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6 武王伐纣的历史证据 天亡簋
年代：西周早期，公元前1046—前996年
尺寸：通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
材质：青铜
出土地：清道光年间陕西省眉县出土
收藏地：中国国家博物馆
【引言】商、周之际，发生了一场关乎朝代更替的决定性战争——“武王伐纣”。商周双方交战于牧野，周武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取得了胜利，随后命人迁九鼎归于周，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递嬗。而商纣王则自焚而死，成为亡国之君。武王伐纣一直是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的焦点事件。由于记载的原因，对这一事件的研究聚讼颇多，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天亡簋则是这一事件的有力佐证。
西周初年的礼器
天亡簋，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眉县，曾一度为著名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所收藏。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天亡簋都杳无音信，踪迹难觅。直到1956年，天亡簋突然现身于上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及时将其收购，并带回了北京，不久后转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天亡簋是一件非常著名的西周初期的青铜礼器，其形制、纹饰特征鲜明，加之铭文内容重要，因此也是一件极为重要的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器。天亡簋为侈口，束颈，深腹略外鼓，圈足，圈足下连铸一方座。从口沿下至腹部，铸有四个内卷角的兽首耳，耳下带有宽厚的长方形垂珥。天亡簋的腹部和方座四面饰两两相对的蜗体夔龙纹，阔口大张，显露出尖锐的牙齿，长鼻上卷，圆目凸出，身躯蜷曲，状如蜗牛。无论从造型，还是纹饰来看，天亡簋都带有明显的西周初期的特征。首先，我们来看天亡簋的四耳。簋是商周时期青铜礼器中非常重要的盛食器具，大约出现在晚商时期。簋的形式多种多样，就器耳来说可以分为有耳和无耳两大类。在带耳的青铜簋中，绝大多数都是对称的双耳，四耳铜簋的数量非常有限。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四耳青铜簋在殷商时期尚未出现，其使用年代主要是在西周早期，最晚也不过周穆王时期，可以说是周人的一种创新产品。四耳使青铜簋的造型更加气派、稳重，不过从实际用途而言，四耳青铜簋在使用过程中要比双耳簋更加麻烦，因此前者在出现之后并没有真正地广泛流行，到了周穆王以后就从青铜器中消失了。其次，我们要看看天亡簋的方座。迄今为止，在所有可知的带方座的青铜簋中，没有一件是殷商时期的器物，都是周朝的器物，因此可以说方座簋是周文化的产物。方座簋是簋与禁（摆放青铜酒器的几案）的结合物，因此方座簋也叫作禁簋。西周早期是方座簋的形制最具特征、最为丰富的时期，无论质与量，都处于发展的鼎盛阶段。从西周中晚期开始，方座簋式样单调，纹饰简陋，数量减少，开始走向衰落。最后，我们再看看天亡簋腹部和方座上装饰的蜗体夔龙纹。这种身躯蜷曲如蜗牛状的夔龙纹也仅仅出现于西周初期，周成王、康王以后就消失了。
综上所述，从器型、纹饰上看，此簋作为西周初期的典型器是毫无疑问的。
武王伐纣的历史证物
天亡簋腹内壁有铭文8行78字，可释读如下：
乙亥，王又（有）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卒）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事喜（
）上帝，文王德在上。不（丕）显王乍（则）省，不（丕）肆王乍（则）庸，不（丕）克乞衣（卒）王祀。丁丑，王卿（饗），大宜，王降亡
釐退囊。惟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白。
其大意是：乙亥这一天，周王在“天室”举行重大祭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姬昌和天帝，由于他们的佑助，终于灭亡了殷商。一位名叫“天亡”的大臣助祭卖力，得到了周王的赏赐。天亡为了称颂周王的功德，因而制作此簋以为纪念。天亡簋铭文的史料价值重要，而文字又古奥难懂，因此，对该簋铭文考释者、研究者众多。由于学者们对作器者是什么人的看法、解读不一，器名也就诸说纷纭，如陈介祺将铭文中的“朕”误读为“聃”，并认为是毛公所作，因此称之为“聃簋”；唐兰称之为“朕簋”；郭沫若根据铭文“王有大丰”，定名为“大丰簋”；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根据铭文“天亡又王”，称其为“天亡”，等等。而“天亡”的赞同者较多，现就成为较为通行的命名。
天亡簋铭文拓片
天亡簋史料价值极高，其中所记的时间点和事件相当重要。铭文中称周文王为“考”，那么这位主持祭祀的周王一定就是周武王姬发。“不克乞衣王祀”明确地证实了周武王灭商这一重要史实。因此，在1976年利簋发现之前，天亡簋是唯一一件能够确证属于周武王时的器物，也是最早的一件能够确证武王伐纣的“地下材料”。仅从这一点来讲，天亡簋的价值就可想而知。结合《尚书·金縢》的记载，克商后二年周武王就病逝了，因此，铭文所记的“王祀于天室”一事只能发生在武王克商返周、他还健康的时候。这与《逸周书·度邑》《史记·周本纪》等文献中的记载一致。“天室”即为“大室”，本义是指太庙中央之室，泛指太庙。《尚书·洛诰》中说：“王入太室裸。”孔传云：“太室，清庙。”孔颖达疏云：“太室，室之大者，故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曰太室。”这里指周的宗庙。说明武王灭商之后专门去宗庙进行了祭祀。
西周铜器分期断代的科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创立的“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断代法，第一次将考古类型学方法应用于铜器研究。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天亡簋都以其明确的王年、史事和典型的形制、纹饰，成为不可或缺的分期断代研究的可靠依据。此外，天亡簋铭文用韵协调、押韵成熟、韵律锵锵、朗朗上口，这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是见不到的，开创了中国辞赋的先河，也是中国韵文的最早例证。另外，天亡簋铭文的字数接近80个，在西周的有铭铜器中并不突出，但是在目前所知的殷商、周武王时期的铜器中他的铭文字数是最多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称得上是后来出现的长达数百字铭文的西周铜器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