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信仰的衰微

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是戴着党派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历史事件的，不过他们并没有为着党派的利益而故意篡改历史事实。可是色诺芬的后继者对历史的著述却越来越为党派政治及为其服务的政治学说所左右。而苏格拉底的弟子埃福拉和塞奥波姆波视史学为雄辩术，将其变成为驾驭国民而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对他们来说，历史首先要起一种宣传鼓动的作用。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最为重视行文的形式。为了达到某种预期的政治效果，或为了党派与国家的利益，而不惜偏离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这完全和西塞罗的做法不谋而合，后者曾公开声称：“演说家在撰写历史时允许撒谎，如果撒谎能使某一论点更有说服力的话。”

除了这些有害的影响之外，希腊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也给历史的撰写带来了某些有益的影响，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破除了对神祇干预国家命运的信仰；认为民族的本性受所处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对内在的政治关系进行越来越多的研究。

不过古希腊的神祇并没有退位，其存在并没有遭致否定，只是在探索新的认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过程中它们被冷落在一边，致使科学研究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这些神祇形式上还留在它们的宝座上，可是在历史领域中却越来越成为无足轻重的幻影。相反，在民众的感觉中，神祇依然是法力无边的人物，是福与祸的主宰。

阿那克萨哥拉在他的理性学说中就曾宣称，一种普遍的理性乃是贯穿宇宙的唯一的力量，是一种宇宙之灵，它不仅将秩序与制度带给处于混沌状态的世界，而且还使整个世界处于运动不息的状态。为此他被指控有否定国家神灵之罪，在其晚年不得不从雅典出走，逃往朗普萨柯。

普罗塔哥拉认为感觉是一切认识的本原，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衡量存在的事物所以存在的尺度，也是衡量不存在的事物所以不存在的尺度。”换句话说，人只知道他所能感知的事物，处于人的认识之外的事物就一无所知。这一学说使普罗塔哥拉对当时的神祇世界作出这样的结论：“至于神，我既不知其存在，也不知其不存在，因为事理的晦暗和人生的短促使我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就这句名言，连同其他一些政治言论普罗塔哥拉向他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为神的问题折磨自己，对于神的存在你们无法得到确切的认识，你们最好还是为国家、为你们自己操心吧。”由于不信神灵他被人指控并被判决。公元前411年（或415年）他也不得不逃出雅典，其著作被当众焚于广场上。

自然科学家希波格拉底对传统的神话信仰则采取另外一种态度，他不否认神祇的作用。他认为，世上万物，好的坏的，都来自神。不过人对神祇发挥作用的方式一无所知，因而学者的任务就是探索其中的规律，以便能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件。然而希波格拉底在他自己的研究中却把神力的假说弃置一边，他之提出神力说只是对当时民众信仰的让步。

苏格拉底是个迷信的铁杆复古派，他在他的心中谛听神鬼的声音，他相信神托、占卜、预兆、报凶的鸟翔……然而即使是他也无法摆脱对古老宗教传说的那种诡辩式的疑问，所以他将现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其因必有其果，因而通过人的观察即可得知和断定因果之间的联系。另一类现象是较大的一类，此间的主宰乃是神的意志。此类现象没有固定的次序，所以人在这里无法探究事件的后果，只有通过预兆、神托、占卜、神谕等才能知道其中的奥妙。所以，在他看来两类现象一定要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考察。他认为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使用神学的解释方法，在神力的范围内使用科学的解释方法都是文不对题。依他之见，自然现象和天文学都是属于神力一类的现象，要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则是荒谬的。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派的两位领袖梅莱托和安尼托指控亵渎国神、蛊惑青年罪（亦即煽惑富家子弟反对一年前在雅典重建的民主制）而被判处死刑，判刑之前他曾对告发人大声喊道：“我像你们一样信神，不，比你们还信！”

较之苏格拉底，柏拉图回复到古老的贵族时代的愿望更为强烈，然而就是在他看来神话传说也不再有真实的历史价值，而只有宗教伦理的价值，亦即只具有将人民禁锢在古老的宗教和道德规范内的价值。某些神话也使他感到讨厌，他认为一些神话是对神和英雄的亵渎，因为在这些神话传说中对神和英雄的品格提出了怀疑，从而对民众起一种不良的影响。他倡议创作一些新的、符合其政治观点的、伦理上是尽善尽美的神话，以代替原来的神话传说。这些新的神话虽则是杜撰的，然而后世是会信以为真的，由此还可产生出良好的习俗。

这种对保持神祇信仰的担忧不仅是对古老的宗教传说的直接否定，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在新的生活状况影响下旧有的观念正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