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画融通是文艺融通中最具活力的一种形态

诗画融通，是文学艺术融通中最为普遍、最具活力、最易融彻的形态，可以说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一种文艺创作形态。

诗画融通的艺术现象，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汉代王逸《楚辞章句·天问》：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屈原观画而触发感兴，借画抒情，以泄心头愤懑之情。陈本礼《屈赋精义》卷二甚至认为这是“屈子题画之作”。

汉代刘褒曾将《诗经·邶风》中的《北风》诗和《诗经·大雅》中的《云汉》诗的诗意绘入画中，后魏孙畅之《述画记·刘褒》：“刘褒，汉桓帝时人。曾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晋顾恺之将嵇康的《赠秀才入军》“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诗意，画成图画，《晋书·顾恺之传》记其事。殆至唐代，随着诗歌和绘画的兴盛，诗画融通进入到“大觉醒”的时代。王维融诗入画，画有诗意，卓有贡献。杜甫及许多诗人写出众多的题画诗，“开一代风气”，融通着诗画艺术。可见，在两宋以前，我国诗画艺术家早就从事着融通诗画艺术的创作活动。

宋代苏轼出，才在理论上揭示出“诗画融通”的艺术规律，他的名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本一律”（《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深入人心，从此以后，诗画艺术结合、渗透、融通的审美理念，不断地出现在历代诗画家和理论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中，诗画融通已迈进自觉的时代。宋徽宗赵佶“三自”（自画、自诗、自题）举措，开出我国题画诗史的新纪元。元代画家钱选、赵孟、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等人，多才多艺，能诗善画，他们常在自己的画上题诗，甚至像倪瓒那样，“每作画，必题一诗”（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三）。他们有力地推动诗画艺术结合、融通的历史进程。

明清时代，诗画结合的创作活动日益频仍，诗画融通的审美理念日益强化，我国题画诗呈现出特别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明李东阳《书杨侍郎所藏沈启南画卷》：“沈启南以诗画名吴中，其画格率出诗意。”文徵明《次韵题水墨杏花》：“青流水影丛丛，不独诗工画亦工。见画却怜诗在眼，凤箫声断月明中。”明末清初恽向说：“诗文以意为主，而气附之，惟画亦云。”（见陈夔麟《宝迂阁书画录》）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八也说：“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而清人恽寿平的一则画跋（《瓯香馆集》卷十二《画跋》），说得尤为精妙：

（与友人游西湖），冯生曰：“子善吟，愿子为我歌今夕。”予曰：“是非诗所能尽也，请为图。”图成，景物宛然，无异同游时。南田生曰：“斯图也，即以为西湖夜泛诗可也。”

南田这一番话，生动地表达出他对诗画同一、诗画融通的深刻理解。

明清时代的题画诗，集中地反映出这个时代诗画融通的艺术成果。众多的画面题诗的绘画艺术品涌现出来，传承下来，被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院）里和私家手里，众多的题画诗被收入作家专集、总集或书画题跋专著中。题画诗的专集，如石涛的《大涤子题画诗跋》、王愫的《题画诗钞》、奚冈的《冬花庵题画绝句》、顾修的《读画斋题画诗》、居巢的《今夕庵题画诗》等等，也大量梓版流布。诗画融通的审美理念的大普及，题画诗创作的日益繁荣，足以证明诗画融通在文艺融通中最为活跃、成绩最为显著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