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 创造转化

我们坚持古为今用，绝不主张食古不化。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例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中国梦，代表性的话语应是《礼记·礼运篇》假托孔子所说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天下为人民所公有，选举贤能的人来治理社会，人与人之间讲求信用，和睦相处。人们不只爱自己的双亲，不只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使所有老年人都得到赡养，壮年人有工作做，幼儿能得到抚育，年老丧夫或丧妻而孤独无靠的人及残疾人都能得到照顾与优待；男人都有自己的职分，女子都能适时婚嫁；爱惜财物、民力，但绝不据为己有。因此，阴谋诡计不能得逞，盗窃和乱臣不会产生，外出不用关门，这就是大同社会。这就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社会理想。

儒家主张满足人民的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灾民等社会弱者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社会正义观、公私义利观是历代儒生的期盼，也是他们批判现实的武器。这一思想的前提是：一、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二、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之同意；三、保民、养民、教民是人君的最大职责。

“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在今天仍有意义，即我们增加就业，大力帮扶弱势群体，关心农村留守妇女儿童，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权益，帮助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山区尽快脱贫等举措，有助于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等亦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两千多年来，农家、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有言之教与无言之教，但更多的是无言之教）世世代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孝慈、正直、良心、忠信，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和蒙学读物、乡规族谱、家训家书、治家格言、善书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忠于职守、与人为善、积善成德以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观念，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和“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三老五更、家人乡亲口耳相传，耳濡目染，逐渐在民间扎根。它们在中国起的作用，如同基督教在西方起的作用。

仁义礼智信等我国的传统美德，至今仍是活着的，是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轮捐钱给贫困生的白芳礼老人、奋不顾身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莉、道德模范吴天祥、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桂希恩、信义兄弟孙水林和孙东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继承发扬并实践着中华文明的精华，以一颗仁爱之心，诚朴信实，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爱利他人，服务社会。

近代以来，强加给中国文化的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需要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些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的负面特性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等的揭露，有些过头，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尔虞我诈，内斗内耗，我们曾经出现过一些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人们往往就会把账算在国民性上，或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承担责任。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予以正确认识。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等内容，大大地弘扬出来。我们要把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在民间留存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资源充分地加以开掘，加以保护、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