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北京建城史

谈到北京百年来的社会生活史，首先要回顾一下它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侯仁之先生等搞过《北京历史地图集》和《历史上的北京城》，根据青铜器的记载认为当时北京有三千零四十年的建城史，当然后来对此争议也很大。关于北京城的考古我们不去讲它了，北京作为都城来说是从辽开始，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明清的北京这样一路下来，重点是在明代以后，我们今天能够看得见、能够追溯的基本上是明代以后留下的北京。

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对元大都有过一次大摧毁，叫作灭“王气”。认为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也是王气所在的地方，新朝建立必须灭亡旧时的王气才能够除旧布新，所以对北京城有一次比较大的破坏。此前辽南京和金中都基本上在一个位置，偏北京的西南部。辽南京又叫燕京、析津府，金中都是在其基础上扩建的。元大都基本是在我们今天北京城这个位置，但是明以后是把大都往南移了。

北京现在有很多地名，地方早就没有了，但是名称还有，比如我们坐地铁还经过的健翔桥、光熙门这些站名，健翔门、光熙门这些门都是元代大都的城门，除了一段土城，早就没有什么遗迹可寻了，但留下了这些名称。明代把整个元大都的皇宫破坏了，只保留了当时的隆福宫，改为明成祖朱棣的燕王府。后来从永乐四年开始，以燕王府为中心，往南部移动，建了整个明代紫禁城，先有了紫禁城，以后再有北京城。

北京城的基本建成是永乐十九年，也就是从永乐四年到十九年，用了十五年的工夫，比较粗糙地建了紫禁城和北京内城，你想想十五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不可能建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城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中间还经过了一次战乱，明成祖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往南打，一直打到南京，当时国家首都是在南京，不在北京。

1368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徐达打下元大都以后，将元大都改名为“北平”，明成祖时才建都在北京。为什么建都在北京，而且从南京迁到北京？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北京是燕王朱棣的发祥地，他在这儿被封为燕王；另外还有一个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我们知道，元代和清代两朝基本上没有北方边患的问题，元代的北边是自己家的后院，非常的安定。元朝皇帝还时不时从元大都到元上都，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正蓝旗去避暑。清代也没有太大北方边患问题，清代蒙古的势力比较单薄，而且都是皇帝的女婿家，很多公主都嫁给蒙古王公。唯独在元和清之间的明朝，北方边患非常严重，一开始是正北方边患，像瓦剌，“土木之变”英宗被俘虏就是瓦剌造成的。到了明中叶以后又是东北的边患，后金女真崛起，明朝的北边和东北边一直是不安定的。因此，从战略上讲定都北京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考虑把“北平”改为北京，在北京建首都，最主要的目的是防北边的边患。

永乐十九年基本上建成了一个略正方、接近长方的北京城，当时建筑北京城虽然用了十五年时间，但是动用民夫大概有二十三万人之多，在那个时候动用这么多的人力是不得了的事。当时没有外城，也就是后来的崇文区和宣武区，当然这两个区今天都并入西城区和东城区了，整个形状是一个方框。从明中叶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1553年开始建外城，由于财力不足，本来想把整个内城从南到东、到西、到北整个包起来，但是没有做成，只把南边包起来了。南边包起来以后形成了一个外城，就变成我们汉字里的下大上小一个“凸”字的城市结构。明代的北京是这样，清代在这个基础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汉人到南城居住，政府机关都在长安街的两侧，比如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现在有个地方叫六部口，就是六部都集中在那儿了。这是清代的北京。

民国北京城：拆瓮城、扒豁子

到了民国，实际上北京城已经开始在拆了，首先拆掉的是什么呢？是东西南北城的瓮城，过去每一个城都有一个瓮城，就是在外城门和内城门之间有两个城楼。两个城楼中间形成了一个空间，那是瓮城。瓮城的建立对于运输、囤积、驻兵各方面都是一个缓冲地带，在正阳门和箭楼之间也有一个瓮城，那个瓮城里面还有关帝庙、火神庙等，但没有人居住，主要是一些军事设施和管理人员待的地方。民国以后，城墙和城门的军事作用实际上越来越小，因为已经从冷兵器时代逐渐变成现代化武器时代，城门、城墙炮一轰就完，没有太大作用了，所以首先拆除的是瓮城。

民国时还有一个举动是扒豁子，把城墙扒开一个口子叫扒豁子，北京人叫豁子，就像少了一颗牙，门牙豁了。袁世凯时期就开始，到了民国中期以后还扒豁子。北京有些门是有门之名，无门之实的，比如说和平门。和平门是没有门的，和平门对着新华门开了一个豁子。还有两个豁子是日伪时期扒的，就是今天的建国门和复兴门，这两个地方也是没有门。还有北边新街口又扒了一个豁子，就是积水潭那儿。这是民国以后才有的事，明清两代谁敢扒豁子？民国以后，皇权逐渐衰微以后开始大胆地扒。除此之外，从明清到民国，北京城的变化不是很大。

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城墙拆得荡然无存，保留下来的无非三处，一个是德胜门箭楼，一个是正阳门和箭楼，还有东南角楼，其他的全部拆得荡然无存。不仅外城拆，内城里面的中华门也在拆，中华门对着天安门，在今天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那个位置。原来那儿是大清门，中华民国建立，“大清门”要改成“中华门”，把上面的匾翻过来，本来想废物利用，翻过来改成“中华门”挺好。但是一翻过来发现改不了，为什么？因为背后写的是“大明门”，明朝的大明门，清朝初期已经废物利用改了一次，没有余地再改，只好重新做了一块匾——中华门，“中华门”这块匾是后嵌上去的。

扒豁子、拆城墙，王军的《城记》里面讲了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实，从民国开始就在拆，首先拆掉的是瓮城，后来又逐渐拆城门、城墙，包括梁、陈方案不能推行，当时郑振铎是同意不拆城门的，最后也只得妥协，结果没办法还是拆了。城门、城墙的拆建，里面包含了很多政治因素。

北京百年之变

清代康乾时代，北京城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早在元代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他就认为大都是东方非常了不起的城市。到了清代，英使谒见乾隆时也讲到北京城的情况，当时北京已经是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国力的衰微，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渐渐变得比较落后。

梳理这段历史，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一百年变迁的速度超过了以前的一千年、五百年。从永乐十九年北京城基本建成以后，一直到清代因袭明代北京，这前后五六百年的时间，北京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的变化就是这一百年，这一百年又主要是后五十年。这一百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熟悉的场景如今杳然无痕的太多了。比如北京有一个地方叫贡院，贡院是以前科考的地方，在今天建国门中国社科院那一带。我小时候还能看到贡院里都是杂草，里面原来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后来格子拆掉了，成为一排一排的排房，没有人住，荒凉极了。贡院原来还存在，后来没有了。

这样的地方太多了，我最熟悉的就是老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在清末是个练兵场，后来成了空场儿，商贩开始聚集。后来有铁罩棚，下雨打在上面的声音很大。再后来逐渐有木棚，有顶，那些在我脑中都跟过电影似的，连气味一说都能闻得着：一种地沟的臭味儿混合着煤油灯的味道，因为里面常停电，有很多时候需要点煤油灯，那种味道，那种幽暗的光线，至今记忆犹新。最热闹的地方是东安市场里的十字街，卖各种水果和蜜饯，当时那种喧嚣犹在耳际。

我曾经写过一篇《旧夜》，写当时北京的夜。旧时夜里是什么样的？卖什么东西？从最早开始卖什么，逐渐到深夜是卖什么的，然后天色晚了出现什么声音。有三种声音是最能代表夜的，今天你都听不到了。一个是野猫的叫春声，嗷嗷的那种凄厉的叫声，尤其在冬夜里；一个是老年人的痰喘咳嗽声，因为那个时候生煤火，老年人得气管炎的很多，咳嗽、痰喘在夜里面非常明显；另一个，接近凌晨婴儿的啼哭声，你感到生命的一种蠕动。这些声音在今天的城市楼群里面都消失了。那时候房子都相邻，那种野猫的叫春声、老年人的咳喘声、孩子的啼哭声，形成夜的一种氛围。虽然这种声音并不美，但是它是旧时代夜的那种氛围。现在我们说找不到原来城市生活的痕迹，最关键的还不是找不到那些旧时的遗迹，而是找不到那种生活状态的遗存、生活方式的遗存、生活理念的遗存，这是最大的问题。今天我们花大量财力去复建很多旧时代的四合院，建得再像，也没有原来的生活氛围，看到的天空不是原来的碧蓝天空，春天听不见原来的鸽哨声，夏天听不到树上的蝉鸣和水塘的蛙声，秋天听不到秋虫的鸣叫，冬天听不到胡同前后的叫卖声，生活氛围没了，而那种生活氛围是无法复制的。

日本拍了很多历史电视剧、电影，非常讲究，德川幕府时代就是德川幕府时代，江户时代就是江户时代，头发的样式与服饰，这个扣子从左扣到右，或是从右扣到左，这个布带有多宽，小到细枝末节都考证得非常清楚。现在我们影视剧写老北京生活的谬误百出，不要说写百年前、八十年前、七十年前，就是写三十年前也漏洞百出，越往前错误越多，错误率甚至可以达到80%到90%，那些生活场景都是今天的人臆造的。

譬如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大户人家门口挂块匾，你们家姓李，挂一个匾叫李府，把自己家称作“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就连皇亲国戚都不会把醇亲王府、恭王府的牌子挂在门上，更甭说普通的官员或者老百姓。你跟买卖地儿说话，我有钱买你的东西让你送货，也是说送到“鄙宅”“寒舍”，没有说送到“我府上”的。说皇帝食前方丈，真是吃一百多个菜？不是，能吃的菜就那么一些，也不多。有一次，我和资中筠先生聊天，资先生说旧时哪有在家里穿缎子旗袍、高跟鞋的，那不难受死了，这都是没有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在用没文化的东西去臆造当时的生活场景，实际上是极不真实的。从前还有人给他们提意见，现在也没人再提了，错误是主流，全是胡扯。

逝者不可追，我们说这些不是怀旧，不是留恋旧时代，而是想着如何让后人了解历史，了解过去人们的生活状态，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还原一部分微观的历史。虽然希望渺茫，但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个口述的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