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是风流学晋人”——中原文化的沉积

蛮女科头足踏尘，丈夫编裹越罗巾。

无分晴雨穿高屐，岂是风流学晋人。

——徐乾学《潮州杂兴》

这是清代官至刑部尚书的江苏昆山人徐乾学初到潮州时所写的诗，从诗中看出，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徐乾学首先对这里的穿着感到奇怪，那些“蛮女”和“科头”的劳动者是赤脚走路的，而那些被称为“丈夫”者却裹着罗巾，无论晴雨都穿着高高的木屐，风度翩翩，感到诧异的徐乾学当时就怀疑潮州人是在刻意地模仿晋人！

徐乾学的这种感觉和另一个长洲人孟亮揆颇为相似。同样在清初，同样到过潮州的孟亮揆也在他的《潮州上元竹枝词》中有“怪他风俗由来异，裙屐翩翩似晋人”之语。我们知道，史上有“魏晋风度”之说，魏晋人正是以褒衣博带和高跟木屐著称的，当时最著名的是大诗人谢灵运用于登山的“谢公屐”，而谢安也曾在得知淝水之战胜利后迈出门槛时“不觉屐齿为之折”。唐人刘恂的《岭表录异》中，就有关于潮州人以袍木为屐的记载：“袍木产江溪中，叶细如桧，身坚类柏，惟根软不胜刀锯。今潮、循人多用其根，刳而为屐。”潮汕人爱穿屐的习惯，延续至最近才逐渐消失！

其实，“裙屐翩翩”的穿着习俗仅是潮汕保存完好的众多古俗之一。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各个朝代源源不断的中原移民，使潮汕实际上成了一个文化的“聚宝盆”。而由于迁潮士民又乐以正统中华文化传承者心态自居，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因此，在竭尽全力保护祖先的文化、维护自身文化的尊严之余，他们还尽可能对土著及海外文明予以吸纳，然后紧紧地汇聚着，层层地堆积着，细细地咀嚼着，经过千百年的融合发酵，终于汇成自身血液，形成浓郁醇香的潮汕文化与别具特色的潮汕古俗。到了近现代，这个文化“聚宝盆”才被骤然打开。于是，中国有了名噪一时但却在八大菜系以外的潮州菜，有了大碗茶、盖瓯茶以外的工夫茶，有了流畅淳美的唐宋雅乐潮州音乐，更有了操着最难懂的方言“学佬话”走遍大江南北的潮州巨贾……

然而，这些没有轻唇音和舌上音的如鸟语般难懂的“学佬话”，却是由南迁入潮的“河洛人”带来的古代河东（今山西）和洛阳一带正宗的官话！据史料记载，中华大地的每一次“板荡”，都有一批批来自北方的士民经东南沿海（相对于陆路迁来的客家，潮人被称为“海系”）从福建涌入潮汕避乱，他们的到来，为潮汕源源不断地输入了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带来了正宗的中原古汉语！怪不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早就断言：“汕头话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

可是，由于古官话“河洛话”确实太古奥了，外人往往到老都学不会，而又因广府和客家话中“河洛”和“学佬”音近，故后代便牵强附会地把古洛阳官话“河洛话”讹传为“学佬话”，来自古河洛地区的潮汕人——“河洛人”（简称“河佬”）也被写成了“学佬人”！

据史载，中原士民的大规模入潮始于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戍守岭南，之后又迁移数十万中原民众与越族人杂处；但秦代过于遥远渺茫，史料语焉不详，故一般认为，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自中原南下平叛与后来的“安史之乱”，以及宋元之交南宋小朝廷的到来这三个中国历史转折时期，是潮汕接纳中华文化最多、古俗沉积最丰厚的时期，其中又以魏晋时期为最！

明嘉靖《广东通志》载：“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从方言上看，潮汕“河洛话”至今仍最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一整套中原魏晋时代的称谓，如“父亲”称“大人”，“儿女”称“阿奴”，“公公”称“大官”，“婆婆”称“大家”，“媳妇”称“新妇”等。至于日常生活中，则称粥为“糜”，跑为“走”，立为“企”，眼睛为“目”，筷子为“箸”……再如“入门看人意，出门看阀字”“门风相对，阀阅相当”的潮汕俗语，则又是魏晋士族重门阀门第的流风余韵。

在节俗方面，潮俗正月初一以五种斋菜祭祖，藏起扫帚不扫地，正月初七吃“七样羹”等，也是南北朝时期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所载的风俗。至于春日的祭社，更与《荆楚岁时记》中的记载如出一辙：“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

唐总章二年（669），潮汕土著聚众“啸乱”，攻陷潮阳，唐高宗诏命陈政、陈元光父子南下征讨平乱之后，陈元光按唐高宗的要求屯军漳潮，移民垦殖；到了“安史之乱”时，又有大批中原士族“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欧阳修《新五代史》），故唐代古俗也于潮汕多所积淀，如民间对“安史之乱”时为守睢阳城（今商丘）而捐躯的双忠公张巡、许远的大规模祭祀。此外，源于唐太宗李世民的六月初六“亡灵过桥”、源于唐明皇李隆基的正月初九“天公生”、源于唐德宗亲自提倡的三月十九祭太阳星君的中和节（明亡之后，民间又以三月十九为崇祯煤山上吊的日子，便假托“拜太阳公”之名来祭拜崇祯皇帝，也称拜天恩公），还有诸如与唐代大曲“慢-中-快”的演奏顺序相似的潮州音乐、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的潮汕工夫茶等，均可视为唐俗的遗存。

然而，对潮汕风俗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因谏迎佛骨而于唐元和十四年（819）贬潮的韩愈。韩愈贬潮不足八个月，但极力传播正统的中原文化——他当时传授给潮人的“盛唐正声”，即本地称为“孔子正”的文读系统（与相当于魏晋的日常用语有些不同），至今仍为潮人祭祖及我辈读诗文时所用！他所授的“韩公帕”，五十年前还缠在凤凰山山区妇女的头上！韩愈带来的至大至刚的盛唐文化，改变了潮人的气质，转化了潮州的风尚，“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苏轼《潮州韩文公庙记》），因此而“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句）。

到了宋末，从未经历过改朝换代战火的潮汕，终因南宋小朝廷的到来被卷入兵燹之中，而潮汕更是民族英雄文天祥与元军血战被俘之地，潮州城是中华大地上最后陷落且惨遭屠城的一座州城！

宋元之战是处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的中华民族，为维护种族、文化尊严的拼死一战。大宋君民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宁为玉碎的精神，给潮人以深深的震撼——经过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潮人似乎更明白了什么是种族，什么是血统，什么是与文化共存亡的精神！从此，这种精神便作为一种集体记忆，通过诸如揭东区大滘村二月十六日纪念宋太祖诞辰（在元朝统治下只能以祭拜“风雨圣者”的名义）的“长春节”、揭东区龙砂乡江氏纪念为国殉难的宋丞相江万里的“竖灯竿升彩凤”、潮阳区谷饶镇纪念文天祥及死难将士的超大规模的“敬奉宋大元帅”等活动流传下来。汕头大学教授隗芾认为潮汕是完全继承宋代文化的特殊区域，而我以为，潮汕所继承的远不只是宋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宋人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宁为玉碎的精神！

可见，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潮汕有幸在中原文化出现危机之际，数次成为中原文化的“桃花源”与“聚宝盆”；而作为南迁中原士族中走得最远的一支，有“河洛人”之称的潮汕人，对自己祖先和源头的文化也确乎一往情深。因为文化离自己的源头愈远，则作为文化携带者的子民，会对自身的文化愈加珍爱。来到“蛮荒”之地的中原人，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保存自己的习俗，凸显自己的特性，才能在土著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包围中，凭借自己的文化优势同化和融合其他文化，从而使本属蛮夷之地的潮汕，变成“俗庶几中州”的“海滨邹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