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旭日东升（1643—1684）
马扎然与投石党（1643—1661）
1643年起，法国开始崛起于西欧，其政治上的影响力直到1763年，而在语言、文学与艺术上的影响力直到1815年仍然未衰。自西罗马奥古斯都以来，没有一个王朝像路易十四时代拥有如此多伟大的作家、画家、雕刻家与建筑家，并在礼节、时尚、思想、艺术上被他国艳羡模仿。外国人视巴黎为心智修养与教育的中心，许多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英国人，都认为巴黎较其故乡更可爱。
为什么法国在这段时期会得到如此优势的地位呢？其中一个理由是人力。1660年，法国有2000万人，西班牙与英国各为500万、意大利600万、荷兰共和国200万。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与匈牙利，总人口约为2100万，但这个帝国徒具虚名，又因“三十年战争”国势衰微，帝国境内又分裂成400多个敌对的主权国。这些小邦每个最多不过200万人口，却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军队、货币和法律。而法国在1660年后已是一个地理上统一的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法国“大世纪”的催生，黎塞留（Richelieu）主政时期功不可没。
在欧洲哈布斯堡王室（Hapsburgs）与法国波旁王室的长期对峙中，后者逐渐占了上风。数十年中，部分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落入法国手中，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也于1643年在罗克鲁瓦（Rocroi）战役和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Peace of the Pyrenees）中失势于法国。此后，法国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强的国家，国内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忠诚乐业，将军善于谋略，而其君主则为“真命天子”。这一时期，一位年轻的君主即位，在他近75年的主政期间，不仅统一了国土和人民，也统一了政府和政策。此后50年中，法国培养并吸纳了无数文学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建筑宏伟的宫殿，成立强大的军队，震惊与鼓舞了人类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法国的前景可比之为一幅史无前例的耀目图画，以人们的鲜血绘出了多彩多姿的画面。
路易十四于1643年嗣位时，年仅5岁，法国尚未统一，黎塞留未竟之业须另一位红衣主教来完成，这人便是马扎然（Jules Mazarin）。他的意大利原名是马萨里尼（Cuilio Mazarini），生于西西里一个穷人家，在罗马耶稣会受教育，后来在教廷担任外交工作，1630年，因在紧急时候调解结束曼图亚之役（Mantuan War）而名扬欧陆。在出任教廷驻巴黎使节时，得识黎塞留，并投身于这位政治天才门下。黎塞留感其忠诚，封他为红衣主教。黎塞留临终时，向“国王保证没有人比马扎然更能干来接替其职位”，路易十三接受了黎塞留的推荐。
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时，马扎然仍未露头角，由路易十四的母后、奥地利的安妮王后摄政，虽有两位亲王孔代（Condé）与奥尔良的加斯顿（Gaston）幕后执掌实权，但安妮王后任命这位41岁的意大利人为首相。在他被任命的第二天，法国在罗克鲁瓦战胜的消息传到巴黎，马扎然的统治一开始即颇为顺利，日后许多外交与战场上的成功巩固了其地位。他对选择政策、战术乃至谈判者，皆有他人不及的智慧。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法国在其领导下确定了由战争赢得的优势地位。
马扎然并不像黎塞留那样具有伟大的综合能力与坚强的意志，但他更具耐心、精明，有一种个人魅力。吃亏之处在于他是外国人，他曾向法国人保证：虽然他出生于意大利，心却属于法国，然而法国人仍恐他有二心。我们不知马扎然向安妮王后尽忠到什么程度，他小心行事，最终赢得她的信任，甚至可能也赢得她的爱情。他知道他与安妮王后的安危系于能否继续黎塞留的政策，建立法国王室的权力以对抗分封的领主。他聚敛财物，为将来一旦失势未雨绸缪。当时法国正是崇尚风雅之时，人们视他为一个暴发户，厌恶他的意大利口音和他那些骄奢的亲戚，特别是他侄女们的挥霍。雷斯主教曾把他骂成“一个卑鄙小人……奸诈……穷凶极恶”，但这位曾败于马扎然之手的雷斯主教并不公正。马扎然敛财是事实，但他花钱颇为风雅，购置不少书籍和艺术品，后来都馈赠给国家。他的翩翩风度大大取悦了女士们。莫特维尔夫人曾形容他“举止文雅，与黎塞留的严峻大相径庭”。他易于宽恕敌对者，也易于忘却给别人的好处。他治国勤奋是众人皆知的，但这点也会招来攻击，因为他有时让一些贵宾在会客室苦等。他注重清廉，以为贪污是人的本性。关于他的私人道德，除了一些以王后为情妇的闲话外，倒无甚大错。他对宗教所持的怀疑态度使宫廷中人震惊，那时对宗教这种淡漠的思想尚未风行，他们认为他对宗教的忍让是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他上任后不久首先就确认《南特诏书》，允许法国境内胡格诺派教徒举行宗教性集会。在他任首相期间，没有一个法国人曾受到中央政府的宗教迫害。
马扎然如此不得众望，却能保持其权位，实在是令人惊奇的。农民由于他征收重税以充战费而恨他，商人由于他的关税制度影响贸易而恨他，贵族由于他反对封建制度而恨他，议会由于他将国王和他本人置于法律之上而恨他，同时，由于王后禁止任何人批评他的治理，更增加了反对之声。但王后支持他，因为她发现有两种势力正企图趁妇人孺子当政之时觊觎政权：一方面是旧贵族欲削弱王室而恢复过去封建领主的特权，另一方面是议会欲建立一个由少数律师控制的政府。为了对抗旧贵族与新贵族这两种势力，安妮向马扎然求助。他的政敌曾先后两次企图罢免其职位和控制王后，这就形成路易十四时代的投石党（Fronde）。
巴黎议会成为投石党第一个（1648—1649年）试图模仿英国将议会权力提升至国王之上的立法和司法机构。过去，巴黎议会位于国王之下，是法国的最高法院。根据传统，任何一项法律或税令均须得到这些议员（几乎全部是律师）通过并记录在案后，始能被公众接受。黎塞留主政时曾削减议会的权力，而他们现在决定再度确立它。他们认为目前在法国成立君主立宪政治的时机已到，应将王室权力置于代表全国民意的某种代议机构之下。但法国各地的十二个议会与英国国会不同，并非是由全国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司法和行政机构，其职位是世袭或由国王指定的人员担任。如果投石党此举成功，法国政府便可能成为一个由律师组成的贵族政治政府。另外，由贵族、教士与平民三个阶级组成的全国会议（States-General）也可能发展成一个代议政体以限制王权，但全国会议只有国王有权下令召开。1614年以来，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这种会议都没有召开过。
巴黎议会的议员敢于为国家发言时，他们一时间成了全国人民的代表。1648年初，议员塔隆（Omer Talon）谴责黎塞留与马扎然的苛税使人民变穷了：
十年间法国已残破不堪，农民只好枕草而卧，他们卖尽财产去充税捐。为了使某些人在巴黎过上豪奢的生活，无辜的人民只有靠最廉价的面包生存……他们除了自己的灵魂外一无所有，而这是因为还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将他们的灵魂也一并出卖。
同年7月12日，巴黎议会在法院集会，向国王及其母后提出数项革命性的要求：所有个人税捐减少1/4；非经议会自由投票同意，不得征收新税；由王室派驻各省的大臣，其权力在当地省长和法官之上应予废除；不得任意监禁人民超过24小时而不提交法院。如果这些要求得到允许，法国日后将成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政府，有着与英国相似的政治发展。
相比未来的政体，安妮更易接受旧制。在她的经验中，除了绝对王权，她不知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她认为，如目前依照议会要求出让王室权力，对王室的统治将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打击，不仅削弱王权在传统与习俗上的心理支柱，而且迟早有一天王权会沦泯于群众的混乱中。况且，先王（或黎塞留）时代享受的权力，她不能完整地传给她的子孙，这是可耻的事；也是她没尽到责任，将会受到历史谴责。马扎然同意安妮王后的看法，他已预见：如果同意议会的要求，他个人将无容身之地。8月26日，他下令逮捕布罗塞尔（Pierre Broussel）和其他议会领袖。年高的布罗塞尔曾以其“拒绝纳税”的口号而名噪一时，群众在皇宫前集会要求释放布罗塞尔。许多人带着投石器，当时人就称他们为“投石党”，那次事件也称为“投石之乱”。巴黎大主教继承人贡迪（Gondi，即雷斯红衣主教）向安妮进言释放布罗塞尔，遭王后拒绝。他愤怒之余转而鼓动人民反抗政府，当时他正致力于谋求一个红衣主教的职位。
8月27日，巴黎议会的160名议员穿过群众与街道上的路障，向皇宫前进，一路上群众高喊着“国王万岁！处死马扎然！”谨慎的马扎然认为这不是逞血气之勇的时候，只好建议王后下令释放布罗塞尔。她虽同意，但又愤怒于对人民的让步，便带着国王离开巴黎，退到郊区吕埃（Rueil）。马扎然暂时答应议会的要求，但故意拖延生效的时间。王后回到巴黎时，街道上的路障仍未撤除。人民对她表示不满，流传有关她与马扎然之间的绯闻。1649年1月6日，安妮再度出城，这次她与国王逃到圣热尔曼，王后典当珠宝购置衣物，夜间以稻草为枕，情况甚为狼狈。年幼的路易十四自此对群众甚无好感，对巴黎也无好感。
1月8日，议会在群情激奋的情形下发表一道法令，宣布马扎然是罪人，并促请全法国人民追捕他。另一道法令则下令没收所有王室资产，将之充公。许多贵族认为这次革命是争取议会恢复封建特权的大好时机，或许也认为如果没有名门贵胄领导这次起事，可能将乱得不能收拾，因而一些有势力的贵族，如朗格维尔公爵、波福尔公爵与布永公爵均加入革命行列，提供军队、资金，还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不少传奇故事。布永公爵夫人和朗格维尔公爵夫人——麻面而美艳的女士——以及其子女一起住进巴黎维尔旅馆中，志愿作为人质以保证她们的丈夫对议会与人民的忠诚。那时，巴黎成了一座兵营，这些贵族夫人在市政厅内欢舞，朗格维尔公爵夫人与当时的马西拉克亲王（Prince de Marsillac），即拉罗什富科，还有一段暧昧关系。1月28日，朗格维尔夫人为马西拉克生了一个儿子。当时的投石党人有不少为贵族夫人充当护花骑士的，常为赢得美人一笑而决斗流血。
王后所处的危势由于孔蒂亲王（Prince de Conti）与他的长兄孔代亲王发生纷争而获得转机。孔代亲王被当时人称为“伟大的孔代”，曾率领法国军队在罗克鲁瓦和朗斯（Lens）获胜。现在，他以强大的军队转而支持王后与国王，安妮立刻令他率部进军巴黎，向他的兄弟与姐妹（朗格维尔夫人）进攻，并将王后母子安全送回宫中。孔代集结军队，围攻巴黎，占领了在沙朗东（Charenton）的前卫要塞。城内叛变的贵族向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求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议会与人民的爱国情绪远胜于阶级意识，大多数议员都不愿丧失黎塞留时代外交胜利的果实，不愿再度引进哈布斯堡王室势力来干预法国内政。他们也开始觉得被贵族作为企图恢复封建势力的工具利用了。此举一旦成功，法国将再度分裂成许多各自独立的地区，无法发挥合力。因而，他们态度一变，派了一个代表向正起驾回宫的安妮表示归顺，并声称他们一直都是敬爱王后的。她赦免了所有愿意放下武器的人。议会解散自己的武装力量，并通告人民今后应服从国王。巴黎市内的街垒路障被撤除，安妮、路易十四和马扎然回到宫中（1649年8月28日）。宫廷内重新集会，那些叛变的贵族也成为座中客，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不了的事一样，一切都被宽恕，但没有被忘记。第一次投石党革命就此结束。
接着还有第二次。孔代自认为靖难有功，地位应在马扎然之上。他们发生了争执，孔代便煽动不满的贵族叛变。马扎然一不做二不休，将孔代、孔蒂和朗格维尔全部监禁于文森（Vincennes,1650年1月18日）。朗格维尔夫人逃到诺曼底，鼓动叛变，并越过边境到达西属荷兰，引诱蒂雷纳（Turenne）将军叛变。这位名将也同意派一支西班牙军队对抗马扎然。伏尔泰说：“所有的党派都彼此倾轧，各自订立盟约，又一个一个地背叛，没有一个人不是三番两次地改变立场。”雷斯主教回忆道：“每天清晨我们准备彼此拼个你死我活。”他自己就险些被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公爵杀死。每个人都自称忠于国王，路易十四想必惊奇于他承继的是如此支离破碎的王权。
一支军队攻下波尔多，而马扎然也率军亲征佛兰德斯，打败了蒂雷纳。这时，雷斯主教急于将王后的首相和情人排挤掉，便说服议会再次放逐马扎然。马扎然紧张起来，于1651年2月13日下令释放被监禁的亲王，同时，为自身安全着想，他逃到科隆附近的布吕尔（Brühl）。孔代亲王为报王后与马扎然一箭之仇，联合其兄弟孔蒂、姐妹朗格维尔夫人、内穆尔公爵和拉罗什富科公爵在9月向王室宣战，占领波尔多，以此为起事基地。孔代与西班牙结盟，与英国克伦威尔谈判，答应在法国建立一个共和国。
9月8日，年方13岁的路易十四宣布终止母后摄政，他现在将亲自接掌政权。为讨好议会，他同意将马扎然放逐。但到了11月，他又鼓起勇气召马扎然率领一支军队返回法国。这时奥尔良的加斯顿公爵采取中立，但蒂雷纳已倾向王室一方。1652年3月，路易十四派掌玺官莫雷（Molé）前往奥尔良要求联盟。城中的贵族通知加斯顿，除非他或他的女儿唤起市民来抵抗，否则他们将把城市献给国王。
这时，有一个像解救奥尔良城的圣女贞德一样有名的女人出现，她叫安妮·玛丽·路易，小时因黎塞留将其父放逐而在心里埋下了一粒反叛的种子。她的父亲加斯顿是路易十三的兄弟，从被放逐后正式改为平民称谓“先生”（Monsieur），她的母亲蒙庞西埃女公爵玛丽·波旁只称“夫人”（Madame），所以她即是“小姐”（Mademoiselle）。她长得高大强壮，人们又称她为“蒙庞西埃大小姐”。蒙庞西埃家财巨富，自小生长于财富与家世双重尊贵的环境中，她曾说过：“我的出身没有一件事不是伟大而高贵的。”她曾希望嫁给路易十四，虽然他们是堂兄妹。后来她见对方无意，更激起反叛情绪。她听见奥尔良城的呼吁，见她父亲似不愿插手其中时，便征得父亲的同意自己出面。她一直反对习俗加之于女性的限制，特别是女人不能成为一个战士，现在她全副戎装，集合一些与她同道的贵族女战士，率领一小股军队向奥尔良进军。城内的官员拒绝她们进城，担心国王会震怒。她下令手下打破城墙，城墙守卫视而不见，于是她与两位女伯爵破墙入城。入城后，她炽热的演说煽动了全城民众。莫雷无功返回巴黎。全奥尔良城矢志效忠这位新圣女。
第二次投石党革命在巴黎达到最高潮。孔代自南方进军，击败皇家军队，准备将国王、王后和马扎然全部逮获。孔代的军队逼近巴黎时，城内的投石党人将巴黎市守护神圣吉纳维夫（St.Geneviève）的神龛抬出，上街游行，祈祷孔代一举获胜，推翻马扎然。蒙庞西埃小姐自奥尔良赶往卢森堡皇宫，恳求她父亲支持孔代，但她父亲拒绝了。蒂雷纳与国王的军队也接近巴黎，在城外靠近圣安东尼门处，与孔代部队相遇。两军相遇，蒂雷纳处于优势。此时这位小姐赶向巴士底，逼令其守将将炮口转向国王军队，此后她又以她父亲的名义，下令守军开城门让孔代的军队入城，及时将国王的军队阻于城外（1652年7月2日）。这位小姐真不愧为当时的女英雄。
孔代成为巴黎的主人，但此时稳健派人士开始反对他。他发不出军队的薪水，军队开始腐化，最终变成暴动。7月4日，一群暴动的人攻入市政厅，要求将所有支持马扎然的人交到他们手中，他们放火焚烧市政厅，并杀死了30个平民。城内经济活动被破坏，食物供给陷于一片混乱，半数的巴黎人都面临饥饿威胁。那些有产阶级开始怀疑：过去的王室独裁，甚至马扎然的统治是否比目前的暴民统治高明些？马扎然于城陷时自动引退，更使投石党人失去一个联合攻击的目标。雷斯主教这时已得到他渴望已久的红衣主教职位，认为这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时候，便利用他的影响力使人民恢复对国王的忠诚。
10月21日，王后与国王在平静中再度返回巴黎。这位年方14岁的君主，潇洒、勇敢，让整个巴黎折服，街道上充满了“国王万岁！”的欢呼声。几乎过了一夜，群众的激情才平静下来，秩序恢复了。这不是武力造成的，而是慑于皇室的威仪，人民下意识中相信他们的国王真正是君权神授的。1653年2月6日，路易十四因其地位已经稳固，放心召回马扎然，仍委以一切职权。第二次投石党革命就此结束。
孔代逃到波尔多，议会再无二心，叛变的贵族隐退到各自的城堡内。朗格维尔夫人在修道院里终其余生，蒙庞西埃小姐被放逐到她的一个采邑上，悔恨她在巴士底的所为已经断绝她与国王结婚的机会。她在40岁那年爱上了洛赞伯爵（Comet de Lauzun），此人比她年轻许多，也比她矮了一截。路易十四拒绝批准他们的婚姻。他们不顾一切决定结婚时，国王将洛赞关入监狱，一关就是10年（1670—1680年）。蒙庞西埃小姐对爱人矢志不渝，他被释放后，他们结婚了，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693年她去世。雷斯主教曾被拘禁，后逃出，终得赦免，并出使罗马，最后隐退在洛林写他的回忆录。书中对当时人物有非常客观的分析，包括他自己在内：
我不曾做出一个虔诚教徒的模样，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伪装绝难持久……我发现自己不能没有爱情而生活，因而发生了与蓬姆蕾夫人的一段恋情。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她的家中，在她的热恋中，浑身闪耀着光彩。她与别人的情史不过是为我掩饰……我是自己决定沉溺于罪恶之中的，但我同时决定忠实地尽我在宗教上的责任，我尽我所能以拯救其他的灵魂，虽然我并不在乎自己的灵魂。
至于马扎然，已经地位稳固，而且重握大权，路易十四这时对他仍言听计从。他于1657年与克伦威尔治下的新教英国签订一项条约，克伦威尔曾派遣6000人的部队援助王室抵抗孔代与西班牙的军队。1658年6月13日，英法联军又赢得沙丘之役（Battle of the Dunes）。10天后，西班牙军队便撤出敦刻尔克（Dunkirk），路易十四亲自参加入城式，然后根据英法1657年的条约，又将其让给英国。西班牙战败之余，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便于1659年11月7日与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这项和约结束了长达23年的战争，但为未来一场战争埋下了种子。在和约中，西班牙割让鲁西永、阿图瓦、格拉沃利讷、蒂永维尔给法国，并放弃对阿尔萨斯的主权要求。菲利普四世还将其女儿玛丽亚·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为后，他答应在18个月内送给他女儿一笔50万克朗的嫁妆，条件是她与路易十四声明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权力，这一点使日后全西欧国家都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战。菲利普又以赦免孔代为和约的条件，路易不但赦免了孔代，恢复他以往的爵位与封邑，并欢迎他在宫廷内往来。
《比利牛斯和约》是黎塞留政策的实现——削弱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以法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强国，马扎然完成了黎塞留未竟之功，他的政绩终于得到国人赏识。虽然很少人喜欢他，但承认他是法国历史上最能干的首相之一。法国可以很快地宽恕孔代的叛变，却永不原谅马扎然的贪婪。据伏尔泰的估计，他搜刮的民脂民膏达2亿法郎之巨。他挪用军事预算以饱私囊，出售皇家官职以肥己，甚至以高利贷向国王放账。他曾送给他的一个侄女一串项链，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珠宝之一。
临死之前，马扎然向路易进言以后应自兼首相，不要将任何重大决策交由手下决定。他于1661年3月9日去世，他死后柯尔伯向国王透露马扎然财富的藏匿地点，路易将之全部没收以快民心，他自己也成了当时最富有的君主。巴黎当时流传一个笑话，将马扎然的医生盖诺捧为大众恩人：“给这位老爷让路，他是杀死马扎然的好大夫！”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可以说是法国最著名的君王，但他仅有1/4的法国血统。他的母亲安妮是西班牙人，其祖母玛丽·美第奇是意大利人，因而他习惯于意大利式的艺术与恋爱、西班牙式的虔诚与骄傲。日后，他肖似其外祖父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之处，远多于其祖父法国的亨利四世。
他生于1638年9月5日，初生时他被称作“天意”，也许法国人真相信他的生父路易十三如不靠天意绝对活不到做父亲的时候。父母亲的离异，父亲的早死，再加上投石党长期作乱，对年幼的路易十四有很大的影响。安妮与马扎然在应付一连串的权力斗争中常常把他忽略，在王室的逃难中，他也尝到了贫穷的滋味。没有人关心他的教育，他的教师们只着重于向他强调法国是他承袭的财产，他的统治权是神授的，他只须对上帝负责。他的母亲曾给他天主教教义与信仰的训练，这在日后他厌弃荣耀、热情消失后曾发生很大的作用。圣西蒙曾批评路易“几乎没有人教他读和写，对最熟悉的历史知识与其他常识也一无所知”。这几句可能是圣西蒙的夸张，不过路易的确对书本没多大兴趣，但他奖励作家，并与莫里哀、布瓦洛、拉辛等著名作家保持友谊，显示他对文艺的尊重。日后他遗憾自己不曾好好研究历史，他说：“通晓历代大事，将足以供任何重要研究参考。”路易的母后不仅训练他养成良好的仪态，并教导他幽默感和骑士风度，他也处处表现出这些良好的教养，虽然有时不免被无餍的权力欲遮盖。他是一个严肃而柔顺的青年，看起来似乎不足以担当治国大任，但马扎然知道路易的资质可以成就“四个国王与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1651年9月7日，一位英国人伊夫林（John Evelyn）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巴黎寓所中看到这位年方13岁的君王在盛大的成年礼行列中通过，他说：“一个年轻的阿波罗，在整个游行中，他不断挥帽答谢挤满在窗口中的女士与欢呼‘国王万岁’的群众。”路易亲政后，本可自马扎然手中收回大权，但他尊重这位首相的老谋深算，由马扎然继续掌理大权达9年之久。马扎然死后，他坦白地说：“如果他再活得长些，我将不知如何处置他了。”首相死后，各部门主管曾询问路易，以后他们将向谁听取指示，路易回答说“向我”。从那天起（1661年3月9日），直到1715年9月1日，他统治整个法国。法国人民喜极而泣，因为50年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大权在握的君主。
人民崇拜他那优美的相貌。1660年，眼光精明的拉封丹看到他时曾说：“你们认为世上哪些君主有如此美丽的身段与优雅的面貌？我想不会很多。我见到他时，我想象中已见到高贵本身的体现。”路易只有5.5英尺高，但看起来要高些，他强健优雅，是一个高明的骑士，舞跳得好，潇洒健谈，是那种令妇女注目而倾心的人物。一直对他没有好感的圣西蒙公爵曾写道：“如果他只是一个平民，他也有本事制造同样多的风流韵事。”但这位公爵也承认路易十四的风范已开始在宫廷中流行，由宫廷传至全法国，由法国传至全欧洲：
没有人比路易十四更具有优雅的风度，而这种优雅更大大增加了他的恩惠的价值……他从不说任何粗鲁的话，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应予责备或纠正，那也许是他过分礼貌而绝非他的怒气或严峻。没有人像他那样天生有礼貌……对女士们他的礼貌更是没人比得上的，即使走过最卑微的妇女面前，他也会脱帽，甚至女仆也不例外……他与女士谈话时也取下帽子，直到离开她们才再戴上。
他的心智并不像他的风度那样高明，在深入判断人物方面，几乎可媲美拿破仑，但智力方面则比不上恺撒，在政治家的仁爱与远见上也远比不上奥古斯都。圣伯夫（Sainte Beuve）曾说：“他所有的，不过是良好的见识，在这一点上他拥有不少。”圣西蒙说：“他的性情是谨慎温和的，小心翼翼，行动与言语都极有节制。”孟德斯鸠也说：“他的心灵远比头脑伟大。”他的注意力与意志力在其盛年时弥补了他在观念方面的缺陷。他的弱点都体现在他在位的第二段时期（1683—1715年），偏执使他的心胸日益狭隘，而早年的成就与周围的谄媚使他更志得意满，他虚荣得像一个演员，骄傲得像一座雕像。当然他的骄傲部分是为他画像的艺术家有意造成的，另外是由于他对身为天子的看法。如果他真要好好扮演这个“伟大的君主”的角色，他认为骄傲也许有助于他的统治。国家应该有个权威的中心，而这个权威的中心应该装饰得壮观伟丽。他曾对他的儿子说：“看来我们应该对自己谦虚，又骄傲于我们所在的地位。”但他极少有谦虚的时候——也许只有一次，布瓦洛指正他在文学方面的错误，他没有动怒。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心平气和地谈到自己的个性，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对荣耀的爱好，他好之“甚于其他任何事物，对生命本身是一种崇高的致敬”。他对荣耀过分地爱好，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弱点。他写道：“我们对荣耀感受的热情不是那种微弱的、随着拥有它就会冷却下来的热情。它的恩宠不经努力绝对无法得到，永远不会令人厌倦，而对那些不能再追求新的荣耀的人，他拥有的，将变得一文不值。”
即使（最后）他对荣耀的追逐毁灭了他和法国，路易十四仍有值得钦佩之处。他的宫廷都感到他的公正、仁厚、宽大与自制。那段时间几乎天天能见到他的莫特维尔夫人说：“在这一方面，历代所有的君主都赶不上他。”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事亲至孝，即使公务繁忙，他每天都要去探望母后几次。他爱护他的子女，关心他们的健康和教养，不论他们是谁生的。他对个人似乎比对国家有更大的同情心，他可以向毫无抵抗力的荷兰宣战，并下令夷平巴拉丁（Palatinate），但他哀悼荷兰海军上将勒伊特（Ruyter）之死，因其曾败于法国海军之手。而路易十四对去位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王后与儿子的同情，也使他卷入一场所费不赀的战争中。
他似乎真的相信他是上帝指定来统治法国的，并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可以引述《圣经》证明他的想法，而波舒哀也乐意自《新约》和《旧约》中找出证据支持君权神授的看法。在他为儿子做指南而写的回忆录中说，“上帝任命国王为大众福利的唯一守护者”，因而他们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为有效地行使这项天赋的职能，他们需要无限的权威，因此他们必须有“完全的自由处置所有的财产，不论属于教士或平民的”。他并没有说过“朕即国家”，但他完全相信这一点。法国人民似乎并不反对这种意见，那是亨利四世有鉴于社会混乱而提倡的。他们对这位年轻的君王甚至有着一种宗教虔敬的景仰之心，对他的气派与权威深感骄傲。他们只知道，没有王权，国家将回复封建割据与敌对中。经过黎塞留的个人独裁、投石党的犯上作乱、马扎然的中饱私囊，法国的中下层阶级反而欢迎一位“合法”统治者的集权领导，因为他似乎能保证秩序、安全与和平。
路易十四认为他的绝对君权不容任何侵犯。1665年，巴黎议会想要讨论他的某项诏令时，他听到消息，从文森赶回来，身着猎装、高筒靴，手执马鞭，走进会议厅，向议员说道：“你们的集会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体讨论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这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这项要求。”巴黎议会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功能，从此被一个皇家的枢密院（Conseil Privé）取代，并一直处在国王的控制之下。
政府中贵族的地位显著地改变了，他们以华丽的服饰为宫廷与军队增添了不少色彩，但很少人占有行政职位。路易邀请重要的贵族离开他们的领地，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宫里：有些住在他们巴黎的行馆中，大部分住在凡尔赛宫，成为王室的贵宾。如果他们拒绝这种邀请，则将失宠于国王。贵族们是免税的，但在危机时，国王要求他们应该赶回各自的城堡、组织各自的侍卫，并率领他们加入军队。单调的宫廷生活使这些贵族乐于战争，他们是只会花钱而不事生产的人。禁于习俗，他们不从事商业或财政事务，但他们对经过自己领地的商旅可以抽取通行税，也可以自由向银行借贷。贵族的领地由佃农们耕作，他们缴纳部分作物，并供给各种服务与税款。贵族的责任是维持地方的秩序、公正与慈善。有些地方的贵族做得不错，并得到农民的尊敬；有些则住在宫廷，与领地的人民甚少接触，也未曾建立良好的关系。路易禁止贵族之间的私战，而且曾一度禁止决斗，这种私人决斗风气在投石党为乱期间恢复盛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格拉蒙（Gramont）估计9年中（1643—1652年），约900人死于决斗。那时私人决斗盛行的一个原因，也许是由于内部黩武侵略的气质转而向外发泄。
路易偏向于选择中产阶级的领袖担任政府实权职位。这些人按其才干升迁，是国王可以信赖的绝对王权政策者。行政事务主要由3个会议决定，每个会议均由国王亲自主持，他们搜集资料，提供建议，由国王做最后的决定。国务会议（Conseil d'Etat）由4至5人组成，每周集会两次，讨论国家的重要决策与行动。政务会议（Conseil des Dépêches）处理地方事务。财政会议（Conseil des Finances）掌管税收、岁入与开支。其他的会议则处理战争、商业与宗教问题。地方政府由不负责任的贵族转移到皇家长官手中，地方选举也经安排选出国王满意的首长。今天我们会认为如此中央集权的政府是压制民意的，但即便如此，也较先前地方上的寡头政府或封建领主的统治开明得多。1665年，一个皇家委员会来到奥弗涅（Auvergne）调查当地领主滥用权力时，地方人民欢迎这次调查，因为这使他们自独裁领主的手中得到解放。他们看到一位“大老爷”（grand seigneur）为谋杀一个农民而被砍头时，不禁大为欣喜。其他的贵族也因恶行或残暴而受到惩罚。由这些事件，可见国君的法律已逐渐取代封建法律。
路易修订法律，一方面配合贵族政治，另一方面也使之合乎秩序与逻辑。因此，《路易法典》（Code Louis,1667—1673）在法国一直沿用至《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1804—1810）。《路易法典》的确优于自查士丁尼一世以来的一切法律，“对法国的文明有极大的贡献”。而且，他在巴黎成立一个警察系统以对付都市中的罪恶与污秽。勒内（Marc René），即达尔让松侯爵（Marquis de Voyer d'Argenson），首任巴黎警局总监21年之久，为这个难为的职位留下一个公正能干的良好记录。在他的监督下，巴黎的街道经过整修清扫，装上5000只照明灯，市民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这些方面巴黎均为当时全欧之冠。但《路易法典》中也使不少野蛮与独裁的条文合法化：政府派出大批线民散布国内，窥探人民的言语与行为，国王或大臣可以出具秘密命令随意逮捕人民，囚犯不经审讯而被监禁数年，甚至连被捕的原因也不得而知。法典中禁止对巫术的指控，虽然终止对亵渎神祇处以重刑，仍保留使用刑讯以取得囚犯的口供。有不少罪犯的刑罚是被送往战船，那是一种大型低矮的船，由戴上脚镣的罪犯摇桨。每15名犯人划一支长10英尺的桨，他们听取一个狱监的指挥，一齐动作；除腰间一条缠腰布，别无其他衣着；头发、胡须、眉毛全被剃掉。他们的刑期很长，而且可能由于抗命而任意延长，有时甚至在刑满数年后仍不得释放。唯一轻松的时候是船靠岸时，他们可以带着锁链上岸买些小东西或向人行乞。
路易本人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他可以任意下令惩罚任何人。1674年，他曾下令在凡尔赛宫周围5英里内，所有被发现与军人在一起的妓女，都将被割去耳朵与鼻子。他有时很人道，有时也很严酷。他对他儿子说：“某种程度的严峻，即是我对人民的最大慈善。一味宽大的政策会带来无数的罪恶。国王一旦在他的统治上显示软弱，权威将会瓦解，和平也随之破坏。遇事总是下层人民受罪，人民将受到人品低下的暴君的压迫，而不是一个合法的君主。”
他的确尽责地从事他所谓的“王者的事业”（le métier de roi），他经常从他的大臣那里听取详细的报告，是全国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不反对大臣提出与他看法相反的见解，有时他也听从他们的意见，与臣下经常保持友善的关系，只要他们随时记住他是君主。他曾对沃邦（Vauban）说：“请你们不断告诉我你们心里的意见，如果我不常接受你们的建议，请不要气馁。”他对每件事都加以注意：陆军、海军、宫廷、家务、财政、教会、戏剧、文学、艺术。他在位的前半期，虽有忠心能干的大臣辅佐，主要的政策与决定，综合政府各部门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则都是他的事，他无时无刻不是一个君主。
王者的事业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侍候，但也事事为人注目。每天早上起床后，望弥撒，进早餐，然后前往会议室，约13时自会议室回来，吃一顿丰富的午餐，通常独自在一张小桌上进餐，旁边环绕着宫臣与侍者。饭后，通常由他的宠侍陪同，在园中散步或出外行猎。回来后，他又花三四个小时在会议室中。19时至22时，他参与宫中的娱乐、音乐、牌戏、撞球、舞蹈、会客、舞会，甚至调情。在这一切日常生活的各阶段中，“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与他说话”。虽然很少人这样做。他曾说：“我赐予臣民，不分贵贱，均有自由在任何时候亲自或书面向我进言。”23时，路易与其子女和孙子进正式晚餐，有时王后也在座。
全法国都知道国王如何勤奋地处理政事，每天七八小时，每周6天，从不间断。荷兰大使曾写道：“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位年轻的君王以何等迅速、清楚、决断与智慧来办理公事。他以极愉快的态度对待人，以极大的耐心听取别人的进言，仅这一点就赢得人们的好感。”他在位54年，躬亲政事毫不松懈，即使卧病在床也是如此。他参与会议均经详细准备，“决不凭一时冲动做决定，非经商讨也绝不轻易做决定”。他选择辅臣也极有眼光，其中有些人如柯尔伯是从马扎然时代留下来的，他都能留住他们，通常直到他们去世为止。他待他们极有礼貌，并给予适当的信任，但不放松监察。“我选择一个大臣后，会在他最意料不到时走进他的办公室……以这种办法我学得不少东西，对我大有助益。”
不论是否由于权威与领导的集中，也不论是否因为所有统治大权握于一人手中，法国在那段时间政治优良，国势也蒸蒸日上。
尼古拉·富凯（1615—1680）
法国的第一件大事是整顿财政。法国财政系统在马扎然的侵吞公款之下已遭破坏。富凯（Nicolas Fouquet）自1653年任财政大臣以来，以独断专行的手法处理国家的税收与经费。他曾减少对内贸易的障碍，激起海外贸易的成长。但他也与马扎然及其他“包税者”（farmers general）一样分享这个职位的利益。这些“包税者”都是一些资本家，他们向政府缴纳大批的税款，然后政府给予他们向农民征税的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征税手段的毒辣有效，使全国人民恨之入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24个“包税者”被处决。富凯与这些“包税者”串通一气，从而成为巨富。
1657年，他邀请建筑家勒瓦（Le Vau）、画家勒布朗（Le Brun）及园林建筑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来设计、建造与装饰那座宏伟富丽的沃勒维康城堡，周围设计一座庭园，并饰以雕像。这项计划同时雇用了1800名工人，花费1800万利维尔，占地3个村庄之广。在城堡中，富凯收集了绘画、雕刻、艺术品及2.7万册藏书，其中包括《圣经》、《塔木德》与《古兰经》。据说，在那些豪华的房间中“最高阶级的贵族妇女，以惊人的代价秘密前来与他做伴”。富凯也邀请名士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前来为他的城堡增光。
路易一方面嫉妒他的气派，另一方面怀疑其资金来源，他要求柯尔伯调查这位大臣的账目。柯尔伯向他报告富凯极度腐化。1661年8月17日，富凯邀请国王前往他的城堡参加一次欢宴，席中6000名宾客使用金与银的餐具。莫里哀同时在花园中呈献他的喜剧《不称心的人》（Les Fâcheux）。这一晚的欢宴花了富凯12万利维尔，同时葬送了他的自由。路易认为这个人“偷得过了分”，他也不喜欢那座一只松鼠爬上树的塑像及其铭文“什么地方我会爬不到”。他认为勒布朗的其中一幅作品，画有露易丝·拉瓦利埃夫人的肖像，那时她已是国王的情妇。他原想当场逮捕富凯，但母后极力劝阻他，因为这将破坏一个美好的夜晚。
路易等到富凯的贪污罪证被查实时，始于9月5日下令火枪手队长逮捕他（火枪队队长查尔斯是大仲马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的审判一直拖了3年，成为路易时代最轰动的一件大事。塞维涅夫人（Mme. de Sévigné）、拉封丹及其他富凯的朋友不断活动为他求情，但从他城堡中搜出的文件足以使他定罪。法院判决将他充军，并没收其财产。路易将之改判为终身徒刑。此后16年，富凯在皮德蒙特（Piedmont）的庇奈洛罗（Pignerol）城堡的监狱中度其余生，由他忠实的妻子陪着。这是一个严厉的判决，但它制止了政治贪污腐化，而且让人民知道，以公款充作私人享乐之用是国王才有的特权。
柯尔伯重建法国
路易写道：“为了监视富凯，我将这项任务委诸柯尔伯，我对此人有完全的信心，因为我深知他的智力、能干与诚实。”富凯的朋友认为柯尔伯追查富凯是出于报复心理，也许还掺杂某些嫉妒在内，但那个时代全法国的确无人赶得上柯尔伯的尽心公益。据说马扎然死前曾向国王说：“陛下，我对您亏欠不少，但将柯尔伯留下足以补偿一切。”
柯尔伯是兰斯一家布商之子，他的舅舅是一个富商。中产阶级的出身和经济学的教育，使他讲求规律与效率，而法国的经济状况也正等待这样一个人，将其从乡民社会的停滞与封建社会的割据中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系统，农业、工业、商业与财政都在中央集权的王室下发展，为帝国的权势与威望奠定物质基础。
柯尔伯20岁时（1639年）进入陆军部当一个小秘书。他的努力受到重视，不久开始为马扎然掌管财富。富凯失势后，他被委以重建法国财政的重任。1664年，他成为全国建筑、制造、商业与艺术的总监。1665年，他被提名为财政总监。1669年，他成为海军部长和内务大臣。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没有人像他擢升得如此之快，工作如此努力，成就如此之大。裙带关系玷污了他的前途，他大量任用亲族，给许多本家各种不同的职位，他所得到的与他的价值相当。他虚荣心切，坚持自己是某个苏格兰王室的后裔。有时因为急于达到目的，他竟无视于当时的法律，以优厚的贿赂消除反对的阻力。随着权势日增，他变得骄横专断，他对贵族的打击也使一般贵族大为震怒。在重建法国经济的过程中，他采取了黎塞留的独裁作风。他并不比黎塞留更好。
柯尔伯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大财主，他们经管收税，供应军队武器装备与食物，向封建领主或国家财政提供贷款。这些银行家中有些人富比王侯，贝尔纳（Samuel Bernard）便拥有3300万利维尔。贵族们对这些人很愤恨，因他们设法与贵族联姻，以高价收买贵族的头衔，其生活的奢豪绝非贵族所能享受。他们以贷款收回不易为理由，以18%的高利放款。经柯尔伯要求，路易成立一个司法委员会（Chamber of Justice），调查1635年来财政上的黑暗现象，“任何地位或职权的人均不例外”。所有的会计人员、税收员、收租的人都得打开他们的账本，解释他们所得的合法性。如不能证明他们的钱来路清白，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或遭到其他惩罚。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员遍布全国，同时鼓励密报，有些大富翁被捕入狱，有些被送到船上充作苦役，有些被处以绞刑。这段“柯尔伯恐怖时期”使上层阶级震惊，下层阶级大悦。勃艮第的有钱人曾组织叛乱反对柯尔伯，但地方老百姓群起而攻之，政府很难使这些富人免于公众的愤怒。这段时期约有1.5亿利维尔归还国库，而恐惧心理抑制了财政的腐化达20年之久。
柯尔伯大刀阔斧地整顿国库，他撤换了财政部半数官员的职务。可能由于他的建议，路易撤除了宫内所有空衔无职的机构。20个“国王的秘书”必须另谋他就。宫廷中的侍从、侍卫及其他职员的人数大量削减。所有的财务人员均须保持正确而清楚的账目，以便查验。柯尔伯将政府的公债加以改变，并降低利率。他简化征税的手续，因为顾虑到追缴滞纳税的困难，他说服路易取消1647年至1658年未缴的税款。他于1661年降低税率，直到1667年为“荷兰王位继承权之战”（War of Devolution）筹款和装修凡尔赛宫，才不得已再度提高税率。
他最大的失败在于维持旧日的税收系统，也许他考虑到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系统会引起财政上的混乱而危及政府的收入。法国当时收入来源主要是两种税——丁税（taille，又称人头税）与盐税。在某些省份丁税以房产计算，其他地区则以收入计算，贵族与教士是免缴丁税的，因而全部税捐落在“第三阶级”，也就是平民身上。每个地区的税收有一个计划总数，而地区的重要公民则负责完成这个税收指标。另一种是盐税，盐由政府统一买卖，强迫所有的公民定期购买一定数量的盐，价钱由政府决定。除这两种税外，还有不同的额外税捐及农民向教会缴付的什一税，但这项什一税实际上远少于农民生产的1/10，而且是带有捐助性质的。
柯尔伯的改革对农业的影响最小，耕作技术仍停滞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完全不能支持2000万人毫无节制的生育，许多家庭甚至有20个子女。如果没有战争、饥饿、疾病与婴儿的高度死亡率，2000万人口在20年内就可增加1倍。
柯尔伯非但不在增加土地生产力上下功夫，还减免早婚者的税、奖励大家庭，10个子女的家庭奖助1000利维尔，12个子女的家庭奖助2000利维尔。他曾抗议增设修道院是对法国人力资源的一大威胁，然而在路易时代，法国的生育率下降了，因为战争增加了税捐，也加深了贫穷。在战争中失去的人口并不能平衡生育与粮食的差距，于是饥饿随战祸而起。一个地方只要雨季相连收成不好，便足以导致饥荒，因为那时交通不发达，无法有效地输送一个地区的多余粮食以赈济另一个灾区。全国各地没有一年不发生饥荒，1648年至1651年、1660年至1662年、1693年至1694年及1709年至1710年，是饥饿的恐怖时期，在某些严重的地区，有30%的人口饿死。1662年，路易自国外进口粮食，以低价发售或赈济贫民，并豁免300万法郎的税收。
立法的手段缓和了部分农村的困难。法律禁止掠取农民的牲口、车辆或农具以充债款，即使是欠国家的债；在各地成立养马场，便利农民繁殖牲口且不收费用；法律禁止猎人践踏耕地，同时对在弃耕的土地上恢复垦殖的农家减免税捐。但这一切措施不能直达问题的核心——人类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的不平衡，缺乏机械耕作法。同时代全欧的农民面临同样的困难，而法国农民和英国或德国的农民比较而言，还算是幸运的。
柯尔伯牺牲了农业以成就工业，为供应足够的粮食给予人口日增的市镇与王室扩张的军队，他抑制粮价的上升。他的一个主要原则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收入及一支强壮、装备精良的军队。出生于艰苦农村的青年能成为一个吃苦耐劳的士兵，成长的工业与商业则供应财富与装备，因此柯尔伯的一贯目标是刺激工业成长，甚至贸易也属次要，国内的工业必须受到关税保护以免受外国竞争。他继续苏利（Sully）与黎塞留的经济政策，将全国各大重要企业归于政府管制下，每项工业包括行会、财政、师傅、学徒和职工，都组成一个公司组织，由政府规定价格、工资与销售。他要求建立高水准的工业，希望法国产品以其精美的设计与良好的品质赢得国外市场。他与路易相信贵族社会对精品的爱好有助于奢侈品的贸易，因而国内的金饰业、雕刻业、精细家具和帷幕编织，得以大行其道并驰名国外。
柯尔伯将巴黎的戈布兰（Gobelin）工厂完全收归国有，使之成为一个新榜样。他鼓励新企业，给予减免税捐，国家贷款降低利息至5%。他准许一个新工业独占一个时期，直到完全确立。他还鼓励外国手工艺人将其技术带进法国，威尼斯的玻璃工人移入圣戈班（St. Gobain），铸铁业自瑞典工人介绍进来，并有一位荷兰的新教徒，得到法国给予信仰自由的保证与一笔资金后，在阿布维尔（Abbeville）建立纺织业。1669年，全法国有4.4万架织布机，图尔一地即有2万名织布工人。法国那时已种植桑树，丝织业早已驰名，随着路易十四军队的扩张，纺织工厂也增加生产以应需要。在种种刺激下，法国的工业成长迅速，许多工厂的产品供应全国，甚至国际市场，其中有些在设备投资与管理上已达到资本主义的阶段。路易在这方面也配合柯尔伯工业化的目标，他访问工厂，准许在精美产品上刻上皇家纹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晋封大企业家为贵族。
政府亦鼓励并提供科学与专业技术教育，卢浮宫、杜伊勒里（Tuileries）、戈布兰的工厂及海军船坞都成为学徒的训练所。在狄德罗编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之前，柯尔伯已经赞助编修一部艺术与工艺的百科全书，并以图片描述所有已知的机械。法国科学院出版机械与机械工艺的论文，《学者月刊》（Journal des Savants）发表新的工业技术。承建卢浮宫东墙的建筑师克洛德（Claude Perrault）对一个能举起10万公斤巨石的机器大表赞叹，但柯尔伯反对使用这个机器，因为那将使工人失业。
柯尔伯急于要求秩序与效率，他将全国工业收归国有，建立公社或行会以便管理，由政府颁布细则规划生产的方法、产品的大小、颜色与质量、工作的时间与条件。他在每个城镇成立委员会，管制当地工厂与手工产品的质量，工厂的生产样品在镇上公开陈列，并附以制造者或管理人的姓名。二次触犯规定的人将在行会的会议上接受制裁，如果一个人犯规三次，他将被绑在柱子上公开示众。每个有工作能力的男性都得工作，孤儿们从孤儿院送入工厂，街上的乞丐也被带进工厂工作。于是，柯尔伯可向路易报告说，现在甚至连小孩子也能赚钱了。
工人们处在近乎军队式的管理下，懒惰、工作不力、咒骂、侮辱上司、不服从、酗酒、生活荒唐、拥有情妇、对教会不敬——种种行为均会遭雇主处罚，有时加以鞭笞。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通常在12小时以上，其间有30至40分钟的时间吃饭、休息。工资很低，部分工资以产品支付，而价钱由雇主决定。沃邦曾计算，一个大市镇的手艺工人平均每天的工资是30苏，1个苏在当时可买1磅面包。政府减少了宗教上庆典的日子，以减少工人的休假，以后一年仅剩38个宗教节日与星期日，工人一年总共有90天的休假。罢工是违法的，工人们为了改进状况进行集会是不被允许的。在罗什福尔（Rochefort），有些工人因抱怨工资太低而被捕入狱。商业阶级的财富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提高了，但工人的情况在路易十四时代可能连中世纪都不如。法国在工业中一如在战争中，都要求纪律。
柯尔伯与当时大多数政治家一样，相信一个国家的经济应在一国范围内生产最大限度的财富与自给自足。金与银是交易上最有价值的媒介，因此一国的商业应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输出多于输入，借此黄金与白银就可以源源流入。只有靠这个方法，像英国、法国与联合省等不出产黄金的国家才能在战争中交换所需，供应其军队。这便是当时的“重商主义”。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嘲讽这个理论，但在当时战争频繁的年代这个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理论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保护关税的系统，正是中古时代施用于领地之间的。国家代替领地成为一个生产与治理的单位后，关税保护的范围也扩大而及于国家。因此，在柯尔伯的理论看来，工人的工资必须降低，以便产品有能力在国外市场竞争中赚取黄金，而雇主的报酬应该提高，以激励他们扩大生产、增加产量，特别是奢侈品，这种产品对战争毫无用处，但输往国外能博得厚利。国家的利率应予降低，以便企业家贷款。人类的竞争天性在毫无法纪的国际情势中，因这种国家主义的经济而制造出更多的战争，和平实质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
因此，在柯尔伯（及苏利、黎塞留、克伦威尔诸人）的观点中，商业的功能是输出成品以交换贵重金属与原料。1664年至1667年，一些进口货物在法国的销量威胁到本国的工业生产时，他两度提高这些货物的进口税，这样做仍无法抑制其销量增加时，他干脆完全禁止其进口，他对基本原料的出口课以重税，但减低奢侈品出口的税率。
同时，柯尔伯试图免除国内贸易的通行税以促进国内贸易。他发现各省区领地之间的关税是国内贸易的一大障碍，货物从巴黎运往海峡地区，或从瑞士运往巴黎须捐付16个关口的通行税，从奥尔良运往南特的货物须在28个关口捐付通行税。这些通行税在过去也许是有意义的，那时由于运输困难，封建领地之间纷争不已，每个地区必须力图自给自足并保护自己的工业，现在法国在政治上已经统一，这种国内通行税反而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障碍。在1664年的一道诏令中，柯尔伯企图一举禁绝所有的通行税，此举遭到顽强的抵制，全法半数的关口继续收通行税，有些持续到大革命爆发，不过这只是产生大革命的次要因素之一。柯尔伯为了消除弊端订立了许多复杂的规章，这些规章却成为贸易流通的阻力，甚至使贸易不能进行，反而使他开展商业的工作成为泡影。批评柯尔伯的人曾说“自由是商业的灵魂，我们必须放任人民选择最便利的方式”。自此“放任”（laissez faire）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名词。
柯尔伯努力开辟国内交通要道，他着手一个全国的公路系统，最初的目的自然是军事需要，但一般来说，又便利商业的发展。那时，陆路交通仍然非常困难而缓慢，如塞维涅夫人从巴黎坐马车到达她在布列塔尼的领地维特雷（Vitré），就花了8天时间。柯尔伯在里凯（Pierre Paul Riquet）的建议下，发动10.2万名工人挖掘朗格多克运河（Languedoc Canal），长达162英里，有些地方高出海平面约达830英尺。1681年，运河完工，地中海借罗纳河、运河与加龙河，和比斯开湾一水相连，法国商品自此不必经葡萄牙与西班牙转运。
柯尔伯很嫉妒荷兰人，当时（全欧的）2万艘商船中，荷兰人拥有1.5万艘，而法国仅有600艘。他重建法国海军，从原有的20艘船扩张至270艘；他整修港口与码头，鼓励人民加入海军；他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改革贸易公司；对东印度群岛、黎凡特（Levant）与北海的贸易公司，给予保护的特权。法国货在加勒比海、近东、中东和远东市场与荷兰、英国货竞争。马赛港一度因法国缺少船只而衰落，现成为地中海最大的港口。经过10年的实践、讨论与努力，柯尔伯在1681年颁布《海商法》施用于法国的海运与商业。不久，其他的国家都采用。他为海外的商业投资组织保险公司。他准许法国船只加入奴隶贩卖，但增订了许多基于人道的规定。
他鼓励海外探险、建立新的殖民地，希望成为销售成品并换取原料的市场，利用殖民地培养一支商船队以备战时之用。法国人那时已经在加拿大、西非洲与西印度群岛建立殖民地，同时正进入马达加斯加、印度与今斯里兰卡。库赛尔（Courcelle）与弗龙特纳克（Frontenac）正在大湖区探险（1671—1673年），卡狄亚克（Cadillac）在现今美国的底特律建立了一处大的法国殖民地，拉萨尔（La Salle）于1672年发现密西西比河，他乘一艘脆弱的小舟，顺河而下，经过两个月的冒险航程后到达墨西哥湾，占领了密西西比三角洲，并命名为路易斯安娜，法国至此控制了从圣劳伦斯河谷至密西西比河口的北美心脏地带。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必须记得不过是柯尔伯成就的一部分。我们尚未提到他在科学、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成绩。他是历史上最努力且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之一。从查理曼大帝以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这么大的国家从事这么多的改革，并完成得这么好。他颁布的许多规则不免扰民，并使他失去民众的爱戴，但它们为现代法国建立了一个基本形式，日后拿破仑只是继续并修葺柯尔伯在政府与法律上打下的基础。10年之间法国享受着从未有的繁荣，然而整个系统的缺点与国王本身使法国走向下坡。柯尔伯抗议国王与宫廷的奢侈及他晚年时的不停争战耗竭了法国的国力，但这些战争是他制定的高额关税，也是路易对权力与荣耀的无餍要求而导致的。法国商业上的竞争者谴责法国禁止其货物进口，国内的农民与手工艺人怨恨柯尔伯的改革，甚至因此致富的商业阶级也不满他的繁复规则阻碍了发展，其中有一人对他说：“你发现马车往这一边翻，想扶正它，但你把它推翻到另一边。”1683年9月6日，他在失势的沮丧中去世，遗体只敢在夜里发葬，以免被街头愤恨的群众侮辱。
礼仪与道德
这是一个礼节严格而道德松懈的时代，衣着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中产阶级的衣着非常简单朴素，衬衣、长裤，外加黑色上衣；贵族阶级的衣着则非常华丽，男人较女人更为讲究，帽子是阔边的大软帽，边缘饰以金线，帽檐斜向一边，插一支羽毛。路易十四的父亲因光头而戴假发，当时成为时尚，但路易即位后，因有浓密的栗色头发，废假发而不用。1670年后，他的头发渐稀，于是也戴起假发来。此后欧洲无论法国、英国或德国的贵族一律都是卷发如云，垂及肩膀，使每个男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男人剃须，但唇口留着两撇小须。当时流行粗大镶边的手套。松围颈间的丝巾取代了高及颈项的绉领，紧身上衣也换成了长的绣花马甲，下装则为及膝长裤，裤口以扣子或束带束紧，外套则前短后长，硬里袖口，饰以花边。根据法律，只有贵族才可以在衣领口饰以金线或镶宝石，事实上任何阶级的有钱人都办得到。袜子多是丝织的，男人跳舞时无一例外地穿着长筒靴。
仕女的衣着较为自由，视各人爱好而不同。仕女们内着紧身花边胸衣，衬出身材；拉伯雷时代的大圆裙与蓬袖已经不流行了。当时的时装多半有华丽的镶边与鲜艳的色彩，足蹬高跟鞋，头发梳成卷发，饰以发带，缀以珠宝，喷以香水。第一本时装杂志于1672年出版。
礼节是堂皇的，但在衣着华丽、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中，不少粗俗行为或言词仍然存在，男士们随地吐痰，幽默有时是粗鲁而猥亵的。一般谈话则文雅有礼，即使讨论到身体与性的问题也不例外。男人从妇女那里学到优雅的仪态与谈吐，他们说话清楚明白，带着轻松愉快的态度，面红耳赤地争执是很失礼的。进餐的礼节也改善了许多，路易本人一直是用手抓食的，但那时刀叉已经很普遍了；1660年后餐巾成为时尚，宾客们也不再用桌巾来擦手了。
在这个讲究礼节的时代，社会道德水准并不高，上层阶级的财富增加了，慈善之心反而降低。道德水准最高的是下等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以表现良好的行为，而且怀着“往上爬”的心理。但在任何阶级，理想的人是有“好名声”的人——不是诚实的人，而是一个名声好听的人，将良好的教养与礼节表现在良好的言行上，至于诚实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有柯尔伯的规定与皇室的密探，政府机关内的贪污受贿依然大行其道，政府出卖官职以增加收入的事还是越来越多。社会上富人贪婪，穷人匮乏，因而犯罪盛行，并及于所有的阶级。
个人道德中，某种程度的偏差是容许的。在法律上，对同性恋者可以处以死刑。但执行这项法律发生了困难，因为路易的亲兄弟就是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者，他被人不齿，法律对他却无可奈何。自由恋爱被视为婚姻之外的调剂，但不能成为结婚的理由，保护与继承财产是比个人之间的情爱更为重要的理由。法国贵族社会大多数的婚姻都是基于财产的安排，所以社会容许姘居、纳妾，几乎每个有能力的男人都有一个情妇，男人吹嘘他们的恋爱就像吹嘘在战场上的英勇一样。如果一个女人除了丈夫以外没有别人追求，会觉得非常寂寞；而许多不忠的丈夫，对他们妻子的不贞，也只好视而不见。莫里哀剧中的一位人物说：“其他地方的城镇里，还找得到比这里更有耐心的丈夫吗？”拉罗什富科的格言便是在这种自嘲的气氛下产生的。娼妓如果毫无风格，则为人不齿，像尼侬（Ninon）这样的妇女，以文学与机智装点她的皮肉生涯，却像国王一样有名。
尼侬的父亲是一位贵族、自由思想者，善与人决斗。她的母亲是一个自律极严的妇女，却是（如果我们信她的话）“没有感觉的人，她生了3个孩子，从来不去注意他们”。尼侬没有正式受教育，但学到不少知识，她会说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也阅读蒙田、沙朗（Pierre Charron），甚至笛卡儿的作品，受她父亲的影响，她成为怀疑论者。后来她讨论到宗教，使塞维涅夫人大为惊讶：“如果一个人在这世上需要宗教来指导其言行，这表示他不是一个智力有限，便是一个内心腐化的人。”她在15岁那年（1635年）成为一个妓女，她曾不在乎地说：“爱是一种热情，不涉及任何道德义务。”尼侬的淫乱太过分时，路易的母后安妮王后下令将她监禁在一个修道院中。据说，在那里她的机智与活泼使修女们都喜欢她，她在修道院里过得很愉快，像度假一样。1657年，路易下令释放她。
她的气质远非普通娼妓可比。不久，她的追求者便加进了许多当时法国最有名的人物，包括一些宫廷大臣，从作曲家吕里（Lully）到孔代本人。她的羽管键琴弹得很好，而且能演唱，吕里经常到她那里试奏他的新作品。塞维涅家族的老小三代——塞维涅夫人的丈夫、儿子与孙子都是她的裙下忠臣，有人远从国外前来追求她。她曾说她的爱人“从不同我争吵，他们对我的不能持久很有信心，每人耐心地等候轮到他”。
1657年，她开了一个沙龙，邀请文人、音乐家、艺术家、政客、军人到她那里，有时连带邀请他们的妻子，她表现的智力比得上当时任何女人和大多数男人，使巴黎人大为惊奇，在一个爱神的面孔下，他们发现一个智慧女神的心智。请听一个严格的评判者圣西蒙如何谈到她：
受到她的接待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她主持的聚会很有意义。那里从没有赌博、纵声大笑、争执或辩论宗教政治问题，而是有着非常优雅的机智和豪侠情爱的新闻，不带诽谤，每个话题都是敏锐的、轻松的、仔细选择的，她以她的机智与丰富的知识主持谈话。
最后，路易也对她产生了好奇，他要求门特隆夫人（Mme.de Maintenon）邀请她到宫中来，路易藏在帷幕后面听她的谈话，被她吸引了，便走出来并介绍自己。那时（约1677年），她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妇人。她的诚实与善良为她赢得更好的名声，许多人将大批钱财交给她保管，他们相信她，知道随时可以取出来。那时，全巴黎都知道，诗人斯卡龙（Paul Scarron）因瘫痪不能行动时，尼侬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带着许多诗人买不起的滋补品。
她几乎比她所有的朋友都活得长久。年逾90的老友圣埃夫勒蒙（Saint Evremond）从英国的来信是她晚年的一大安慰。尼侬曾写信给他：“有时我倦于老是做同样的事，我钦佩那个瑞士人，他就是为这个理由而跳河的。”她恨脸上的皱纹，“如果上帝非给女人皱纹不可，他至少应该把皱纹放在她的脚掌上”。她85岁那年将要去世时，耶稣会教士与詹森派教士（Jansenist）争着为她做临终仪式，她随着他们死在教会的怀抱里（1705年）。在她的遗嘱中，她只为自己的葬礼留了10个埃库（e'cus,1埃库相当于当时5法郎银币）, “这样葬礼可以尽可能地简单”，但是“我请求阿鲁埃先生”——她的法律代理人——“准许我留给他的儿子（他现在耶稣会中）1000法郎用来买书”。这个孩子买了书，阅读它们，他便是日后的伏尔泰。
这便是当时法国社会最迷人的地方。将性的激力扩大到心智的激力，女人在美丽以外，又加上智慧，男人自女人处学到了礼貌、良好的鉴赏力及优雅的谈吐。就这些方面来说，1660年至1760年，法国是当时文明的顶点。那时候的社会有知识的女人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再加上她们面貌或身段的吸引力、心地的温柔仁慈，她们会成为社会上有力的教化力量。巴黎的沙龙训练男人对女性精致的敏感而使女人欣赏男性的智力。在沙龙的聚会中，谈话的艺术发展到以前或以后都不可及的精美程度。人们以言语交换意见，不带夸张与憎恨，而是礼貌、容忍、清晰、愉快与优雅。也许路易十四时代的谈话艺术较伏尔泰时代更接近完美——没有后者那样明辨、机智，但更为务实而友善。塞维涅夫人曾写信给她的女儿说：“晚饭后，我们散步到一个最美的树林里谈话，我们在那里直到6点钟，进行各种谈话，如此的温柔、诚恳、亲切而愉快……使我内心深受感动。”许多人将她绝大部分的教育归诸这种谈话与社交接触。
在巴黎朗布耶府邸的“蓝室”（Blue Room）是第一个有名的沙龙，孔代来到这里，其他人包括高乃依、拉罗什富科、拉法耶特夫人（Mmes.de La Fayette）、塞维涅夫人、朗格维尔公爵夫人及蒙庞西埃小姐。在沙龙里，这些“名女人”建立起行为有礼、言语文雅的规矩。后来投石党作乱，沙龙的聚会中断了，朗布耶夫人搬到乡下，日后她的沙龙再度为法国的天才开放，而莫里哀的剧本《可笑的名女人》的首演（1659年）却给它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著名的沙龙在1665年朗布耶夫人去世后结束。
其他的沙龙继续这个传统，在萨布利埃夫人（Mmes.de La Sablière）、朗贝尔夫人（Marquise de Lambert）与斯屈代里夫人（Madeleine de Scudéry）的家中都有著名的沙龙。斯屈代里夫人是当时最有名的小说家，而人们到萨布利埃夫人家中不只因为她美丽，也因为她爱好物理、天文、数学与哲学。这些沙龙培养的女智者，是莫里哀1672年剧本中嘲笑的对象，但这种讽嘲并不都对，他冷静时，莫里哀或许会承认妇女也有权利与男子分享当时的知识生活。因为只有法国的女人，甚至比起法国男性的作者与艺术家来，更有资格称得上法国文明的冠冕，是法国历史上特殊的荣耀。
宫廷
路易十四与他的宫廷使法国文明化。1664年，他的宫廷由600人组成，皇室、高等贵族、外国使节、仆役，在凡尔赛宫的最盛时期竟达1万人之多，但这包括偶尔进宫的显赫贵族、所有的娱乐人员与仆役，以及国王召见进宫以示奖赏的艺术家与作家。被国王召进宫成为一大热望，甚至仅有一天也是一个可纪念的狂喜，值得为之花半生的积蓄。
宫廷的魅力部分在于内部房间的豪华装饰，部分在于朝臣的衣着，部分在于奢侈的娱乐宴饮，部分在于男人的名望和女人的美丽。他们被金钱、名望与权势吸引，像磁石吸铁似的被吸往宫廷。一些著名的女人，如塞维涅夫人或拉法耶特夫人，由于她们与过去投石党的关系，很少在宫中见到，但余下的足够取悦这位对女性魅力极端敏感的国王了。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画像中，这些宫廷仕女看来有点臃肿，肉体似乎要从她们上衣里溢出来，但很明显，当时的人是喜欢丰满身材的。
宫廷的风气是男女之间的淫乱、豪奢的衣着与豪赌、彼此之间争取地位头衔的钩心斗角，而这一切心机，都在表面优雅的礼节、强作笑颜下进行着。路易本人好穿昂贵的服装，特别是在接见大使时。有一次，他接见泰国使臣时，他披的皇袍上以金线织成花边，并在边缘镶着钻石，价值1250万利维尔，这种排场部分是出于政府的心理。宫廷的贵族与仕女将他们领地收入的一半用在衣着、仆从和配备上，最自谦的贵族也有11个仆从与2辆马车，较富有的显贵家中有75个仆从，马厩中有40匹马。通奸不再被禁止后，奸情反而失去了魅力，赌博变成宫廷的主要娱乐。路易本人是始作俑者，下大额赌注，他的情妇蒙特斯潘出手更大，她曾在一夜的赌局内输赢400万法郎，这种赌风很快自宫廷传至民间。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曾写道：“成千的人在赌博中倾家荡产，这是可怕的游戏……赌徒们梦想对手会输钱，带着赢钱的强烈欲望。”
宫廷内竞相争取国王的宠幸，争取有利可图的机会，造成宫中互相猜忌、诽谤、紧张敌对的气氛。路易曾说：“每一次我补上一个空位置，都会使100个人失望，而补上的这个人并不感恩。”朝臣们为在餐桌上或随侍国王时的排位而争吵，甚至圣西蒙也担心在一个行列中卢森堡大公会走在他前面5步。有一次，路易不得不将3个公爵逐出宫廷，因为他们拒绝让外国亲王排位在他们之先。路易对礼节有严格的要求，在晚宴上看见一位没有头衔的女士座位排在一位公爵夫人之上他会大为不悦。无疑，他要使600位贵宾各就其位，因为固定的次序是必要的；而外来访客对宫廷表面的和谐与庞大的朝臣行列总是赞不绝口。在路易宫廷的礼仪与娱乐中，这种法国式的礼节、仪态与欣赏的标准，逐渐遍传各国中上层阶级，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
为使这些贵族仕女们住在宫中不至于烦闷，各行业的艺人被召来安排娱乐节目，锦标赛、打猎、网球、台球、游泳、划船、晚宴、舞会、舞蹈表演、歌舞剧、芭蕾、歌剧、演奏会、话剧等等。当路易率领群臣在运河里划船，当乐器与歌舞打成一片，当火炬在星光下照耀着舞台——凡尔赛宫似乎成了人间天堂。镜厅举行正式舞会时，厅中的大镜里照映出在1000支蜡烛的烛光照耀下优雅起舞的盛装男女，还有比这更堂皇华贵的情景吗？1662年，路易之子多芬（Dauphin）出生，路易在杜伊勒里的广场前安排一场盛大的芭蕾舞以示庆祝，有1.5万人参加。1871年的巴黎公社摧毁了杜伊勒里宫，但当时举行盛典的遗址，今日仍称为竞技广场（Place du Carrousel）。
路易爱好舞蹈，称之为“锻炼身体的最好与最重要的训练”。他于1661年在巴黎成立皇家舞蹈学院，他本人也参加芭蕾演出，朝臣们起而效尤。宫廷的作曲家须随时准备芭蕾与其他的舞曲，路易宫中的舞蹈组曲后来被英国作曲家珀塞尔（Henry Purcell）与德国的巴赫家族（the Bachs）技巧地加以引用发展，罗马帝国以来，舞蹈至此达到最优雅与和谐的形式。
1645年，马扎然从意大利请来演唱家在巴黎成立的歌剧团，后因马扎然去世而中断。路易长大后，于1669年成立歌剧学院，委托皮兰（Pierre Perrin）组织剧团，1671年从巴黎开始在法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歌剧。但皮兰不久因在布景与器械方面耗费过巨而破产，路易将他的“音乐学院”的荣衔转交吕里，此人不久即一手包办了所有的宫廷舞蹈音乐。
吕里本人也是意大利人，他出身农家，在7岁时被“蒙庞西埃大小姐”的叔父舍瓦里埃·吉斯（Chevalier de Guise）自佛罗伦萨带到法国“作为一项礼物”献给她。她把他派到厨房做一名助手。他在厨房里拉小提琴，这使其他仆役非常讨厌，但“大小姐”赏识他的天才并为他请了一个教师，不久他加入由24支小提琴组成的皇家乐队。路易很喜欢他，让他在一个小乐队中做指挥。在这些小小的弦乐队里，他学到指挥与作曲——舞曲、歌曲、小提琴独奏、咏唱、教堂音乐、30个芭蕾组曲、20节歌剧。他与莫里哀友善，并与他合作写成数部芭蕾曲，还为莫里哀的一些剧本配以分幕音乐。
作为一个朝臣他同样很成功。1672年，因为蒙特斯潘夫人的影响，他独占了巴黎的歌剧演出。他发现一个歌剧的作者基诺（Philippe Quinault）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二人共同制作了一连串歌剧，在法国音乐史上产生一次革新。这些歌剧演出不但在凡尔赛宫大受欢迎，也把巴黎的贵人吸引到歌剧院。歌剧上演之日，街道上挤满了马车，有时车上的人不得不下车步行，穿过泥路以免错过了第一幕。布瓦洛曾批评当时的歌剧一派优柔气息，太过女性化，但路易在1672年颁布音乐学院的规章中宣称“在本学院的演奏会演出的先生女士不会降低他们的身份”。路易任命吕里为国王的秘书，将他提升至贵族之列，其他秘书抗议这个职位对于音乐家来说太高了，但路易对吕里说：“我把一个天才置于他们中间，是给他们荣耀，而非给你荣耀。”吕里的好景一直持续到1687年，直到一次指挥时被他的指挥棒击伤了脚，他的伤口因庸医误诊而变成坏疽，这位才情洋溢的作曲家正值48岁英年去世，至今法国的歌剧仍受到他的影响。
那时的音乐界另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库普兰（Couperin），他的家族是一个音乐世家，在两个世纪中为法国培养了不少作曲家，1650年至1826年，库普兰家族一直主持圣热尔韦教堂的管风琴职位，“老”库普兰主持这个职位达48年之久，他也是路易凡尔赛宫中教堂的皇家风琴手，是那个伟大世纪最著名的羽管键琴家。他的羽管键琴曲极受德国著名音乐家巴赫的重视，而他的论文《论翼琴弹奏的艺术》对巴赫的影响也很大。
路易的情妇
路易并不是一个浪子。我们必须记得，直到20世纪，作为一个国王，有时基于情势的要求，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喜好，以婚约来达到国家政治上的目的，因此社会（有时教会亦然）对国王在婚姻之外寻求感情的调剂或性的发泄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路易能随自己的所好寻找妻子，他会娶一个他爱的女人。他曾深深地迷恋马扎然的侄女玛丽·曼奇尼（Marie Mancini）的美貌，曾向母后和马扎然要求娶她（1658年）。安妮责备他不应在政治中涉及感情，马扎然只好将玛丽远嫁到科隆纳。一年后，这位精明的首相安排好路易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之女玛丽亚·特蕾莎的婚姻。如果西班牙一旦缺少男子承继，这位公主岂不将整个西班牙当作嫁妆似的带给法兰西国王吗？1660年，在盛大豪华的婚礼中，路易与玛丽亚结成夫妇，当年两人都是22岁。
玛丽亚·特蕾莎是一个骄傲的女人，虔敬而自律，她自身的模范有助于改善宫廷的风气，至少在她周围的人之间。但她严格的自律使她显得沉闷乏味，她最大的爱好是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巴黎的美女开始向她的丈夫送秋波。她生了6个子女，其中只有一个儿子多芬长大成人。不幸的是，在他们结婚那年，路易便发现他的弟妹亨利埃塔·安妮（Henrietta Anne）是一个最迷人的年轻女性。
亨利埃塔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女儿，她的母亲是法国亨利四世的女儿。她的父母是英国内战的牺牲者。议会军队逼近查理在牛津的城堡时，她母亲逃到埃克塞特，在那里生下了她（1644年）——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她母亲被议会党手下追索，再度逃亡，藏在海边一个秘密的地方。那时有一艘荷兰船，躲过英军的耳目，将她带到法国。她的女儿藏在一个英国人家里，直到两年后才安全渡过海峡。亨利埃塔到法国不久，正值投石党为乱。1649年1月，她与她母亲及安妮王后会合从巴黎逃到圣热尔曼，那个月里有消息传来，她的父亲在英国被圆颅党（Roundheads）斩首。投石党之乱过后，亨利埃塔在她母亲抚养下长大，她们终于见到查理二世在英国复位（1660年）。一年后，即16岁那年，亨利埃塔嫁给路易十四的兄弟、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世称“先生”，于是亨利埃塔成了“夫人”。
菲利普是一个矮小的人，圆圆的肚子，穿着高跟鞋，他的嗜好是女性的装扮与男性的身材。他勇敢得像战场上的骑士，但爱好修饰、脂粉、香水、缎带、珠宝，较最虚荣的女人也有过之。菲利普对洛林骑士的喜好甚于对妻子的喜好，使亨利埃塔非常悲哀，也感到羞耻。但其他每个人都喜欢她，不只因为她的纤美（她被认为是宫廷中最美的女人），还因为她的温柔诚恳，她像孩子似的活泼愉快，她到任何地方都带来一阵春风。拉辛曾说她是“一切美的事物的裁判者”。
最初路易认为她太纤柔脆弱，不合他的精壮标准，但后来发现她性格中的“温柔与明媚”，对她的在场感到愉快，愿意与她共舞、闲谈、做游戏，与她在枫丹白露公园散步，在运河里划船，直到全巴黎都认为她要成为路易的情妇了，认为这是公正的报复。但这次巴黎想错了，路易对她的爱不在这方面，而她，就像爱她的兄弟查理与詹姆士那样，将路易视作另一个兄弟，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这三个人联结在一起，保持友善。
1670年，她应路易要求渡海到英国，说服查理二世联合法国对抗荷兰，甚至要求查理二世声明自己的天主教信仰，查理二世在一项秘密的《多佛条约》（Treaty of Dover）中答应了（1670年6月1日），于是亨利埃塔满载胜利回到法国，她到达圣克卢自己的宫中没几天便突发重病，她怀疑被人下毒，全巴黎也这么想。国王、王后及她那悔罪的丈夫赶到她那里，孔代、蒂雷纳将军、拉法耶特夫人、蒙庞西埃小姐、波舒哀前来为她祈祷，6月30日她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事后验尸结果证明她并非死于中毒，而是急性腹膜炎。路易为她举行了帝王之尊的葬礼，她的遗体落葬于圣丹尼斯教堂，波舒哀为她写的一篇悼词至今仍为人传诵。
由于亨利埃塔的关系，路易才得以结识他第一个公开的情妇。露易丝·拉瓦利埃于1644年生于图尔，早年在她的母亲和她做教士的舅父（日后的南特主教）那里接受宗教教育，有着虔诚的信仰。她还未达到领圣餐礼的年龄，父亲便去世了。她母亲改嫁，继父在当时的奥尔良公爵加斯顿家中做事，他为露易丝在公馆中找到一个女侍的职位，服侍公爵的女儿。加斯顿去世后，他的侄子菲利普继承为公爵，娶了亨利埃塔，以露易丝为女傧相（1661年）。因此她常常见到国王，被他的威仪、权力与个人风度迷惑。像其他许多女性一样，她爱上了国王，但从未梦想向他表白。
她的美表现在个性而非身材上。她苗条而健康，看上去有些娇弱，非常瘦。一个批评者说她“根本没有胸部可言”。但她的娇弱本身便是一种魅力，使她产生一种谦和温柔的气息，连女人都会心软。亨利埃塔为消除她是国王情妇的闲话，故意吸引路易注意到露易丝。这个计划太好了，路易立刻被这个17岁的胆怯女孩吸引，她与路易周围那群骄傲、虎视眈眈的仕女们多么不同。有一天，路易见她一人在枫丹白露公园，便向她表露爱意。当然，他的动机并不是很高尚的，令路易惊奇的是她承认她也爱他，但一直拒绝他的要求。她请求路易不要使她背叛亨利埃塔与王后。但最终，1661年8月，她成了路易的情妇。如果是国王的意思，任何事都说得过去。
路易果然陷入情网，与这个羞怯的少女在一起，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他们像孩子似的野餐，在舞会中欢舞，在打猎时她骑在他旁边，表现得非常勇敢，她的胆怯消失了，昂吉安公爵说“连男人也赶不上她”。她并不企图利用她的地位，她拒受礼物或参与宫廷的钩心斗角。她依然保持她的谦逊。她对她的地位感到羞耻，路易把她介绍给王后时，她感到非常痛苦。她给他生了几个孩子，有两个早死了，第三个与第四个得到合法的地位，即凡尔曼都瓦公爵与非常美丽的布卢瓦小姐。在她的产期中，她看见比她更美丽的脸孔吸引着国王的注意力。1667年，路易迷上蒙特斯潘夫人，而露易丝开始考虑在一个修道院中度其余生以赎罪过。
路易感觉到她的情绪，他继续向她示爱，封她为女公爵，希望能把她留在宫中。但蒙特斯潘夫人与战争使路易无暇顾及她，而在宫廷中她除了路易也不留恋任何人。1671年，她宣布放弃所有的财产，穿上最简单的衣服，在一个冬天的早上溜出皇宫，逃到圣玛丽·沙约一所修道院。路易找到她，向她表示爱意与痛苦，她仍自处卑下，同意回到宫中。她在宫中又住了三年，怀着对负心国王的爱，同时渴望宗教上的洁净与安宁，在私底下她在宫中已经过着修道院清肃的生活。她终于说服路易让她离去。她加入昂费路（Rue d'Enfer）的圣衣教派的托钵修女会（1674年），成为露易丝修女。此后36年，她在修道院中过着禁欲的悔罪生活，她说：“我的灵魂是如此的平静满足，我感谢上帝的美意。”
国王的第二位情妇名叫法朗苏丝，1661年进宫成为宫女，1663年嫁给蒙特斯潘侯爵。根据伏尔泰所说，她是当时法国三位最美的女人之一，其他两位是她的姐妹。她那饰以珍珠的金色头发，她那烦倦骄傲的眼睛、性感的嘴唇与含笑的嘴角、柔软的双手、水莲似的皮肤——这一切都是当时的人对她的描述，也是画家加斯卡尔（Henri Gascard）画在一幅有名的画像上的。她甚为虔诚，在禁食的日子严格地禁食，热心地参加教堂的礼拜。她有坏脾气与尖刻的机智，但这有时反而成为吸引男人的地方。
米什莱（Jules Michelet）引述她的话，说她到巴黎来就是要俘虏国王的。但圣西蒙说：她看到她吸引了路易后，要求她丈夫立刻带她回普瓦图（Poitou）去。但她丈夫拒绝了，因为他对能够保有她很有信心，而且她喜欢宫廷的气氛。一天晚上，在贡比涅（Compiègne），她走进一间卧室，那间卧室通常是为国王留用的。最初路易决定睡在另一间卧室，但他发现办不到，最后他占有了那间卧室，也占有了她（1667年）。蒙特斯潘侯爵听到了这消息，穿上了鳏夫的装束，在他的马车上饰以黑边，在车的四角装上牛角。路易亲笔签发侯爵夫人的离婚证书，送给他10万埃库，要求他离开巴黎，此事在整个宫廷一时传为笑谈。
此后17年，蒙特斯潘夫人都是国王的情妇。她有着露易丝·拉瓦利埃所不能及的地方——机智的谈吐与刺激性的活泼。她曾自夸有她的地方就不会有沉闷，事实也是如此。她为国王生了6个子女，路易爱护子女，也感激她。但他不能抵制其他女人的诱惑，时而与苏比兹夫人（Mme.de Soubise）或鲁西耶小姐共度一宵，并封后者为芳达姬女公爵。路易的不忠使她不得不求教女巫师，以求得秘方或其他方法来保住路易的爱情。有关她计划毒杀路易或她的情敌的传闻，也许只是她的敌人造出来的谣言。
最后她却毁在孩子身上。她需要一个人照顾他们：有人介绍斯卡龙夫人，她被任用了。路易常常探视孩子，发现这个保姆很美。斯卡龙夫人本名法朗苏丝·奥比涅，是西奥多·奥比涅的孙女。她祖父是胡格诺派信徒，曾任亨利四世的助手。她生于尼奥尔（Niort）一个监狱中，那时她父亲正在狱中服刑。她受洗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在一个分裂、贫困而混乱的家庭中长大。一些新教徒怜悯地养活她，她培养了对新教的信仰，竟置天主教不顾。9岁那年，她双亲带她到马丁尼克岛（Martinique），她几乎死于母亲严酷的教育下。她父亲于次年去世（1645年），母亲带着3个子女回到法国。1649年她年方14岁，再度变成一个天主教徒，被送进一家修道院，以仆役的工作养活自己。如果她不嫁给保罗·斯卡龙，也许没有人会知道她。
斯卡龙是一个著名的作家，才华横溢，但因病不能行动，全身都已变形。他是一个著名律师的儿子，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但他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后，后母不能容他，他父亲给他许多钱，打发他离去。那些钱只够他找便宜妓女。他染上了梅毒，又被一个庸医误治，用的虎狼之药伤害到他的神经系统，最后他全身瘫痪，只剩下双手还能动，他说到他自己时：
读者……我将尽可能地告诉你我像什么。我的身材矮小，但很适度，我的病使我整整矮了一英尺，我的头就身材来说太大了一点，脸庞是饱满的，但身体只剩下骨头。我的视力还算好，但双眼突出，一眼比另一眼低些……我的腿与股之间最初是一个钝角，然后变成直角，最后变成锐角。我的股与上身又形成一个锐角。我的头垂在胃上，使我整个看来就像一个“Z”字形。我的手臂、手指都像我的腿一样在瘦缩。总而言之，我是一个人类痛苦的缩影。
他在痛苦中以写作自慰，于1649年完成了一部以歹徒为题材的《罗马喜剧》（Roman Comique），获得相当的成功。这是一部闹剧，热闹中有幽默，恶意中有机智。巴黎人尊敬他在痛苦中也能保持愉快，马扎然与安妮王后给他一笔恩俸，后来因他支持投石党而被停发。他赚得不少花得更多，因而常年负债。他坐在一个箱中，只有头与手臂从箱里伸出来，他以热情与学识主持巴黎一个有名的沙龙。负债增加后，他要求宾客付晚饭的钱，而他们照来不误。
谁会嫁给这样一个人呢？1652年，法朗苏丝16岁，她住在一个穷苦的亲戚家中。她的亲戚吝惜开支，决定把她再送回修道院。一个朋友将她介绍给斯卡龙，而他以痛苦的优雅接待她，他建议为她付修道院的膳宿费，这样她可以不必宣誓做修女。她拒绝了。最后他向她求婚，但表示他不能尽一个丈夫的责任。她接受了求婚，嫁给他，做他的护士与秘书，做他的沙龙的女主人，假装没有听到宾客们弦外之音的笑话。她加入谈话时，她的智识使其他人惊奇。她使斯卡龙的沙龙聚会变得令人尊敬，吸引了斯屈代里小姐、塞维涅夫人、尼侬、格拉蒙、圣埃夫勒蒙等人的光临。在尼侬的信中，似乎透露斯卡龙夫人在这个没有性生活的婚姻中有一段情史，但尼侬也提到她的“道德力胜过了意志薄弱，我愿医治她，但她太过于惧怕上帝”。她对斯卡龙的忠实是巴黎的谈话题目，这样的城市在不自觉中也希望见到一个贞洁的例子。后来斯卡龙的瘫痪恶化，甚至手指都不能动了，他不能再翻书或握笔。她读给他听，笔录他的口述，照应他所有的需要。在他死前，他写成了他的墓志铭：
在地里躺着的人，
唤起怜悯多于嫉妒，
他曾死过一千次，
在他生命消失前。
行人啊！不要发出声响，
留心不要惊醒他，
因为这是第一夜，
可怜的斯卡龙得以安眠。
除了债务，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位“斯卡龙的寡妇”年方25岁，再度被弃绝在世上。她向王后请求恢复被扣的恩俸，安妮安排一年给她2000利维尔。她住在一家修道院中，生活非常简朴，不时接受贵族人家各种小差使。1667年，蒙特斯潘夫人即将临盆时，派一位使者要求她做婴儿的保姆。最初她拒绝，第二次路易亲自来要求时，她同意了。此后数年内她一直做着王室子女的保姆。
她爱这些孩子，而他们尊敬她如母亲一样。路易最初嘲笑她的过分拘谨，后来逐渐尊敬她。其中一个孩子在她的悉心照顾下仍然夭折时，她的悲哀使路易深为感动。他说：“她知道如何去爱，能被她爱是一种快乐。”1673年，他宣布这些子女为他的合法子女，斯卡龙夫人不再司保姆之职了，她被召进宫廷成为侍候蒙特斯潘夫人的贵妇。路易给她20万利维尔作为礼物以维持她的新地位，她用这笔钱在门特隆买了一片地产。她从未住在那里，但这片地产给了她一个新名字，她成了门特隆侯爵夫人。
对一个不久前境况孤苦的人，这真是一个大转变。也许有一段时间她自己也迷惑了，她竟去劝告蒙特斯潘夫人结束她的罪恶生活。蒙特斯潘对她的忠告非常生气，认为门特隆正计划取代她的地位。事实上，1675年，路易对蒙特斯潘的暴躁日益不耐，却发现与门特隆谈话非常愉快。也许在国王的默许下，波舒哀主教才会警告说，如果路易不送走他的情妇，他也许不能参加复活节的圣礼。于是路易要求蒙特斯潘离开宫廷，她离开了路易。路易领了圣体，生活节制了一段时间。门特隆夫人赞成他的做法，显然并没有自私的企图，因为不久她即陪着生病的梅因公爵（蒙特斯潘之子）到比利牛斯山区的巴雷日（Barèges）洗硫黄温泉去了。路易离开巴黎去参战，战后回来，他斥退了波舒哀，邀请蒙特斯潘重回凡尔赛宫。二人旧情复燃，她又怀孕了。
门特隆陪着病愈的公爵回到巴黎，受到国王与他情妇的欢迎，但她惊讶于路易正同时应付几个情妇。1679年，路易决定结束他与蒙特斯潘的关系，任命她为王后家中的总管，这是他给玛丽亚·特蕾莎的许多不合体的待遇之一。蒙特斯潘愤怒哭泣，但得到许多礼物作为安抚。一年后，门特隆夫人又担任类似的工作——服侍路易另一个情妇多菲内（Dauphiné）。现在路易常来看多菲内，并与门特隆谈话，希望门特隆成为他的情妇，而她拒绝了。相反，她要他放弃他的不道德行为回到皇后身边。最后路易对她与波舒哀让步。1681年，经过20年的放荡生活，他变成了一个模范丈夫。皇后早已对他的不忠实、甚至对他的情妇妥协，此时重享路易的宠爱仅两年之久，于1683年去世。
路易想，门特隆现在会答应做他的情妇了，但他发现她仍然拒绝，除非结婚，其他一切谈不上。后来可能在1684年某个日期，他娶了门特隆，那时他47岁，她50岁。这是一个不同阶级的通婚，婚后妻子与其子女不得继承丈夫的爵位或财产。路易的大臣费了很大劲，才劝止他不要给予他的新妻子全部的权力，包括加冕她成为王后。他们指出如果他们发现要向一位保姆行大礼，皇室与宫廷都会大为不满，所以他们的婚姻并未公开，有人怀疑也许根本没有举行过。圣西蒙总是坚持阶级之分的，批评说这是“一场可怕的婚礼”，但这是路易最好与最快乐的结合，是他唯一谨守的婚礼誓言，他差不多花了半个世纪才发现被爱是值得维持一个婚姻的。
路易亲征
黎塞留与马扎然的成就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因德国内部的分裂而削弱，而且遭受土耳其人的威胁。西班牙在与尼德兰经过80年没有结果的战争后，已耗竭其人力与财力。英国在1660年后对法国依赖更大，特别是对其国王的秘密补助。法国本身也经过分裂与衰弱时期，但1667年投石党之乱平息后，法国再度统一。那时，第一流的人才正重建法国的军队。卢瓦是一个组织与训练的天才，沃邦是一个城堡防守、壕沟战与攻城的天才，并有两个最优秀的将军——孔代与蒂雷纳。现在，对于这位年轻而踌躇满志的国王来说，正是法国扩展至其天然地理国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大海——的大好时机。
第一步是至莱茵河，荷兰控制着那个地区，法国必须征服它们，然后给它们一个信念，那就是千年之后，它们都是法国的盟友。一旦莱茵河的各个出海口被法国控制后，全部的莱茵河流域，也就是德国半数的商业，都将归入法国的势力之下。西属尼德兰（比利时）首当其冲，必须先征服它。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于1665年去世，将西属尼德兰留给查理二世，那是他二婚生的儿子。路易在此看到一个借口，他引述古代的法律，第一次婚姻的子女在财产继承上先于第二次婚姻，而路易的皇后是菲利普四世第一次婚姻生的子女，因此根据这项财产继承权，西属尼德兰应由玛丽亚·特蕾莎继承。不错，玛丽亚在她的婚姻中曾宣布放弃她的继承权，但这是附带一个条件的，西班牙需要付50万金克朗（gold crowns）给法国作为她的嫁妆，这笔嫁妆至今未付，因此……西班牙否认这个三段论法，于是路易宣布尼德兰王位转让之战，我们可以从他的回忆录看到他发动战争的动机：
西班牙国王之死与英国对荷兰的战争（1665年），立刻给我两个发动战争的理由，其一是对抗西班牙，要求应属于我的权利；其二是防卫荷兰，以对抗英国。我很高兴地见到在这两次战争中我有很大的机会得以扬名，许多在我军服务的勇敢军人曾一再要求我给他们一个机会以示勇武……而且我总得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将之开进尼德兰，也较留在国内耗费粮饷好得多……借着与英国作战的理由，我将派遣我的部队与我的情报人员进入荷兰，开始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这是一个国王对战争的看法，战争可以扩展国家的疆域，带来安全感与更多的收入，战争是取得名望与权力的捷径，战争可以发泄好战的冲动，可使耗费庞大的军队在国外取得补给，并有利于国家准备下一次战争。至于战争中丧失的人命，人总是要死的，而病死在床榻是多么荒唐的想法——有什么比为了祖国在战场上光荣牺牲更好呢？
1667年5月24日，法国军队开进西属尼德兰。法军没遭到有效的抵抗，法国部队有5.5万人，而西班牙只有8000人。路易的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占领了沙勒罗瓦、图尔奈、库尔特累、杜艾与里尔。沃邦负责坚守占领的市镇。路易的军队在每一站都有充足的补足，甚至连军营或战壕里军官进餐的银器也一应俱全。阿图瓦、埃诺、瓦隆、佛兰德斯均被并入法国版图。西班牙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求援，而路易向利奥波德建议二人瓜分西班牙帝国，利奥波德同意了，因而并未出手援助西班牙。路易轻易地占领了佛兰德斯，接着指向弗朗什·孔泰（Franche Comté）。这是介于勃艮第与瑞士之间的地区，本为西班牙属地，法国对之垂涎已久。1668年2月，2万法军在孔代的率领下进入弗朗什·孔泰。法军以贿赂收买地方守将，因此法军处处频传捷报。路易亲自率军攻打杜尔（Dole），四天内城陷，在三星期内弗朗什·孔泰全境皆降。路易在胜利中班师回巴黎。
但路易得意得太早了，联合省于1668年1月说服瑞典与英国成立三国联盟（Triple Alliance），以对抗法国。这三个国家都知道，如果法国势力扩张到莱茵，他们的政治与商业自由将大受威胁。路易也看出他这次操之过急，他与利奥波德一世的秘密协定上，曾明订在西班牙的查理二世过世后，尼德兰全境与弗朗什·孔泰都将归于法国。而生病的查理二世很可能在一两年内死去，也许只须稍等些时候，这两个地区就会和平地归于法国了。因此路易同三国联盟谈和，他的外交官分赴瑞典与英国斡旋，终于在1668年5月2日签订《亚琛条约》，结束王位继承的战争。法国将弗朗什·孔泰归还西班牙，但保留沙勒罗瓦、杜艾、图尔奈、奥德那尔、里尔、阿尔芒蒂耶尔与库尔特累。路易保留了半数战利品。
1672年，他再度进军莱茵，这次他的真正目标揭开了——不是佛兰德斯而是荷兰。法军几乎攻进阿姆斯特丹与海牙，荷兰不得不掘开堤防以阻其攻势。这次全欧警觉到法国威胁到权力的均衡，1672年10月，利奥波德一世联合“联合行省”与勃兰登堡组成“大联合”。西班牙与洛林于1673年加入，丹麦、巴拉丁及卢森堡公国于1674年加入，而同一年英国议会强迫亲法的国王与荷兰谈和。
路易勇敢地面对这一挑战，不顾柯尔伯抱怨他会拖穷法国，他征收更多税，建立一支海军，将他的陆军扩张至18万人。1674年6月，他以一支军队再度攻占贝桑松（Besançon），在6周内再度征服弗朗什·孔泰。这一战是蒂雷纳将军最成功而残酷的战役，他率领2万军队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的7万大军。为断绝敌人的补给，他使巴拉丁、洛林与部分阿尔萨斯变成焦土，莱茵河流域的残破景象再度出现。1675年7月27日，蒂雷纳在巴登（Baden）勘察军情时阵亡，路易给他以王室的葬礼，葬于圣丹尼斯教堂。失去这位名将，不啻于吃十场败仗。孔代在尼德兰赢得大胜后，前来接替蒂雷纳，将罗马帝国军队逐出阿尔萨斯。后来这位亲王厌倦了戎马生涯，退隐在查恩提里（Chantilly），研究哲学与政治以终其年。路易现在统率在尼德兰的法军，他攻下了瓦朗谢纳、坎布雷、圣奥默、根特与伊普尔（1677—1678年）。法国也称颂国王为伟大的将领。
但这时国内人民的重担已无法承受，波尔多与布列塔尼有叛乱发生。法国南部的农村在饥饿边缘挣扎，多菲内的老百姓靠着用橡子与树根做成的面包度日。荷兰提议和谈时，路易同意了，1678年8月11日，他签订条约归还他所占的联合行省的全部领土，并降低荷兰货物进入法国的关税。他以这些让步强迫分裂中的西班牙将弗朗什·孔泰割让给法国，连同法国东北边境与西属尼德兰接壤的十几个市镇。他与利奥波德签订条约，法国取得布利沙克与弗赖堡两个战略城市，阿尔萨斯与洛林仍归法国。路易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奈梅亨条约》（Treaty of Nijmegen,1678—1679年）与《圣热尔曼条约》（1679年）是联合行省的胜利。但路易也没有失败，他的势力已经凌驾于神圣罗马帝国与西班牙之上，他已到达渴望已久的莱茵河。
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仍维持庞大的军队，他知道军队是外交的后盾。有武力在背后支持，同时利用神圣罗马帝国正对付来犯的土耳其人无暇他顾的时机，他在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以及布莱斯高成立“再结合委员会”（Chambers of Reunion），要求收回一些以前属于他们的边境地区。一经收回，这些地区均被法军占领。而像斯特拉斯堡这样的大城市，其官员受到大笔金钱的引诱下，也于1681年承认路易的王权。在同一年以同样的办法，米兰公爵向法国让出卡萨尔城堡，这是从萨伏依通向米兰的要塞。西班牙疏忽地交出尼德兰的城市时，路易再度派军进入佛兰德斯与布拉班特，并于沿途并吞了卢森堡公国（1684年6月）。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停战条约上（8月15日），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都承认法国的占领，因为那时土耳其人正在攻占维也纳，路易与科隆选帝侯的同盟实际上已将法国的势力扩展到莱茵，高卢人长久以来建立自然疆界的理想已经部分实现了。
这是法国王权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从查理曼以来法国从未如此强大，如此扩展。繁华盛典点缀着“太阳王”的成就。1680年，巴黎议会正式宣布路易为“大帝”。勒布朗将他画成一个神，君临凡尔赛宫。有一位神学家论证路易的成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国内的老百姓，在其困境中将他们的统治者理想化，对他们似乎不可征服的威势感到骄傲。甚至外国人士也赞佩路易，认为他发动战争有地理上的理由。哲学家莱布尼茨赞扬他是“一位伟大的王者，是我们时代公认的荣耀，是后世可望而不可多得的”。自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以北，维斯杜拉河（Vistula）以西，全欧的知识阶级开始说他的语言、模仿他的宫廷、他的艺术与他的方式，旭日已经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