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乡土性(跨界与文化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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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苦力”生存的土壤

人力搬运自古就有。通常而言,人力搬运指以人的体力劳动为主,运用简单的工具,如杠子、扁担、绳子、箩筐、背篼等,进行挑、抬、背、扛,从事装卸和搬运的人力运输方式。城市人力搬运的出现与城市化发展密不可分,其职业化和规模化也与城市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相关。工商业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对人力搬运这个前工业社会服务行业的需求。较之其他城市,人力搬运在重庆具有特殊的持久性意义。在众多因素中,重庆的地理环境尤其值得关注。此外,近代重庆包括移民政策在内的制度性因素也不容忽视。

照片1-1 两江门码头

一、山城地理概貌

重庆位居中国西南,四川盆地东部边缘。其南有大娄山,东南有武陵山,东有巫山,北有大巴山。地形由南北向长江倾斜。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重庆又名“山城”,全城依山而建,临江(长江、嘉陵江)而筑,楼房重叠错落,市内山多路弯少平地,坡峭路陡。

重庆为“川省东部之锁钥”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第150页。。1840年,重庆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并逐步发展为继上海、武汉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商埠,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重庆城靠水而兴,因商而盛。重庆17道城门中,有16道面临两江。其中规模最大的城门是两江门,“地当嘉陵江与大江(长江)会口之西岸”同上。。历史上的两江门码头一直是重庆最重要的客货码头。现在的两江门码头包括从储奇门到千厮门的2—13号码头,为开放式的客运码头,兼具码头、观光和商业功能。

照片1-2 白崖口近景

沿嘉陵江西上,曾经繁荣的厂矿码头、轮渡码头都已不复存在。以笔者的田野点白崖口白崖口为化名。该街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境内,嘉陵江畔,是本项研究的重要田野点之一。为例,这个古时有“小两江门”之称的码头也已彻底丧失了码头功能。白崖口位于歌乐山下的嘉陵江畔,境内小山脉和小溪相间,有明显的冲沟地貌,具有典型的山城特色。境内地形起伏、沟谷环绕,房屋建筑临溪依山,直至山顶。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院:《重庆白崖口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设计说明书》,未刊稿,2000,第1—2页。白崖口街区得益于古镇开发的规划,还保留着大量“捆绑房”因重庆以山为城,重庆人因地势高低上下建房。入室大门可能在楼顶、楼腰或楼底。旧房多以砖头为柱,“夹壁”(材料为竹子与黏土)为墙。

“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焦”徐悲鸿《巴人汲水》国画上题诗,作于1939年。此外,张恨水也借用《战国策· 齐策四》的“安步当车(马车)”创造“安步胜车”来形容山城的交通。参见曾智中、尤德彦编,《张恨水说重庆》,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7,第6页。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地人有感于重庆人生活状态的诗作。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事实上,正是重庆坡高、坎陡的地理环境孕育了“苦力”行业。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有局限性,但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相关研究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闫文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至今,人力搬运在现代重庆城市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可或缺在于,它不仅是衔接水水、水陆、陆陆货运的重要环节,而且是天天“上坡下坎”的重庆市民家庭零散生活物资近距离转运的重要支撑。

二、移民政策的变迁

历史上重庆战乱较少,灾难主要为旱涝,所幸并不频繁。自清政府鼓励移民以来,重庆人口持续增长。之后,从道光初年到重庆开埠前夕,其城市人口变化不大,约三十万人,人口增加以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和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为主,商业移民为辅。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第236页。清朝前中期重庆城市迅速增长主要是移民的结果;中后期,周围人口向重庆城市及附近地区聚集,则是重庆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同上书,第239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以前,重庆城市面积小,人口稠密,全城房屋建筑无统一规划,无公路,主要交通工具为滑竿和轿子。周勇、刘景修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第210页。刘湘时期(1926—1937),重庆生活稳定,无军阀混战侵扰,城市发展迅速,市区面积扩大,城市规模壮大。当时由于周边农村大批破产农民、游民流入都市,流动人口剧增,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来自重庆附近以及川东、川北到重庆谋生的农民,除少数有机会进入工厂当苦力或伙夫(没有技术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成为城市的苦力。流入重庆的人口,不仅人数逐年增加,而且呈现季节性的差异,因为夏秋两季为农业生产季节,春耕、秋收以后,农民便大批涌入。张瑾,《发现生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社会变迁》;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第321—322页。进入四十年代,周边农村向重庆的人口流动依然是重庆城市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大批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失业工人部分流落街头,沦为游民乞丐,部分成为“野力”野力,是指没有固定揽活区域或从业范围的苦力。不同时期,其涵盖范畴有所不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野力,主要指没有加入力帮或工会的苦力。。时任重庆政府采取了收容游民乞丐、组织野力生产等措施来缓解城市人口剧增的压力。

据重庆市公安局1953年5月统计,当时重庆有野力6074人。野力中固然有不少是流入城市的农民,但也不乏地痞流氓、逃亡地主和把头(行帮的头目)。这些人经常打架斗殴、敲诈勒索、偷扒拐骗,严重妨碍社会秩序。当时政府有组织地遣散城区的无业或非正当职业的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新从农村入城的季节性野力,也劝其返回原籍从事生产。《重庆地方简史》,来源:华龙网http://hscq.cqnews.net。

1949年到1958年,政府对人口迁徙管束较为粗放,此阶段属于自由迁徙期。1958年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该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1978年以后,户口迁移有所放松,人口流动由严格控制期进入半开放期。有关中国户籍制度变革的历史轨迹的综述可参见许玉明,《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下不公平分配现实的批判与改革》,《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22—27页。200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后,重庆市政府提出“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务工地安家落户,力争2012年前每年引导15万左右有条件的农民工举家进入市内外城镇定居”2007年11月15日,重庆市委三届二次全委会通过的《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意见》。的目标。从2010年8月15日开始,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施行。重庆此次大手笔推出了两年300万、十年1000万的农民进城计划。《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渝府发〔2010〕78号)2010年7月26日印发,来源:市政府法规查询系统http://www.cq.gov.cn/gw/FaguiQuery/GwShow.aspx?id=233045。截至2012年9月26日,重庆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累计转户3455128人、整户转移888353户,新增转户人群今后将通过制度性转移通道逐步转户。《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累计转户345万》,来源:华龙网http://cq.cqnews.net/sz/2012-09/28/content_20081354.htm。

从历史上看,或紧或松的流动政策左右着苦力行业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