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事业

一 文物局草创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部，设立文化部文物局。当时文化部下面设一厅六局，文物局是其中之一，主管业务有文物、博物馆事业，还有图书馆事业。文物局局长为郑振铎，副局长为王冶秋。郑振铎是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大文化人，除了担任文物局局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政协文教组组长等职。王冶秋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鲁迅的晚年挚友，跟鲁迅有过很多通信往来。他做过冯玉祥的秘书，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情报和统战工作，为革命出生入死。

新中国成立前，郑振铎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准备去哪儿干。他说：“我把你带过来，是准备让你到文物局去的，但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愿意搞什么？”因为我家里头都是搞学问的人，我也觉得应该搞学问，做研究。所以他把我调到文物局之前，我就讲了我的想法。我说：“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您是大学者，我也想当个学者，也想搞点学问，跟您学习。您不是搞学问嘛，是不是我可以到研究所去？文学研究所我也可以去，考古研究所也可以，都可以啊。”他说：“你哪儿都别去，你就在文物局。”我问：“怎么啦？”他说：“现在文物局里完全懂行的人还不多，你就在这儿搞。”那时候，文物局刚刚筹建，总共没几个人。他对我说：“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你搞文物的保护也是个重要的事，就在这儿干着吧，现在也缺人。文物保护很重要，你不要认为这不是学问。”他说的这些对我很有启发，给我定了终生。我一辈子都牢记并坚持郑振铎对我说过的话，“保护是第一位的”, “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

1949年11月，我按照郑振铎的意见，把家从上海搬到北京，去新成立的文物局上班，担任文物处业务秘书。我刚到文物局的时候，人还很少，大家都还没来呢。只有从解放区来的五六个人，于坚、王毅、李枫、罗歌、王宏钧等，就这么几个人。文物局一开始分为文物处、博物馆处、图书馆处、资料室、办公室。文物处就我和林开建，后来林开建调走了，王宏钧在图书馆处，于坚在博物馆处。那时候各个处还没有处长，后来陆续开始找处长。郑振铎曾经设想过文物局人事安排谋划，图书馆处由向达负责，博物馆处由裴文中负责，古物处由夏鼐负责，但他这个设想后来并没有完全实现。

在文物局刚刚建立的时候，文物处一开始叫古物处，后来考虑到古物无法涵盖革命文物，就改名为文物处。古物处处长，其实最早想让徐森老（徐森玉）来，但他在上海，来不了。后来又考虑夏鼐，但夏鼐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副所长，也来不了。因此文物处处长暂时空缺，只任命书画鉴定专家、张静江的侄孙张珩（字葱玉）任副处长，大概是1950年才来的。1950年以后陆续来了些人。古物处来了罗哲文、陈明达、徐邦达，还有傅熹年的父亲傅忠谟、罗振玉的儿子罗福颐、王冶秋的学生谢元璐，都是后来一个个陆续来的。还有一位女同志臧华云，是桐城派后人吴闿生的学生，跟齐燕铭是同学。后来在50年代中期，老干部陈滋德从西南大区调到北京，任文物局的文物处处长，此后一直由他担任。业务处长职务中，只有他一人是行政干部任处长。像后来成为著名专家的罗福颐、徐邦达、傅忠谟、陈明达、罗哲文、顾铁符、马耕渔等，当时都只是文物处的业务秘书。谢元璐在文物处当行政秘书，因为他比我大，所以我被称为“小谢”。罗哲文为什么叫“小罗”呢，因为罗福颐比他大。

各处的处长和主要业务干部，几乎都是根据郑振铎建议安排选用的，可谓汇集了全国的文物专家，学术气氛很浓。但郑振铎先生最初设想的处长，只有裴文中一人到文物局任博物馆处处长。他是国际上有名的考古学家，主持发掘过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我去的时候，裴文中已经到了。后来的博物馆处副处长是博物馆学和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字天木），博物馆处后来还有佟柱臣，是搞考古的。1954年，裴文中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任职后，由王振铎任博物馆处处长。王振铎是国际上有名的科技史学家，英国学者李约瑟很佩服他。图书馆处想请向达来，向达因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来不了，于是请了万斯年任副处长。办公室主任是贺泳（字孔才），是个学问家、收藏家，是吴闿生的弟子。后来来了孙家晋，孙家晋半道到办公室当秘书去了，写文件。资料室的负责人一开始是王冶秋的爱人高履方。大体就是这些人。

文物局主管全国文博事业，专业性很强，用的都是这样一批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业务骨干，担任业务处的正、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初的文物局很有特色，除了王冶秋，处长以上（包括办公室主任）没有一个是党员，而且很注意对专家学者的统战，一点儿都不含糊。直到后来，办考古工作培训班的时候，调了庄敏到文物局来，他是党员。郑振铎不是党员，是党外人士，可他是有职有权的，业务上大的事情都是他做主。当时党外人士当部长的好多，现在你不可想象。王冶秋是1925年老党员，但是他不摆老资格，很尊重郑振铎，大政方针都听郑振铎的。他们俩都是文人，关系非常融洽，观点很一致。文物局在北海团城办公的时候已经逐渐发展到一百二十人左右，仅文物处就有二十多人，大多数是专业人员，副研以上八九人，专业水平相当高。1956年文物局搬到文化部之后，人员减到五十多人。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大跃进”，那时候压缩编制，文物局只剩下18个人，其他人都“下放”到北京市的其他单位了，专家这么被“下放”后，就没回文物局。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整个社会风气的确令人心情舒畅，实在难忘，我们这社会风气若能回到50年代就好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物局的名称发生过几次变化。一是1951年10月1日，文化部文物局与科学普及局合并，成立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副局长还是郑振铎、王冶秋。在主管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之外，增加了文化馆和电化教育。由彭道真任增设的文化馆处处长。二是1955年1月15日，文化部成立文物管理局，主管文物、博物馆事业，划出图书馆、文化馆事业，仍然由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管理。1955年8月，王冶秋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升任文化部副部长，但还是直管文物局。三是1965年8月23日，文化部再次将图书馆事业划到文物管理局，改为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这已经是“文革”前夕了，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一开始，文物局在北海团城办公，后来搬到东四头条5号文化部大院，后来地址叫朝内大街203号，在那里一直待到“文革”开始。办公地点用的是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的旧址，现在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房子太棒了，结实极了，旧金山大地震之后盖的，特别注意防震，唐山地震时纹丝不动。“文革”期间，文物局才搬到老北大的红楼。文物局在团城的时候，我住故宫筒子河的单身宿舍，后来到了黄化门大街文物局宿舍，原来的莲子库，然后搬到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大院。

1949年我刚到文物局的时候，郑振铎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文件，起草保护文物的政令法规。一是关于禁止文物出口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二是关于保护古建筑和考古调查的《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郑振铎明确提出来，先搞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调查这几个单项的文件。他说：“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斩断魔爪，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所以头一个要做的事是起草禁止文物出口令，同时草拟关于考古发掘的办法、古建筑保护的办法。”

郑振铎自己带头身体力行。他担任局长后不久，就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把他收藏的几百件汉魏六朝隋唐的陶俑都捐给了国家，这些文物都是他在上海倾其所有买的。他还跟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文物系统工作人员自己不收藏文物的传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形成了。1981年国家文物局颁发《文物工作人员守则》规定，文物工作者严禁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得利。这就是坚持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来形成的规矩。“文化大革命”抄家，王冶秋家里一件文物也没抄出来啊！那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啊！现在呢？多少人往自己兜里揣！

从1840年以来，我国文物大量地被掠夺到国外，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有的是战争的掠夺，像前些年拍卖的圆明园兽首；有的是外国人以文化的名义，实质是施行掠夺行径的所谓“考古”活动；有的是与古玩商勾结，导致大量文物悄悄地流出国境。因为当时海关不在我们手上，所以好多珍贵文物都流出去了。中国自1840年之后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被压迫被欺负的民族，我们国家命运是很悲惨的。中国一百多年来深受列强的欺负和压迫，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逼迫我们割地赔款，我们中国文物的命运跟自己的国家有着共同的遭遇，也都是被大量地掠夺。帝国主义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是物质上的掠夺、金钱上的掠夺、财富上的掠夺，更是精神上的掠夺。文物是我们的精神财富，盗掘盗运文物出境就是掠夺精神财富！我们国家是这样的被掠夺的命运，我们的文物、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这样。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

我在上海帮郑振铎做事的时候，他面对大量文物不断外流的情况，就感到特别愤慨。他在1947年写过一篇文章《保存古物刍议》，猛烈抨击那些把重要文物私运出国的人，“简直是卖国行为，而应该处以叛逆的罪名”, “其行为可恶、可恨，其居心更可诛！”“我们应以全力来打击那些盗卖古物的不肖子孙们！”。他还驳斥卖文物换外汇的说法，认为那些人盲目无知，没有常识。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郑先生马上就提出来要搞《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他对我说：“马上要堵住文物外流的口子，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堵住口子，不能让文物继续外流了！”这个《办法》的草稿是我起草的，后来文件上报政务院的时候，我已经去革命大学学习了，我只是写了初稿。

一开始，我对文物法规也是一无所知，是郑振铎把他收集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比如《古物保存法》，还有外国的一些法规材料，等等，给我做参考。如果不是郑振铎的具体指导，我也写不出初稿。虽然是我在起草，但是实际上郑振铎是“头儿”，言传身授。他是大人物，事情很多，他不光是文物局局长，还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文学所所长，所以他特别忙。他把起草文物法令的具体事项落实交给了我，后来亲自改了几次，又让王冶秋、裴文中他们俩来指导我，直到完成。起草过程中，每次讨论都是王冶秋主持，定稿之后送给郑振铎审定。文件初稿弄完以后，我就去革命大学学习去了。当时，文物局人员逐渐多起来，所以到1950年，要求我们这些没经过训练的人下到革命大学学习。我去的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二部，在北京西郊的西苑，孙家晋跟我一块儿去的。关于文物的几个政务院的政令最后出来的时候，我正在革命大学学习。

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像关于文物出口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关于考古调查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古建筑保护的《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这几个文件的文号是政文董字，董是董必武签发的意思。可以说，从50年代新中国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第一批文物保护的法令之后，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很快就被制止了，那时外国人还想往外带珍贵文物，就不行了。这标志了过去听任中国珍贵文物大量外流的时代的结束，近代以来中国文物被破坏、被盗掘、被走私的历史的结束，在一定意义上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就跟卖淫嫖娼、吸毒等丑恶现象一样，全没了。三年就一点都没了。可以说从50年代起，文物走私、盗窃等文物犯罪基本杜绝了，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又沉渣泛起。到90年代更不得了，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直没得到解决。

按：由谢辰生先生起草，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政文董字十二号），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保护我国文化遗产，防止有关革命的、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珍贵文物及图书流出国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下列各种类之文物图书一律禁止出口：

（一）革命文献及实物。

（二）古生物：古代动植物之遗迹、遗骸及化石等。

（三）史前遗物：史前人类之遗物、遗迹及化石等。

（四）建筑物：建筑物及建筑模型及其附属品。

（五）绘画：前代画家之各种作品，宫殿、寺庙、冢墓之古壁画，以及前代具有高度美术价值之绣绘、织绘、漆绘等。

（六）雕塑：具有高度艺术价值之浮雕、雕刻，宗教的、礼俗的雕像，以及前代金、石、玉、竹、木、骨、角、牙、陶瓷等美术雕刻。

（七）铭刻：甲骨刻辞、玺印、符契、书板之雕刻等，及古代金、石、玉、竹、木、砖、瓦等之有铭记者。

（八）图书：具有历史价值之简牍、图书、档案、名人书法、墨迹及珍贵之金石拓本等。

（九）货币：古贝、古钱币（如刀、布、钱、锭、交钞、票钞等）

（十）舆服：具有历史价值之车、舆、船舰、马具、冠履、衣裳、带佩、饰物及织物等。

（十一）器具：古代生产工具、兵器、礼乐器、法器、明器、仪器、家具、日用品、文具、娱乐用品等。

第三条 凡属上述范围之文物图书，经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运往国外展览、交换、赠予，并发给准许执照者，准许出口。

第四条 凡无革命、历史、文化价值之文物图书，或有革命、历史、文化价值之文物图书的复制品及影印本，均可准许出口。

第五条 凡准许出口之文物图书，其出口地点以天津海关、上海海关、广州海关三处为限。但属于第三条所指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六条 凡报运出口文物图书，均须于起运或邮寄前，逐件详细开列种类、名称、大小、重量、年代之清单及装箱单，向各准许出口地点之对外贸易管理局报告，由对外贸易管理局交当地文物出口鉴定委员会，按照报运人所报清单与报运出口之文物图书逐件核对、鉴定之。各地对外贸易管理局可凭当地文物出口鉴定委员会之鉴定证明，予以发给出口许可证。海关或邮局凭证放行。

第七条 文物出口鉴定委员会分设于天津（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各该地区邀请专家若干人，对外贸易管理局、海关及邮局报派若干人为委员组成之。

第八条 凡已经各地文物出口鉴定委员会鉴定证明，并经各地发给出口许可证之文物图书，应由各地海关或邮局人员监视装箱，与报运人会同加封，以防暗中调换。

第九条 凡有违反本办法之规定，企图盗运上列禁运出口之文物而经海关或邮局查获者，除没收其物品外，得按情节之轻重予以惩处。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从中央政府颁布的这一批文件开始，直到今天，我们都沿用了“文物”一词。我国使用文物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是历史的选择。民国时期主要是用“古物”的概念，像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用的是“古物”，但是“文物”的概念也有使用，像北京负责保护修缮古代建筑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局文物处一开始也叫古物处，后来我们考虑工作还应包括近现代的革命文物，就改名叫文物处，这样涵盖的范围就全面了。新中国颁布的一系列文物法令，都沿用了“文物”一词，到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才把“文物”一词及其包括的内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的前言里，给文物做了定义：“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由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遗存的总称。”这个定义很清楚地表明，文物是具体的物质遗存，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必须由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二是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所以，文物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包括古代、近现代，也包括当代。

我在文物局建立之初办的第二件事，是跟王世襄、史树青一起到山东省、平原省、河南省考察文物保护情况，同时为刚刚建立的历史博物馆选调文物，搞些文物到北京来。主要是在三省跑了一圈，重点调查了济宁的东汉武梁祠。当时，大家担心武梁祠到底存在不存在啊，保护情况如何啊？我们在现场看到现状，跟日本出版的有关武梁祠的书一对照，情况还是不错的。郑振铎原来说，如果保护得不好，干脆迁到北京来。我们一看，保护得挺好，根本用不着迁。我和王世襄、史树青看了济宁武梁祠，我们一路都很高兴，还联句做了一阕《虞美人》。此外，我们仨还联了一阕《浪淘沙》、一阕《临江仙》。

虞美人

俊游不负平生意（青），石室探奇趣（襄）。武祠重见汉衣冠（辰），点点苔花欲上石斑斓（襄）。征尘暂扑残阳路（青），小向任城住（辰）。任城何处最难忘？水市斜桥相对是茶廊（襄）。

浪淘沙

最爱济宁桥，流水如潮（辰）。市楼灯火影摇摇（青），一尺河鲂才出水，网内鳞跳（襄）。暑意已全消（辰），纨扇轻抛（青）。小壶初瀹碧螺娇。好借新词添别意（襄），行也明朝（辰）。

临江仙

见说历城风物好，垂杨低罨湖亭。四围蒲苇向人青（襄）。归云收宿雨，画舫荡新晴（辰）。荷褪红衣初结子，剩来齿颊芳生。百花洲外是归程（青）。前街堪话古，车过不辞停（襄）。

那时候，我们从北京出去调查，郑振铎都一一写信给省主席，所以我们都见到了省主席。我们到河南省，政府副主席嵇文甫也是历史学家，他见了我们。我们就告诉嵇主席河南文物盗掘情况很严重，请他想法子制止。我们走了一圈，要了些文物，就回来了。我回北京后写了个《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发表在

1950年第12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这一趟，是我在革命大学学习期间走的。回来后，我接着就参加抗美援朝了，直接去了朝鲜，一去三年。从到文物局直到去朝鲜的那个阶段，我主要就办了两件事，起草文物法令是第一件，到山东、河南考察文物保护是第二件。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大家都报名参加，我也报名了。那时候我充满热情啊，因为心想上延安没去成，这回我非得去朝鲜不可。我是文物局派出去的，那时候真是志愿军，不是假的，真是自己报名去，各个行业都有人报名去。我是从革命大学走的，都没回文物局，1950年11月到了朝鲜。我在志愿军后勤二分部政治部当宣传干事，在后方管过油印宣传小报。当然，打仗我不会，但还可以在部队搞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我在朝鲜拍过一张照片，是跟作家靳以的合影，当时他跟着慰问团来到朝鲜，在朝鲜阳德我们一块儿照的相。

我在朝鲜还参加文物保护了。有一次路过一个朝鲜古代的文物建筑，曾经是朝鲜李氏国王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博物馆。我们路过的时候，它被美国飞机轰炸了，我就去抢救了一些文物。我们看到美国飞机跑了，就去灭火，抢出来不少东西。当时在博物馆里有个朝鲜人特别有意思，还拿了本书叫《乐浪》。我说你有这本书太好了，这本书很罕见，他说你怎么懂啊？我说我也是做文物工作的。他说，你们真是了不起，什么人都来支援我们。这个事情我在一篇通讯《在朝鲜前线寄给祖国人民的一封信》里写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总体谈的是抗美援朝，但其中有个插曲，写了我们几个志愿军抢救文物的事。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我回到文物局，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一个人能在一个单位待60年，也很难得。我人一直在文物局，但是还参加其他一些运动，比如说我参加抗美援朝，到朝鲜待了差不多三年，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9年下放五七干校，我都参加了。那时候，共产党号召的任何事情我都是积极参加的。

按：谢辰生先生在195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在朝鲜前线寄给祖国人民的一封信》，节录如下：

今天是旧历上元节，前方还在飘着雪。我们正在积雪未消的森林里坚持着战斗。我现在是在可以听得见我们攻击敌人的炮声的小后方休息。趁这个空隙，倚着一株古老的苍松，坐在铺着草的雪地上，呵冻给你们写这封信。倒的确是怪冷的，但是当我们想起了你们，你们的每一件慰问品，你们慰问信上的每一句话，和报上登载着你们每一个行动的消息，我们就感到无限的温暖。你们的千万封慰问信，千万个慰问袋，一批批地涌向了前方！你们用“珍贵”“巨星”等美好的辞句来称赞我们。可是我们知道，亲爱的同志们，前方的胜利和后方的支援是不可分的。我们赢得的每一个胜利，又怎能须臾离得开你们？我们也正为你们在生产、文化及各个不同战线上所获得的光辉胜利而欢欣鼓舞。我们谨以你们慰问我们的同样心情来慰问你们！光荣应该属于包括你们和我们都在内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光荣应该属于指示着历史方向的人民领袖和导师！

抗美援朝前线的情形，从许多的报道中，你们会早就很熟悉了。现在我们除了向你们答谢以外，能更多告诉你们些什么呢？想一下，还是有的说。就是我们这一个小部分所遭遇的一些事情，一时也说不完。

我们这一小部分，也像整个人民志愿军一样，是来自各方聚在一起的。有新闻工作者，财经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我自己则原是一个文物工作者。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过去都没有参加过军队。但是我们在这新的生活中却过得很紧张，很愉快。……

我离开祖国的时候，很多朋友在为我参加志愿军的决心而鼓励我。但也总或多或少地为我从来就羸弱的身子担忧。但是我现在可以愉快地告诉他们，我很健康，我已经很快地就习惯了我所不习惯的一切。我们都在战斗中成长得更坚强了。

不久以前我路过朝鲜李王曾经住过的遗址。那里现在是一个国立的历史博物馆，里边有一些明代的建筑。可惜这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到达的那天下午被敌机炸毁了！这一次轰炸，有九十六位和平居民牺牲了，六十多名受了伤。在火还燃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志冒火抢救出来一百多轴字画和一些陶瓷器。在那儿我偶然遇见了一个在博物馆里工作的朝鲜青年金增林。在他的屋子里，我发现了一本很难得的考古书——《乐浪》。我写汉字告诉他，这本书在中国是很珍贵的。他很惊讶我也懂得这些！当他获悉了我也是他的“同行”时，他又惊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组成是这样广泛，真是什么样儿的人都来支援他们哩！……

前线传来的炮声响得更密了。这是历史的声音！它震撼了侵略者的心，它标志着千百万爱好和平人民的意志。我话说得不少了，但我们想向你们说的话说不完也写不完。其实不说也不要紧，正如你们的一封慰问信上所说的：“咱们谁也清楚谁，咱们努力的是一件事！”我们不会辜负朝鲜人民和你们的期望与鼓励！我们将会前进更前进！严寒与最艰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正以更坚强的信心和斗志，在迎接更伟大，更辉煌的新胜利，迎接即将到来的温暖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