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玄烨内心的满汉情结

三藩之乱的爆发确实具有偶然性，出乎玄烨意外；而由于清初民族矛盾的积淀，演变成大规模的反清斗争，更是玄烨始料所不及。汉族士庶持久的反清意识以及广大民众中潜藏的巨大能量，与满洲贵族的贪腐和八旗武力的衰颓，形成鲜明的反差，不能不对玄烨的思想和心理予以强烈冲击。尽管清廷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不论玄烨如何粉饰，仍不能掩盖他内心的惊恐。而在战争有利于清廷的转折时，十八年的地震引发了魏象枢的独对及随之而来的汉官抗议浪潮，使朝廷中的满汉分歧表面化，同样给玄烨以沉重的压力。对三藩之乱的反思，虽远不是玄烨认识满汉关系的全部内容，但正是通过三藩之乱，玄烨才开始对满汉关系认真思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康熙朝之不同于顺治朝，在于它是满洲贵族基本奠定民族征服之后，真正置身于中原内地统治长达六十年之久的王朝。也只有到康熙朝，作为主体民族汉族的各方面优势，才可能为满洲统治者所清醒认识。而促成这种认识的关键一环，竟是重新爆发并延绵八年之久的一场战争，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通过民族征服建立的清王朝，其权力结构使最高统治者非但在制度上不受任何制约，而且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中，没有任何集团能对其掣肘，这又是清王朝不同于明王朝之所在。清王朝这种权力结构的定型并不在顺治朝，恰在结束四大臣辅政的康熙朝。因此，清廷大政方针的决策和走向，并不是朝臣中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斗争或协调的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对现实状况的认识和判断。清廷真正实行“休养民力，乃治道第一义”，以及其他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皆在康熙二十年之后，即是玄烨对三藩之乱反思的产物。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三藩之乱显示出来的满汉严重对立，在玄烨思想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这一阴影深深地熔铸入玄烨的性格和思维模式中，难以改变消除。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康熙朝的政治特征，或所谓“盛世”的外貌。

三藩之乱后，玄烨竭力以儒教作缘饰。他一面大倡二帝三王的“道统之传”，颂扬孔子，“师道所建，百王治理备焉。舍是而图郅隆，曷所依据哉？”同时却信誓旦旦，宣称：“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平藩期间，玄烨明明自供：“迩年以来，大兵诸路征缴，军需浩繁，一切供应，皆取给于民。”“各省大兵往来，凡米豆草料及供应等物，闻皆派之民间，不给价值。”获胜之后，他却立即翻脸，曰：“数年之间，翦灭大寇，拯救黎庶。即大兵需用钱粮浩繁，不于民间加征，故天下生灵无不威戴。”康熙五十年，普蠲天下钱粮，为玄烨生平得意事。后世颂此“浩荡之恩，实史册所未有”。实际上有多大效果，玄烨心中有数。此前，他曾说：“各省朕虽不时蠲免钱粮，而小民生计终属艰难。”普蠲之后，他仍得承认，“现今地方凋瘵，民不聊生，大非南巡时景象”。推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平定三藩和噶尔丹耗费了巨大的国力。如唐甄所说：“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其二，为了支持战争，清廷的财政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中央，地方财政普遍亏空。解决的办法，只有两途：捐纳和加派。最终，仍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玄烨却恬不知耻地说：“朕岂宜受加派之名乎？”

康熙四十年之后，玄烨似颇为承平之世所陶醉，满汉党争亦久不再现。玄烨多次自诩于汉人大臣予以保全，实则汉官一举一动皆在玄烨监视之中。玄烨曾不无得意地说：“无论若何动作，能逃出朕之掌心乎？”玄烨表面称：“朕于蒙古、满洲、汉军、汉人视同一体”，而其心底却认为，“大约观汉人虽似易，而知之却甚难。凡其所言，必计及日后，易于变更”。他告诫身边满臣：“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展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江南人俱以报复为事，朕尤记忆。”这些言论并不全属于思维层面，而是发自心灵深处对汉人的拒斥。这种内心倾向，其实是玄烨根本不相信汉人会接受满族统治的心理折射。正因玄烨的种族歧见涉及人的本性，所以才异常顽固。他教导满族官员必须体察汉人“习性，止观其行用，而不视其言语”。同时强调：“我满洲姓人，应遵满洲之道。以己之迂效法汉人，复为汉人所笑骂，自食其果”。满洲官员取悦汉人的任何言行，尤为玄烨所不容。玄烨的这种心理和认识，即伏因于三藩之乱时的汉人叛乱及朝中汉官的“背主”、“叛国”两大罪。玄烨曾感叹：“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可见三藩之乱的噩梦纠缠了他整整一生。直至晚年，他仍说：“若有变动，或在中国，蒙古断无此虑。”汉人地区始终不能令他放心，其原因是“蒙古终年无杀伤人命之事，即此可见风俗醇厚。中国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缘人多，亦习尚浇漓使然也”。真正与满人同心同德的，是蒙古而不是汉人，尽管玄烨内心对蒙古充满鄙夷。在玄烨看来，汉族民众在三藩之乱的反清，原因不在于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而是汉人本性“浇漓”、“好寻仇”、“易于变更”。所以他才对各地汉人严加控制，时时提防。他警惕梦魇再现：“天下承平久矣。自昔太平日久，必生事端。”“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朕之素志也。”清廷之所以能在康熙四十七年将做了六十多年清朝顺民的“朱三太子”朱慈焕捕获，又岂非伏因于三藩之乱各地浮现的“朱三太子”案？朱慈焕于垂暮之年和全家被清廷处死，即使孟森也认为“太过矣”。三年之后，发生涉猎南明史实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掀开了历经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惨烈的序幕。注1然而玄烨就敢宣称：“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谓超出往古矣。”真可谓无耻之尤！清廷这种残忍行径，完全超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而纯粹出于最原始狭隘的种族仇恨和报复心理。四十八年，江南出现疫情，苏州织造李煦奏报：“地方官现在设立药局，选医调理。”玄烨却冷冷批道：“知道了。皆因一念（按：即一念和尚，涉及朱三太子）等作反，所以有此一难，亦未可知！”这与前引十八年谕旨说江西民众“自作孽”，二十年说云南人民“本不可怜”，同样暴露了玄烨内心最底层的情结。同样是疫情，他对驻防浙江的满洲大兵却关怀备至。玄烨的心理既如此阴暗褊狭，谁能相信他会笃信孔孟程朱，集治统、道统于一身！

注1此采章太炎说，不取康熙初年庄廷《明史案》，见《检论·哀清史》。

平心而论，玄烨也许算忍人，但不是暴君。他能统治六十余年，并不全是依赖暴力。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他的思维富于理性和性格中的克制。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法国传教士白晋曾近距离接触过玄烨，他在《康熙帝传》一书中写道：玄烨有着“对欲望的惊人自制力”。“能克制自己，能像他主宰自己的帝国一样地主宰自己。尽管这位皇帝脾气容易动怒，但在治理国事或皇族事务中，碰到某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能够控制自己不发怒”。“康熙的意图是如此高深莫测，越是接近他的人越难理解”。这是相当准确的观察。但玄烨并非天生早熟，他年轻时期在政治上就有两次大冲动，一为不顾孝庄的意愿而逮治鳌拜，另一即并撤三藩。前引玄烨在三十五岁时曾说：“前者凡事视以为易，自逆贼变乱之后，觉事多难处。每遇事必慎重图维，详细商榷而后定。”足见三藩之乱对玄烨的思想性格影响之深。可以说，玄烨身上的理性成分，正是经历了三藩之乱，也是在与汉人的反复周旋与较量中才日渐成熟起来的。在玄烨一生中，内心冲动和理性相比较，无疑是后者占据上风。

但是，心理和思想毕竟是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理性可以影响、改变思维，却无法对心理产生同样的作用。理性化的思维可以排斥、转移乃至压抑心理，而极少可能改变它。三藩之乱八年，正值玄烨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即从青春期进入成年期阶段，也是他心理的成熟定型时期。这一期间玄烨最关注的，除平叛战争之外，就是汉人的顺逆和忠贰。较之三藩，后者对玄烨的思想和心理影响显然更为深刻。严重的民族对立和仇恨的意识、情绪，必然在玄烨内心留下深深的烙印和浓厚的阴影，不会因理性的增长而消除，而且一定会在某种条件下表现出来。他晚年已将汉官整治得服服帖帖，但可因一次祈雨有汉官未至，身在热河的玄烨便立刻判定汉人结党，魁首即是他最信任的李光地，并联想到“今满洲大臣内，竟无能御汉大臣者”。于是起用先前被他鄙弃的马齐取代松祝，以制服汉人。六十年春，王掞请玄烨“念国本之重”, “早定储位”。玄烨竟斥为“其视清朝之安危休戚，必且谓与我汉人何涉”，其祖“王锡爵已灭明朝，王掞以朕为神宗，意欲摇动清朝”。李、王二人曾被玄烨许为与满洲君臣“事事同心，不分尔我”，而一触及心中所忌，便肆口诋毁，辱及先人，都是其猜疑仇恨汉人心理的发泄。玄烨之对魏象枢耿耿于怀，不时加以诬蔑，也是如此。

魏象枢生前是幸运的，这得力于他的谨慎。对于清廷，他也实无贰心。从康熙十一年重返仕途，至二十三年休致，十余年间他唯一的一次冒险犯难，即十八年地震时的独对，其实还是由汤斌所激。当他对玄烨的态度有了直接的了解之后，立刻就产生了退缩。仅过三天，他便在自陈中向玄烨忏悔，说自己“溺职之罪，擢发难赎”, “素餐尸位”, “国法难容”。以后，除前述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会议中支持过姚缔虞的请开风闻之外，其余皆唯玄烨之马首是瞻。前引赞颂八旗兵制骑射自古莫及的，也是他。

更有意思的是，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魏象枢与玄烨的又一次单独交谈。玄烨论及科道曰：“如明季参劾本章虽多，然甚好者亦少。”象枢奏：“如杨继盛参本还是好本。”玄烨曰：“前一本言开马市，亦未甚好。后一本，因继盛一死，乃见其好耳。”象枢奏：“圣谕极是。以臣愚见，继盛降谪典史，复起员外，已经挫抑之后，不改忠烈之心。此处更好。”玄烨“颔之”。杨继盛以参劾“天下第一大贼”严嵩，为嘉靖所杀，举国惜其冤。隆庆初年，即为之昭雪，《杨忠愍公集》不胫而走，传诵天下，明末清初皆有刊本。其中最著名的即《请罢马市疏》和《请诛贼臣疏》。玄烨谓第一疏不甚好，或由识见有异，而对第二疏亦不以为然，则无疑直为数月前象枢独对而发。满洲家法最严，不容严嵩之类的权臣，自不待言。玄烨对杨继盛的疏奏不予肯定，且示之于魏，实则暗示汉官不当触犯满洲权臣，即再次否定了象枢的独对。象枢岂听不出这弦外之音，故只得强调继盛的“忠烈之心”，实则无异是恳求玄烨体谅自己。从魏《年谱》自记“皇上颔之”来看，似乎他也相信了玄烨的谅解。

十八年底，玄烨为地震及汉官谏疏忧烦致病，魏象枢竟当着群臣表演了一出跪瞻圣颜的丑剧，令人作呕。那时他必为自己此前出于冲动的独对胆战心惊。为取悦玄烨，他在十九年初的会推之后，竟与满洲大臣科尔昆等人无端参劾地震次日与自己同奉面谕的宋德宜。这些虽与大节无关，亦不致尽失羞恶之心，但与他以前正色立朝、直言敢谏的形象相去甚远，正是汤斌所说的“其实难副”。

魏象枢的苦心没有白费，在他“每发头晕之症”后，玄烨没有强留，终于放他回籍，陛辞时，御书“寒松堂”匾及“古北口诗”一幅。死后予谥“敏果”，总算保住了名声。但其身后却没有逃过玄烨的口诛。在玄烨心中，早已将魏象枢牢牢地钉在“误国”的耻辱柱上。

要想完整地复原玄烨如何重塑魏象枢形象的心理历程，仅凭现有的史料，几乎是不可能的。魏象枢独对时，玄烨是否联想到他议出兵“与索额图争论成隙”；玄烨审阅《方略》，说魏以“有苗格”阻挠发兵时，是否有魏借地震奏请杀索一念在胸：皆不能断言。唯有三十三年玄烨的上谕才将魏的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对此上谕特别关注。玄烨对魏象枢的批评是就“理学真伪论”而发的，这是康熙朝政治的一大题目，此不能详。但玄烨关于“伪理学”的认识至此已有定见则无疑，所以他才以此为题检验词臣。从玄烨的长篇评论可以看出，他是要将汉人的理学名臣一概打倒，均冠以“伪理学”之名。只有他自己才是“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存之于心”。既以真理学自居，则伪理学自然是制服汉人领袖的武器。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皆不能免，魏象枢当然也不能免。赐履之弟赐瓒在词臣中名望最高，对以此为题的用意甚为了然。玄烨说他见此题而“大拂其意”，有意犯讳，因此黜落。

玄烨与魏象枢在理学上曾有一段过节。十八年十月，玄烨读侍读学士崔蔚林所呈《大学格物诚意辨》，发现与自己在日讲中所学有异。在格物、心意的理解上，崔从陆王心学的立场出发，对朱熹提出质疑。而只知株守朱学的玄烨，自然大惑不解。从他“尔以朱子所讲非耶”, “王守仁之说何如”，“朱子所解“四书”何如”来看，此时玄烨对程朱之外的陆王一派似全无所知。玄烨与崔辩论之后，曾召见魏象枢，希望魏能剖析崔说的破绽，但结果令他失望。玄烨失意之余，只得说：“圣贤言语包蕴无穷，若止就数语翻驳，徒滋纷扰，反于学问无益。”朱子格物、心意说，当时及后世皆有质疑。所以，玄烨与崔蔚林之争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新意义。问题在于，认为自己早已精熟“四书”，并欲身兼治统、道统的玄烨，在与崔蔚林的这番折冲之中，不仅占不到半点上风，反而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根本未曾进入理学的精微处。这对玄烨的心理无疑又是一次震撼。崔蔚林不认同他奉信的朱学，象枢虽不似崔强项，似亦明确告诉玄烨，他连崔的意思也未全领会。这无疑是对他代表道统资格的否定。玄烨在沉醉于经筵日讲官多年的奉承谀颂之后，也许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全然无能进行更深入的义理辨析。这是玄烨学术思想历程中的一次挫折，必引以为深耻，同时也激发他日后寻找折服并超越汉人的新武器。玄烨于是将行事、践履提高到辨别学术高下真伪的准的。

玄烨的理学真伪论，萌生于三藩平定之后不久，是极可注意的政治动向。玄烨与崔蔚林论学不胜，转而鄙其所作之文。继之又攻击崔蔚林乃“极恶之人”，指责其“在地方好生事端，干预词讼”，“又动辄以道学自居”, “又诋先贤所释经传为差讹，自撰讲章，甚属谬戾”。“此等人不行惩治，则汉官孰知畏惧！”这纯粹是心理挫折之后的报复，于是崔蔚林便成为“伪道学”锋刃之下的第一个牺牲品。而以当代醇儒著称的汤斌，亦因未按玄烨的意旨辅导皇太子，玄烨竟说“朕不以汤斌为人”。同样显示出玄烨在学术上不能折服汉人即转而于内心产生出一股怨愤。然而其欲令汉官“知畏惧”，舍权势之外，又能何求？

魏象枢不幸又偏偏是崔、汤两人的同道。在玄烨看来，魏象枢既与崔、汤同类，亦必伪道学之属，绝不能轻易放过。而魏之“有苗格”和地震当日的独对，恰为触犯满洲之二事，自然成为玄烨构造其伪道学的依据。于是，“有苗格”被歪曲为阻扰发兵，独对请求惩处满洲权贵，则是魏的报复。魏何以要报复索额图？就只能再构造会议中因“有苗格”魏、索二人“争论成隙”。经过玄烨的思维联想，魏象枢“伪道学”的真面目便活灵活现地浮现于心中。魏象枢早年曾自负道统之传，将魏打入伪道学，又隐然有玄烨绝不许道统他属，而必由己兼之的意图。有意思的是，玄烨此时的以“道存之于心”一语，正是十八年与崔辩论之后，对魏所说的“不欲数语翻驳，徒滋纷扰”的发挥。看来，玄烨的这一理学情结，如同象枢独对一样，也在他心中缠绕不散。

关于魏象枢是否在独对中密请杀索额图，是本文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环。这一问题无论答案如何，不会影响到本文的基本论点和宗旨，但对更深入认识玄烨的为人，似仍有意义。也只有对玄烨的思想和心理略加分析之后，才可能作进一步的推论。

魏象枢独对之语，只有他和玄烨知悉。魏既隐秘不宣，则玄烨之言，自当成为第一手证据。其他记载皆由此派生。所以，玄烨之言可信与否，又是关键。玄烨之诬魏阻扰发兵，虽属曲解，但自二十五年至五十六年无异词。故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玄烨固执偏见，有意加汉官以“误国”一罪。然而“密请速杀索额图”出自玄烨之口，唯三十三年一次。且此时魏已作古，死无对证。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查找玄烨是否还别有类似的诬陷。如果真有这样的证据，就极可支持我们认定他有重犯的可能，即是说，所谓魏请杀索额图，同样是诬陷。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恰好找到了这样的证据。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玄烨判定魏象枢之后的一月有余，玄烨对川陕总督佛伦的请安折上有一朱批。为了避免断章取义的误会，我将此完整移录如下：

朕体安。将于七月二十四日幸木兰围场。尔可好？数月前尔奏书未到，亦曾问尔子。将刘洪祖等所奏之事票拟而议时，大学士伊桑阿曾奏曰：“佛伦原系尚书，若皇上召之，即召之内阁耳，尚书何事？”等语，对此，朕冷笑了。前参劾明珠、科尔坤、佛伦等人时，众皆指望必杀伊等。朕心里很明白，件件分析，不令生事，巧以完结。今言佛伦之事，其源仍系前人所参，何不申述冤情，但言召其至内阁入伙也。况且徐乾学给稿使郭琇参劾，索额图为首令陈氏参劾，于成龙倡导结党等项，事关至大，朕心中很明白。今畏佛伦而取悦之，何用！此等事宜，谕尔知会。据闻，总督傅拉塔既逝，江南通省顿觉如丧父母，而徐乾学连饮三日以庆贺等语。尔在山东时，郭琇不知何说？

这段史料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不在本文主旨之内。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二十七年“参劾明珠、科尔坤、佛伦等人时，众皆指望必杀伊等”一语。郭琇弹章既由徐乾学提供，徐又因明珠党羽傅拉塔之死欢欣不已，玄烨亟欲了解郭对傅死反应如何，则徐、郭皆属欲“必杀伊等之众”无疑。此一“众”中可能还包括受索指使的陈紫芝。至于“畏佛伦而取悦之”，欲召其“至内阁入仕”的伊桑阿，乃二十七年代明珠、勒德洪之缺补大学士，本人虽非明珠政敌，却为明珠政敌索额图之婿。据杨珍的研究，明珠于三十年已被重新起用为大学士，至三十八年辞职。则此时以议政大臣、内大臣兼大学士，颇受玄烨依任，正与伊桑阿为同僚。由是看来，玄烨以伊桑阿入阁，意在调和索额图、明珠纷争。伊桑阿欲取悦明珠一党，防嫌而已，故绝不在彼“众”之列。玄烨之于伊桑阿不满，是因伊唯想到给佛伦以补偿，而忘记了申述佛伦被汉人参劾的“冤情”。

依李光地记载，徐乾学，同时还有刘楷、陈世安参劾明珠的三份疏稿，皆由高士奇“先呈皇上，请皇上改定，上曰：即此便好”。则索之指使陈，亦可能受玄烨风示。总之，弹劾明珠纯为玄烨所操纵。而据《起居注》，罢免明珠前二天，玄烨曾撇开大学士，专门召见满洲内阁学士齐色等谕之：“一切事务朕岂有不知者乎？尔等诚能据理各抒己见争论，自朕而外，其谁奈尔等何！前曾将鳌拜、班布尔善俱行正法，若有败乱国政者，朕岂加宽宥耶？”在宣谕罢明珠时，玄烨重申：“前者班布尔善、阿思哈等身为大臣，所行悖乱，致干宪典，遂行正法。至今尚耿于怀。”是则表示欲处死明珠一党的并非别人，正是玄烨自己。到玄烨改弦易辙之后的三十三年，他却将“指望必杀伊等”栽到汉人头上，这是彻头彻尾的诬陷。此与他“证实”魏象枢奏请杀索，相隔仅一月有余。可以说，二者几乎是在同一思维模式和同一心境之中发生的。疏谏者同为汉人，弹劾的对象同为满权臣，两案中表达处死意向的同为玄烨；而事后同将此意归诸汉人；其实所谓汉人之杀心，都是玄烨自己的猜度。真何其相似乃尔！我们既可断定其一为诬，另一自应“虽不中亦不远矣”。且十八年之独对，象枢为主，玄烨为客；而二十七年之去明珠，主使者乃玄烨，徐、郭不过是其工具。盖不得玄烨风示，无人敢弹明珠。既然如此，若玄烨不故露杀心以启人，何人又敢“指望必杀”明珠一党。玄烨诬陷徐、郭既无疑义，其于象枢，岂有不诬之理！三十三年，魏已物故，因此可以实指其名；徐、郭虽罢职乡居，毕竟尚在人世，故泛称之以“众”，此为玄烨精明处。即使是奏折，他也担心泄露。后来佛伦果因此而得罪。

喜欢运用心术的玄烨，是很善于识别他人的“无证之言”的。玄烨污蔑魏象枢请杀索额图时，魏已死去七年，对于他本人而言，其实已无所谓幸或不幸。玄烨一向以记忆力自豪，“朕一生所赖者，惟在记性。”可惜他并不诚实。如果把玄烨的每一回忆录都信以为真，那倒是我们自己可悲。

附识：本文初稿草成于前年，此番整理，有些关节的理解，立意竟与原来迥异。虽不能遽信今是而昨非，然于清代官书，须始终持一怀疑批判之态度，方有资格探讨清代政治问题，此种信念，则未敢须臾或忘。文中所引史料，不出方家眼底，实无一新可言。至于昔贤所谓旧瓶新酒之训，亦不必矫情自谦，曰：全未遵循。

二〇〇七年五月

（原载《清史论丛》2008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