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汉语本源双音合成词的形成有两个渠道：“第一种是历代词语演变、转化、积淀到现代汉语层面上的，属于纵向传承的渠道”,“第二种是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合成的，属于当代补充的渠道”。前者为历史传承式，后者为现代合成式。本书的研究对象属于前者，指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我们称之为“先秦传承复合词”，并把这些词的原初结合状态称为“先秦传承复合词的来源”。为行文方便，书中有时会将“先秦传承复合词”和“先秦传承复合词的来源”简称为“传承复合词”和“传承复合词来源”。

本书以“先秦传承复合词”为研究对象，从词汇角度来讨论“文言”对“白话”的影响，主要基于汉语发展过程中长期“言文脱节”的事实。

文言与白话是相对的概念，从载体上说，两者均为书面语。一般认为，文言是先秦口语的书面化；白话则是唐宋以来口语的书面化。实际上，把文言作为先秦口语的书面化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明。如果从先秦所保留的典籍来看，除一些语录体的著作，其他的哲学、文学以及历史的经典一定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在语体上也应该具有书面语的色彩，只是这一时期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相对较近。白话也是如此，“白话文不等同于民俗口语，它仍是文人之所为，典范白话文的作者相当一部分也精通文言，易于吸收文言成分”。因此，如果立足于各自形成时期的语言系统，文言和白话在载体和语体上都是书面语；如果立足于唐宋以来的汉语词汇系统，白话的口语色彩远胜于文言。因此，语体差异在文言与白话的对比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汉语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言文脱节”的现象。所谓“言文脱节”是指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距离逐渐拉大，以至于在共时共域中却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词汇、语法系统。“言文脱节”并不是汉语的特性，但在汉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东汉开始一直到“五四”时期，口语不断发展，书面语却一直和先秦语言保持着很稳固的一致性。

“言文脱节”在汉语中的长久存在和中国社会以及汉语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首先，经典的权威性使书面语滞后于口语。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经典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它不仅是教育的范本，更是后来者修身、进仕以致治国的典范。这种经典传播的权威性使中国的学术重师承、重传统，后来者力求维护师说，圣贤之书不可动一字。因此，无论口语如何发展，记载经典的书面语则趋向于稳定。

其次，科举制度是导致“言文脱节”的重要原因。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二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因此，文言便“高踞其位，堂上一呼，堂下百诺，就形成相当协调的一统”。无论口语如何发展，文言仍旧是历代文人模仿学习的典范，既是他们阅读经典的工具，也是他们作文科考的必备能力。而科举的本质是选择官员，这就使文言成为上层社会的书面语交流工具，千年一统，亦步亦趋。

再次，从汉语自身来看，文字的特点也是“言文脱节”能够长久存在的内部因素。汉字是表意文字，不以标音为原则。汉字的表意性使它可以跨越语音的变化而直接和词义发生关联，具有超时代性，并“缩短两个时代的笔语的距离”。当我们认识一个字后，可以不必知道它古今字音的发展变化过程，却可能通过字形知道其所记载的语言单位的意义。汉字不随口语的语音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从某一方面为书面语的稳固提供了可能。

“言文脱节”导致汉语书面语出现了文言和白话两大体系的分流和并存。分流使它们在词汇、语法上特点鲜明；并存又使它们彼此渗透，相互影响。从总体上看，文言对白话的影响应该是更强烈的，尤其是在词汇方面。原因在于：首先，由于文言在科举制度中的特殊作用，使它在上层统治阶级和文人的文化生活中占绝对优势。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不同社会阶层在词汇的使用上却是有差异的。因此，作为耳濡目染的书面语，它的词汇一定会影响到这部分人的口语，随着语感，他们把文言词汇自觉与不自觉地带进了历代口语。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决定他们的文化必然成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其他角落。其次，文言作为文献语言，已经成了文化的载体，这使它在流传上形成优势，具有超方言性。

另外，由于文言一般被认为是先秦口语的书面化。从语言的历时发展来说，先秦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具有源流演变关系，这也决定了现代汉语必然从历时承袭了大量的文言成分。因此，可以说，文言是从两个途径进入现代汉语的：“一是按历时的顺序承袭；一是由于历代宫廷与文人的书面语模仿文言，他们自身较强的文言语感将文言中的先秦语言成分带入了历代的白话作品和口语之中，从而保留在现代汉语之中。”

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文言成分的存在是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现象。张中行先生指出：“两千年来，能写作的人表情达意，惯于用文言，这表达习惯的水流总不能不渗入当时通用的口语中，因而历代相传，到现代汉语，仍不能不掺杂相当数量的文言成分。”王宁师认为：“文言文超越时代的特点对现代汉语书面语词汇系统的形成有强大的牵制作用。”冯胜利指出：“当代书面语体是文白交融的产物”, “正式语体必须含有文言。文言白话仍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分家”。这些论述应该说是对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客观认识。

从我们对现代汉语的观察，也能够看到这种关联的密切性。

首先，现代汉语中有一部分复合词是文言短语词汇化的结果。这些词的合成理据、词汇化语义机制、词义引申的轨迹以及感情色彩的形成，都和文言的本源密切相关。例如：“偏袒”原指“解衣袒露一臂”。

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战国策·燕策》）

汉时，吕后死，太尉周勃入北军，传令军中说，助吕氏的右袒，助刘氏的左袒，军中将士都袒露左臂，于是周勃率兵尽杀吕党。后遂以双方相争、袒护一方为偏袒。了解了“偏袒”的源头才能解释后来的词义发展。

其次，现代汉语复合词中两个语素之间相互选择的原因，常和构词语素的古义特征有直接关系。例如：“权”“衡”在“衡量”义上是同义词，浑言可泛指“秤”，析言则“权”指“称锤”，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秤砣”或“砝码”。如：

立权度量。（《礼记·大传》）孔颖达疏：“权，谓称锤。”

谨权量。（《论语·尧曰》）朱熹集注：“权，称锤也。”

“衡”指起平衡作用的“秤杆”。如：

为之权衡以称之。（《庄子·胠箧》）成玄英疏：“权，称锤也。衡，称梁也，所以平物轻重也。”

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孔颖达疏：“权、衡一物。衡，平也；权，重也。称上谓之衡；称锤谓之权。”

由于“称锤”在衡量物体时是轻重的标志，因此“权”的词义引申后可组成“权势”“权力”“权柄”等复合词；而且由于“称锤”是随着物体的轻重而变化的，“权”又有了“权变”“权诈”之义。而“衡”主要是起平衡作用的，所以构成“均衡”“平衡”“抗衡”等复合词。可见，“权”“衡”构成复合词时的理据是由古义特征决定的。

此外，现代汉语复合词中还保留着大量从文言而来的构词语素。这些语素可以分成两部分：1．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失去独立活动的能力，只在构词中存在；2．在现代汉语中虽可单用，但单用的义项和作为构词语素的义项有所不同，后者保留了上古的词义。例如：“救”的“制止、阻止”义在先秦文献中为常用义。如：

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周礼·地官·司救》）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论语·八佾》）何晏集解引马融曰：“救，犹止也。”

此义在“救火”“救灾”中保留下来。

在现代汉语中一些语素意义的判断必须结合先秦意义。如：“企”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能单独使用，但还可以构成“企及”“企慕”“企盼”“企求”“企图”“企望”等双音词。在这些词中，“企”的意义和先秦时期的意义有密切关联。《说文》“企，举踵也”，即“翘起脚后跟”。“企”又作“跂”, 《尔雅·释鸟》:“其踵举。”《释文》:“企，或作跂。”《荀子·劝学》:“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跂”是“望”的一种方式。《后汉书·陈蕃传》:“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企及”指“翘着脚才能够到”, “企”同样是“及”的方式。这种方式表达了“望”的急切和“及”的难度，这使“企”的词义发生泛化，带有某种程度性，表示后边被修饰语的程度之深。因此，“企及”表示的是“很难到达的”; “企望”表示“非常希望”; “企盼”表示“急切的盼望”; “企求”表示“非常想得到……”。《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企”的解释为“抬起脚后跟站着，今用为盼望的意思”，应该说是不确切的。

可见，文言词汇系统对现代汉语复合词词汇系统的影响渗透是广泛而深入的。这不仅是语言历史发展的共性决定，也是汉语发展的个性使然。因此，把现代汉语中的先秦传承复合词作为研究对象是从汉语实际出发的一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