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3本书让我走上了医学之路

拂去岁月的风尘，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虽已远去，却可清晰再现……

我出生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年月——1949年10月。

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那一年，我18岁，是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属于“逍遥派”。在这之前，我最爱看书，这下无书可看了，每天除了打打篮球、游游泳、练练拳击之外，无所事事，既不能升学继续念书，也不能工作养家糊口。我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家待着，靠父母可怜的工资过活，心情格外沉重。

那年6月的一天，我信步来到离家很近的东四新华书店，之前我经常光顾这家书店。当时，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以及马克思、列宁的书之外，其他书籍不多，我就随便翻了翻。后来，我走到医药卫生书籍柜台前面，看到有十几本书，就随手拿了一本开始翻。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书，觉得很新鲜，于是就买了3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书，我记得很清楚，书名分别是《针灸》《针灸腧穴图》和《农村卫生员用药课本》，一共6毛多钱。后来，我拿着这3本书到收款台交了钱。

我万万没想到，就是6毛多钱买的这3本书，决定了我一生所要走的道路……

我很感谢我逝去的母亲，怹（tān，“他/她”的敬语）当时每月只挣20多块钱，还要养活我和妹妹，生活很艰难。即便这样，只要我想买书，怹从来没有犹豫过，最多说一句：“等我明天给你钱。”后来我才知道，是怹手里没有钱了，给我的钱都是从别人家借来的。母亲在和邻居聊天时常说：“什么钱都可以省，孩子买书的钱不能省。”

每每想起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顶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苦度光阴，我总是心如刀绞，常常两行浊泪潸然而下……

当时不知天高地厚，我竟觉得学习针灸不难，后来又买了10根针，开始一边看书一边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

有一天，母亲头疼，我试着给怹扎了太阳穴、百会穴、风池穴、合谷穴等几个穴位，母亲的头居然不疼了。后来，邻居、邻居的同事、朋友、同学和同学的父母等都知道了，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我家来找我给他们扎针。就这样，我在家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整整持续了一年半。

治病救人让我积累了更多急救经验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和我的同学来到山西省原平县一个贫穷的村落插队落户。

插队落户后的第一周，最先是我的一位同学胃痛，我给他扎了内关穴、中脘穴、足三里穴，几分钟后，他的疼痛消失了；又过了几天，村里的一位老大爷也出现了胃痛，我同样给他扎了针，也是几分钟后疼痛就消失了。消息后来慢慢地传遍了全村：“有一个北京知青会看病。”

其实，我那时只能解决一些诸如头疼、牙疼、肚子疼、胳膊疼、腰疼、腿疼等简单的情况，有时还当着病人的面现翻书。在后来8年的插队生活中，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中医、西医以及临床各科的医学知识，书架上摆满了医学书籍，我拔过牙、接过生，清理并缝合过伤口，治疗过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等各科的很多常见病，也抢救过急性左心衰竭、重症哮喘、上消化道大出血、各种休克、急性有机磷中毒等众多急性危重症。后来，居然有百里以外其他各县的老百姓慕名来找我看病，当地的几家报纸、电台也介绍了我给老百姓看病的事。

再后来，北京市革委会慰问团来慰问北京插队知青。他们了解到我小小卫生所的情况以后，问我还需要什么药品、设备，让我写一个单子。后来，我把单子写好交给了他们，他们根据我写的单子给了1000多块钱，让我给卫生所添置药品、设备。这1000多块钱，现在看来实在太少，在当时那可是天文数字，我在村里10年也不可能挣够1000多块钱——我们卫生所一下子“鸟枪换大炮”了……

现在，每每想起这段在山西插队的岁月，我总是从心底感谢那里的乡亲们，他们在危难时刻把生命交给了我，对我充满了信任。虽然我的医学知识很有限，但他们从来不怀疑我的技术水平；虽然我算不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但他们从来不怀疑我的医德；即使有时候救治无效，他们也真诚地感谢我，这让我在插队的艰苦岁月中得到了莫大慰藉。

每当我治好一个病人，得到大家的赞扬和感谢的时候，我总是说，是淳朴的乡亲们哺育了我，让我能一生从事这个我深深热爱的高尚职业。

回到家乡，急救的初衷依旧未变

“文革”结束后，我有幸上了大学，开始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那同样是一段令人终生不能忘怀的时光。

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边讲边走到我身旁，低声问道：“你怎么不记笔记呀？”我回答老师：“您讲的，我知道的，我没记；您讲的，书上有的，我也没记。您讲的，我不知道的，书上也没有的，您看我都记在书上了。”老师看了看，点点头说：“嗯，好，这样可以集中精神听讲，效果更好。”

1980年大学毕业后，我终于从山西回到了阔别12年的故乡——北京。回来不久，我就到了位于先农坛北京市体委大院内的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主要是搞运动医学的科研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我要学习很多新的专业知识才能适应那里的工作。相比之下，搞临床医学对我来说还算轻车熟路，因为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整整“非法行医”了9年半，积累了一些临床实际经验，所以我更偏爱临床工作。当时刚回北京，人生地不熟，在进体育科研所工作之前，我也曾找过市卫生局、区卫生局及几家医院的负责人，但都因“没有指标”而被拒绝，但我心里还是一直向往着医院，向往着治病救人。

1983年春节刚过不久的一天，《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北京市急救站工作情况的文章，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北京市急救站的人员、设备都远远不能满足首都政治地位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看完这篇报道，尤其是看到这句话，我真有点儿热血沸腾了，几乎没有考虑，当晚就给北京市急救站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热爱急救事业、愿意到北京市急救站工作的意愿。后来，急救站的领导告诉我，他觉得信的内容写得特别好，还把我写的信给全体医务人员读了一遍。真没想到，第三天下午，急救站的领导、享誉中外的著名急救专家李宗浩教授就约我面谈，当时就拍板让我到急救站工作。

可是，体育科研所的领导一直不希望我走。因为在当时，一个人要调动工作是“不安心本职工作的表现”，往往到最后人走不了，还会给大家留下坏印象，不像现在可以跳槽，甚至频繁跳槽。我十分敬重的老所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思想单纯、直爽，咱们这里的同志们也都比较单纯、直爽，这里很适合你。像咱们这样的单位不多，如果到了人事关系复杂的单位，我怕你适应不了。另外，这里的工作也需要你。所以，所里不希望你走。”

我心里也确实非常舍不得科研所里的同事们，那里的同事们都单纯、善良、热心、聪明、顽强，他们大部分都是优秀运动员出身，其中还有得过奖的运动员、著名的教练员，而且都是“文革”前各大名校毕业的大学生。至今，我总觉得辜负了老所长的一片心意，心里常感到愧疚。但是，为了我所热爱的急救工作，就这么一直坚持到了退休，这一干就是近30年。

走进北京急救中心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北京在当年2月就已经解放了，北京市各政府机构也已相继成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卫生局。当时，北京市有一辆缴获的美国吉普车，上面涂了一个鲜艳的红十字，安了一个金光灿灿的钟形大铜铃铛，铃铛足有40厘米高，看着就十分沉重。当时，大铜铃铛悬挂在救护车前面的右侧，由医生来晃动，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悦耳，传得很远。我小时候曾经见过救护车在大街上飞驰，也听过那响亮、悦耳的铃铛声。后来我到急救站工作以后，也见过那个大铜铃铛，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我相信，很多年纪和我相仿或比我年纪大的老北京人都知道这些。

过去的北京市急救站，无论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极差，不能和今日的北京急救中心同日而语：一辆开起来叮咣作响的破救护车、1个诊箱、1个氧气袋，再加1个司机、1个医生，这就是出车抢救患者的全部家当，在处理很多情况时根本不够用。当时，全急救站只有2台上海产的心电图机，里面装着多节一号电池，一共重5千克以上；还有1台上海产的除颤器，两个人一起抬都费劲。更要命的是，心电图机后来被其他医生带走了，再出诊就没有了，遇到心脏病患者，我们只能凭经验和一张嘴来对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我找到了我们急救科主任付大庆，谈了我的想法：必须装备一辆配有全套急救设备的急性危重症抢救车。过了几天，付大庆主任找到我，让我写一个单子，把危重症抢救车所需的急救装备列个单子。没过多久，4辆配有全套现代化急救装备的急性危重症抢救车全部到位，车上配备了进口的心电图机、除颤监护仪、呼吸机、吸引器、气管内插管等设备，而且全部是便携式，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现场使用。

在今天看来，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对当时的北京市急救站来说，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此，我就伴随这辆急性危重症抢救车度过了20多年的急救生涯，这样一直坚持到我退休。

如今的北京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在原有的急救设备基础上，又增添了电动胸外心脏按压泵、电子视频喉镜等设备，更加先进，更加方便了。

到1955年，北京市急救站正式成立了。北京的院前急救，官方一般都是从1955年算起，我觉得其实应该从1949年算起。

老北京人都知道，北京市急救站位于天安门旁边的南池子大街，当时的急救电话号码是5局5678。这个电话号码原本是北京同仁堂药店东家、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先生胞妹家的，为了方便市民记忆，他们就把自己家的这个电话号码让给了北京市急救站，后来又因为电话升级，先后改为55局5678和65255678。直到1988年，北京急救中心正式建立，首次开通了全国统一急救电话——120，但65255678至今依然在用，一旦120打不通时，您还可以拨打65255678。

在我参与急救工作的几十年中，既有欢乐，也有泪水，但更多的是对急救这份事业的坚持和热情。我感谢我的母亲以及那么多热心善良的乡亲们，也感谢周围的同事、朋友、亲人对我的支持和爱戴。虽然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但我仍然会为中国的急救事业继续奋斗，让更多的人学会急救、自救，而不是在遇到事故或身体出现损伤的时候只会打120。

透过院前急救成功率，看社会的文明程度

不少人都觉得医生冷血，尤其是急救医生，觉得我们每天面对死亡，应该对生命早就麻木、冷漠了。曾经有不少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你们整天和人命打交道，是不是拿人命都不当回事了？”

我每次都是这样回答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和人命打交道，对生命的感悟、对死亡的思考，肯定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刻，也更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更懂得维护生命的尊严。我们不是漠视生命，而是由于经历得太多了，心理承受能力比一般人要强得多罢了。”

“急救”二字中，急，就是紧急，就是争分夺秒；救，就是救治，就是全力以赴抢救。急救，就是和死神做斗争，就是要把那些挣扎在鬼门关的人拉回来。而猝死，就是那道鬼门关。被抢救存活的人，就是到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又回来了，那些没有被抢救过来的人就永远留在阎王爷那儿了。

现代急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院前急救、急诊科的继续救治、危重病监护病房（如ICU、CCU等）更加完善的救治。

院前急救也叫院外急救或现场急救，是指在进入医院以前，在医院以外的任何时间、任何场合进行的救助，针对各种急性危重症以及突发性危机事件，使患者安全、迅速脱离危险环境，及时对病情或伤情进行快速评估、抢救、护理、转运及途中监控病情，并将伤病者安全送往医院，为挽救生命与院内的后续救治赢得时间、创造条件。

狭义的院前急救是由急救中心来承担的；广义的院前急救，应包括除急救中心和医院以外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站）、门诊部、卫生所、医务室、保健室等医疗机构，更应包括全民性的自救和互救。院前急救是现代急救医学中无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战线的最前沿，是挽救生命的主战场，往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什么是急性危重症？比如，一个人突然发烧，你说急不急？当然急！但不重，一般不会危及生命，患者完全可以自己或在家人护送下去医院看急诊。再比如，一个肝癌的患者，你说重不重？当然重！但不急，可以不用救护车，甚至连急诊都不用去，直接到门诊治疗或住院治疗就可以了。

人类有很多的急症，有的是突发急症，有的是在慢性疾病的基础上突然加重。这些急症，有的可能快速危及生命；有的可因病情的迅速恶化而危及生命；有的可能因病情延误逐渐加重而危及生命；有的虽然不会引起生命危险，但令患者十分痛苦；也有既不危及生命，患者也无明显痛苦的……可见，各种急症的危险程度不同。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我们急救医生呢？发高烧的患者突然抽搐、昏迷了，肝癌的患者突然由于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而大出血了，这两类患者都是“又急又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了，必须立即拨打急救电话120，此时就该我们急救医生出手了！

发生猝死需要救命了，该指望谁？要我说，猝死的急救不能只是指望医生和急救中心。为什么这么说？

从发病到想起打急救电话，到电话接通，描述完病情，说清楚地址，再到急救中心调配医生和车辆，救护车飞速赶往患者发病地点；然后，急救医生提着诊箱、心电图机、除颤器、气管插管箱，可能还有电动心脏按压泵等急救设备，全套装备加起来一共30多千克，急急忙忙赶到急救现场，这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需要花时间。如果一切顺利，医生可能在15分钟之内就到了，而如果运气不好，遇到急救电话打不通，或者医院人手不够无法派车，或者再遇到大堵车，医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多少次，我们急急忙忙赶到现场，患者家属却一脸不高兴：“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晚才来？”此时，就算心里有再大的委屈，我们也得忍着，家属心里着急，我们得理解。

美国每年平均约有45万人发生猝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雅图地区的复苏成功率就高达43%；而中国每年平均约有54.4万人发生猝死，复苏成功率不足1%。中国的抢救成功率和美国差距为什么如此悬殊？

我手上有一份2008年的资料：美国西雅图，急救反应时间在5分钟内，急救半径2～3千米，平均每2万～3万人一辆救护车，急救普及人口达到70%；而中国北京，急救反应时间平均15分钟，急救半径5～7千米，平均每10万人一辆救护车。北京急救中心每天最多时可接到2万多个急救电话，出2000多次车，还是无法满足全部需要。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要求北京市民每80个人中有一个学会急救，即使这样，急救普及率也远远不及欧美国家。

很多次，我们开着救护车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急救现场，看到患者已经停止了呼吸，而周围的人却一脸茫然、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施救，就感到我国公众不仅缺少急救知识、急救技能和急救设备，更缺少急救意识。

包括心肺复苏在内的急救普及率和成功率的高低，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医学发展水平，也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城市管理水平、社会协调能力、政府对民生的重视程度以及全体国民素质的高低等，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一个单位文明和谐的标志之一。

政府和全社会应该把具有国际视野的健康教育、急救教育、死亡教育，列为全民终身普及教育的必修课程！尤其高危行业、服务行业，应把急救技能列为职业技能之一，各级各类学校，都应把急救普及教育列为必修课！

发生猝死时，最重要的是患者身边的人立即施救，要及时、正确、坚持下去！不要以为打了急救电话就万事大吉，在急救医生到来之前，及时开展现场自救、互救，才有可能救人救己，这就是学会急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