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将科技用于和平

我清楚地记得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和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的人工智能科学家穆罕默德（Mohamed R. Amer）会面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是2018年的中国农历新年。

正是这个原因，大家特意把这次会面安排在了门洛帕克的一个中餐厅。中午11点左右，餐厅就已人声鼎沸，使得马克和穆罕默德的交谈淹没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干杯”声中。虽然如此，但两个人兴奋的脸色却是掩饰不住的。他们不住地握手，互相展示手机上的论文或视频。

这是一次很典型的硅谷式会面，双方迅速交换各自的观点或资源，找出启发彼此或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达成可行的几种合作方案，而一切的发生只需要两张椅子和两杯咖啡。

几天后，当我在门洛帕克单独对穆罕默德进行了一次详细的采访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多么神奇的一天，多么神奇的一次会面。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故事与本书的核心理念——和平科技密不可分。从名字上来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研究和平的实验室，地处硅谷也使得它具备了当地的特色——它想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来测量并促进和平。

就像皮埃罗在中国无数次谈到硅谷创新秘密时一样，硅谷的人们喜欢把科技用于别人完全想不到或觉得完全不可能的地方。和平创新实验室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硅谷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异想天开，空气中一直弥散着期待和寻找这种“不寻常”的氛围。在这里，如果你告诉别人，你想把人工智能或区块链商业化，创立一个公司来赚钱，听众可能需要先打个哈欠才能听下去。但是，像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这种用科技测量并促进和平的玩法，听众们无不精神大振，第一反应一定是：“哇，酷！”即便听完了解释后仍然有困惑不解的地方，也会由衷地表示赞叹和敬仰。

穆罕默德负责的名为“友好的陌生人”的项目，其真正的背景却是受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委托，由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和伯克利大学合作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军事项目，目的是想要训练士兵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都能具备与当地民众有效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在战争中能够深入群众和发动群众将带来多大的能量，相信毛主席已经给世人做出了最好的解答。但这个项目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想要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最前沿的科技，训练美国军队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具备这种能力。

一个为和平而生的项目，一个为战争为生的项目，就这样在一个平淡无奇、阳光明媚的加州，伴随着中餐厅《新年好》的欢快背景音，“相遇、相知乃至相爱”了。因为双方发现，摒除所有的背景差异，大家本质上在做同一件事情：用科技测量并促进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间积极的互动。

这种积极的互动主要包括双方有效沟通和信任的建立，以及合作的产生，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将之命名为“积极的和平”，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很可能将之称为“新国际战争形势下更强大的军队软实力”。

令我深感神奇的不仅是双方同在硅谷，约在相同的时间，做着本质上同样的一件事情，一件被外界认为匪夷所思的事情则是双方集结的强大阵容：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国际研究所、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这几乎是硅谷最强大的研究“大脑”了。

我曾坦率地问过马克，你在这个项目上坚持了近10年，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测量和平并促进和平会不会一开始就是个愚蠢的想法？我也问穆罕默德，作为一名人工智能科学家，你明明可以给谷歌或脸书写算法，为什么要选择测量人际互动的质量？有没有怀疑过这终究是不可能的？是算法和数据对抗复杂人性的失败？

马克给我的回答是，这是个值得尝试的研究，总要有人去相信，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穆罕默德说，已经有很多人把人工智能用于商业了，但是却没有人把它用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人们如何更好地沟通与合作。这是少有人走的路，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

这让我想起1984年苹果公司名满天下的那个广告——“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原来，乔布斯所在的那个硅谷，因为依然有这些“天真而疯狂”的人们，一直都没变。

我之所以闯入这群痴迷科技与和平的硅谷客中间，完全是因为好奇。在这场春节聚餐里，我作为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访问学者，采访和记录实验室内外关于和平与科技研究的动向。

而这一切的一切又缘起于和皮埃罗合作《人类2.0》的过程中，我经常问各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这种技术如此强大，你不担心它被不恰当乃至非法地使用，进而带来可怕的后果吗？我们该做点什么来避免这些负面结果产生呢？

这些科学家的答案多数归向了“无解”，因为他们大多认为技术是无辜的，决定结果好坏的关键还是人，而人心的善与恶是无法控制的。

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可奈何、无所作为吗？

悲观派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是，科技革命将增加战争的几率。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让高科技的风险更加不可控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2017年提出，各个国家会越来越重视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甚至最终会为了争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预言并非空穴来风，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就曾预言，中国会于2025年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越美国。

世界经济论坛的前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主管安贾·卡斯柏森（Anja Kaspersen）在《科技正在模糊战争与和平的界限》的文章中指出，全球网络技术的普及正在降低战争的发起壁垒，以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和生物科技等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赋予更多人走向犯罪、破坏和平的能力，比如制造在线指令的武器、远程触发弹道导弹等。

科技正在模糊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它们正在重新定义“武器”，不断消解和重构战争的形式。黑客的一次网络攻击或病毒勒索造成的危机和经济损失可能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甚至还无从破解和追踪。非法武器和金钱可以借助区块链的力量在暗网上毫无痕迹地进行交易。科技时代的战争何止是“没有硝烟”，连敌人都是不可见的，只留下真实的伤害。

安贾尤其对高科技公司在“无形的战争”中的角色提出了质疑：从金融到能源，从运输到通信网络，支撑现代经济的关键基础设施很多都是私人拥有和控制的。私营公司处于开发和营销技术的前沿，这些技术可以民用，但也可用于战争。以民用无人机为例，全球每月约售出20万架，这些无人机到底被用于何处，我们无从得知；所有围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中有一半以上已经商业化，它们的具体角色又是什么呢？一家科技企业的角色可能是“军队”，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间谍”，它们早已来到了这个时代混合型战争的前线。安贾提出，要维护科技时代的和平，政府和科技企业必须联合起来行动。

只不过我们一向对军队或警察有明确的纪律、责任和义务的严格要求，如今对这些以科技型上市公司或“独角兽”名目出现的新型“军队和警察”又该如何约束呢？是遵循商业法则还是政治法则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2018年3月，《经济学家》杂志赫然以“数字霸权之战”（The Battle for Digital Sapremacy）为封面，同时评论道，美国需要牢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跟苏联展开太空和武器系统竞赛时成功的原因：政府有效激励了多个科技领域的投资、教育和研发。

科技的进化会带来更多战争？乐观派不仅不同意，还持相反的观点：科技会带来更多和平。

吉奥吉亚·斯卡托若（Giorgia Scaturro）在《为和平的科技：事实和数据》一文中提出，手机、无人机、卫星和游戏等技术可以有效地收集数据并发出预警，基于移动平台网络的信息收集和分享还可以画出“冲突地图”，它们都在阻止暴力、促进和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例子是“Ushahidi”（斯瓦西里语，意为“目击”或者“证明”），这是肯尼亚著名律师奥瑞·奥科罗（Ory Okolloh）发起的一个基于开源和众包机制的危机预警平台。它起源于2007年年底到2008年年初肯尼亚因争议性的选举引发的大量暴力事件，奥瑞发起的Ushahidi平台可以自动收集群众的电话或短信报道，并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把暴乱、难民冲突和死亡信息绘制在地图上。只要用户打开Ushahidi，就能一眼看到这个国家的哪些地方正在经历暴乱。

当然，和平不仅仅是“阻止或减少暴力冲突”，国际关系专家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在《科技如何促进世界和平》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提出，经济上的互惠互利让国家之间更趋于合作而非竞争，如今的科技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随着各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内在联系加深，人们会在农业、医学、沟通等各个方面更加依赖科技。而科技需要较长的供应链，乃至跨境合作来发展，国与国之间有更多的合作而非竞争，显然更利于科技的发展。

“如果军事力量正不断变得具有竞争性——话语权取决于自身的军队实力和武器威力，那么经济力量是更有合作性的。如今，美国的实力更多是经济性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崩溃，美国的这种经济实力也会被削减。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同样适应于科技，可能科技比经济还更具有合作性。”帕拉格的结论是：“像经济一样，科技不仅可以促进合作，它本身就是合作。”

这让我想到了区块链，这种技术是“科技本身就是合作”的最好例子，它的诞生和运行机制都是基于网络而进行的跨国界合作。问题是，科技很容易被用于坏的用途，却并不容易被用于好的用途。我们并不想展开一场宏大的人性本恶还是本善的哲学讨论。现实是，将其用于坏的用途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带来巨大的利益，用于好的用途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将一个商业模式试验成功。这一点上，区块链也是很好的例子，暗网、黑市支付和“炒币”远比智能合同流行。

听起来有点沮丧，但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努力。来看几个小故事。

2012年3月，当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以色列平面设计师罗尼·艾德（Ronny Edry）在脸书上发布了一张他抱着小女儿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伊朗人，我们永远不会轰炸你们的国家，我们爱你们。”半夜醒来，罗尼忽然发现脸书的页面上有大量红色通知，打开一看，他更吃惊了：不仅有很多陌生的以色列人转发、留言，还有几名伊朗人给他留言。其中一名伊朗女孩跟他说，她看到这张照片后把电脑抱到家人面前，家人看到后全都哭了。震惊的罗尼把妻子叫来一起看这个帖子和留言，没想到妻子看到后也泪流满面。就这样，罗尼和妻子开始搜集并设计越来越多关于以色列人 “我们爱伊朗”的图片，脸书上迅速成立了一个“以色列爱伊朗”的社区，伊朗人和以色列人第一次通过社交媒体开始连接，和平的呼声从线上到线下蔓延开来。

再之后，罗尼创立了“和平工厂”（Peace Factory），并通过脸书这个中东地区年轻人都在使用的社交工具来连接更多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和平工厂的网站上，罗尼说了这样一段话：“最大的问题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对方，不了解也不信任对方，大部分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伊朗人，甚至巴基斯坦人，而是只从新闻上看到过他们，但新闻永远都是坏消息，对方的样子永远是只知道杀戮的一群疯子。和平工厂的使命就是通过社交媒体把中东地区的这些邻居们一个个地连接起来。”

在动乱的叙利亚，ICT4和平基金会（The ICT4Peace Foundation）发布了“天空的和平维护者”项目，使用一些原本用于军事轰炸的无人机来救助叙利亚的难民，为他们送去水、食物和药物。

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简称USIP）的总裁谢尔顿·伊梅法尔布（Sheldon Himelfarb）在2015年成立了和平科技实验室（Peace Tech Lab），他喜欢讲述自己在印度孟买遇到三个女孩的故事；这三个女孩大约都只有13岁，她们都来自达拉维贫民窟——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三个女孩在贫民窟里一起开发出了一款帮助女性应对暴力侵害的手机App，这款App可以让女孩在遭遇危险时一键发送自己的位置及求救信息给朋友和家人，是一款非常简单却又非常有效的应用。

游戏通常都是教人如何打架的，但一个叫作“和平游戏”（Games for Peace）的社区却在尝试用视频游戏让中东和世界其他处于冲突中的地区的青少年开始沟通与合作。这个社区的理念是，既然游戏能让人们在虚拟世界合作，它当然也可以用来让人们在现实世界变得更友好。

硅谷游戏设计师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完全支持这种观点，她在《游戏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TED演讲中说道，全世界有大量游戏玩家，如果把他们在游戏上花费的时间都加起来，总数会达到惊人的500万年！一个年轻人在21岁之前平均会花1万小时在游戏上，他们不仅舍得花时间和精力，还舍得花钱。而在这些游戏玩家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解决问题的强大动力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激情，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合作的能力。只要我们能把这么多游戏玩家改变虚拟世界的动力和行为转移到现实世界来，世界就会大不一样。简曾设计过一个游戏，要求玩家和团队成员合作，设计方案来解决目前我们面对的贫困、能源、安全、气候变暖等真实问题，结果她成功地通过游戏搜集到了大量有用的主意。简的想法是，下一步，我们甚至可以用游戏来设计未来，拯救世界。

还有当下非常热门的虚拟现实技术，最初被发明时是用于飞行员的虚拟培训，随着这项技术的硬件和软件逐渐成熟，创业公司和科研机构开始尝试用它增强人们的同理心——能更好地理解和信任他人，从而更好地进行沟通和合作——具体的应用案例可以是商业领域的客服培训，也可以是残疾人服务，还可以是沉浸式的新闻报道，这类事件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如果问以上这些背景下的科技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可能不会立刻浮现，可在思索之后，你会发现它们都是以“和平”为目标的。显然，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同的，有的是预警和阻止冲突，有的是尝试更好的沟通和理解彼此，有的则是推广深度广泛的合作……总之，当人们声称自己是某个“和平工厂”“和平基金”乃至“和平创新”时，他们所定义的和平可能是不一样的。

和平到底是什么？中国的《现代汉语字典》里给出的第一种解释是“没有战争的状态”，第二种解释是“温和”。第二种解释也可以理解为自我处于没有战争的状态吧。美国畅销的《韦氏词典》对和平的定义之一则是：“结束战争中处于敌对或互相仇视状态的条约或协议。”这确实也是和平最广为人知的意思。但是，两个素不相识也相安无事的邻居是处于和平中，而两个彼此互助互爱、互惠互利的邻居也是处于和平中。“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了“消极的和平”与“积极的和平”的概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加尔通认为，不存在战争是一种消极的和平，现时代所要追求的应当是消除了结构性暴力的积极和平。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开始使用这种区分。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提出，积极的和平至少还可以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虽然存在积极的互动，但是这种互动是不稳定的、容易破碎的，且容易回到消极的和平乃至战争的状态中去。第二层则是积极、长期稳定的和平。它尤其存在于彼此之间存在深度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中。

所有之前提到的将科技用于和平的机构，它们称自己的目标是和平，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其中的差异只在于它们是在和平的不同区域内努力。比如，当美国和平研究所建立和平科技实验室的目标是“消除、减少或阻止战争与冲突”时，它其实主要是在“负数到0”的消极和平区域努力；当罗尼·艾德通过脸书建立“和平工厂”，让以色列和伊朗人能够连接起来，发出“我爱你们”这种信息，乃至引发和对方交朋友这种积极的互动行为时，这种努力更多是在“从0到1”的积极和平区域努力。因为，只有发生了积极的和平，只有我们了解和信任对方，和对方的积极互动越多，发生战争与冲突的可能性才会越小。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则从一开始就将目标放到了创造和复制更多积极的和平，即人与人之间更积极的互动上。它是想要在“从0到1”，乃至从“1到2”的和平值上努力。它的名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斯坦福大学“积极和平”创新实验室。

对和平的理解和侧重点不同，将科技用于和平也随之有着不同的含义。2013—2015年期间，热衷于将科技用于和平研究的学界、业界领袖们，干脆在论文、研究报告和网站上直接将“将科技用于和平”（tech for peace）简称为“和平科技”（peace tech）。

对“和平科技”这个词，美国和平研究所在2015年成立的和平科技实验室是这样定义的：“和平科技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它将工程师、商业人士、研究冲突的专家和社会科学家聚集到一起，共同来设计、研发并扩散减少冲突的解决方案，努力创造和平。”美国和平研究所认为，科技是可以动员和组织人们一起为和平创造对话空间，努力争取和平的一种工具。当科技被用于促进和平时，人们可以借助它更快地得出促进和平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借助它更快地扩散解决方案。因为科技能够迅速地连接不同地区的人们，所以人们可以通过科技来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在和平科技实验室的网站上，有这样一句关于实验室的简介：“和平科技实验室用科技、媒体和数据来减少暴力冲突，并增强和平建设者的努力成果。”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和平科技”的定义是：“和平科技，本质上是中介性技术——通过这个中介，我们可以增强与他人积极互动的能力。”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和平科技一般包含四个子要素：

第一，传感器，可以高精度地测量人们互动行为的设备（比如摄像头、麦克风以及GPS）。我们尤其强调测量的是两个或多个跨越不同群体属性的人们的互动行为，群体属性包括性别、收入、年龄、种族特点、国籍等。

第二，沟通技术，包括手机、蓝牙、Wi-Fi、笔记本电脑，以及电话线路、卫星通信网络等。

第三，计算，尤其是分布式的、基于云端的计算。

以上三个内容使得探测人际互动以及早期预警和干涉系统的建立成为可能。

第四，执行器。这个执行器的角色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设备，只要能够触发并协调人们的行动即可。

位于英国北爱尔兰的一家名为TranConn（意为“转变连接关系”，英语“Transformative Connections”的缩写）机构也志在促进和平以及积极的社会改变。2015年年底，TranConn的两位创始人奥尔纳·杨（Orna Young）和恩达·杨（Enda Young）在题为《分裂社会中用于和平建设的科技》的报告中对和平科技是这样解释的：“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社会创新和和平建设。和平科技这个术语结合了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与和平建设两者。它将个体、群体和社区都置于科技是如何被应用于和平的背景下。这个词并不是说科技会在群体或社区中有特定的影响，而是说科技就是群体或社区关系的一部分。”

为什么大家对和平科技的兴趣似乎都在2015年左右出现了呢？首先，和平科技确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尤其这里的科技指的是21世纪兴起的新媒体、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等数字技术，一共就十几年的历程。其次，这个领域的记录和研究工作常常是落后于实践的。而2015年左右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开始被人们热烈讨论的时候，也是研究者们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科技在和平中能够扮演的角色和潜力的时候。

2017年，由来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几位学者共同完成的论文《和平科技：数字技术在和平建设上的有限空间》对科技如何影响和平与暴力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对整个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学术梳理。这篇文章勾勒出了科技与和平的学术研究现状：

从学者们使用数据库对战争与和平进行统计推断开始，技术已经在和平研究中运用了半个世纪。然而，直到数字革命、新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到来，我们才看到更多关于科技在和平研究与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讨论。政治和社会科学仅在过去10年才开始认真研究科技在局部和平与冲突中的作用。且这项工作通常是在风险或暴力框架下完成的，分析的多是科技将用于组织暴力而不是建设和平的可能性。

过去的10至15年间，人们使用科技来创造或促进和平的兴趣迅速激增，美国和平研究所建立和平科技实验室，跟对风险管理有兴趣的公司合作，建立了和平科技孵化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相继建立以和平相关问题与科技为主题的研究中心，同时，很多与科技相关的活动以和平建设为主题而开展，两者的交集越来越多。

和平科技这个新兴的领域之所以会引起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我想，是因为这样一个共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和平科技想要讨论的，不是科技本身是好还是坏，能量强大与否，也不是谁来控制它，而是我们所有人该如何共同开发、指导和运用它，确保它带来一个让所有人受益的世界。

本书中对“和平科技”这个词的定义，结合了美国和平研究所以及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定义：和平科技，意味着通过科技的设计和使用来避免或最小化冲突，或在此基础上通过科技增强人们之间积极互动的能力。

这两者都非常重要，在后续章节的叙述中，我之所以将重心放在后者，即如何用科技测量和增强积极的和平，是因为赞同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逻辑，那也是“和平工厂”和“TranConn”的逻辑：只有人们之间积极的互动越来越多，战争和暴力发生的几率才会越来越小。正如消灭黑暗最好的办法，是点燃一支蜡烛。不管烛光多么微弱，它都会给处于黑暗和寒冷中的人们送去最为渴求的光明、温暖和希望。

和平科技不仅仅是一种情怀和理想，一种使用科技的集体善意，它已经被明确地称为“一个全新的产业”。就避免或最小化冲突与伤害而言，和平科技好比数字安全产业是当今科技产生的新产业一样，它既然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安全，也应该积极介入和承担起保护我们的责任来。美国和平科技实验室的和平科技孵化器，就是为了寻找和激励该领域的创新者而成立的。

除却和平科技在增强人们之间积极互动上的突出表现，它在经济上的潜能和空间也是无限的。而那些将科技与和平结合在一起的实践者之所以能在无意中改写了许多行业的命运，开创了许多未知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对科技的觉知和心中的善意。就好像Ushahidi一样，它的开发起源于人们想要帮助彼此的愿望。而后，由于它的开源和众包性质，它不仅被用于肯尼亚的暴力预警，还逐渐被推广到别的国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用于追踪暴力事件；在印度和墨西哥监督投票地点，预防投票者作弊；还在东非数国监测重要药品的供应量。

另外，虽然本书关于和平以及和平科技的讨论来自学术界的研究，但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想要做的也不仅是对于“和平科技”这个词关于定义上的讨论与辨析。恰恰相反，本书想要把这个出现在学术研究界的新词推向普罗大众，就好像科技已经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一样，和平科技也到了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