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形象与媒介形象的概念与历史溯源

一、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一词最早由美国的城市学家凯文 · 林奇（Kevin Lynch）提出。在1960年出版的《城市意象》一书中，凯文 · 林奇提出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迭合；或者有一系列的公众印象，每个印象都是某些一定数量的市民所共同拥有的（Lynch,1960）。林奇虽然强调城市形象主要是通过人的综合“感受”而获得的，但由于他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城市形象设计，因此他更多的是把城市形象看作是对城市物质形态（主要是道路、边沿、区域、节点和标志五类）的知觉认识。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形象”的概念，把城市精神、城市文化以及政府行为、市民素质等内容纳入“城市形象”的内涵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城市形象是指公众对一个城市的内在综合实力、外显表象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具体感知、总体看法和综合评价，反映了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格（陈映，2009）。

二、媒介形象

通常情况下，媒介形象是指媒介的社会形象、公众对媒介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是媒介消费者对于媒介的知觉性概念，是由媒介外在和内在的特征和风格构成的，是人们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组织认知信息的总和（喻国明，2011；詹成大，2005）。媒介形象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定义了“形象”本身乃是作为“介质”存在的；第二，它定义了“形象”乃是通过“媒介”而存在的。“形象”本身作为“介质”存在，意味着媒介形象横亘在人与真实的生活世界之间，构成对于生活世界的遮蔽。人们不得不透过媒介形象体系来观察世界，从而取代了人们的生活世界的直观经验（吴予敏，2007）。

有关媒介形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关注了媒介与现实的关系，且已经意识到书籍、报纸这些当时社会中主要的大众媒介在建立舆论联系中的影响（塔尔德，2005）。到了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对媒介形象的相关问题作了系统性的思考。他认为，大众媒介的报道为我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现实环境，这个拟态的现实环境恰恰是很多媒体受众借以了解现实、作出判断的参照和依据。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型化和复杂化，由于人们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务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因此，对于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务，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媒介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映，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拟态环境即信息环境，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大众媒介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王朋进，2009,2010）。李普曼（1922）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最早提出“刻板印象”（stereotype），他认为个人既有的成见或头脑中的图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刻板印象是一种简化和类型化的认知方式，对某一群体中的个体的认知忽略其个体差异，而把群体特征加诸个体。从另一个角度，Merrill（1970）指出，欲去除刻板印象或概括图像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日常生活中与其他人沟通的基本元素。若我们能认识到对其他人的印象存有偏见，这对文化间的沟通将更正面。我们只有将其他人的印象带到意识层面之后，才能够认真地谈论、批判及审视其成因。在了解刻板印象的来源及成因后，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审慎地接收这些观念，而且能使我们更小心地创造及传递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形象（image）与“刻板印象”是同义的（Merrill,1962）。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中的地方形象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密切相关。Relph（1976）认为媒介中的地方形象是通过所谓的“意见领袖”的叙述和记者对刻板印象的使用得以传播完成的。

李普曼之后，许多学者围绕这个领域展开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研究。格伯纳（George Berbner）将电视看成是我们生活中的象征性环境，这个环境能培养受众特定的世界观。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作用。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Lippmann,1922）。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6）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其所处社会所定义的场景塑造和修改的”。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6）“将场景看成是信息系统，打破了面对面交往研究与中介传播研究二者的随机区分。信息系统的概念表明，物质场所和媒介场所是同一系列的部分，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两类。地点和媒介共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模式”。麦奎尔（Denis Mcquail）称媒介是“社会关系的中介”，通过大众媒介，意义被建构，这直接影响着受众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接受和实践。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环，一头连着诸种社会体制，一头通向受众。社会诸方面、诸层次围绕着媒介这一中心相互作用，并扭结成一个整体。传媒也成为关于社会的主要信使（张国良，2003:440）。德福勒（Melvin Defleur）和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强调了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其他社会系统间的结构性依赖关系。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使得社会各系统对媒介的依赖成为一种必然。当然，媒介也依赖其他社会系统控制的资源以达成自己的目标（McQuail,2015:99-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