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业化初期存量与流量关系初探
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进程的分类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经济史学家图泽尔曼和钱德勒将每两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技术革命波）称为一次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按这样的分类，人类至今大致经历了六次技术革命，合并成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技术革命是纺织业机械化时代（1771—1829年），这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棉花。第二次技术革命是蒸汽和铁路时代（1829—1875年），这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铁和煤。图泽尔曼和钱德勒把这两次技术革命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动力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机器制造革命，是生产力突变和裂变的时代。这次革命使农村人口大规模移居城市，出现了产业工人。
第三次技术革命是钢铁、电气和重化工时代（1875—1909年），这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钢和电力。第四次技术革命是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1909—1971年），这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石油和塑料。这两次技术革命构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是以电力、电信、内燃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导致工业流水线的出现，从而引发了以大规模制造为核心的工业革命，这是资本大规模对体力劳动替代的革命。这次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使众多工业产品（包括家用汽车）的成本下降到普通消费者可以购买的程度，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
第五次技术革命是信息和远程通信时代（1971—2008年），这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芯片和信息。第六次技术革命是人工智能与绿色经济时代（2008年至今），这次技术革命的关键要素是大数据、云计算和可再生资源。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次技术革命时代。我们可以把这两次技术革命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尽管这两次技术革命都可以归在信息革命范畴之内，但由于第六次技术革命具有颠覆性意义，所以也有学者把第六次技术革命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导致经济发生革命性裂变，而经济理论也会随着技术革命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和创新，存量与流量的关系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是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资本、劳动、土地要素以什么方式相结合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亚当·斯密以后，该理论的发展并没有脱离自由经济的主张，只是对各要素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事实上，在古典经济增长论的主张下，欧美国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实现了各生产要素的更高效结合与利用，社会经济总量空前扩张，人口规模扩大，人均寿命延长，开创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新时代。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存量与流量关系初探
随着重商主义时期欧洲经济的不断扩张，商人、银行家们更加注重从现实中总结经济活动的经验，主张各行各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而逐渐放弃国家干预的政策。因而，到了17世纪末期，重商主义理论被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这个理论发端于英国，伴随着英国18世纪的经济崛起和欧洲市场经济的形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阐明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如何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为亚当·斯密，他建立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被誉为“经济学之父”。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穆勒等经济学家在经济自由的主张下，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扩充。下面主要介绍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侧重于阐释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关系。
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两方面。一是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这个观点依托于他的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创造价值。而交换是分工的前提，生产的商品必须经过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故从人类利己的本性出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从而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
李嘉图继承和坚持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对创造价值的劳动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将创造价值的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
。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并指出了价值规律与利润规律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亚当·斯密人口数量增加对国民财富增长的作用在现实中出现的悖论提出了解释。他认为人类是以食物为生存前提的，食物按照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当人口增长快于食物增长时，人口增长必然受到抑制，随着人口的减少和食物的增加会再度导致人口的增长和再度的人口抑制。也就是说，当人口出现过剩时，会强行抑制人口过快增长，降低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
2．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存量与流量关系的分析
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期，分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主要针对手工业生产而言。事实上，亚当·斯密所谓的分工是一种事前行为，即分工导致人们有了不同的运用技巧的能力和劳动禀赋，进而产生了劳动效率的差异。如果将这种禀赋视为存量，将由劳动效率提升引起的社会财富的增长视为流量的话，亚当·斯密的理论更加侧重于对存量的研究，以期达到流量增长的目标。而对于流量本身，实际上涉及交换的实现、分工的范围限制、要素的流动等，亚当·斯密只用“看得见的手”高度概括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范围扩大，经济自由就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分工和交换，增加社会财富，但对于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如何高效、有序、规范地流动，并没有深入探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亦是对亚当·斯密扩大市场经济主张的发展，各国都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可以降低各自的生产成本，通过交换获得比自己生产相应产品更大的利益。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科技进步在各领域不断出现，其中，大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并确立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工资、地租和利润决定了商品价值。资本家可将原始积累用作流动资本，以一种形态用出去，再以另一种形态收回来而获得利润，也可用作固定资本，购买大机器和工具等，不用改变所有者也可以获得利润。而对于后者而言，资本家通过将固定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集合起来，并用由这三方面的要素价格（利润、工资、地租）决定的商品价值进行交换，最终实现财富增长。古典经济学家只看重这三要素的存量，认为要素存量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财富就会实现相应的增长。事实上，这一系列经济活动的进行主要还是依托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尽管亚当·斯密也主张自由经济，但要素的流动不仅需要自由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要素价格的形成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初级形态流量经济的表现。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则更侧重对劳动要素流量特征的探讨。
二、工业革命对存量与流量的影响
工业革命的爆发，在迅速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的空前增长，并导致了人口的增长与城市的发展。这种经济增长发端于西欧，并不断扩张到美洲及各殖民地区，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这种经济活动产出的增加，且为未来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动力。
1．工业革命对存量的影响
工业革命对存量的影响主要是指工业革命爆发以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三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存量的影响。大机器生产的出现以及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动力的改进，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的替代；新工业产品的生产使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运输成本，扩大了运输范围，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扩张；人口增长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人口流动促进了机械化技术的传播与推广，反过来，机械化的广泛使用也加大了劳动的分工程度。
（1）大机器生产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早在16世纪至17世纪末，英国人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时期的法国和德国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三分之一。只有荷兰的人均收入在英国之上，这是因为当时荷兰在农业、航运、金融和商业服务等方面有着更高的生产率和更高的国家专业化程度。因此，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就将荷兰视为追随的榜样，并且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如建立议会制，建立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利益的经济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等。值得强调的是，知识生活被逐渐普及化了，许多大学教授、知名学者都参与了公共政策的实际事务，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
从18世纪60年代起，技术进步的影响开始凸现出来，特别是在棉纺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棉花比羊毛更容易被机械化处理，因而，某些固定资本投资所形成的机械化就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著名的珍妮纺纱机在纺纬纱时可以将生产率提高16倍。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在1768年发明的纺纱机可利用水力作为动力纺出结实的经纱。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在1779年发明的走绽纺纱机可同时纺出纬纱和经纱。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在1793年发明的轧花机极大地降低了从美洲进口原棉的成本。在1774—1820年间，原棉的进口量增加了20多倍，棉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也从18世纪70年代的几乎可以忽略的水平增加到1820年占整个劳动力的6%以上，棉纱及其制成品从1774年占英国出口量的2%迅速提升到1820年的62%。英国棉纺业的进步在同时期的欧洲出现了扩张，而法国在1820年时人均棉织品的消费量大约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英国亦凭借纺织业的强盛逐步超越荷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商业霸主。
（2）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新领地的开拓。事实上，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并非只存在于工业领域，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主要体现在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方面，促进了全球性的经济增长。1812年，世界上第一艘利用蒸汽机作为动力的轮船出现在英国，到了19世纪60年代，几乎所有新下水的船舶都已采用煤作为能源。而且钢铁制成的轮船比木船更大、更快、更可靠。结果直接催生了国际远洋航线的开辟，加速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联系。
在此之前，英国凭借其“以邻为壑”的商业战略以及对欧洲大陆多次战争的胜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贸易霸主。在非洲的加勒比殖民地开发制糖业及奴隶贸易，在北美拥有13个殖民地，在印度建立东印度贸易公司，到1750年，英帝国的人口包括了它在美洲的约150万人，在爱尔兰及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基地的约240万人。1776年，北美英属13个殖民地获得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虽然使英国失去了部分殖民地，但丝毫不影响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新的航运动力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远洋贸易的运输成本，廉价和可靠的客运服务也随之发展起来，欧洲移民大量涌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巴西。1820—1913年，英国人口的净流出量大约为1200万人（一半来自爱尔兰），从欧洲其他国家流出的人口大约为1400万人，印度人口的净流出量超过了500万人。来自欧洲的移民加快了北美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了移民的收入水平。移民将收入汇款到母国，促进其经济发展。英属东印度公司不仅是英国对印度贸易的商业组织，更是其对印度实施统治的机构。它改变了印度的政府管理体制，并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系列变革。它帮助英国从印度殖民地攫取大量的财富，从1868年到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资源流出量占其国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说，大约五分之一的印度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因而，尽管英国失去了北美13个殖民地，但是它控制了拥有一亿人口的印度领土。除了印度，英国对中国的控制也基本类似。
（3）各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状况。工业革命的爆发、技术进步的传播与扩张使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出现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促进劳动力分工更加深入。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为机械化生产提供了劳动供给，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化反过来促使社会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化。
据统计，西欧人口规模从1700年的8146万人增加到1820年的13289万人，到1998年增加到38840万人，1700—1820年间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达41%，1820—1998年间达60%。西欧平均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1820、1990、1950、1999年分别为40岁、50岁、69岁、77岁，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此外，移民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统计1700—1913年间自英国迁往巴西、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净移民数量发现，迁往巴西的净移民流入数量从400人增加到2200人，迁往澳大利亚的从33人增加到1069人，迁往美国的从587人增加到15820人，英国人口移民净流出达12635人。
在德国，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雇佣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1882—1907年间，在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人数所占比例从26.3%提高到45.5%；在超过1000名雇员的企业中工作的人数增加了4倍以上，从20.5万人增加到87.9万人。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雇员人数随着单位产出的物质增长而增加。
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直接结果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数量逐步下降，就业结构发生变化。据统计，1700—1820年间，荷兰的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从40%增加到43%，工业人口占比从33%下降到26%；而英国农业人口占比则从56%下降到37%，工业人口占比从22%增加到33%。这就表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英国出现了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工业劳动力比重大幅攀升的趋势，英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荷兰则出现了反工业化和返城镇化的趋势，这也成为荷兰逐渐被英国赶超成为新的商业霸主的原因。相形之下，美国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更大。在1820—1890年间，美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从70%下降到38%，下降近一半，工业劳动力占比从15%增加到24%，服务业劳动力占比从15%增加到38%。而同时期英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从37%下降到16%，工业劳动力占比从33%增加到43%，服务业劳动力占比从30%增加到41%。美国在工业和服务业特别是服务业中劳动力占比的急剧增加，表明美国在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中更具有潜力，这也是美国在1913年后人均收入超越英国，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动力所在。
2．工业革命对流量的影响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也使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提升，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大致表现为：交易的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各国的国民收入持续增长；资本的流通速度加快，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及其规模扩大，加速了要素的流动和资源更合理的配置。
（1）新生产动力促进市场扩大，增加国民收入。工业革命爆发以后，以英国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不断在欧洲扩散，并逐渐影响到世界的各地。1700—1820年之间，英国的人口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并且其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快的，人口城镇化率在全国各地都有明显的提高，与欧洲其他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期间英国的出口每年增长2%，航运量超出世界航运能力40%。到了1820—1913年间，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空前加快，大约为1700—1820年间的3倍。期间，英国的世界版图亦有所扩大，在扩大非洲殖民地的基础上，又控制了亚洲的亚丁、阿拉伯半岛周围的酋长国、缅甸、马来半岛诸国、中国香港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并控制了整个印度。到1913年，它在非洲领地上的人口约5200万，在亚洲大约有3.3亿，在加勒比大约有160万，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大约有1800万。当时，英国总人口4.12亿，是英国本土人口的10倍。庞大的殖民地也为英国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单单印度的税收就可供养在英国人控制下的庞大军队，英国还强制殖民地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从殖民地国家攫取大量财富。
德国和法国是效仿英国的主要国家，且法国是以英国为榜样的第一国家，但两国的发展路径和结果却不尽相同。对德国而言，关税同盟和德意志的统一为德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础，德国在钢铁工业等重工业方面的发展，特别是铁路的建设，使德国的资本家们掌握了大量的煤炭、铁矿产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大规模扩张。人口向城镇迁移、轻工业工厂生产逐渐替代手工业、使用动力机械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据统计，在1851—1855年间，德国的实际国民收入总值扩大了1/4，人均收入增长了0.8%左右。在1871—1875年及以后的20年间，德国的实际国民收入总值翻了一番，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又增长了大约70%。到1913年，德国拥有6600万人口，其中3/5为城镇居民，德国成为欧洲重要的工业国。相形之下，法国并没有出现短期内集中变革的现象，其工业化推进极为缓慢，18世纪末其农业收入占比约59%，到了19世纪末期，仍然占有35%。1954年时，法国的工业化程度仍然低于瑞典、挪威，足见其经济结构转变的缓慢。
从全球视角来看，1870—1913年，世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达1.3%，与1820—1870年间的0.5%、1700—1820年间的0.07%相比出现较明显的增长。这不仅得益于技术进步，还有以英国为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的建立对新技术扩散的推动。到1913年，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英国，即使在印度和非洲，其人均收入水平也提高了四分之一以上。
（2）新通信方式提升了资本利用效率，为资金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40年，英国创建了现代邮政服务。该服务体系的建立实际上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铁路设施建设，从而保证邮件的投递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驿站马车服务，而且这种同质性的服务便于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统一的收费标准制度。而19世纪50年代发明的电报，对世界商务和政府的通信产生了更加重要的影响。1870年，英国已与印度和北美洲建立了直接电报通信联系。到1913年，电话的发明和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初步开发进一步增强了电报在通信中的地位。
通信技术的创新不仅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实现了信息在更广范围、更短时间内的传递，而且这种功能被运用到国际金融市场中，促进了各国资本市场的连接，加快了国际资本的流动。英国凭借其稳定、健全的公共信用和货币体系、相当规模的资本市场和公债市场、从1821年就建立的旨在稳定汇率的金本位制度等在国际金融市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出现了大量以海外投资为目的的资本流出，约占其储蓄的一半，法国、德国和荷兰也有巨大的海外投资。这些海外投资大部分是以债券形式进行的，并且大量集中在铁路建设方面。资本的流动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阿根廷、巴西南部、乌拉圭、俄罗斯和南非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贡献，但对亚洲的影响并不大。
19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以银作为金属本位而选择了黄金作为本币，特别是在欧洲，德国、荷兰、瑞士、比利时先后采用了金本位制，法国也朝此方向发展，美国和日本也支持金本位制。至1900年，基本建立了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就使得黄金的自由进出口成为可能。而伦敦是世界金银市场的第一中心，纽约为第二中心。伦敦的金银市场由设在伦敦的麦加利、汇丰、有利、正金等银行通过其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探寻其在远东的金银交易情况，然后根据市场供求、汇率等因素定出最新的市价。由此，伦敦通过控制金银市价而控制着世界各国的货币。再加上对外贸易中，英国采用英镑结算，使世界货币与支付体系形成以英镑为中心的中心——外围模式。随着英国海外银行业的稳步发展，英镑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伦敦拥有世界上主要的短期和长期资本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商品市场。
（3）各工业化国家涌现的企业家与企业管理方式的革新，为经济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提供了重要载体。工业革命早期的企业家常常“集资本家、融资人、劳工管理者、进货商、销售商的功能于一身”，多以追求财富以及财富带来的高消费、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等为动机。到了19世纪，这种“全能生意人”在一些产业部门中就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组生意人”的战略决策和企业运营活动。他们不再思考如何以自有资金或从亲友处借来由自己负全部担保责任的资金来为企业业务的开展提供资金来源，而是以“多方合伙（股）”及随后的“股份联合”公司对经济活动不断渗透。此后，这“一组生意人”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职能分离，分成进行战略决策的人以及执行与维持决策运转的人。前者被称为“企业家”，后者则为“管理人员”。
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企业家将资本投入棉纺业，这个阶段对固定资本的需求相对较少，对原材料和某些机器的资本需求可以通过信贷方式解决，工厂场地与成套设备可以通过租赁获得。企业家们主要考虑的问题一方面是为扩张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是准备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以及战争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到了1830年以后，企业家们已经解决了许多问题，相对复杂的管理技术也已形成，并且世界市场仍被英国人开发和占领，并不断地向纵深拓展。在当时，这种国内外市场在随着铁路建造热潮的即将到来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而呈现出显著的趋热行情的环境下，英国的企业家们继承了工业革命早期形成的基本经济结构：棉纺和制铁仍占主导地位。时至19世纪最后30年，英国不再是世界的唯一工厂，其曾经压倒性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技术进步要求巨额资本、法律环境、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家间的经济竞争等因素都使得企业组织显示出新的发展趋势，那就是从家族企业向股份大公司的转变。
与这种趋势相伴而来的，是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出现分离，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职业经理人出现，企业将部分市场交易内部化，对市场中的各要素进行系统性的集聚与配置，提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英国的商业才能、美国的冒险精神、德国的进取态度，使其企业管理逐渐发展出一种新趋势。相对而言，法国则出现了时滞，简单合伙制、家长式管理、小企业规模是其较为明显的特征。在工业化进程中，欧美发达国家依靠技术进步，从工业企业发端，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完善组织结构，并且在企业管理中出现权力分割、职能分工、技术人员管理地位上升等趋势，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有效资源配置提供了一双“看得见的手”。
综上所述，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受古典经济理论的影响，欧洲以及美国均侧重依靠资本、土地、劳动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相对于农耕时代，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世界经济增长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规模亦空前增大。依据微观经济理论，当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达到一定程度，边际产量会变成负数，总产量开始下降。对当时的生产技术而言，要素投入还没有到使社会总产量开始减少的程度，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还处在存量增加的初级阶段，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也是依托于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是无所不能的，并没有过多深入的探讨。尽管企业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出现，但它就像把原料变成产品的机器一样，理论经济学家和资本家们还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中。事实上，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在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考，这种潜力将被逐步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