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 题记

在写俞平伯之前，认真读了俞先生的一些作品，他写于30年代的散文真是语词叠加、使用到极致，显示他对语言自如的操控能力，遇到合适的人与事，他的表述欲望都能超强发挥，一点儿没有浪费才情。再读他50年代写的思想检讨文章，似乎一下子丧失了与生俱来的写作天赋，语词发闷，语意飘零，靠拢主流而迟迟不得法。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作家中，我最感惋惜的就是俞平伯的语境退化，他仅有的十几年散文创作演化作几本别致的小书，竟成了他一生再也无法复制的“孤本”。

我很想找到俞先生的档案资料，试探能否从官方文件中解读他后半辈子的命运谜团。我通过原中国作协同事王素蓉的老父亲、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老书记王平凡老人的关系，从文学所方面突破，取得大力支持，辗转地把关系接到社科院人事局。人事局研究后答应可以查阅俞先生的档案，但要我从所在的单位开介绍信，明确查阅者是党员身份。而我却是一名非党员，这确是难为我了，总不能为此火线入党一番。苦恼之际，跟部门领导一说，党员领导说这好办，把她的名字加上，再加上“党员”二字括号一下，把我的名字排在她的前面。我带着这样的介绍信前往接洽，很容易就蒙混过关了，让我回去等通知。

过了一段时间不见回复，我又打电话催问，人事局的同志笑着说：“不能急，要有一大堆领导签字同意才可以。”终于有一天通知前去查阅，我一早就赶到社科院大楼，人家还没上班我就堵在办公室门口。一阵查验之后，让我坐在一张桌子旁等候，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位女同志抱着半米高、叠放的档案袋走过来，我一见心花怒放，笑脸相迎。女同志先细致地整理一遍，然后只拿出五六张发黄的档案纸给我，大都是俞先生当年手写的登记表。我不甘心地问：“下面的档案能让我看看吗？”女同志说：“不行，这都是俞平伯在政治运动中的材料，按规定你是不能查阅的⋯⋯”我有点焦急，就问：“那我再找哪位领导签字同意一下？”女同志不急不慢地说：“你找谁都没用，政治运动档案多是揭发、批斗的东西，谁都不让看，谁签字都不管用⋯⋯”哎，费了那么大劲，只能抄几页纸，而且多是俞先生自己填写的简易人事表格，无非是学历、特长、简历之类的内容。离开时我望着摆放在桌上那高高的档案袋，心中充满不舍和遗憾。我知道，俞先生纠结半生的坎坷命运都浓缩在这些发黄的纸片中，这些纸片是无语的，也是无助的，黏附着斗争的神秘信息而永远沉睡在纸袋里。

俞平伯

后来我采访了俞老的女儿、外孙，走访了三十多位文学研究所和曲社的众多老先生，几次受邀参加曲社的排练活动，从中感受俞老曾经有过的环境氛围。这些采访都颇具生动性，讲述本身就带有许多难得的历史信息碎片。但是我心里明白，缺少那些档案袋中历史纸片的内容，我们再来写政治运动之中的俞先生就觉得有些轻薄，更多的是一种写作上的不踏实、不完美。

俞平伯（中）与夫人（右）

俞平伯在书房。墙上的对联是1976年吴玉如书俞平伯自撰联：欣处即欣留客住，晚来非晚借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