你这位如此令人愉快的主人，而我尚未使他成为我的朋友之一。

5月1日，他与泰蕾兹在匆忙与恐惧的状态下逃离。他们丢弃了行李，留下13个月的房租钱。由于不熟悉英国的地形，他们走了很多迂回路，有一段路途是步行的，约有10天他们迷路了。报纸大事刊登他们失踪的消息。5月11日，他们转到林肯郡的斯波尔丁，在那里他们找到了通往多佛的路，而于5月22日从多佛上船往加来出发，结束了在英国16个月的生活。休谟写信给杜尔哥及其他朋友，要求他们帮助这位尚在逮捕令追捕之下、现已凄凉返抵法国的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