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价值

当代地理学中有一个“中心地”理论，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引导到“中心”的问题。我们的意识中，充满了对于“中心”的偏重。由此延展开来理解世界，则世界是由一个个“中心”牵头构建起来的。

但我们又渐渐注意到，有不少人是从“边上”想问题，从“边缘”来说话的。钱锺书有一本书叫《写在人生边上》，见过台湾有一本讲报道体验的书叫《边缘档案》。他们讲的人生的“边上”、社会的“边缘”，虽然都是抽象的所指，但都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提醒我们，“边缘”可以另有价值。起码“旁观者清”，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边缘”的好处。

地理学所讲的边缘是具体的。在地理学中的确有人认真研究“边缘”的问题。不过在地理术语中，常用的是大尺度的名称，叫“边疆”或“边界”。两者都是指大社会单元的边缘，但“边疆”与“边界”的用法又有不同。如果边缘以外没有什么人烟了，这个边缘地带（可以很宽阔）就叫边疆；如果边缘地带以外另有一个不同的人文社会单元，则这个边缘地带（不会很宽阔）则称边界。

在地理大发现的年月，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探险家们为“边缘”地带，“边缘”社会，“边缘”文明的未知性、奇特性所吸引，涉足于天涯海角，发现了自然与社会的许多隐秘。当时从“边缘”回来的人都是英雄。的确，如果达尔文自封在“中心”伦敦，而洪堡也恬居在“中心”柏林，那么人类的那一段科学发展史，肯定是另一副缓慢的样子。

一百多年以前，年纪尚轻的美国教授特纳（F. J. Turner）把考察美国历史的目光投向西部边疆，最终出版《美国历史中的边疆》一书。以往的美国史研究，描述的是一个从中心向外扩散的历史，“一切体制的起源都要追溯到中世纪日耳曼的丛林之内”。而特纳的结论是，美国体制不是欧洲老家（中心）的“苍白的复制品”，而是“在艰苦卓绝的边疆地带，人们变得美国化、自由化，并融合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已不再是英国人，也不具备英国人的特征”。正是在边疆一个个先驱者的小屋中，培育起最底层阶级的民主意识。惠特曼所歌颂的“民主之船”的驾驶人，是西部边缘的人自为战的开拓者，却不是波士顿或查尔斯顿英国背景深厚的绅士。特纳说，西部边疆对于美国人犹如地中海之于希腊人，他们在那里冲破传统束缚，获取新的经验。美国人一向为当年西部边疆的开发而自豪，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们还穿上当年的服装，欢快地展示了西进的场面。

边缘地带，是历史与地理的特殊结合点。一些重要的历史机缘可能只存在于地理的边缘，在这样的关头，忽视了边缘就错过了历史。一九七八年，一群考古学家发现他们在关注一个共同的问题：人类在边疆与边界的活动。几年后他们汇集出一部文集《边疆与边界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内容涉及欧洲、非洲、北美、格陵兰的各类边疆或边界。这是一本值得地理学家注意的书。这些考古学家有意识地强调对“非中心地”（noncentral place）的研究，即到边缘地区去把握历史。他们看到在社会体系的边缘，存在着明显的、活跃的社会变异潜力。“变异”，这正是边缘地带最具特长的历史贡献。没有变异的历史不成其为历史，而没有边缘地理的参与，几乎谈不上变异。“某某边区”，这样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之重大，是每个中国人都了解的。近几十年，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边缘”地区如东北、内蒙古、四川发现了重要的考古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或许保存着解答中国历史早期“变异”问题的信息。

大文明与小人生有共通之理。钱锺书等借用地理的“边上”“边缘”概念来比喻人生，就是要借用这些道理。我们可以把人生看作是具有空间结构的事情，那么有的人站在中心，但更多的人处于周围，还有的人待在边缘，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叫“边缘人”。边缘人是形容脱离热闹生活，或脱离时代品位，或脱离单位人事主流，坐在“冷板凳”上的人。“边缘人”虽然没有“中心人”那样“闪亮登场”的风光，但细看他们的生活，很可能另有其乐。“中心人”的前景是沿一条清楚的阶梯攀升。而“边缘人”的前景，是否永远暗淡下去，却是说不定的事情。改革以来，许多原来的“边缘人”都“发了”。社会人生充满了“变异”的机会，前面说过，“边缘”最富于“变异”，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了人生的“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