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段文杰
父亲离世以来，我一直沉浸在对他的深切思念之中。他在大漠古窟坚守一生的漫长经历和音容笑貌，反复出现在我脑海中。
父亲从少年时代就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中学时代曾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0年他考入迁至重庆的国立艺专五年制国画科学习。出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倾心热爱，当得知大漠敦煌有祖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艺术遗迹，就决心要去一探究竟。1945年大学毕业，他就踏上了北上西行的求索之路，投身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宣传工作之中。
为了能深刻领会和学习到民族艺术的真谛和精髓，他废寝忘食、心无旁骛地临摹敦煌壁画，经过认真研究石窟艺术的题材内容和形式风格，掌握了石窟壁画中线描、晕染和传神等一系列高超精湛的表现手法，形成了一种忠于原作又形神俱佳的临摹风格。他的大小数百幅临本就是他潜心研摩的结晶。其中一百多幅临本参加了1948年敦煌壁画南京展，两百余幅临本参加了1951年敦煌文物北京展。以后又陆续参加了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出。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团结协作，为保护、继承和传扬祖国优秀艺术遗产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几十年来，父亲认真细致地对石窟艺术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同时也研读了大量古人和他人的著述，积累了大量研究卡片、笔记和论文修改稿。从组长、所长到院长，他做了很多事务性工作，特别是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之后，白天有很多院务工作要处理，许多研究文章都是利用每天天亮前几个小时撰写的。长期高负荷，夜以继日的工作，忽略了身体保健，他的眼睛和肠胃都出现了问题并进行了手术治疗。但这并未影响他的工作热情，反而感到时间紧迫而更加努力工作。父亲的理论研究，拓宽了石窟艺术研究的方法和视野，充实和丰富了敦煌学研究的领域，也为人们全面认识敦煌文化艺术体系架设了一座桥梁。
父亲有顽强的生命力，从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到飞沙走石的戈壁大漠，他能很快适应简陋艰苦的生活条件，并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在特殊年代，即使两次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依然能坦然面对逆境，坚守信念，不忘初心，不消沉，不退缩，始终没有放弃对敦煌艺术的思考和研究。在下放农村期间，经常是白天忙农活，照顾我生病的母亲，晚上挑灯夜读，撰写笔记。他的豁达乐观、自强自信的精神，让我惊叹和敬仰。他以敦煌为家，甘愿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忍辱负重，矢志不渝，就像戈壁荒滩上的红柳和胡杨，在干旱、风沙不断袭击的严酷环境中，依然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父亲极富爱心，乐于助人。他得知邢台地震时立即向灾区捐出部分工资；看到他曾读书和工作过的中学教学设施亟待改善，他想方设法，捐款捐书；得知老校友、老同事生活有困难，也多次寄钱相助。他重亲情，担责任，不论身处顺境和逆境，一如既往地关爱家庭。我在敦煌读高中时，国家遭到三年灾害困扰，粮食定量供应。父母想方设法省下口粮，存些风干的馍片给正长身体的我。我上大学时，父母身处逆境，收入降低，生活很清苦，却省吃俭用，从未间断过给我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对远在家乡他的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妹，也一直接济他们到成年。
我是在父亲的影响下热爱和学习美术的。学校放假回到莫高窟，他都要求我参加洞窟清沙劳动，并耐心地指导我画素描和学习临摹敦煌壁画，要我多读书，多深入生活，在创作中要注意推陈出新。他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有一纸卷捆扎得很好，打开一看，竟然是我几十年前学画时的习作，相当不成熟。可是父亲却把这几幅画保存了下来，几经搬迁，都没有扔掉。我捧着这几张十分幼稚的画，不禁热泪盈眶，这里深藏着他多么厚重的父爱啊！
1980年父亲受命全面主持敦煌研究所的工作，当时他已年过花甲，虽经磨难，仍锐气不减，豪情依旧。为了挽回“十年动乱”的损失，加快推动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他争分夺秒，牢抓机遇，争取外援，强化保护，推动交流。他爱才惜才，着力延揽引进各类专家学者到研究院工作，想方设法培养各方面人才，选送优秀中青年去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深造，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卓有成就的敦煌学专家和院所领导。他倡导创办的《敦煌研究》期刊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出了大批研究成果，并主持编辑出版了大量研究文集和多种敦煌画集，组织召开了多次国内和国际敦煌学研讨会，提升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敦煌研究院已成为科目齐全、名符其实的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实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的典范。
耄耋之年的父亲和我生活在一起，所思所想的仍然是扎根六十年的大漠敦煌，魂牵梦绕的还是奉献了毕生精力的莫高窟。父亲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敦煌，热爱艺术的一生。他胸怀坦荡，为人真诚，坚守执着，踏实肯干，不追求虚名浮利，不看重物质享受，为弘扬敦煌而无私奉献。父亲虽已离世，但他还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