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迪勇博士专心研究空间叙事十年有余，现今将其整合重构、结集出版了，多年来的探索及其总体构想终于露出了真容，当为叙事学界期待已久的事了。
叙事学是新时期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我们借鉴西法最成功的尝试之一，现已成了中国文艺理论的显学。西方叙事学源自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源自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于是，此“叙事”乃语言叙事也就不言而喻，而语言叙事表征为时间过程同样不言而喻。事实上，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无论是西方叙事学还是它的中国化，原则上都是基于上述理念、沿着这一路数铺展开来的。迪勇博士却另辟蹊径，在“空间叙事”问题上一显身手，不禁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在康德所自我标榜的“形式科学”中，空间与时间作为先验感性形式，是一切被我们称之为“现象”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在他看来，“空间”作为“外形式”规整外物在我们心中的形状以便被直观；“时间”作为“内形式”将外物的空间规定进一步排列成“先后”或“同时”的序列，由此完成感性认知，并通过图式与想象过渡到知性。这是哲学史上对空间与时间问题所做的最权威的解释。依据这一解释，语言叙事作为时间序列已经内含着被空间规整过的外物；否则，所谓“叙事”也就不可能成为时间序列；换言之，假如存在未被空间规整过的叙事，那么，它的听者就会不知所云，因为在所叙之事尚未被规整为一定形状的条件下，是无法锲入、契合受众的感性经验的，语言叙事作为声音的延续必然是混沌的、无效的，并不能被我们所感觉、所理解。就此而言，时间维度只是叙事的表征，空间维度作为时间维度的前提，本来就是叙事表征所内含的维度，是使时间维度成为可能的维度，对它的研究显然具有更加深层的意义。这就是迪勇另辟蹊径的学理基础，也是多年来他的研究备受关注的因由。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意义上的空间与时间并非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与时间，而是主观意识中的空间与时间，或者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与时间。因此，就叙事学的本义而言，并非研究所叙之事的物理空间与物理时间问题，而是要研究文学叙事在心理空间与心理时间方面的可接受性。这本是康德哲学的常识，但是一般学者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以至于造成某些概念的混乱不清。就迪勇所论及的几个问题而言，诸如“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作为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叙事”、“复杂性与分形叙事”、“叙事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等，应当说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时空概念的，可见他具备了较好的理论素养与思辨能力。惟其如此，他才能在叙事学这块已被反复耕耘多年的田间发现了被抛荒的处女地。另一方面，迪勇又没有被传统叙事学所囿，他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叙事空间与图像的关系，这就延伸到了心理图像与物理图像的关系，也就是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于是，迪勇就这样将自己的研究维度再次推向了当下学术前沿——在文学遭遇图像的时代，在图像文化使人“娱乐至死”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应该关注的问题。迪勇做到了这一点。
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并不是一般的“概论”，更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从问题入手，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很强的专题性，这就像是在这片“处女地”里钻探出了几口“深井”。就此而言，与其将他的这些研究看作一个系统，不如将其视为某种新方法的尝试，即从几个方面尝试了叙事学研究的新维度。例如，他关于现代小说空间叙事类型的划分、关于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研究、关于“分形叙事”及其因果关系问题，以及关于历史叙事的空间问题，等等，皆为发前人所未发，可谓新意迭出。他的这些新发现、新命名和新概念，并不是有意为这门“新学”添乱，而是拓展了此类研究的地平线。迪勇之所以能够如此，盖因他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及其善于发现问题的睿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才使学术成为学术，否则便是为新而新、巧取名声而已，后者在当下学界并不鲜见。
迪勇的学术背景是文艺理论，他所一直从事的研究同样如是。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文艺理论最被诟病者乃“空对空”、“食洋不化”或“泥古不化”。可以说，迪勇的研究有效地避免了这些弊端，在体制僵化、风气浮躁、名实相悖的当下学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作为他的师长，我很高兴结识这样的晚辈，并希望中国文艺理论界能够走出更多这样的后生。
我和迪勇相识也近十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对学术的真诚与痴情，不是“学而优则仕”或为其他非学术目的而求学的那种，只此一点便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所以，从相识至今，我们一直频繁交流。他每每电话过来，谈学论道几近全部话题，我们之间似乎并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电话里交谈学问并且如此忘情，现在已经成了我最甜蜜的回忆。
迪勇走在了学术研究的正路上，但愿他继续前行。
2013年秋于南京草场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