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哈里·摩根(春)
第一章
你知道,在哈瓦那一大清早是什么情景吗?那些流浪汉靠在建筑物的一堵堵墙上,仍然在睡觉,那时候甚至给酒吧间送冰的大车还没有过去哩。嘿,我们穿过从码头到“旧金山明珠”小餐馆去的广场,去喝咖啡;广场上只有一个要饭的醒着;他在就着那个喷泉喝水。可是我们走进这家小馆子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在等我们了。
我们坐下来;他们当中有一个走过来。
“说吧,”他说。
“这事我不能干,”我跟他说。“我倒是想干,算是帮个忙。可是我昨宿跟你说过,我不能干。”
“你自己开个价吧。”
“不是钱的问题。我不能干。就是这么回事。”
另外两个人走过来;他们站在那儿,沉着脸。他们确实是相貌漂亮的家伙;我倒是愿意帮他们这个忙的。
“一千块一个,”那个讲一口好英语的人说。
“别叫我作难,”我跟他说。“我跟你说的是实话,我不能干。”
“以后,情况一发生变化,这对你可是大有好处啊。”
“这我知道。我是完全支持你们的。可是我不能干。”
“干吗不行?”
“我靠那艘船活命。我要是丢了那艘船的话,那就活不下去了。”
“用这笔钱另外买一艘。”
“在监牢里可不行。”
他们一定以为,只要跟我磨下去,我会同意的,因为那个人继续说下去。
“你会拿到三千块;这对你今后可是大有好处啊。你知道,这一切不会老这样下去的。”
“听着,”我说。“我不管谁当这儿的总统。可是我不带会讲话的活货到美国去。”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说出去?”他们当中有一个刚才没有说过话的人说。他火了。
“我说的是任何会说话的活货。”
“你以为我们是lenguas largas?”
“不。”
“你知道lengua larga指什么吗?”
“知道。嘴不严的人。”
“你知道我们怎么对付他们吗?”
“别跟我凶,”我说。“是你们提出要我干的。我可没有向你们许过什么东西。”
“闭嘴,潘乔,”那个刚才在说话的人跟发火的人说。
“他说咱们会说出去。”潘乔说。
“听着,”我说。“我跟你们说,我不带任何会说话的活货。用麻袋装的烈酒不会说话。小口的大酒瓶不会说话。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也不会说话。人会说话。”
“中国佬会说话吗?”潘乔说,一副恶狠狠的神情。
“他们会说,可是我听不懂他们的话,”我跟他说。
“这么说,你不愿干?”
“就像我昨宿跟你们说的那样。我不能。”
“不过,你不会说出去吧?”潘乔说。
他没有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他于是感到恼火。我想,还感到失望。我甚至不回答他的话。
“你不是个lengua larga,对不?”他问,仍然恶狠狠。
“我想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是个威胁?”
“听着,”我跟他说。“别一大清早就这么凶。我能肯定,你割断过许多人的脖子。可我甚至还没有喝上咖啡哩。”
“这么说,你能肯定我割断过别人的脖子。”
“不,”我说。“再说,我压根儿不在乎。你跟人打交道就不能不发火吗?”
“我现在就在发火,”他说。“我恨不得宰了你。”
“啊,真该死,”我跟他说。“别口没遮拦。”
“得了,潘乔,”第一个说话的人说。接着,跟我说,“我很遗憾。我希望你会让我们坐你的船的。”
“我也感到遗憾。可是我不能。”
他们三人向门口走去;我望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是相貌漂亮的年轻人,衣着讲究;他们三人都没有戴帽子,看上去都好像很有钱。不管怎样,他们对钱谈得很多,而且他们说的是有钱的古巴人说的英语。
他们当中两个人看起来像兄弟;另一个,潘乔,长得稍微高一些,可是相貌同样带有孩子气。你知道,细高挑儿,服装讲究,头发光亮。我认为,他并不像他说话那样讨厌。我认为,他非常神经质。
他们向右拐出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一辆轿车穿过广场,向他们开来。第一件事情是一块玻璃没有了,接着是那颗子弹打碎了摆在右边墙上陈列柜内的那一溜儿瓶酒。我听到枪声不停地响着,砰、砰、砰;顺着墙一瓶瓶酒都给打得粉碎。
我跳到左边的酒吧柜后面,从边上望出去,可以看到发生的事情。那辆汽车停了;两个家伙蹲在汽车旁。一个拿着一支汤姆生式冲锋枪;另一个拿着一支枪管锯短了的自动猎枪。拿汤姆生式冲锋枪的是个黑人。另一个穿着驾驶员穿的白风衣。
一个小伙子摊手摊脚地倒在人行道上,脸向下,就在给打烂了的那块大橱窗玻璃外面。另外两个躲在一辆停在隔壁丘纳德酒吧间前的热带牌啤酒运冰大车后面。那儿停着两辆哩。一匹拉车的马套着挽具,倒下了,四蹄乱踢;另一匹在使劲地把它的脑袋挣开去。
一个小伙子从大车的后角上开枪;子弹打在人行道上跳出去。拿汤姆生式冲锋枪的那个黑人把他的脸几乎贴到地面上,从下面向大车背后砰砰地连续开火;果然,有个人倒下来了,向人行道倒去,脑袋呈现在人行道的镶边石上面。他在那儿翻滚,双手捧着脑袋;那个黑人在换上一个没有用过的弹盘,驾驶员用猎枪向那个受伤的小伙子射击;可是射击的准头太差,白费劲儿。你可以看到,大号铅弹的痕迹遍布在人行道上,像银色的水珠。
另一个人拉着那个给打中的人的两条腿,把他拉回到大车后面去;我看到那个黑人把脸贴到路面上,又发出一次连续射击。接着我看到老伙计潘乔从大车的后角走出来,用那匹仍然站着的马作掩护。他从那匹马后面走出来,脸白得像一条脏床单,他双手握着手枪,保持枪身稳定,用他那把卢格尔牌大手枪干掉了那个驾驶员。他又开了两枪,子弹都在那个黑人的脑袋上空飞过,一路飞去,他又开一枪,这枪低了。
他打中了那辆汽车的一个轮胎,因为我看到轮胎跑气的时候,街上扬起一片灰尘,接着在十英尺外,那个黑人用汤姆生式冲锋枪打中了他的肚子,那一定是最后一发子弹,因为我看到他扔掉了那支枪,接着老伙计潘乔砰地坐下,身子向前倒去。他试着站起身来,手里仍然握着那把卢格尔牌手枪,可是他的头抬不起来,这时候,那个黑人拿起那把靠在驾驶员身旁那个车轮上的猎枪,把他半边脑袋打掉了。真是个好样的黑人。
我一看到有瓶开了瓶塞的酒,就拿起瓶,就着瓶口很快喝了一口;我甚至没法告诉你,那是什么酒。整个事情使我难受极了。我赶紧在酒吧柜后面溜出去,穿过后面的厨房,一路走去。我一直绕着广场的外围走,甚至没向正在朝那家餐馆前面很快走来的人群看一眼,就穿过码头大门,来到码头,登上船。
那个租船的人在船上等。我告诉他,刚才出了什么事。
“埃迪在哪儿?”那个租我们的船的人叫约翰逊,他问我。
“枪战开始后,我始终没有见过他。”
“你想,他中了枪子了吧?”
“别瞎扯,没有。我可以肯定地说,打进那家馆子的子弹只打中了那个陈列柜。那辆汽车跟在他们后面开来的时候,这事儿就发生了。那是在他们就在橱窗前面打死第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是从这样的角度——”
“听起来你对你说的经过的情形完全有把握,”他说。
“我亲眼目睹的,”我跟他说。
后来,我抬头看,看到埃迪顺着码头走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更高、更邋遢。他走路的时候,关节扭动的方向都不对头。
“他来了。”
埃迪的脸色糟极了。他在大清早脸色决不会太好的;可是现在他的脸色糟极了。
“你刚才在哪儿?”我问他。
“蹲在地板上。”
“你看到那件事儿了吗?”约翰逊问他。
“别提了,约翰逊先生,”埃迪跟他说。“甚至想想那件事儿,都叫我恶心。”
“你还是喝一杯的好,”约翰逊跟他说。接着他跟我说,“咱们出海吗?”
“这由你决定。”
“今天的天气怎样?”
“跟昨天差不多。也许好一些。”
“那咱们出海。”
“好吧,等鱼饵一送到,就走。”
我们把这家伙送出海去,在湾流里钓鱼,已经有三礼拜了;在我们清账以前,他只交给我过一百块钱,是用来付给领事和结关的,还买了一点儿吃的和给船加了汽油;除此以外,我还没有看到过他的一个子儿哩。我要提供一切钓具;他一天付三十五块租费。他睡在一家旅馆里,天天早晨上船。是埃迪给我弄到这笔租船买卖的,所以我不得不雇他做下手。我要给他四块钱一天。
“我得给船加汽油,”我跟约翰逊说。
“好啊。”
“我需要一些加油费。”
“要多少?”
“二十八分一加仑。至少我应该加四十加仑。这就要十一块两毛。”
他拿出十五块。
“其余的钱你要用来买啤酒和冰块吗?”我问他。
“那敢情好,”他说。“记笔账抵充我该你的钱。”
我一直在想,让他宕了近三个礼拜账,日子是挺长了,可是他要是付得起钱的话,那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本来至少应该每个礼拜付一次钱的。可是我已经让顾客宕一个月账,然后收钱。这是我的过错,可是我一开始还喜欢宕账哩。只是到了最后几天,他才使我心里不塌实,可是我不愿说什么,因为我怕会惹他对我发火。他要是付得起钱的话,他租船的时间越长,岂不是越好嘛。
“来瓶啤酒?”他问我,打开冰箱。
“不,谢谢。”
就在这时候,那个我们差他去买鱼饵的黑人在码头上走来了;我吩咐埃迪去解缆。
那个黑人带着鱼饵一上船,我们就解缆,向海港外开去;那个黑人在装两条马鲛鱼,把钓钩穿过鱼嘴,从鱼鳃里拉出来,穿过一个侧面,然后把钓钩从另一个侧面拉出来,把鱼嘴闭住系在接钩绳上,把钓钩系得牢牢的,这样就不会滑落;这样,钓鱼的时候鱼饵会随着钓索平稳地移动,不至于旋转。
他是个真正的黑人,手脚灵巧,神情阴郁,衬衣领下面的脖子上戴着一串伏都教的蓝念珠,戴着一顶旧草帽。他在船上喜欢干的事情是睡觉和读报。可是他装得一手好鱼饵,他手脚麻利。
“你不能这么装鱼饵吗,船长?”约翰逊问我。
“能,先生。”
“你干吗要带一个黑人干这活儿呢?”
“大鱼纷纷快速游来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我跟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黑人能比我干得快。”
“埃迪干不了这活儿吗?”
“干不了,先生。”
“在我看来,这好像是一笔不必要的支出。”他付给那个黑人一天一块,可是那个黑人每夜去跳伦巴舞。我看得出他已经瞌睡上来了。
“他是必不可少的,”我说。
这时候,我们已经开过那些锚泊在卡巴尼亚斯前面、有活鱼舱的帆船和运鱼汽车,接着开过锚泊在莫罗古堡前石滩旁捕高鳍笛鲷鱼的小鱼船;我把船开出去,那儿海湾呈现出一条黑乎乎的线。埃迪放出了两个引鱼围拢的诱饵;那个黑人已经在三根钓鱼竿上装了鱼饵。
湾流几乎流到近岸水域;我们向湾流边缘开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几乎变成紫色,留下一个个均匀的旋涡。刮起了柔和的东风;我们把许多飞鱼撵出了海面;那些大鱼张开着黑色的胸鳍,凌空滑翔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的相片。
那些大飞鱼在这儿是最好的兆头。你放眼看去,只见一小片、一小片那种颜色黯淡的黄色果囊马尾藻,这表明主湾流已经深深地涌进来了;前面有一些鸟儿在狠狠地抓一群小金枪鱼。你可以看到,那些鱼在蹦跶;都是些每条重两三磅的小鱼罢了。
“你什么时候想放出钓竿都行,”我跟约翰逊说。
他系上安全带和螺旋轮控制带,把一根有哈代钓索螺旋轮和六百码三十六号钓索的大钓竿放进水去。我回头望;他的鱼饵很好地被拉着,在微微起伏的海水中上下飘动;两个诱饵潜下水去,又跳出水面。我们的船的速度可以说是恰当;我把船开进湾流。
“把鱼竿柄插在座位上的袋子里,别拿出来,”我跟他说。“那样,鱼竿就不会太沉。螺旋轮的制动器要老是松开着,这样鱼上钩后,你可以放松拖着的钓索。要是有条鱼上钩后,制动器没有松开着的话,它会猛地一拉,把你拉下海去。”
我不得不天天把同样的话告诉他,可是我不怕烦。你碰到的五十个人中只有一个懂得怎样钓鱼。可等他们终于懂得了,几乎总是傻里傻气,要用不够结实的钓索去钓任何大家伙。
“天气看起来怎样?”他问我。
“不可能更好了,”我跟他说。确实是好天气。
我把舵轮交给那个黑人,吩咐他顺着湾流边上向东开去,然后回到约翰逊坐着的地方,他正望着他的鱼饵在水中一路跳动。
“要我再放一根鱼竿到海里去吗?”我问他。
“我想不要了,”他说。“我要亲手让鱼上钩,跟它搏斗,把它拉上船。”
“好,”我说。“你要埃迪把钓竿放进海去吗,要是鱼上钩了,让他把鱼竿递给你,你可以把它钩上来?”
“不,”他说。“我情愿只放出一根钓竿。”
“行。”
那个黑人仍然在把船向外开;我望过去,看到他已经看到前面在稍微近上游的地方,突然出现一片飞鱼。向后看,我可以看到哈瓦那在阳光中景致优美,还有一艘船正经过莫罗古堡,在出港。
“我想,今天你会有机会跟一条鱼斗上一斗。约翰逊先生,”我跟他说。
“也差不多是时候了,”他说。“咱们出来有多久了?”
“到今天三礼拜。”
“钓鱼的时间可挺长了。”
“鱼这玩意儿就是怪,”我跟他说。“鱼不来,这儿就没有鱼。可是鱼要是来的话,就多得很。鱼可总是会来的。现在鱼要是不来的话,就压根儿不会来了。月亮也对头。湾流好;咱们还会有好风。”
“咱们初来那会儿,倒有一些小鱼。”
“可不是,”我说。“就像我那时候告诉你的那样。在大鱼来到以前,小鱼会越来越少,最后一条不见。”
“你们娱乐船的船长们说的都是老一套。不是说太早,就是说太迟;要不就是说风向不对头,或是说月亮不对头。不管怎样,你们反正钱照拿。”
“唷,”我跟他说,“糟就糟在通常的确不是太早,就是太迟,而大多数时候,风向是不对头。好不容易,你遇上一天样样都好,你却待在岸上,不出海。”
“可你认为今天是个好日子?”
“对,”我跟他说,“我今天已经够刺激的了。可是我愿意打赌,你会大大地尝一尝刺激的滋味。”
“但愿如此。”他说。
我们定下心来,准备拖钓。埃迪向前走来,躺下身子。我一直站立着,在留意海里出现什么迹象。每过一会儿,那个黑人就会打盹儿;我也在注视他。我敢肯定,他跳了几个夜晚舞。
“你不反对给我拿一瓶啤酒吧,是不,船长?”约翰逊问我。
“行,先生,”我说;我随即把手伸进冰块中去,为他取出一瓶冰啤酒。
“你不来一瓶吗?”他问。
“不,先生,”我说。“我等今天夜里才喝。”
我开了瓶塞,把啤酒向他递过去,这时候,我看到这个棕色的大家伙,它的上颌突像一支比你的胳膊还要长的矛,脑袋和肩部突然冲出水面,向那条马鲛鱼扑去。它看上去跟一段锯下来的原木差不多一样大。
“放松钓索!”我大叫。
“它还没有上钩哪,”约翰逊说。
“那么,别放。”
它是从海水深处游上来的,没有咬到鱼饵。我知道,它会拐个弯,再向鱼饵冲过来。
“准备好,等它一咬住鱼饵,就对它放松钓索。”
接着,我看到它从后边的水面下游来。你可以看到它的鳍张开着,像紫色的翅膀那样阔,棕色的鱼身上有一条条紫色的条纹。它像一艘潜水艇似的冲来;它的背鳍露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它剖开水面。接着,它一下子来到鱼饵后面;它的矛状上颌突也显现出来了,微微摇动,完全露出水面。
“让它把鱼饵吞进嘴去,”我说。约翰逊把手从绕索轮上挪开;轮子开始发出吱吱的响声;这条该死的马林鱼身子一拐,沉下水去;它胡乱拐过身子,向海岸很快游去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身长,银光闪闪。
“稍微扭紧一点制动器,”我说。“别扭得多。”
他在制动器上扭了一下。
“别扭得太多,”我说。我可以看到钓索斜着向上了。“扭紧制动器,使劲制住它,狠狠地拉它,”我说。“你得狠狠地拉它。不管怎样,它总是要跳的。”
约翰逊扭动制动器,使螺旋轮放慢旋转,接着又把手放回到钓竿上。
“狠狠地拉它!”我跟他说。“把钓钩深深地扎进它的身体去。拉上六七回。”
他狠狠地又拉上两三回,接着鱼竿弯得好像变成两截;钓索螺旋轮开始吱吱地大叫起来;接着,砰的一声,响得像打雷,长长的、笔直的一跳,马林鱼跳出了水面,在阳光中银光闪闪,溅起了水花,好像一匹马从悬崖上摔下来似的。
“打开制动器放钓索,”我跟他说。
“它逃掉了,”约翰逊说。
“该死的,它才没逃掉哩,”我跟他说。“快放松制动器。”
我可以看到钓索变弯了;那条鱼下一次是在船尾旁跳起来的,向海洋游去。后来,它又露出水面,把海水搅成白色,我可以看到,鱼钩钩住了它的嘴边。它身上的条纹清清楚楚。它是条好鱼,现在变成亮闪闪的银色,有一条条紫色条纹,跟锯下来的原木差不多一样大。
“它逃掉了,”约翰逊说。钓索松了。
“给它收钓索,”我说。“它给牢牢地钩着嘛。开动一切机器,把船往前开!”我向那个黑人大叫。
接着,它露出水面一回、两回,僵硬得像一根柱子,它的整个身子直挺挺地向我们跳过来,每一回它落到水里,把海水溅得很高。钓索绷紧了;我看到它又向海岸游去;我可以看到它在掉转身子。
“嗨,它要拚命游啦,”我说。“它要是给钩住了的话,我会撵上它的。你别用制动器把钓索拉得太紧。钓索多着哪。”
那条该死的马林鱼像一切大鱼那样向西北游去;我说,老兄,他的确没脱钩。它开始用一个个长长的、从容不迫的跳跃动作跳跃,每一回落水就像在海中的快艇那样溅起水花。我们跟在它后面,我拐弯以后,总是把它拦在船侧后部。我掌握着舵轮,不断地向约翰逊大叫,要他别用制动器把钓索拉得太紧,让螺旋轮快速地放出钓索。冷不防,我看到他的钓竿猛地一震,钓索松弛了。由于钓索形成的肚状突起部分的拉力,看上去钓索并不显得松弛,除非你知道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
“它逃掉了,”我跟他说。那条鱼仍然在跳,它不断地在跳,直到看不见为止。它的确是条好鱼。
“我仍然感到它在拉,”约翰逊说。
“那是钓索的重量。”
“我几乎没法用旋转轮收钓索。也许它死了。”
“瞧它,”我说。“它仍然在跳。”你可以看到它在半英里外,仍然在溅起一根根水柱。
我摸了摸他的制动器。他把制动器扭得很紧。你压根儿不可能拉出一点儿钓索来。它自然免不了会给拉断。
“我不是跟你说过,别用你的制动器把钓索拉得太紧吗?”
“可是它不断地把钓索拉出去。”
“那又怎样?”
“所以我把制动器扭紧了。”
“听着,”我跟他说。“鱼像这样上钩以后,你要是不给它们放钓索的话,它们就要把钓索拉断。没有任何钓索能把它拉住的。它们要钓索的时候,你就得给它们。你得把制动器保持在不扭紧的状态。那些卖鱼为生的打鱼人哪怕用系着鱼叉的钓索,也不可能制住它们。咱们该干的是,用船撵它们,这样它们在拚命游,游的时候,钓索就不用经受它们的全部力量了。等它们拚命游得乏力以后,就会潜下水去,这时候,你就可以扭紧制动器,把钓索收回来。”
“这么说,要是钓索不断的话,我会逮住它的?”
“你有过机会。”
“它不可能老是这样子跳啊跳的,对不对?”
“它还能干许多别的事情。要等到它拚命游以后,搏斗才开始。”
“好吧,咱们来逮一条,”他说。
“你首先得用螺旋轮把钓索收回来,”我跟他说。
我们钓住了那条鱼,又失去了它,都没有把埃迪闹醒。这会儿,老伙计埃迪回到船尾来了。
“怎么啦?”他说。
埃迪在变成酒鬼以前,曾是船上的一把好手,可是现在他压根儿不行了。我望着他站在那儿,高个子,两腮低洼,嘴唇松弛,眼角上沾着白眼屎;他的头发在阳光中都烤得颜色干枯。我知道,他从沉睡中醒来,完全是因为酒瘾发作了。
“你还是喝瓶啤酒的好,”我跟他说。他从箱子里取出一瓶,喝起来。
“唷,约翰逊先生,”他说,“我想,我还是把盹儿打完的好。非常感谢你的啤酒,先生。”真是个好样的埃迪。那条鱼没钓到并没有使他有什么不一样。
噢,约摸中午光景,我们钓住了另一条;它跳走了。你可以看到,它把钓钩摔掉的时候,钓钩飞到三十英尺高的空中。
“那么,我干错了什么?”约翰逊问。
“没有干错什么,”我说。“只是它摔掉了钓钩。”
“约翰逊先生,”埃迪说,他已经醒过来,又在喝啤酒了——“约翰逊先生,你的运气真糟。嗨,也许你跟女人打交道倒有好运气。约翰逊先生,今夜咱们出去逛逛怎么样?”说罢,他走回去,又躺下了。
约摸四点钟光景,我们逆着湾流水回到靠近岸边的地方,水急得像磨坊水车的水流似的哗哗流着;阳光照在我们的背上;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黑马林鱼咬住了约翰逊的鱼饵。我们放出过一个鱿鱼形状的鱼饵,逮住了四条小金枪鱼;那个黑人把一条金枪鱼钩在鱼钩上当鱼饵。那条鱼拖着沉得很,可是在船尾的水波中扬起一个大浪花。
约翰逊把钓索螺旋轮上的控制带解开,这样他就能把钓竿横在他的两个膝盖间,因为他一直用一个合适的姿势拿着,两条胳膊累了。因为他抓着钓索螺旋轮的线轮轴,对付那个大鱼饵的拉力,两只手累了;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扭紧了制动器。我一直没发现他扭紧了制动器。我不喜欢他那样拿着钓竿,可是我讨厌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再说,只要制动器没有关紧,钓索会不断地放出去,那就不会有危险。不过,这是不正规的钓鱼方式。
我在掌管舵轮,船开在老水泥厂对面的湾流边上;那儿,湾流的水一直挨到岸上边,所以水很深,形成了一片有点像旋涡的水域,那儿总是聚集着许多鱼,它们会把别的鱼诱来。后来,我看到像一个深水炸弹溅起的那样的浪花,接着是一条黑马林鱼的箭状上颚、眼、张开的下颚和紫黑色的巨大脑袋。整片背鳍高高耸出水面,看上去好像装备齐全的一艘全帆帆船那样高;它向那条金枪鱼凶猛地冲来的时候,它的整条像长柄大镰刀似的尾巴露出水面。它的剑形上颌跟棒球棒差不多一样大,向上斜着;它向那条鱼饵咬去的时候,把海面劈开了一大片。它浑身紫黑色;眼睛跟汤盆一样大。真是个庞然大物。我敢肯定地说,它准有一千磅重。
我向约翰逊大叫,让他放钓索,可是我还来不及说话,只见约翰逊从座位上一下子直升到空中,好像在被转臂起重机吊起来似的;他啊,刚把手抓到钓竿上,钓竿弯得像一张弓,接着钓竿柄打在他的肚子上;整个设备都翻进海去。
他刚才把制动器扭紧了;那条鱼咬住鱼饵的时候,把约翰逊从座位上一下子拉了起来;他不可能制住这力量。他把钓竿柄放在一条大腿下面,把钓竿横在怀里。要是他把控制带系着螺旋轮的话,那么他也会被一起带走的。
我关掉发动机,回到船尾。他坐在那儿,两只手捂在刚才给钓竿柄打过的肚子上。
“我想,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说。
“那是什么鱼?”他跟我说。
“黑马林鱼,”我说。
“怎么会发生这事儿的?”
“你估算得出的,”我说。“钓索螺旋轮花两百五十块买的。现在更贵了。钓竿我花了四十五块。还有六百码不到一点儿的三十六号钓索。”
就在这时候,埃迪拍拍他的脊背。“约翰逊先生,”他说,“你真是不走运。你知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事情。”
“闭嘴,你这酒鬼,”我跟他说。
“我告诉你,约翰逊先生,”埃迪说,“这是我这一辈子看到过最希罕的事儿。”
“我给一条鱼这样钓住了的话,那该怎么办呢?”约翰逊说。
“你说过要独自个儿搏斗,这就得看你的了,”我跟他说。我恼火极了。
“那些鱼太大了,”约翰逊说。“唷,这简直会整治人。”
“听着,”我说。“一条这样的鱼会要了你的命。”
“也有人逮住它们的。”
“懂得怎么钓鱼的人会逮住它们。可是别以为他们可能豁免受到整治。”
“我看到过一张一个小姑娘逮住一条鱼的相片。”
“没错儿,”我说。“静态钓鱼。鱼吞下了鱼饵;人们拉出了它的胃;它浮出水面,死了。我是在说,鱼把钓钩吞进嘴以后,就拖钓。”
“得了,”约翰逊说,“这种鱼太大了。钓它们要是没有乐趣的话,那干吗要钓呢?”
“说得对,约翰逊先生,”埃迪说。“要是这不能给人乐趣的话,那干吗要钓呢?听着,约翰逊先生。你这话说到节骨眼上了。要是这不能给人乐趣的话——那干吗要钓呢?”
我从看到那条鱼起就一直心情紧张,还为那些设备难受得很;我没法静下心听他们说话。我吩咐那个黑人向莫罗古堡方向开去。我不跟他们说一句话;他们坐在那儿;埃迪坐在一个座位上,手里拿着一瓶啤酒;约翰逊呢,也拿着一瓶。
“船长,”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你能给我调一杯加冰块的威士忌苏打吗?”
我一句话不说,给他调了一杯;然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纯威士忌。我暗自在想,这个约翰逊钓了十五天鱼,最后他钩住了一条一个打鱼人情愿花上一年豁出命去弄到手的鱼;他丢掉了它,他还丢掉了我的钓大鱼的设备;他干了蠢事,出乖露丑,可是坐在那儿,心满意足,跟一个酒鬼一起喝酒。
我们回到码头上的时候,那个黑人站在那儿等着,我说,“明天怎么样?”
“我不想去了,”约翰逊说。“我对这样的钓鱼腻烦了。”
“你要跟这个黑人结清账,不要他再来了吗?”
“我该付他多少?”
“一块美元。你可以付一点小费,你想付的话。”
约翰逊听到后,付给那个黑人一块美元和两个两毛钱的古巴硬币。
“这算什么?”那个黑人问我,给我看两个硬币。
“小费,”我用西班牙语跟他说。“你的买卖结束了。他给你这些钱作小费。”
“明天不用来了?”
“不用了。”
那个黑人取了他用来系鱼饵的那个麻绳球和他的太阳眼镜,戴上草帽,再见也不说一声就走了。他是个不把我们哪一个放在眼里的黑人。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账,约翰逊先生?”我问他。
“我明天早晨去银行,”约翰逊说。“明天下午,咱们就能结账了。”
“你知道一共是几天吗?”
“十五天。”
“不。加上今天,是十六天;还有两头都得加一天,是十八天。出了今天的事儿,还得付钓竿、钓索螺旋轮和钓索的钱。”
“你该负担丢掉设备的风险。”
“不对,先生。你是在那种情况下丢掉的,那就不该由我来负担了。”
“我每天付钱租用这些设备的。你该担负风险。”
“不,先生,”我说。“要是设备是给一条鱼弄坏的,那就不是你的过错了,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你是不小心才弄丢掉所有这些设备的。”
“是那条鱼把设备从我手里拉走的。”
“因为你扭紧了制动器,又没有把钓竿插在袋子里。”
“你没有理由向我要这笔钱。”
“你要是租了一辆汽车,把它从悬崖上开了下去,难道你不认为你得赔钱吗?”
“我要是在车里的话,就不用赔了,”约翰逊说。
“说得太好了,约翰逊先生,”埃迪说。“你听清楚了吧,是不是,船长?他要是在车里的话,就没有命了。所以他就不必赔了。这话说得真妙。”
我压根儿不理睬那个酒鬼。“你该为那钓竿、钓索螺旋轮和钓索赔两百九十五块,”我跟约翰逊说。
“嗨,这不公平,”他说。“不过,你要是觉得应该这么办的话,干吗不打个折扣呢?”
“没有三百六十元,我没法置全部新设备。可我没有要你赔钓索。一条这样的鱼能把你所有的钓索毁掉;这不是你的过错。要不是这儿只有一个酒鬼,没有别人的话,就会有人告诉你,我对你是多么公道。我知道,这看来是一大笔钱,可是我买这些设备的时候,也花了一大笔钱嘛。要是你不买你能买到的最好的设备的话,你就没法这样钓鱼。”
“约翰逊先生,他说我是个酒鬼。也许我是的。可是我告诉你,他的话是对的。他的话是对的,他是合情合理的,”埃迪跟他说。
“我不想在这件事儿上争了,”约翰逊最后说。“我会付钱的,哪怕这事儿我想不通。这就是,十八天,每天三十五块,外加两百九十五块。”
“你付过一百块给我,”我跟他说。“我会给你一张我付掉的钱的单子,我还会扣掉剩下的食物的钱。准备出海和回航用的食物是你买的。”
“这合情合理,”约翰逊说。
“听着,约翰逊先生,”埃迪说。“你要是知道有些人通常怎么向一个外国人收费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就不止是合情合理了。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这是特殊照顾。船长待你就跟他待他的亲妈一样好。”
“我明天早晨去银行,下午回这儿来。然后,我乘后天的班船。”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别花船票费了。”
“不了,”他说,“我乘班船,可以节省时间。”
“好吧,”我说。“喝一杯怎么样?”
“那敢情好,”约翰逊说。“现在不生气了吧,对不对?”
“不了,先生,”我跟他说。接着我们三人坐在船尾那儿,一起来一杯加冰块的威士忌苏打。
第二天,我整个早晨在船上干活儿,换掉船底部的油,还有其他种种事情。中午,我不到闹市区去,而是在一家中国佬开的小馆子里吃饭;在那儿花四毛钱,你就可以美美地吃一餐了;接着,我去买了些东西,带回家去给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三个女儿。你知道,香水啦、几把扇子啦,还有三把高梳子。我办完事儿以后,顺便走进多诺万酒馆,来一杯啤酒,跟那个老人谈了一会儿,接着走回旧金山码头,一路上在三四家酒馆里停下来喝啤酒。我在丘纳德酒吧间请弗兰基喝了两三杯,然后登上船,感到心情很好。我来到船上的时候,身上只剩下四毛钱了。弗兰基跟我一起上了船,我跟弗兰基在等约翰逊的时候,一起喝了几瓶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冰啤酒。
埃迪一整夜,或者说一整天没有露面,可是我知道,只要没有人再让他赊账,他早晚会出现的。多诺万跟我说,上一夜他跟约翰逊在那儿待过一会儿,是埃迪以他的名义赊账的。我们等着;我开始怀疑起约翰逊会不会露面了。我给码头上的人留过话,转告他上船去等我,可是他们说,他没有来。尽管这样,我还是猜想他昨宿在外面逛得晚,中午光景才起床。银行开到三点半。我们看到飞机飞去;五点半光景,我再也没有好心情,变得非常担心了。
六点钟,我差弗兰基去旅馆,看约翰逊是不是在那儿。我仍然认为,他也许出去一会儿,要不,因为心情太坏,还赖在旅馆里床上。我继续等着,等着,直到天黑。可是我非常担心,因为他欠着我八百二十五块哩。
弗兰基去了半个钟头多一点儿。我看到他走来的时候,他脚步很快,摇晃着脑袋。
“他乘飞机走了,”他说。
好啊。原来是这样。领事馆已经关门了。我还有四毛钱;不管怎样,现在飞机已经停在迈阿密了。我甚至没钱打个电报。真是个好样的约翰逊先生,好啊。这全是我的过错。我早该料到的。
“得了,”我跟弗兰基说,“咱们还是来瓶冰啤酒。约翰逊先生花钱买的。”还剩下三瓶热带牌啤酒。
弗兰基跟我一样心情很糟。我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心情糟,可是他看起来是这样。他老是不断地拍我的脊背,摇晃着他的脑袋。
啊哈,情况就是这样。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五百三十元的租船费我拿不到了;那些设备呢,没有三百五十块我也换不成了。那帮在码头上转悠的人中有一些人会对这件事儿多么高兴啊,我想。不用说,这会让有些本地佬快活的。上一天,有人愿意出三千块,要我把三个外国人送到佛罗里达群岛上,我也不干。去哪儿都行,只要把他们送出这个国家就行。
好啊,现在我将干些什么呢?我没法用船带一批货,因为我得有钱去买烈酒啊;再说,贩私酒再也挣不了多少钱了。城里到处都是酒,可没有人买。不过,我决不能,再怎么也不能一个子儿都没有地回家去,待在那个小城里,整整一个夏天挨饿。再说,我还有一家子人哩。在我们入境的时候,结关费倒是付清了。你惯常预先把钱付给代理人。他把你领进境,就跟你结清账。真他妈的,我甚至没有足够的钱加汽油。这确实是好大的一笔倒账哪。真是个好样的约翰逊先生。
“我不得不运点东西,弗兰基,”我说。“我得挣点钱。”
“我来想办法,”弗兰基说。他一向在码头一带转悠,干些零碎活儿,耳背得很,夜夜喝得太多。可是你绝不可能见过一个比他更忠诚、心眼更好的人了。自从我第一次来到这儿闯荡,就认识他了。他过去总是帮我搬运货物,有许多回。后来,我不干倒腾货物的买卖了,改行干开了开旅游船到古巴来钓箭鱼这个行当,在这以后,就经常在码头上和咖啡馆里见到他,有许多回哩。他看来像个哑巴,经常用微笑代替说话;不过,那是因为他耳背。
“你什么都运?”弗兰基说。
“那还用说,”我说。“我现在没法挑挑拣拣了。”
“什么都运?”
“那还用说。”
“我来想办法,”弗兰基说。“你会在哪儿呢?”
“我会在明珠餐馆里,”我跟他说。“我不得不填饱肚子。”
你在明珠餐馆里花两毛五分就能美美地吃一餐了。除了汤以外,餐单上的菜都是一毛钱一份,而汤是五分。我跟弗兰基一起走到那儿;接着我走进餐馆,他继续走去。在他走前,他跟我握握手,又轻轻地拍拍我的脊背。
“别担心,”他说。“我,弗兰基;办法懂得多。买卖懂得多。酒喝得多。没有钱。可是个铁哥儿们。别担心。”
“再见,弗兰基,”我说。“你也别担心,老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