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乡土范畴”与“破土而出”

麻国庆

初次听到“棒棒”这个词，是在20世纪末的电视记录片中，片中对于这一群体的生活做了非常有趣的展示，那种西南官话的调子至今还在脑中回旋。秦洁考上我的博士生后，我听她常和几位来自重庆、四川的同学用重庆话交流，那种语境，让我马上联想到电视片中的“棒棒”的语言。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让她来做这一群体的研究，应该会找到人类学的感觉，特别是从一位女性的视角来做研究，会做得更加细致入微。我提出这一想法后，她很快就接受了。秦洁是地道的重庆人，当她带着人类学者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去观察她生活的世界时，身边的“他者”——重庆“棒棒”带给了她强烈的震撼。重庆“棒棒”是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群体，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她深入该群体，勇敢地迈入了人类学这一广阔的文化田野，开展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题为《都市感知与乡土性——重庆“棒棒”社会研究》的博士论文。论文答辩时，受到好评。取得博士学位后，她又持续跟踪调查，整个研究长达六年多。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年轻的女性，整天跟着底层社会的男性“棒棒”跑上跑下，还要在他们有暇的情况下，进行调查访谈，需要克服的困难可想而知。由于她的学术勇气和不懈努力，该民族志通过女性学者特有的细腻眼光，以丰富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呈现了一幅现代都市贫民生活的生动画卷，系统地刻画了“棒棒”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探讨了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和适应的特殊性问题，深化了城乡关系中有关都市性和乡土性的讨论。

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农民流动务工形式。该群体在人员构成上属于农民工的一部分，但是又不同于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工厂体制内的农民工，具有流动的散工性质。同时，作为一个行业，“棒棒”又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传统行业——“苦力”（如码头工人、人力车夫、轿夫、脚力、挑水夫）的延续。关于“苦力”群体，在1949年之前，有很多前辈学者，特别是社会学者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秦洁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当时不同的杂志中，找出有关这一领域的调查和研究论文，为自己进入田野调查和建立学术意识，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该民族志研究不仅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研究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民国以来底层社会（如底层职业群体）研究的延续。

一

该民族志研究的副标题“都市感知与乡土性”，揭示了该研究的分析工具和研究主题。在人类学研究传统中，无论是侧重于个性的“情绪”、“欲望”、“动机”，还是侧重于共性的“人观”、“文化心态”、“民族心理”，都是以“感”为基础的。感知是个体心理过程、情感体验、认知模式的基础，经由个体的“感知”可有助于通达群体“心态”。以“感知”为起点，不仅可探知包括情感、道德感等内容在内的主观感受，而且能明了行为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和理性决策过程。作为女性研究者，秦洁对于直觉的现象，有很多感觉。在研究中，她紧紧抓住“感知”这一主线，以此基础发掘“感知”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可以说，她为底层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建立起了自己独到的分析视角和框架。比如，作者提出了“都市感知”这一分析概念，并将之充分应用到此项研究中。这一概念对于其他地区的类似研究，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她细致考察了重庆“棒棒”都市感知的特点和内容，揭示了在中国快速都市化的背景中，重庆“棒棒”所固有的“乡土性”所呈现的状态、所发生的变化、在该群体城市融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

她是基于城乡二元关系以及人口流动的大背景来展开调查和讨论的。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流动”成了全球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动态的群体。我们知道中国的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在1958年定型；此后，未经官方许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受到严格的禁止和管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些限制对由经济因素引发的人口流动的阻碍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恩师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时开始，就倡导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我在北大跟随先生读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城乡社会学”。众所周知，费先生当年所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小商品、大市场”以及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长效发展。如其概括的“苏南模式”的特征是“离土不离乡”，那里发展起了众多的乡镇企业；而“温州模式”则是“离土又离乡”，这是指当地有数以十万计的遍布全国市场的小商品推销员；后来，大家习惯性地把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称为“离土又离乡”。而对近三十年来形成的中国农民工浪潮的调查和分析来说，费先生早年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起点。目前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之一，相当多的研究集中于农民工在不同区域和过程中生产、生活以及维权等方面，而对于有着特殊历史传统的特殊流动的农民群体，如“棒棒”群体之类的研究，相对较少。秦洁认为，“今天在重庆随处可见的‘棒棒’，正是在供需、价格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的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在城乡对立、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对“棒棒”这样的“都市中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展开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费先生的研究框架中，特别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问题；秦洁在她的研究中，一直秉承这一研究传统，既要回到“乡土范畴”，同时还要“破土而出”。

针对重庆“棒棒”长期流动于城乡之间这一特点，她提出该群体是传统文化（乡土性）和现代文化（都市性）的沟通者。她关注了这样的一个群体坚守“乡土性”的现状及其与城市融入的关系；讨论了都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民工如何在“乡土性”与“都市性”之间游移，如何选择性地保留其“乡土性”、选择性地适应“都市性”的问题。她将人类学“乡土性”这一经典论题置于都市化过程中来讨论，反映了中国城市本身还是打着中国乡土社会的深深烙印。这一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使她从城乡二元对立的学术强势话语中跳了出来，没有落入俗套。她注重挖掘乡土性在都市融入过程中的延续及其新的特征，在调查中很有意思的发现之一，就是在与都市这个“陌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棒棒”之乡土文化资源对他们适应城市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群体，他们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呢？在讨论中，我希望作者一定要关注“棒棒”社会中社会结合的纽带以及“棒棒”社会的乡土范畴、亲属关系、人伦传统和文化惯性的关联性问题。我在六年多前出版的《永远的家》一书，副标题就是“文化惯性与社会结合”，当时我也希望她能讲出“棒棒”社会的这个道理来。她在调查研究中深入“棒棒”的基层生活，发现了这一社会结构中“坨”的社会文化特征。用作者的话来说，“坨”这个词是来量化或指称社会内部的某个群体，可以将其视为“棒棒”社会中最小的结构单元，他们也以此来形容“棒棒”的聚集状态。这揭示了重庆“棒棒”这一分散型散工社会特有的社会结合方式。在此基础上，作者特别强调“关系”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坨”是重庆“棒棒”按照以“己”为中心的人伦差序格局形成构建“棒棒”社会的基本单元。当然，这种社会结合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乡土社会中原有关系为纽带的，但并不排除工具性和实利化倾向，反而展现了中国农民善于灵活利用资源追求目标的实用理性。这个以关系为纽带、兼具人伦和理性色彩、极具伸缩性的社会关系体，可以概括为“强关系、弱组织”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是个体性与团体性融为一体的社会。个体的特殊性表现也是“棒棒”社会的特征之一。该研究在通过社会结合的特质来剖析文化传统的特质、功能的过程中，也凸显了类比与关系的研究，特别是类比中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中个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并非一个新现象，它是费孝通先生提到的“三级两跳”社会（具体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并存的社会）的一大特征。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理论中已经具有核心的地位，到现代社会理论中依然不变。

费孝通先生认为，对“社会”历来有两种基本上不同的看法。一是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另一种则是把社会只看成是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他所理解的潘光旦先生关于“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则是一种把人和社会结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的看法：一方面，要承认社会是实体；另一方面，能行为的个人是活的载体，是可以发生主观作用的实体。因此，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为什么“棒棒”会比城市居民更加倾向个体与团体的结合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长期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让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即从先前深嵌于其中的原有的集体制度中获取不多，因而在经济改革中具有强劲的脱嵌动力。当今改革时代，以“棒棒”为代表的体力劳动散工群体依然游离于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体系之外，他们必须依赖于原有的社会网络如家庭、老乡、熟人圈等以自我保障。因此，“棒棒”社会虽然有其个体的选择和自由，但原有社会网络关系是其在城市中生存的基础关系之一。当然，随着城市社会组织特别是第三部门的兴起，这些城市中的“棒棒”群体是否会纳入城市社会管理与福利体系之中呢？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在对于传统的农民群体进入都市之后，依托乡土资源所从事的“业”，有很多研究，如“同乡同业”。比如，吴重庆教授认为这个概念“准确地反映了经济活动与特定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吴重庆教授研究福建沿海偏乡孙村的金银首饰加工业如何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同乡同业”形式兴起并遍及全国。孙村该行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远低于其他同行，竞争力和扩张力很强大，也是由于“打金业”的经济活动与在地社会网络紧密相嵌的原因。（参见吴重庆著《孙村的路》，法律出版社，2014年）而谭同学的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经营数码快印业的湖南新化人群体，以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因素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上技术上的优势，从而在市场中具有更强劲的竞争力，这说明了社会与市场具有契合的一面。（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见《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在吴重庆和谭同学的研究中，无论是金银首饰加工还是数码快印，都有技术支撑的背景，而秦洁所研究的“棒棒”群体，则没有工艺和工业的概念，是一种以出卖体力的直接劳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以身体的付出为手段而形成的特殊的劳动力群体，但在乡土资源的利用上具有与“同乡同业”群体一定的类似性。

二

如何来从学理上分析“棒棒”群体的身体付出呢？人类学的身体研究的视角给这一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我们知道身体研究的兴起与19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高涨对人类身体的冲击和商品化过程密切相关，受此思潮影响，身体研究多针对女性身体展开，探讨主题也多围绕身体政治、生育性身体、身体规训等。但是，一方面男性身体在研究中缺失或低度显影，另一方面对身体的商品化过程探讨也较少。而秦洁的研究恰恰弥补了上述两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她将身体感知纳入对重庆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中，并以此来讨论人如何使用物质性的身体，如何经由感知的渠道，主动地获得身体技术和运用身体技术的问题，更是值得重视。

山城“棒棒”以重体力支出为其显著的生计特征，其身体既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又是体验“痛”、体验“累”的物质性存在，也是铭刻社会文本意义的载体。山城“棒棒”以体力支出为特征的生计过程，可以被视为身体技术生成和展演的舞台，是身体经验的获得与实践的典型呈现。作者从身体经验的视角考察“棒棒”生计过程中的身体经验与身份意识的关联性，揭示出“棒棒”的身份意识是身体经验的产物，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制约的结果，即“棒棒”的身体经验和社会二者共同建构了“下力”的身体和低下的身份。重庆“棒棒”的研究，也是对身体经验研究理论的延续和拓展，而且丰富了身体商品化过程的实证研究。

在身体商品化的过程中，“棒棒”的内心世界如何？特别是该群体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心理上的困惑和感受如何？作者从“羞”与“忍”等关键语中，提炼出了核心概念。在人类学中对于关键词的解读，构成了学科研究的一大特色。本书中“棒棒”丰富的“羞”与“辱”、“辱”与“忍”的情绪，展现了“棒棒”在都市生存中，对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情绪感受，也是其身份归属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表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如此的压力之下寻求心理平衡的策略。最后作者的结论是，他们不是“问题农民”，虽然焦灼和挣扎，却依然从容和自得其乐。这一在都市适应过程中的向上心态，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正能量”。

提到“心态”研究，我联想到费先生晚年在很多讲话和文章中，都强调过“心态”的问题，比如《孔林片思》一文，就强调了人类的“心态秩序”。他在晚年最后一篇长文中还指出：

“心”的概念，以其独特的思考维度，也成为阐释人际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比如“心心相印”、“心有灵犀”、“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用“心”来陈述人际关系，着眼点不在这些“关系”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上，而是在于当事者的“态度”，其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人的态度，是“态度”决定“关系”……这种以“态度”为重点的人际关系理念，不是抽象思辨推导的结果，而是千百年社会实践的总结，是自有其内在的宝贵价值的，很值得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家加以关注和研究。（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棒棒”在面对很多“辱”的时候，采取了“忍”的态度，这一态度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得以生存的基础，是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实践的总结。书中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心态，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从心态的角度来考察身份认同，由此看到“棒棒”在都市融入历程中的感受和心态，反映了他们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社会地位的关系；“棒棒”在都市生存过程中对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情绪感受，为他们对身份归属的特殊性表达找到了一个较新的角度，又揭示了这样的群体被置于都市社会底层的现实。作者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劳动方式既增强了“棒棒”的谋生能力，又成为其负面情绪产生的直接来源；乡土社会原有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成为适应都市的直接障碍；而家庭观念、伦理道德和身份归属等乡土特质对其都市适应则发挥着正面促进的作用。身份意识和身份归属是乡土性在都市适应过程中的表达，这构成了乡土性在都市适应过程中依然延续的根源。

三

从本书作者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本书自始至终坚持把人类学的“社会研究传统”与“文化研究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棒棒”“社会”研究与“棒棒”“文化”研究互为手段和目的。一方面，通过“棒棒”之社会结合特征来剖析“棒棒”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通过对“棒棒”“根性”的揭示来剖析“棒棒”的社会构成。该研究通篇所关注的“乡土性”，特别是在“都市性”与“乡土性”互动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当下的“根性”，体现了入城农民的生活逻辑、文化性格和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文化研究倾向。事实上，该研究基于丰富的田野资料，发现并提出重庆“棒棒”是一种精神或生活方式的都市性与乡土性“共生”现象的载体，强调乡土性与都市性的共生状态不是空间（农村与都市）意义上的，而是更接近于文化意义上的连续体。

而且，该研究关注民生，具有现实意义，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该研究发现乡土性对提高“棒棒”长期的生存能力和寻求心理平衡方面发挥着促进作用，这为思考如何保护和尊重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层群体固有文化观念中的价值取向和人伦道德，帮助他们坚守、重归或获得身份的归属感和情感的支撑提供了参考。这也再次强调了都市化过程中如何保留或传承乡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该研究也提出了重庆“棒棒”的未来走向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改善“棒棒”群体的生存处境，创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值得政府、学界的高度关注。我在近五年前曾撰文强调社会公平是社会建设的核心。社会公平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里，满足属于该社会人们的心理、物质、政治、法律、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权益的一种社会尺度。对于社会公平，过去人们主要是从伦理、价值的层面去理解的。自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罗尔斯提出“作为社会公平的公正”以后，社会公正落实到了经济利益调节和补偿、社会差距的缩小和社会机会的平等这样一个更具体的可操作的层面。罗尔斯通过对公平问题的探究，提出了公平的三条原则：（1）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广泛的、与其他人相同的自由；（2）一个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如地位、职业、利益等应该向所有人开放；（3）如果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就应该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公平。在都市中的“棒棒”社会如何受到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平待遇，也是考验一个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水平所在。

当然，像“棒棒”这一靠出卖体力的群体能维持多久？特别是在当代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这让我联想到，早在1925年，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一文中，就提出“人力车必须废止，社会中不能再容有非人道之运输工具。但迄于今日，其他新式之交通器尚未设置，吾人亦即不能贸然将人力车完全废止。将来北京人民或政府有敷设电车之决心，或一旦公用汽车或电车能驰驱于北京之通衢之上，此数万失业之人力车夫，依然为社会之重大问题，须吾人设法解决”。（见陶孟和：《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载《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0页）人力车夫已成为历史，然而今天存在的“棒棒”一旦失业，不是也同样面临90年前陶孟和先生所担心的问题吗？他们在城里真能“破土而出”吗？

重庆市沙坪坝区“棒棒”分布图说明：

1．本地图中的聚集点和人数根据2010年2月数据制作。

2．根据“棒棒”实际分布情况，考虑到地图版面，本地图范围西起歌乐山麓的新桥，东至土湾，北起双碑，南至西物，主要包括沙坪坝中心片区。双碑以北井口镇主要为农村，只有井口街口、先锋街口有“棒棒”聚集点。西物以南上桥街口有一聚集点。位于沙坪坝西部的青木关镇、凤凰镇、回龙坝镇、陈家桥镇、曾家镇、虎溪镇、西永镇、土主镇和中梁镇主要以农村为主，与城区一山（歌乐山）之隔，少有“棒棒”聚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