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平生只做一件事

一 到延安去

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这本书，是我进入文物工作的开始。从那时起，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这本《目录》本来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我参与了编撰。编这本书的目的，是用来向日本索还甲午以来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出版。到了最近几年，中西书局知道了这个事儿，找到了我，才在前几年正式出版。这都过了六十多年了。为什么说这是我进入文物工作的开始呢？这得从我在1942年想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事儿说起。

我祖籍武进，落户安阳，生在北京。祖籍地是常州武进罗墅湾，我祖父谢愃（字仲琴）是武进县罗墅湾人。谢家是罗墅湾的大家，“洪杨之乱”，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江南折腾得厉害，谢家有点儿钱的都跑了。一拨上南方，一拨去北方。上南方的到了广州。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字菊生），他母亲是我们谢家人，所以我管他叫表伯。张菊生是广东那一支的，所以他满口广东话。

我祖父谢仲琴这拨儿就来了北方，到了河南商丘。祖父认识了袁世凯，成了袁世凯的把兄弟，关系好得不得了。后来祖父做了官，当了袁世凯的幕僚，小站练兵，去朝鲜，都跟着袁世凯。后来袁世凯退隐到安阳，谢家也跟着到了安阳。袁世凯隐居在洹上村，可他在城里还有一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和袁家的房子在安阳城里就挨着。袁世凯后来又出山了，他要当皇上，我祖父不大赞成，觉得不合适，你把皇上推翻了自己当皇上，这哪儿行啊！你还别说，这袁世凯还真是够意思，你不愿意来辅佐我，那你就在家养老吧。袁世凯就给了他十万两银子。我祖父拿了这十万两银子，一部分用来盖房子，在家休养；其他的钱全用来搞水利了，用这笔钱在河南浚县给老百姓开了一个天赉渠，到现在还在用。

我父亲谢宗陶，字菊农，也生在河南。我父亲兄弟四个，大伯父就是谢国桢的父亲谢宗夏（字锡成），二伯父谢宗华（字翊周），三伯父谢宗汾（字仰怡），我父亲行四。父亲京师大学堂毕业，也就是最早的北大毕业生，学的经济，他英文很好。父亲走的是仕途，先后给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当过秘书，办过四存学校，后来当过吴佩孚政府的财务处处长，给河北省主席当过秘书。实际上我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的家庭出身。生我的时候，父亲在吴佩孚手下做官，大概人在洛阳。

1922年，我生在北京南锣鼓巷前圆恩寺。我名字本来叫国愈，辰生是我的字，小时候觉得笔画太多，写字儿费劲，后来就用辰生了。我们家的兄弟是父亲下一代人的大排行。老大就是谢国桢（字刚主），老二谢国栋（字虚中），老三谢国樑（字历生），老四死得早。老五是谢国彦（字午生），是金石学家陆和九的得意门生，甲骨什么的收藏了很多。老六谢国捷（字戌生），后来是河北大学新闻学的教授。老七是谢国振（字雷生），燕京大学毕业的。我行八，国愈，字辰生。老九谢国权（字甲生），就是新华社的言彪，著名记者。老十谢国祥，就是后来搞过京剧音配像的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我亲兄弟四个，大排行的老六谢国捷，是我们家的老大，老七谢国振是我们家的老二，老十谢国祥是老四，我是老三。国祥是我亲弟弟，小我七八岁。他在天津参加的地下党，解放后当过天津市的团委书记，后来是天津市的宣传部长，很受李瑞环的信任，就是他搞的京剧音配像工程。兄弟之中，老八、老九、老十跟了共产党走，老六、老七曾是共青团员。老二谢国栋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苏联海参崴领事，后来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死在了台湾。

父亲在我出生之后没几天，请在天津的三伯父谢宗汾照顾我，我就被带到了天津，住在意租界北东马路，后来回的北京。我的小学一共上了好几段，北京上的培根小学、四存小学，高小时候我十二岁，又到了天津，在天津秀山小学毕业。秀山小学是北洋时期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办的私立小学，所以校名叫秀山。那时候我父亲在天津先后做河北省两任主席于学忠和商震的秘书，就把我接了过去。1936年从天津回来，我又在北京四存学校上中学，从初一上到高二。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我父亲去了后方，我哥谢刚主是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也去了后方了，因此家里经济困难，休学了一年。1942年想投奔延安，高中二年级肄业，我的学历就到这儿了。

四存学校是徐世昌办的，我父亲参加了创办。四存学校的中学、小学都在府右街，就在中南海西门。原来中南海的红墙在里头，学校在外头，现在红墙扩了，把学校包在了里头。原来从灵境胡同到太仆寺街，这一大段儿都是四存学校。四存学校的小学是西式小学，但是《论语》《诗经》《左传》都是非学不可的。四存小学在北京很独特，“四存”得名自徐世昌倡导的颜李学《四存篇》，颜李学重实践，反对空谈。这个学校特色一是国学，这个小学出来的人国学底子都好；特色二是劳动，农业劳动也得参加。四存出了不少人才，邓稼先跟我是同学。我的诗词底子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大多数旧体诗词都是在二十来岁时候写的，后来就没怎么写。我最得意的一首词，是抗战胜利前夕写的《满庭芳》：

一霎西风，暗消残暑，小庭悄酿秋寒。星河低转，人静夜初阑。身似浮萍断梗，把归思，付泪轻弹。空怅望，一弯新月，无寐忆江南。

天涯，伤迢递，聊凭尺素，强破愁颜。飘零后，赢得金缕衣宽。惆怅付于一醉，任韶华，随意阑珊。但频愿，早息烽火，人伴凯歌还。

2002年，四存学校校友返校聚会，我离开四存学校六十年了。我写了一首《浪淘沙》，作为纪念：

屈指六十年，过眼云烟。重逢旧雨话先贤。回首前尘伤往事，喜又团圆。

故旧半凋残，多少辛酸。新枝老树竞争妍。锦绣河山惊巨变，换了人间。

我读中学时，我大哥还没在北京买房子，我们家兄弟几个都住在太仆寺街的公寓。后来我住在白塔寺锦什坊街的小水车胡同1号，是谢国桢家的房子。大哥谢国桢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大学者。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来往的都是像唐兰、容庚这样的名流，还有像梁启超的弟子刘盼遂、甲骨文专家孙海波等人。我从小在他身边，跟着他学了不少文史方面的知识，耳濡目染，就喜欢上文史、喜欢上文物了。其实，小水车胡同的房子是样式雷家的，特别好，可惜后来都拆光了，地方用来盖金融街大楼了。一进门是一个院子，绕过去又是一个院子，然后是垂花门，又有一个院子。前后三进，东西两个跨院，有厨房、厕所，总共三十几间房。院里有丁香、藤萝架，住着真舒服。我要是留恋旧社会，可有的留恋的，但是我还是向往革命。

我的亲哥哥，六哥谢国捷和七哥谢国振，1932年参加过地下党组织，在北平大学附中参加了青年团。他们刷传单、刷标语“红军万岁”什么的，我都知道。我这俩哥哥，结果被抓人抓得厉害的第三宪兵队给抓了起来。我父亲毕竟上层熟人多，终于在被抓了一年多以后把他们保了出来。他们出来以后也就没再参加革命了。父亲对他们严加管束，后来谢国捷在辅仁大学毕业，谢国振在燕京大学毕业。中学时候老师教书，说新闻，说国际国内发生的事件，传播爱国思想，日本人也控制不住。那时候抗日青年还是多，我在中学时候开始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读进步书刊，觉得很有意思，慢慢思想就进步了，就想上延安参加革命去。我当时选择共产党，是经过慎重思考的。我在四存学校上学的时候，背的都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从小学历史，学会的是忧国忧民，想怎么样天下大同，人人都过得好。后来听说有共产党，看了进步书刊，了解共产主义理想，我想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们难道不应该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终身吗！

1942年夏天，我正在四存学校读高中二年级，该上高三了。我跟我弟弟谢国权及侄女谢莹——就是谢国桢的女儿——都很向往延安，想投奔延安去，可是家里不让走，害怕小孩子跑远了。我们就秘密进行，可是没路费，这怎么办呢？那时候正是暑假，我们仨都有学费，我们就把学费凑起来，又卖了自己的自行车，就凑上了路费。我们走的时候家里都不知道。那时候走，并没有跟中共地下党有什么联系，完全是瞎撞，也不知道国共关系怎么样。我们就想，先到了西安，到了陕西，不就能到延安了吗？那时候我们中学都还没毕业，脑子想得简单。我九弟谢国权、我侄女谢莹和她同学解华芳（解冰），还有鲍文生，他们几个先走。他们到了西安以后，有认识的同学在那儿，就赶上了，最后谢国权过到延安那边去了。他们去了晋西南隰县的第二战区剧宣二队。剧宣二队实际上是我们的人在控制，是共产党的地下秘密组织领导。谢国权一开始也在剧宣二队，然后去的延安。他后来改名言彪，成为新华社著名记者。谢莹和解冰就留在了剧宣二队，她俩都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谢莹后来改名谢纪青，先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后来在复旦大学教书。

我留在北平，打算后走。谢国权、谢莹他们走了以后，我家里闹翻天了，就找到我，“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去哪儿了？你们成天在一块儿，你肯定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没法子，只好说实话了，说我们打算去延安，他们先走，我后走。结果怎么着？我家里说：“你走吧，走吧！得了，我们给你钱，你走吧！”这样子耽误了一两个月。这一次跟我一起出发去延安的，还有谢莹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张洁璇、李寄松。张洁璇是彭真的小姨子，她现在还在。李寄松是1927年牺牲的革命烈士、女共产党员张挹兰的女儿。路上很曲折，等我们到了西安，正好是胡宗南封锁边区，国共矛盾起来了，我找人也找不着了，没法子，只好在西安等着。在西安的时候，我写过几首诗词，那时候想的都是“几时光复旧河山”。有一首《七律》：

经年羁旅客长安，远隔重关人未还。

落叶凋零秋渐老，孤灯萧瑟夜初阑。

乡心已碎何由补，归梦犹浓且自宽。

极目京华云烟渺，几时光复旧河山。

还有一首《调笑令》：

红叶红叶，寄来纸儿上贴，何如折赠枝春，聊慰他乡远人。人远人远，又是天寒岁晚。

红叶红叶，寄来纸儿上贴，遥忆旧院清秋，千里飘零客愁。愁客愁客，两地相思系着。

在西安，我不认识地下党，光有对延安的向往也没有办法，只好想到回去。但是不敢回北平，你跑了那日本人知道啊！那上哪儿去呢？想了想，上安阳吧，然后走太行山，也可以到延安去。我就和张洁璇、李寄松一块儿到了安阳。可是山西也在打仗，通往解放区的道路匪患严重，从太行山过不去。我和她们二人商议后，决定我先回北平“找路子”，她们二人在原地等候，等我找到路子以后再回安阳找她们。我回北平后，遇到张洁璇她爸，他和我姐夫是熟人。他见到我说：“我支持你们上延安，你们要走，我送你们。”他愿意去安阳资助我们，然后领着我们一起去延安。不料，等到了安阳以后，张洁璇的父亲突然变卦，将张洁璇和李寄松二人都拉回北京了。她俩这一走，就剩我光杆儿司令了。到1944年，战局混乱，洛阳沦陷，几条铁路线都断了，原来从洛阳是可以去西安的，这时候也走不通了。我没辙了，走不了，就在安阳留了下来，先在安阳当地的一家平价商店做小伙计，然后在安阳县立一小当小学老师，教小学生，就等着。其间旅途往返大约两三个月时间，滞留安阳一年多时间。在河南的时候，一直想着去解放区，还写过一首《七律》：

如烟往事已蹉跎，久客归来恨更多。

父老天涯犹作客，弟兄几度赋骊歌。

三年奔走多荆棘，万里风尘尽坎坷。

烽火南迁伤半壁，满怀壮志渡黄河。

1945年抗战胜利了。光复以后，我父亲到了河南开封，就把我叫去了。那时候抗战刚胜利，他给我临时找了个地儿工作，在郑州的救济总署叫“义民站”，接待那些打仗时候流亡现在要回家的人。这时候我大伯父本来也要去开封看我父亲，结果在安阳去世，我大哥谢国桢就奔丧到了安阳。但是谢国桢要到安阳，就得经过解放区。光复以后，谢国桢的女儿谢莹跟着地下党领导的剧宣二队的人，又回到了北平。后来周扬他们来到北京都住到我们家，就是小水车胡同的房子。我大伯去世后，大哥谢国桢通过周扬的介绍，经过解放区去安阳。大哥经过邯郸，在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大学见到了范文澜。谢国桢和范文澜都是史学界的熟人，谢国桢就在解放区住了几天。范文澜对他说：“我们北方大学没书，你到上海去的时候帮我们买点书。”谢国桢答应了，他到了河南奔丧时候就跟我说：“你什么也甭干了，就跟我去上海买书去吧！”这样，谢国桢和我一起奔完丧事，就一起去上海买书，去上海还是给共产党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