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涅与重生

关于1918年底奥斯曼帝国的情势，刘易斯曾生动地说：“这个欧洲病夫看来终于变得奄奄一息了。”而当代土耳其著名作家图尔古特·厄扎克曼（Turgut Özakman）在其出版的畅销书《那些疯狂的土耳其人》中则更为形象地描述道：“自17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迅速衰落的结果就是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帝国堕落为像一场化妆表演的小型歌剧。大战使帝国消耗殆尽，甚至连化的那层妆也掉了。泛突厥主义死在了里海岸边，泛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断了气。在我们的手中，仅仅剩下了疲惫而贫乏的安纳托利亚。”总之，在这个战败的国家到处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气氛，很多人都认定帝国已病入膏肓、回天无力了。把帝国拖入大战的、以恩维尔为首的青年土耳其党高层分子们，因为害怕承担战争罪责，大多已仓皇逃亡国外，但大多数“团结与进步委员会”（CUP）的组织与地方领导人依然留在国内。“在京都的新领导人中间，甚至连抱有独立生存意志的人似乎也都找不到了，政治讨论都集中在像土耳其应以何种形式依附于人，以及美国委任统治地和英国委任统治地哪个更好等这一类的问题上。”关于此刻的时局，凯末尔在其1927年发表的、长达六天的《大演讲》中是这样描述的：

奥斯曼帝国所加入的集团在世界大战中战败了；奥斯曼军队到处遭受损失；按照苛刻的条件签订了停战协定。好几年的世界大战使得人民破产和疲惫不堪……把人民和国家引向世界大战的那些人，由于关心自己的生命而隐蔽起来了。瓦希德丁这个堕落分子占据着苏丹和哈里发的宝座，而他唯一关心的是要用卑鄙的手段挽救自己的生命和王位。以达马德·费里特巴夏为首的内阁既无力量，也无威信，又无勇气；他完全听从苏丹的意旨，并顺从地同一切足以保证统治者和政府成员安全的情况相妥协。

军队的武器和军需品继续不断地遭到剥夺。

协约国根本不认为需要遵守停战协定的条件。它们的军队和舰队在各种借口下驻扎在伊斯坦布尔。法军占领了阿达纳省；英军占领了乌尔法、马拉士、安泰布；在安塔利亚和科尼亚驻有英国军队。外国军官和官吏以及他们的私人走狗到处开展着积极活动。

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自大战末期到1919年初，在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已经出现了一些以保卫民族权利为号召的协会和组织，凯末尔在《大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些协会，但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些组织的官方背景。据小许理和教授的研究，这些协会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三雄”之一塔拉特（Talaat Pasha）的鼓动下建立的，塔拉特希望，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位于安纳托利亚和东部色雷斯的奥斯曼穆斯林群众也能够像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一样在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民族自决的权利。为此，恩维尔等人在战争末期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准备工作，比如，把装备精良、供给充足的主力军从加利西亚（Galician）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n）前线撤退到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一带，希望在东部保存实力，以便在那里展开对抗协约国的“第二阶段”的斗争（后来外高加索的这些军队又撤回到埃尔祖鲁姆，归卡泽姆·卡拉贝克〔Kazɪm Karabekir〕指挥，这支部队以后成为土耳其国民军的主力）；他们还秘密组织了一个新抵抗组织——“护卫队”（Karakol），其直接目的就是领导战后的民族抵抗运动，就是这个组织曾在1919年密谋控制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军。

青年土耳其党高层领导人被迫逃亡后，他们所做的这些准备工作，只好交由凯末尔来收拾和领导了。但从凯末尔本人的经历来看，还有一些更具体的细节需要交代清楚。青年土耳其党倒台后，凯末尔曾谋求建立新的内阁，并希望自己能够出任战争部长——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位。然而，不擅官场政治的他，受到伊斯坦布尔政客的冷落与排挤，终未能如愿以偿。这让凯末尔备感失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与一些有民族主义理想的青年军官密切接触，同时，他也看到，在首都和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抵抗组织。这样，一面是让自己感到失望的、投降了协约国的现政府，一面是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运动，凯末尔在后者身上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当首都的政客们准备向战胜国作出任何妥协时，凯末尔意识到，不能再指望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了。

恰在此时，苏丹任命凯末尔为第九军巡阅使，前往安纳托利亚恢复地方秩序，并负责残余军队解除武装和复员的工作。1919年5月19日，凯末尔在萨姆松登陆。这个日子在当代土耳其几乎是家喻户晓，因为，无论是官方的历史教科书，还是其他的学术著作，几乎都把这个日子作为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在《大演讲》中，凯末尔也表明了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在这些条件下，就只剩下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了，即建立新的土耳其国家，其主权与独立将完全获得认可。”然后，他接着说：“这是我们在离开伊斯坦布尔之前就采纳了的决议，我们在萨姆松一踏上安纳托利亚的土地就立即着手实施这一决议。”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萨姆松登陆对土耳其的民族独立确实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恰如一首土耳其的赞歌所唱到的：“萨姆松之路上/一艘船/它负载着生命/……/承载着心灵无限/……/它负载着信心/载满了希望/……/它装载着成功/满载着胜利/……/凯末尔帕夏/他跃出了迈向解放的第一步/他撑开了独立的旗帜。”注18

注18Mehmet , Mustafa Kemal'le Olmak, Istanbul:Milli ɪYayɪnlarɪ,2005, p.53.

要有效地抵抗协约国特别是希腊侵略军，实现建立新土耳其国家的理想，最重要的是有坚强的武装力量。凯末尔在萨姆松登陆后，就立即着手建立一支国民军。他根本就没有按照苏丹政府的要求去做什么解散残军的工作，相反，他要做的是把散落在安纳托利亚各地的奥斯曼军队统一组织起来。在安纳托利亚的军官大多数是忠君爱国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成员，有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和决心。他们当时所缺少的就是统一领导。从凯末尔这方面来说，他本人有三个优势：一是他本人的威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拱卫京师的恰纳卡莱（Çanakale）战役中，凯末尔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闻名全国的民族英雄；二是他可以利用其作为巡阅使的广泛权力“便宜行事”；三是他与恩维尔的关系素来不睦，而且曾经反对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人向来有意见，这使他容易获得一些反战军官的拥护与信任。但凯末尔很快就失去了第二个优势，因为当政府得知他要利用职权之便搞民族运动后，立刻意识到把凯末尔派到安纳托利亚无异于“放虎归山”。1919年6月初战争部就想把凯末尔召回京都。凯末尔拒绝返回，他辞去军职，换上便装，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组织民族运动。

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可以用十个事件来代表：阿马西亚宣言、埃尔祖鲁姆大会、西瓦斯大会、新帝国议会、大国民议会、色佛尔条约、希土战争、废除苏丹制、洛桑条约、建立共和。

1919年6月21日深夜，“为了促成在西瓦斯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联合安纳托利亚与鲁米利亚的民族组织，形成可以代表全国的唯一的中心”，凯末尔在阿马西亚（Amasya）向全国各省省长和各军军长发出一个通报，此即阿马西亚宣言（Amasya Tamimi），主要内容包括：一、祖国完整、民族独立陷入危急之中；二、如果苏丹政府不及时采取行动，土耳其民族将面临灭亡；三、民族独立，只有由民族自己的愿望和决心来拯救；四、各地必须派出一个能避免各种影响和控制的代表团，共同协商，才能使全世界听到土耳其民族主权的声音；五、安纳托利亚最安全的地点在西瓦斯，已被定为即将召开的民族大会的地点；六、各省应从民族安全区（即未被占领地区）内选派3名代表，立即起程前来。

1919年7月23日—8月17日，由东安纳托利亚护权协会发起的东部各省代表大会，在埃尔祖鲁姆的一间破旧的教室里召开。大会第一天，凯末尔即被选为主席。埃尔祖鲁姆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起草并通过了一项宣言，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反对外国占领和干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二、如果奥斯曼政府不能保持国家独立，于必要时另建一个政府，由全国代表大会推举委员组成；三、争取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四、不承认委任统治和保护国的统治，不给境内基督教徒以政治特权；五、要求苏丹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处理和应付目前的危机。

1919年9月4日下午4∶00，西瓦斯大会（Sivas Kongresi）开幕，大会持续了八天。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把埃尔祖鲁姆的决定，扩大到全国范围，并就当时在该地成立的组织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埃尔祖鲁姆大会相比，西瓦斯大会的代表范围更为广泛，从仅代表安纳托利亚扩展为代表全国，“东安纳托利亚护权协会”也在这时更名为“安纳托利亚、鲁米利亚护权协会”，下设以凯末尔为主席的代表委员会；大会还就美国托管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仍重申了埃尔祖鲁姆大会的各项原则，要求确保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以及在必要时向各占领国采取武装行动等。

1919年底，在民族主义派的游说和压力下，奥斯曼帝国议会选举得以举行。1920年1月20日，新议会正式在伊斯坦布尔开幕。苏丹政府本打算利用这次议会巩固自己的地位、谴责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在新议会中，凯末尔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1月28日，帝国议会通过了确认埃尔祖鲁姆和西瓦斯会议所宣布的各项原则的《国民公约》（详见附录三）。从而确立了关于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本要求，主要内容有：一、帝国境内被占领的阿拉伯人居住地区的命运，应由公民投票决定，未被占领的地区是土耳其不可分割的部分；二、东部边境三省，即卡尔斯、阿尔达汉、阿尔温特应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命运；三、色雷斯的法律地位将由公民投票解决；四、在保障京都和马尔马拉海的安全的前提下，与有关国家商定海峡问题；五、国内各少数民族享有的权利应与邻国境内穆斯林所享有的权利相等；六、土耳其民族应被赋予完全独立和自由，以保证民族兴旺和经济繁荣；七、坚决反对治外法权，在不违反上述诸项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偿还奥斯曼债务。

新帝国议会结束后，京城的民族主义派更为活跃了，他们甚至袭击了协约国的军械库。这让协约国和苏丹政府都极为震惊。1920年3月16日，英军开进伊斯坦布尔，占领政府机关、解散国会，并逮捕了很多民族主义分子，包括不少议员在内的一百多人被流放到马耳他岛。3月19日帝国议会宣布休会，4月11日，帝国议会宣布解散。协约国对首都的控制，加上苏丹政府完全听命于战胜国的软弱态度，使在伊斯坦布尔的合法斗争无法再继续下去。这样，民族斗争的中心就完全转移到了安纳托利亚。4月23日，大国民议会（Büyük Millet Meclisi-BMM）在安卡拉召开，与会者包括安纳托利亚境内各省选出的285名议员，从伊斯坦布尔逃出的78名议员，以及从马耳他归来的14名议员，共有377名代表。大国民议会的中心议题是建立民族政府。根据大会的决议，政府职责由议会选出的委员会行使。议长就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大国民议会成为土耳其最高权力机构。5月4日，由议员中选出的11名部长组成了委员会，身为议长的凯末尔兼任委员会主席。大国民议会的组成标志着土耳其出现了两个政府：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在安卡拉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政府。

就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为救国而奔忙时，列强也加快了其瓜分奥斯曼剩余领土和财产的步伐。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春，协约国一系列秘密会议达成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即不仅要瓜分其阿拉伯地区，还要染指安纳托利亚，并控制海峡。1920年5月，奥斯曼政府就收到了和约。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与苏丹政府在法国巴黎附近的色佛尔（Sevres）签订了这个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其阿拉伯诸省、整个东色雷斯、爱琴海诸岛屿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东部被称为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区域将获得自治权；如果库尔德人愿意，他们可以在一年之内宣布独立。亚美尼亚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海峡实行国际控制，邻近地区解除武装。维持停战条约。奥斯曼军队不能超过50000人”。色佛尔条约实际上是一个灭亡奥斯曼-土耳其的条约，因为，除了上述屈辱性的条款外，更严重的是，根据该条约的第三编：土耳其人只有在忠实遵守条约各项条款所规定之义务的条件下才有权拥有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否则协约国有权占领之；伊兹密尔城及其邻近的广大地区划为一个特别区，实际上被转让给希腊了；埃尔祖鲁姆、特拉布松（Trabzon）、凡湖（Van）、比特利斯（Bitlis）等广大地区，列入“独立的”亚美尼亚，土耳其在这些地区的疆界之确定，交由美国总统仲裁解决。最终，土耳其人就只剩下了安卡拉与黑海之间的一小块沦为半殖民地的地区。此外，根据色佛尔条约，土耳其还失去了经济、财政、法律等各方面的独立，使它完全附属于战胜国的控制之下。“如果条约实现了的话，那么土耳其这个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因此，8月10日被土耳其规定为“国耻日”。

伊斯坦布尔政府签订了色佛尔条约，安卡拉则坚决反对。伊斯坦布尔当局对协约国的妥协使其日益沦为一个卖国政府，渐渐失去人心，同时，伊斯坦布尔政府的所作所为也成为民族主义者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刺激物”。

色佛尔条约墨迹未干之时，各怀鬼胎的协约国之间就发生了龃龉。意大利和法国对瓜分土耳其的步骤持观望态度。意大利人不愿意英国支持希腊人占领安纳托利亚，法国满足于占领叙利亚，不愿意再多派一兵一卒。注19只有野心勃勃的希腊人在英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向东逼进。1920年下半年至1922年是希土战争时期。虽然希腊军队在前半期占据上风，但随着土耳其国民军的整编和扩大，训练与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加上来自苏维埃俄国的暗中支持，士气高昂的安纳托利亚军民众志成城，作为统帅的凯末尔也坚持带伤指挥，注20最终击溃了希腊侵略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旋风般的安纳托利亚骑兵英勇地把战刀砍向希腊军的头颅时，他们不再是跟其祖辈一样为皇帝开疆扩土而战，而是真正地为自己而战。1930年代初，在安纳托利亚领导考古挖掘的美国学者奥斯滕（Hans Osten）在回顾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时，曾充满深情地感慨道：“（在安纳托利亚）大量的人口在近三十五年的战争里失去了生命，而那些剩下来的人也都已疲惫不堪。除了极少的例外，安纳托利亚在数个世纪中一直是被利用的，他们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保卫着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无论土耳其军队在哪里战斗——的里波黎、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安纳托利亚军团一直都是支柱。现在，加齐以钢铁般的意志与力量着手给这些人民一个为自己干点什么的机会。”

注19Turhan , ed., Atatürk's Way, Istanbul:Gün Matbaasɪ,1982, p.63.

注20据凯末尔的情人菲珂莉耶（Fikriye）的回忆，1921年8月的一天，凯末尔在战场上摔下马，跌断了肋骨，但他命令医生给自己背部绑上木条，就立即返回了战场继续指挥战斗。Can Dündar, Gölgedekiler, Ankara: Kitabevi,1995, p.25。

希土战争的转折点是萨卡里亚战役（1921年8月23日—9月13日），这次战役中土耳其人击败了希军主力，希腊人被迫西退。也正是在这次战役后，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加齐”称号。萨卡里亚战役“不仅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提高了安卡拉政府的声誉，而且向全世界表明了土耳其人民要求独立，获得解放的决心。此后，一些国家相继承认了安卡拉政权”。看到凯末尔领导民族主义运动逐步走向胜利，原本就持观望态度的法国、意大利也相继从安纳托利亚撤出。给希腊人的信心另一重击的是英国人的暧昧态度。英国本来只是默许了希腊人恢复拜占庭昔日荣耀的冲动，但并没有热情给予希腊以实质性的军事援助，看到希腊人主力这么快就被土耳其人歼灭了，英国人干脆就把希腊“放了鸽子”。在这种情况下，对土耳其人来说，彻底驱逐希腊人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1922年8月26日，凯末尔再次率军对希腊人进行反击，将希军全线击溃，并生擒希腊指挥官。9月9日，伊兹密尔光复。接着，土耳其国民军进逼驻有小股英军的海峡地区，双方明智地选择了停火并同意进行谈判。10月11日，协约国与土耳其在马尔马拉海的穆达尼亚港签署了停战协定，协约国同意土耳其人恢复对伊斯坦布尔、色雷斯和海峡的控制，并同意召开一次和会。1922年10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宣布，自同年11月1日起废除苏丹制度，苏丹瓦希代丁（Mehmet Vahideddin）闻讯后乘英舰逃往马耳他。

1922年11月12日至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洛桑召开了由土耳其以及西方各有关国家参加的洛桑会议，这是土耳其与西方各国结束战争状态、重建外交关系的会议。在延续八个多月的会议上，围绕着财政、经济、司法、海峡、摩苏尔等问题，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已经掌握自己命运的土耳其利用西方各国的矛盾展开了灵活的外交活动，在治外法权、海峡管理等事关土耳其安全与主权的重要问题上，土耳其坚持原则寸土不让，同时利用英法等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分化和瓦解已经四分五裂的协约国集团。1924年7月24日，终于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国对土耳其和约（简称洛桑条约）。洛桑条约的签订使土耳其在自己的民族疆界内保持了统一，并使外国人在土耳其享有的法律、财政和经济等特权均不复存在。它标志着国民公约所要求的土耳其享有同任何国家一样的完全独立和自由得到了国际的承认。洛桑条约使作为凡尔赛体系组成部分的色佛尔条约成为一张废纸。

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1884—1973）担任总理。

随着世界历史进入到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及其相对于东方的胜出，对多民族、多文化的奥斯曼帝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在帝国的欧洲部分，信奉基督教之诸民族表现出愈来愈强的离心与分裂倾向，并最终获得了自治进而独立的地位，帝国规模迅速缩小；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精英们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中央集权，并效法西方进行改革，力图挽狂澜于既倒，重新巩固帝国的政治版图。但历史并没有因为土耳其人的努力而改变其方向——原本地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最终崩溃了。“一战”后，协约国及其支持的希腊人力图瓜分安纳托利亚，这直接威胁到了土耳其人的生存，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运动发展起来，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历史并不只是由那些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组成的，在实践与行动的背后，还存在着不同的观念之争，这些观念会影响甚至决定人的活动，同时，它们也会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变化。正如笔者在“导言”中所说，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探讨土耳其民族观念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所以，对本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奥斯曼帝国的米勒制度，通过比较详细地介绍这一制度，笔者意在显示，在由游牧部落所创建的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土耳其人长期以来都没有一种明确的族裔意识，其主要原因是奥斯曼统治阶层日益以伊斯兰教正统自居，并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伊斯兰教的捍卫与扩张的基础上；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在社会与文化层面上是最主要的。但是，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国家与民族观念/认同又必将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