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

所谓远见，即洞察力，不是因为它要求当事人有多么聪明，而在于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说过：“真正的远见就是透过迷乱的现实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02年的春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那幅著名的铁画《迎客松》前，他再次驻足。1972年，周恩来总理就在这里欢迎尼克松总统。曾在这幅画前合影的、拨开冷战的冰霜、回暖中美关系的核心政治人物大多已经凋零，此刻他是否会感到一丝孤独和惆怅？

基辛格博士不是一位好的访谈嘉宾。他毫无表情、语速缓慢、声音低沉、口音模糊，让我担心在他的“催眠”下，观众会不会睡着？当然不会。因为他所代表的历史太重要了。1971年，48岁的他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与尼克松总统谋划了远交中国、制衡苏联的战略。他借口腹泻，躲开随行记者的视线，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履行特殊使命。广袤而神秘的土地、传奇而神秘的领袖、儒雅而智慧的总理，都让这位外交官充满开创历史的兴奋与紧张。

2011年2月，我在北京采访了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媒体纷纷预测这位前犹他州州长很有可能是回国为2012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采访中他向我说起了一个故事：1971年，他当时只有11岁，因其父担任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而有机会到白宫去参观。这一天他看到基辛格博士正拎着一个公文包向门口的轿车走去。洪博培主动帮博士拎包，还随口问了一句：“您这是去哪儿啊？”基辛格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去中国。”而这正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国家机密！当然小男孩完全不知这个信息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新闻价值。在当时的情形下，就算他告诉了别人，也没人会相信。我问大使对比当年，现在对外交官的要求有何不同？他说：“大概是沟通吧。当年政治家们可以关起门来进行秘密外交，今天领导人还没见面就要向媒体说明自己要谈判的内容。与公众的沟通意识和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放在今天，那个小男孩很有可能把基辛格的回答挂到微博上。

而在当年，中国领导人虽已有重启中美关系的想法，却苦于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毛泽东主席在国庆二十周年时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就是在向美国释放缓和的信息。不过美国人并没有读懂这一层深意。“我们不像中国人那样善于用隐晦的方法婉转地表达，也不善于从一张照片的排序去猜测对方的深意。斯诺对中国太友好了，我们当时只把这解读为宣传手段。那时中美两国就像是待在同一房间里的两个盲人，互相摸索着想找到对方。”基辛格博士这样说。历史的交会就这样险些被错过。当然，机缘的偶然性可能推迟，但并不能中断历史的进程，就像江河入海，潮流不可阻挡。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不可能长期隔绝，这就是政治远见，也是政治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发表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这份公报中有关“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对此并无异议”的原则，在英文中选择了acknowledge，而非recognize，巧妙地化解了两国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的争论，被周恩来称为体现了哈佛水平。而基辛格也对周恩来的智慧深深佩服，他回忆说：“周看了《联合公报》的草稿后说‘没有人会相信两个二三十年没有交谈过的人突然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我们最好再写上我们存有异议的地方，这样那几个达成一致的观点就更突出了’。这才是真正的天才之作。”

此时的乔治·布什对两国最高层的秘密外交还蒙在鼓里。作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他从中国外长黄华拒绝与苏联大使握手的一幕中察觉到玄机。他作为外交使团的官员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按级别只能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在他的对面，中国前排官员的最末端，坐着一位矮个子男性，他们友好而矜持地相互点了点头。他就是邓小平，当时已经68岁。对中国的强烈好奇让老布什在1973年谢绝了出任驻英国或法国大使的邀请，要求来北京担任联络处主任。他相信中国代表未来。他与夫人芭芭拉骑自行车周游北京，免费给围观的中国人照相，与他们聊天，由此获得了“自行车大使”的雅号。当他离任，就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邓小平还专门设宴送行。席间，邓小平敬酒时开玩笑说：“你不会是一直在监视我们吧？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朋友。”

我在缅因州克尼班伯镇沃克角的老宅里采访了老布什。这是一个宁静的滨海小镇，海与天都蓝得透明。一周前，他刚刚以3000米高空跳伞的方式庆祝了85岁生日。他还鼓动前来祝贺的戈尔巴乔夫跟他一起跳，被后者断然拒绝。老布什亲自开着高尔夫球车带我穿过自家的花园，有意思的是在高尔夫球车的前挡板上贴着一行字“不要相信《纽约时报》”，大概是这家偏民主党立场的报纸让他着实不满吧。在他的健身房，墙上贴满了他不同时期的泳装照，有展示肌肉的，也有做鬼脸的，有些造型相当搞怪雷人。“我可以拍照吗？”我问。“那可不行！太丢人了！”他大笑着急忙摆了摆手。他的夫人芭芭拉正带着小狗在花园里散步，并和园丁拉着家常。当年就是在这处老宅边的礁石上，19岁的布什向她求婚。

回到中美关系的话题上，他说：“我和邓小平的个人友谊后来在中美关系的重要时刻发挥了作用，避免了两艘大船在夜航中误撞的危险。”他提到的“夜航误撞”指的是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跌至谷底。美国国会在制裁之余，强烈要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一方面写私人信件给邓小平，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力图说服国会保持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他回忆说：“柏林墙倒塌之后，苏联解体，东欧政府纷纷更替。当时很多人预测中国不久就会步其后尘。但我不那么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已经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社会不再封闭，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样的政府不太可能倒台。如果中国的改革再晚10年，情况就很难说了。”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加坡资政、前总理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政治远见印象深刻。2009年，我在新加坡总统府Istana采访了他，这位已经经历过50多年大风大浪的老人，从容淡定。不过他说让他感到惊奇的政治事件只有两个：苏联的迅速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对30年前与邓小平的会面他记忆犹新：“我当时在新加坡设晚宴招待他。他说早年赴法留学时曾途经此地，当时这里脏乱落后。他为新加坡取得的成就向我表示祝贺。我说：‘新加坡华人的祖先都是福建、广东不识字又缺少土地的底层农民。真正的知识精英、文化传统都在您那里。我们国小而脆弱，尚能有所作为，你们没理由做不好啊！’邓小平沉默了一阵子，没有回答我。但是当他若干年后南方谈话时，我听说他对干部们说：‘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算是一种回应吧。”我问：“如果今天邓小平坐在你对面，你会对他说什么？”李光耀笑着说：“我要说，你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新加坡，祝贺你！”

2010年，中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上升到第27名，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许多官员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李光耀记得当年江泽民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曾带队访问新加坡，询问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为何能吸引这么多的外资。李光耀告诉他，秘诀就是全球竞争力排名。它是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这些硬件，更重要的是法治环境、政府效率、商业友好、社会开放、劳动力素质等软件因素。他的话给江泽民带来了启发。有意思的是，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李光耀先生应邀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演讲，而我则出任主持人。席间，李光耀再次提出法治环境的重要性：“上海有了国际一流的城市硬件，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就必须下功夫改善法治、教育、人才这些软件。说句得罪人的话，虽然中国已立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但现在有不少中国有钱人还是选择把相当一部分财产存在新加坡，就是因为怕有一天政策有变，财产不保。”我追问：“那您是希望中国进一步完善法治，让老百姓安心把钱存在国内呢，还是宁可他们存有顾虑，继续把钱存在新加坡呢？”观众都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已经80多岁的李光耀反应灵敏，他探着身子两眼盯着我，面露狡黠地说：“你猜！”众人大笑。言归正传时他预言，过去中国的官员成批去新加坡接受培训，再过10年，就该轮到新加坡官员来中国取经了。

不过即使你有了审时度势的雄才伟略，许多英明的决定也可能完全是误打误撞。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说：“中美建交前夕，我瞒着国务院直接领导对华谈判。一天深夜，我在梦中被电话惊醒。我在北京的谈判代表说，邓小平问能否每年派5000位留学生来美。我睡意甚浓，有点不耐烦地说，让他们派10万人来也没问题。”结果这个数字就成为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签证指标。这番话让我想起1994年准备赴美留学的我。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排了两个多小时队后，我从一个小窗口递上所有的资料，心怦怦直跳，生怕被面试官拒签，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小伙子好像根本没轮到回答问题就被拒了。那时我已经辞去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如果被拒签，将意味着被列入了黑名单，以后签证就更难了。正在我忐忑不安之时，签证官抬起疲倦的双眼，打量了我一番，毫无表情地说：“我会给你签证，因为我相信你在这里有很好的发展条件，应该不会有移民倾向。”还没轮到我回应，他就在我的申请表上签了字。如果当年卡特总统随口说，那就让他们派5000人来吧，我还会有留学美国的机会吗？想到这儿我不禁莞尔一笑：可见睡觉被吵醒也不一定是坏事。当然，1978年12月15日凌晨，当卡特将中美即将正式建交的消息亲自打电话通知勃列日涅夫等人时，谈话一定不甚愉快。

虽然卡特不一定是最杰出的总统，但他却是最受尊敬的前总统。在卸任之后，他积极投身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争端的调停工作，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发表获奖致辞时他说：“在当今世界上，虽然交通和通信科技发展迅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和沟通。相反我们看到隔膜和分离带来的误解、偏见和仇恨，甚至杀戮。”卡特总统此话是有感而发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卡特从海军退役回到美国佐治亚州普兰的自家农场。那时的美国还存在种族隔离，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尤为严重。当地的农场主们都要加入一个只有白人能够参加的俱乐部，谁要是对黑人友好就会被排斥在这个圈子外，那么在生意上也就会失去庇护和支持。卡特的母亲是一名护士，曾经常常照顾生病的黑人孩子，这让卡特从小就和黑人孩子一同玩耍，成年后也依然同黑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诚实的卡特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原则，这让他饱受白人组织的排挤和孤立，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他那时没有想到这段经历会最终成为他日后从政的人品背书。卡特写过十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名为《藩篱后的巴勒斯坦》。书中他指出：如果以色列人以为把巴勒斯坦人关在高高的围墙之内就可以获得和平，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隔离只会积累怀疑和产生新的仇恨。他的这一观点来自他在中东斡旋的实地考察。在亲犹太势力异常强大的美国政坛，这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批评，但他坚信自己的主张。这位常常自称是种花生的农民的前总统，一辈子相信只有你对土地诚实，对自己诚实，才能有所收获。最终完成中美建交的他也正是“沟通”的忠实推动者。在这个世界上，对话与沟通是明智的选择，这需要政治远见，更需要政治勇气。

对比那些从冷战时期走过来的老牌政治家，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算是小字辈。在他们的任职期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新的政治格局“世界是平的”，深刻影响到了他们的世界观与政治理念。托尼·布莱尔是1997年5月开始担任英国首相的，正值香港回归在即，他在一次酒会上主动向中国驻英大使马振岗表示希望亲自参加香港回归仪式。于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对比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阴郁的神情，布莱尔的表情是轻松平和的。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必须面对现实。我当时的想法是：看，这就是中国。她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有一天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当布莱尔执政后，他发现工党的传统信条过分强调政府的功能，不断抬高的社会福利遏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于是他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折中传统政治的“左”“右”道路，把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活力的市场结合起来。这一主张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的高度认同。而布莱尔也注意到，中国政府从过去僵硬的社会主义理论转向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道路，国家和私营经济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平衡。有意思的是，当年朱镕基总理出访英国时，曾开玩笑地称工党的党魁为“同志”。在社会制度改良方面，双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8年8月，布莱尔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北京奥运会代表一个新纪元，中国的开放进程已不可逆转。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日益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慢慢淡出。权力正向东方移动。布莱尔还告诉我，他的儿子从7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了。

在历史和社会的演进中，政治的理念在“与时俱进”，宗教与社会的精神需求也在变迁。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盛行日本神道教，人们只在超度亡灵时才想起请和尚。年轻的星云大师苦苦思索：佛教不应该“出世”，隐身于山林之间，脱离社会，而应该“入世”，为大众服务，让他们在混乱的局势中有所依靠，在灵魂空虚时有所寄托。以佛教服务于人间的平安幸福，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渐渐成形。他提出的佛教理念很有人情味儿：每年把僧人的父母接到寺中相聚，免得相互牵挂；他主持佛教婚礼，祝福新人百年好合；举办幼儿园和学校，让孩子们放学后有安全的去处。他的这些主张深深切合了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期人们对信仰的渴望，提供了无常世事间的心灵寄托，又借鉴了基督教教会与社区融合的经验，将佛教的社会功能大大提升。他还引入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都监会、执行长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民主选举制度让他早早从日常营运中退身，专心于布道弘法。他马不停蹄地绕着地球跑，声称“忙”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修行，让人生有300岁。如今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会在世界各地有200余所道场、9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信众逾百万。我在佛光山采访他时，正值上千名世界各地的佛光会住持们回山述职培训。与我想象中的宗教团体严肃持重的气氛不同，场内笑声不断，各地住持们在分享这一年中遇到的趣事。我远远地站在门口望了望，正准备离开时，被星云大师发现，唤我上前台跟大家说几句。我不禁开起玩笑来：“我这次来佛光山有一重大发现，谁说法师视力不济了，我站在那么老远都被他逮到？”星云大师不紧不慢地说：“我想看的就看得见，不想看的就看不见！”众人大笑。

既出世，也入世，这让星云大师面对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他是政治和尚，不仅因为他的很多弟子是政坛中人，也因为他毫不忌讳地对政治发表意见。面对质疑，他总是说：“政治是坏事吗？它有关民生，我是问政不干政。”吴伯雄先后两次就参选党主席一事请教师父，星云第一次反对，因为那时的对手是宋楚瑜，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第二次正值国民党式微，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所以他支持吴伯雄出山。这一退一进，固然显示了星云的政治智慧，同时也是他对弟子的关爱。因为无私，所以潇洒。他告诉世人：“世上所有的神明，都来自人的想象。土地公也好，财神爷也好，文昌君也罢，都是人们因为自身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信仰不是要求佛为我们做什么，而是增加我们自己行善的力量。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谓自作自受是也。”

领先时代并不一定总被欣赏，受到嘲笑倒像是更容易发生的事。英国的查尔斯王子9岁就被立为王储，从那时起，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等待。因为他的家族拥有长寿基因，他的等待也就显得特别漫长。我认识他是在三年前的一次慈善晚宴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友好而害羞的。他的手很宽，骨节粗大，皮肤红红的，有点像农夫的手，这点很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才知道他特别钟情于乡村生活，常常亲自整理花园，马球等运动也是他的最爱，这些都需要动手。他说过，如果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他宁可做一名农夫。查尔斯王子说：“土壤、树木、动物，都让我着迷。我设立了自己的农场，生产有机食物。我认为重新建立与土地的联系至关重要。我们的孩子不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还以为天生就是干干净净地包装起来的。除非我们重新建立与大自然的联系，否则这个世界的生态平衡就会有大麻烦。”查尔斯王子20年前就在自己的宫殿里安装了污水处理系统，收集雨水，用花园里植物产生的木屑加热取暖，还安装了太阳能板。不过人们那时总是嘲笑这位王子，认为他有点古怪，特别是传闻他居然跟自己的庄稼说话，这就更加剧了他不合时宜的印象。不过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近年科学家证实植物的确会对周围的声音产生反应，我面前的查尔斯王子不无得意，又不无自嘲地低头摆弄着一双大手说：“而且这样的蔬菜尝起来味道也会更好。”

他一不做二不休，在2009年发起了热带雨林保护计划，用经济补偿的方式鼓励热带雨林国家保护森林。他的宣传方案有点拿自己开涮的意思：一只三维制作的热带雨林角蛙成为了这个计划的吉祥物，暗合“青蛙王子”的童话故事。有一次在克拉伦斯宫（查尔斯王子的寝宫）举行的晚宴上，有一位英国的企业家向王子建议，等金融危机过了再推出这个项目也不迟，王子突然正色道：“我的一生都在等待，想做事就有人阻挠，甚至被揶揄贬低。我受够了。只要是应该做的事就马上去做。况且经济不好时投资环保正可以拉动增长，成本也较低，有助于科技的进步。为什么不做呢？”一贯内敛矜持的王储突然慷慨陈词，让我和其他宾客在感到意外之余也颇为感动。看来他是动真格的了。有统计，查尔斯王子一年要参加的公益慈善活动高达560次，真够忙的！看来王子真的不愿再等待了。他的人生也渐入佳境。

所谓远见，即洞察力，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掌握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它是某种稀缺资源，不是因为它要求当事人有多么聪明，而在于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普通人常常觉得所谓国家政策必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论证之结果，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课程中学过的重要一课就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过程起码是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就拿美国的军费开支来说吧，地缘政治的考量是国家层面的，国防部的预算关系到部门的权力和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而总统和他的主要幕僚们的个人观点和情绪，甚至偶发事件都有可能左右最终的决策。回顾历史中一些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不神秘。有时是基于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如林肯之解放黑奴，不惜南北交战；如邓小平之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时不过是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如奥巴马之当选，是美国公众对布什政府不满的积累和对一位能诠释美国梦的有色民族总统的期待的结果。有时政策并非出自道义选择，而完全是各方势力博弈妥协的产物；甚至是纯属偶然，事后才有好事者穿凿附会，歌功颂德。错综复杂的政治道路足以让人迷失，这让我想到《大学》中所提出的思维过程是非常可取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没有对政治终极目标的坚持，也就谈不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提供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远见了。

“1996年是杨澜最有成就感的一年，这一年她拿了一个学位，生了一个孩子，做了一套节目。这些在别人看来需要思前想后、来回取舍的大手笔，都让杨澜同时给做了，而且做得一气呵成。有歌者吟唱：每个人都是在单行道上寻寻觅觅的跳蚤。而杨澜却驾驭着心灵机车奔驰于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以更快的速度，在更远的地方，看到了更美的风景。”

双轨

1996年3月18日，星期一，《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登载了记者马克·兰德勒的报道“At 27，a Talk Star Sets Out To Transform Chinese TV”（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

和奥普拉一样，杨澜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一。1990年至1993年，每周由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曾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和奥普拉不同的是，1994年杨澜放弃了这条坦途，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那里她将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在离28岁生日还有两周的时候，杨澜正在计划重返荧屏，她将于今年6月返回中国。杨澜正在打造一档周播的系列节目，这档名为《杨澜视线》的节目旨在关注西方流行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人对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和安德鲁·劳埃德·韦伯（音乐家）的喜爱会对中国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秉承精确和负责为生命线，《纽约时报》被誉为具有“报格”的报纸，更被美国精英阶层比作“不玷污早餐桌布的报纸”。在一个早春的星期一，它将几乎半幅版面给了一位来自东方中国的女性，并在文字报道的右上角登载了杨澜的大幅图片。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杨澜的微笑中透露出一种幸福的母性。是的，此时的杨澜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即将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一个是刚刚孕育第一个孩子的准妈妈。对某些人来说，把持好自己的人生，也许不需要技巧，需要的只是天性。在“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上正在激情并行的杨澜告诉《纽约时报》：“我只是刚刚开始。”

1996年，距离杨澜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已有两年光景。当年放弃主持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飞越太平洋，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修国际传媒，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但这却是彼时25岁杨澜的主动选择。也许在她看来，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室和图书馆里弄懂“地缘政治”等国际事务领域的诸多基础概念，要比站在喧闹的电视演播大厅里主持综艺节目更让她有成就感。

对于入行4年就获得中国主持人最高奖“金话筒”的杨澜来说，更货真价实的成就感来自“做有价值的电视作品”。这个念头伴随走向成熟的杨澜而日趋强烈，当美国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杨澜，将她和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相提并论的时候，这位27岁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着自己毕业作品的拍摄与制作，这部作品就是《杨澜视线》。

《杨澜视线》是杨澜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的电视节目。1994年，当杨澜飞越太平洋来到美国的时候，上海东方电视台一档名为《飞越太平洋》的栏目摄制组也来到了美国，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采访了杨澜。在节目组看来，作为一个在中国观众眼里有着很高人气的前央视主持人，杨澜的留学生活显然更容易获得关注，也更容易成就这个节目的创作初衷。正是基于这次的接触，双方决定利用彼此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合作，那就是由杨澜担任主持人和制片人，由东方电视台提供播出平台，制作一档向中国观众介绍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电视节目《杨澜视线》。按照国内电视节目的分类方法，《杨澜视线》属于典型的社会专题片，既有着主持人对人物的“访谈”环节，也有着纪录片的“纪实”风格，而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恰巧满足了杨澜对于“深度访谈”和“人文纪录片”的喜爱，相比较以前主持过的综艺节目，《杨澜视线》与杨澜的价值标准更加吻合。

但喜爱归喜爱，事情做起来就和喜爱无关了，电视节目的生成除了脑力方面的创意，剩下的只有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儿。《杨澜视线》正式投入制作是1996年年初，此时距离杨澜毕业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月。怀有身孕的杨澜不仅承担着撰稿、主持人和制片人多重角色，还要一个人跟进从选题策划、联系拍摄再到后期编辑的全过程。这样的工作角色和工作量，对于只是从事过综艺节目主持行当的杨澜来说，真的算是以敝帚画西施。从百老汇的音乐剧到美国的老年问题，从好莱坞电影到减肥话题，游走于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区域，无论与美国社会的精英对话，还是与低层民众交流，杨澜都尝试着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会的“国际视角”和自身“与人交流”的天性结合起来。正是这样的尝试，开启了杨澜与“深度人物访谈”的缘分。

就在这个阶段，杨澜采访了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众多知名人士。与大人物们面对面，让杨澜忐忑不安、两手出汗、大脑空空，问出的问题也显得大而笼统，让对方不知所云。但正是这样的尴尬场面，给了杨澜一个快速学习和历练的机会。随后，杨澜有幸采访了CBS《六十分钟》灵魂人物丹·拉瑟和《晚间新闻》主播克朗凯特。对他们的采访，让杨澜看到了新闻同道们对职业素养的捍卫。他们通过“访谈”去探寻真相，运用“观点”来提升栏目品质的风范，使得杨澜确立了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做一名有见解的“记者”，做一名跨文化的沟通者，制作类似《六十分钟》这样富有社会价值和品牌价值的高端电视节目。

杨澜，已不仅是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还是一个孕育生命的母亲。此时她的身份就像不断发生裂变的细胞，越来越多：制片、策划、导演、主持人、撰稿人、约翰逊教授的学生、未来孩子的妈妈。但杨澜乐此不疲，十分享受这种欢愉的繁忙。

带着身孕进行着超负荷工作，杨澜将这种在两条轨道上同时行进的状态称为“全身心的一种享受”。杨澜患有神经性头痛，严重时需要靠止痛药来缓解。但自从怀孕后，就什么药都不敢吃了，头痛的时候眼泪直流也只能咬牙挺着。但在杨澜内心里，怀孕之初的幸福感从未消失过，无论每天多么疲倦，但腹中的小生命每天会给予她不同的全新体验，这种刺激和新鲜感是一生中最美妙的感觉，是与另外一个生命的奇妙呼应。

1996年5月，是美国这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春意盎然的四周让人感到无比惬意。曼哈顿街头的橱窗电视正在转播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多尔正激烈地唇枪舌剑。虽然两人谁能主宰白宫与杨澜无关，但并不妨碍杨澜对他们做出自己的评判。相对于年龄偏大、不苟言笑的多尔，杨澜更倾向于那个口才极佳、有着和蔼笑容的克林顿。而后来的选举结果也证明，克林顿的确更深得美国人心。9年之后，当《杨澜访谈录》对克林顿进行采访时，杨澜发现克林顿并不是为了赢得选票才做出一种亲民的姿态，她所接触的克林顿，是位有着十足亲和力的沟通高手。

就在“准总统”们在电视上各显身手的时候，身穿硕士学位服的杨澜度过了她在哥大的最后一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举行的盛大毕业典礼上，已有近5个月身孕的杨澜无法和她的同学们一起欢呼雀跃，怀抱鲜花的她和家人一起分享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如果说感受美国总统大选对于杨澜只是局外人看热闹，感受媒介在美国的生存变化则需圈内人看门道。就在这一年的2月8日，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信法》，相比《1934年通讯法》，这部新出炉的美国通信和广播电视事业的基本法大大放松了美国政府对广播电视业的规制，使其朝着有利于市场的方向发展。这一政策呼应了传统的广电产业与数字化技术、网络化技术彼此渗透的态势，使得美国的媒介产业在加快自身重组的过程中，加大了向全球扩张的步伐，直接催生了少数媒介巨头。面对媒介市场的风吹草动，相较妻子杨澜对媒介内容制作的擅长，丈夫吴征更具商业先见。这一年刚刚29岁的吴征已经在美国拥有一家合资公司，负责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电视节目转卖给中国的电视台。1993年年末，吴征的业务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时代华纳的音乐部门与吴征的Youban娱乐集团签订协议，将一档名为《华纳音乐群星》的节目销售给中国电视台。1996年，华纳音乐集团时任掌门人罗伯特·摩尔加多开始购入华纳持有的吴征公司的股份，与Youban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合作。就在与东西方媒介机构与商业集团交往的过程中，吴征将妻子担任制作人的52集《杨澜视线》成功分销给中国51家省级及市级电视台。中国2亿户拥有电视的家庭中，有八成观众看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杨澜为中国观众展现的美国百态。

夫妻二人的联手合作，就如同《纽约时报》记者马克·兰德勒的评价：相比在研究生院学到的知识，这种关系对于杨澜的职业未来可能更为重要。

而忙碌奔波的杨澜终于在这一年的7月放下了全部工作，待在家里安心等待小生命的降临。恰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学术访问，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杨澜父母特意在美国居留了一段时间。在父母和丈夫的陪伴下，1996年10月的一天夜里，在纽约Beth Isreal医院，杨澜诞下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对于杨澜而言，1996年的纽约秋天是最为迷人的，因为这一年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一年：拿了一个学位，生了一个孩子，做了一套节目。这些在别人看来需要思前想后、来回取舍的大手笔，都让杨澜同时给做了，而且是一气呵成。

有歌者吟唱：每个人都是在单行道上寻寻觅觅的跳蚤。而杨澜却驾驭着心灵机车奔驰于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以更快的速度，在更远的地方，看到了更美的风景。

最美

离开，还是留下？对于杨澜，这从来不是什么问题。

生完孩子的杨澜闲居在纽约的家里，此时邀请她加盟的电话、信件络绎不绝，其中包括CBS等美国主流媒体。按照指导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纳德·约翰逊的想法，他的得意门生完全可以从做出镜记者开始，在美国的电视机构做到类似宗毓华的主播位置。但这只是他的想法而已，杨澜本人去意已决。

作为美国主流电视媒体主播台上鲜见的华裔面孔，宗毓华的职业生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制高点，她曾与丹·拉瑟一同担任CBS晚间新闻联合主播，被誉为美国华裔从事新闻职业的最高成就者。但自小移民美国的宗毓华是个十足的美国人，而杨澜是26岁才到美国，早已经拥有中国的思维系统和文化体系，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不认为我能够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人，我觉得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已经是中国的了。”她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勤奋工作，你有可能成为宗毓华吗？答案只有一个：没有。

杨澜选择回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的深层原因，或许也是萦绕在许多飘零智者心头的困境，那就是文化归属。对于身处海外的华人来说，文化归属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它是一套很复杂的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和个人成长经历的交错绾结。当一种文化占据了一个人最初的认知并形成足够的侵入，那留下的烙印即便时间也难以抹平。杨澜知道她永远不可能用“猪八戒倒打一耙”来和美国朋友开玩笑，因为你解释一个猪八戒，就差不多要把整本《西游记》讲述一遍，就算这样，美国朋友依然不明白那个猪八戒为何要“倒打一耙”；杨澜也不可能用《小兵张嘎》《鸡毛信》的故事来和美国朋友分享童年乐趣，因为当你讲述那些怀揣着时代记忆的故事时，对面的美国人却瞪大眼睛，质疑着儿童参战的合法性。

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此。不同的生活背景决定了各自想法的迥异，无障碍的语言交流不等于情感的共鸣，这样的共鸣也不可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实现。“作为媒体人，不管你的平台多么国际化，最终你和你的观众建立起来的共同情感、共同归属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成功的关键。”

此刻的杨澜分外想念曾经陪伴她走过四年的《正大综艺》的观众，想念那些可以与她一起分享小人书、三分钱冰棍、半夜鸡叫等回忆的观众们。当然，让她心动的不只是一张张具象的面孔，而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向世界散发出的强大气场。身处异域的三年让杨澜以局外人的视角关注自己的国家，传媒人的敏锐使得她感知和触摸到了一个古老国度正在发生的伟大变化，这种变化始于她1993年首次参加申奥，数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好像一个疾行的巨人，步履阵阵激发着杨澜的想象力。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她再不要做个旁观者，而是要做个见证者和参与者。

面对杨澜的决定，吴征用行动配合着妻子的激情，那就是卖掉美国的房子，举家迁回中国。

那是1996年的圣诞节，纽约依然下着雪。

洛克菲勒中心树立起全纽约最高的圣诞树，历年圣诞节它都作为全城的标志矗立在那儿，享受往来人群的欢呼，更聚焦着1000万纽约人的目光。每年这棵树从哪里砍来、怎样竖起来、上面挂什么样的装饰、设计师是谁，一系列关于这棵树的消息都是纽约人津津乐道的谈资。这棵树就像一张标签，折射出纽约的城市格调；年复一年的仪式也成为一种传承，容纳着一方人群的共同记忆。

即将回国的杨澜想再去看一眼圣诞树，与这个城市做一个心灵的话别。为了预防感冒，还在哺乳期的她被吴征包裹得像粽子一样严实。当两个人终于走近那一棵让纽约人为之骄傲的树，杨澜内心不禁涌荡起难以言说的感慨。“我知道，斯斯文文的你却最渴望冒险，或在高原上与日月热烈地舞蹈……”在1996年完成的随笔文集《凭海临风》中，杨澜写过一首《好孩子》，那首诗其实是在写她自己。很多时候，杨澜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都是非常规范的，被规定好的，而且在别人眼里自己也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孩。但实际上，她的内心一直渴望改变，一直向往着探索。

就好像三年前离开北京，这一次离开纽约，又会是一次富有远见的选择吗？

睿智，有时不在于为别人指点了多少迷津，而在于能否在恰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正确的选择。就像聪明的登山者，不是一味攀爬，而总是在山麓小憩时，眺望云海去分辨到底哪一座山峰最终将属于自己。

回到国内的杨澜选择停留的山头叫作凤凰卫视。

1997年年底，凤凰卫视为杨澜配备了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加上兼职策划的曹景行，还有杨澜本人，总共“三个半人”，创办了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在这档节目中，杨澜不仅是主持人，更是制片人。一个“三人半”团队硬生生地将节目做了起来，而且做得很成功，《杨澜工作室》成为当年凤凰卫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而且广告收入相当于整个台广告收入的1/10。“两年时间，一百期节目，‘三人半’的团队”，这就是《杨澜工作室》的制作简史。

如果说《杨澜视线》让杨澜以制片人的角色初试身手，那么《杨澜工作室》时期的她则已经完全掌握了一个制片人的职业流程。更重要的是，与选题和节目形态都相对杂乱的《杨澜视线》相比，《杨澜工作室》具有了一档品牌节目的核心定位，那就是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就在与100多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嘉宾倾情对话，以自己的价值观与不同的生命个体对接的时候，杨澜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体尝到了《杨澜工作室》的价值。虽然此时的杨澜并没有成形的核心理念，但近在咫尺的“价值感”足以满足她对电视职业理想的狂热追求。若将《杨澜访谈录》比喻成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期的生命个体，《杨澜视线》是他的童年期，《杨澜工作室》则是他的青春期。

1999年，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开始孕育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时光流走，飞转即逝。一个世纪面临终结，而人类又将迎来新千年的曙光。20世纪末日趋发达的信息科技，让世界传媒领域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2000年，对于很多谋划“走出去”的电视行业英雄们来说，是个不错的年份。伴随着有线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日趋成熟，中国出台了鼓励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政策，发出了行业政策与市场力量互动的先声，一批先行者们怀抱市场经济造就更大媒体发展空间的梦想，走出体制内，开始了充满激情的创业历程，彼时就有原《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从央视辞职，成立银汉传播，承制经营北京电视台七频道的先锋案例。与此同时，依附于技术支撑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收费电视概念伴随资本的流转也进入中国，它带来的不尽然是对中国人“看电视免费”天经地义老习惯的挑战，也进一步撩拨着先行者们对于电视内容的控制想象。

2000年4月，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成立的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取得了“对外固定网络服务营办商”牌照，开始提供卫星电信服务，并竞投香港收费电视牌照。经过近8个月的竞标，香港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在2000年年底，终于得到政府的许可，成为5个获取收费电视牌照的电视公司之一。而远在内陆的广西南宁，此时也悄然开辟出一个收费频道。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收费电视似乎有了兴起的趋势，这对于酝酿着将电视文化理想与市场结合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一些富有远见的电视人跃跃欲试，这其中就有杨澜。1999年，《还珠格格》红遍大江南北，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反复播放。此时的杨澜正处于离开凤凰卫视、回归家庭的时期。在空闲的日子里，每当她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这部清廷格格剧。这种收视狂潮让杨澜看到了中国电视的窘况——频道虽多，但内容却严重同质。习惯对东西方媒介进行对比观察的杨澜，却在美国看到了另外一种令她惊喜的态势：综合频道日渐式微，专业化频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00年以后，美国探索频道在146个国家播放，用户量达到1亿，而在1985年最初成立的时候，其用户量仅为15万。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探索频道的现场直播节目在美国的日收视率甚至打破了美国有线电视台的收视纪录，达到12.2，这对于一个专业化的频道来说，无疑是个惊人的数字。

中国鼓励媒介与市场互动的政策佳音，加上境外专业化收费频道成功运营的刺激，让一直怀揣人文梦想的杨澜热血奔涌，她认为电视节目不能简单依靠迎合观众来生存，而应该引领观众获取有价值的内容信息，她相信只要节目做出专业品质和个性内容，就一定会有它的忠实拥趸。

本着这样的信念，杨澜决定成立理想中的电视专业化频道“阳光卫视”，打造中国的History和Discovery频道。面对杨澜的执着，基于同样对历史和文化的热爱，吴征给予了妻子最有力的尊重和支持，不仅拿出启动资金并负责与海外供片商的谈判，还找来自己担任香港亚视营运总裁时的老部下徐小明担任阳光卫视总裁。

为了阳光卫视，有孕在身的杨澜几乎跑遍了港澳办、文化部、广电总局、外交部等相关部门，用最大的热情去说服每一位审批者。关于为什么要做阳光卫视，杨澜给出了两个坚定的理由：第一，从国家文化的角度，阳光卫视不仅要让世界看到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中国，而且还要让世界看到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在文化上的演进；第二，未来的电视格局应该是分众的时代，每个观众都有个性化的需求。阳光卫视致力于满足部分观众对深度内容的需求，通过记录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制作高品质的电视节目。两个强有力的理由加之杨澜纯粹的热情，让审批者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终于，阳光卫视拿到了“有限制落地”的许可。

2000年1月，吴征、杨澜投入3500万港元，与友利电讯联手收购了主营建筑的香港良记公司，并将其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阳光文化”作为上市公司，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三地布局：香港主要负责节目的包装，北京主要从事纪录片的创作，上海主要是翻译进口纪录片和筹备新版本的《杨澜工作室》。

为了让阳光卫视在卫星上占据好的带宽位置，杨澜亲自与卫星公司谈判。这个时候的杨澜还处于强烈的妊娠反应阶段，对牛奶味比较敏感，一旦有这样的味道飘进鼻子里，就会恶心呕吐。尽管杨澜在开会与谈判期间会尽量克制，但有时候实在忍受不住，只好跑进厕所呕吐。吐完之后，用胭脂粉遮盖满面的苍白，涂上口红，嚼上两块口香糖，回来继续进行。

在杨澜看来，人生中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无论是孕育儿女，还是孕育阳光卫视，杨澜都是在用自己的心血去孕育未知，然后在希冀中等待幸福时刻的悄然降临。“人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自己的事，有的时候可以拉开很长的时间做，有的时候只能强度很大地做很多的事。这是无法选择的，如果机会来了，没有把握住，懒懒散散，那么过去就过去了，年轻时该拼的时候就要拼一下。”艰难仿佛赐予了杨澜永不衰竭的激情，为了自己的电视理想，她最终以无畏的付出，将这股激情幻化成了8月8日那最美一刻的来临。

2000年8月8日夜，香港维多利亚港如往日一样戴上了熠熠生辉的皇冠，照亮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初来乍到的游客们看着迷人的夜景有些沉醉。他们并不知晓，身旁的丽晶酒店即将上演另一个让人沉醉的盛景。

“五千年前的太阳和五千年后的太阳都照耀着我们这个地球，它不但能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希望，而且还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光明见证……”当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主席杨澜在向来宾讲述这一段话的时候，亚太地区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人物传记为特色的主题频道——阳光卫视开播了。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身着庄重的黑褐色西装，满怀期许地将手放在启动仪器上，与杨澜一同按下了启动按钮，连成一片的闪光灯记录下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

当晚，站在启动仪式台上的杨澜格外美丽，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中式上装，上面有半透明的梅花形珠绣，配着St.John的同色长裙。衣服是松腰身的，既合体又舒适，宽松的裙裾恰到好处地包裹着凸起的腹部，勾勒出一种母性的曲线。早在启动仪式开始的几小时前，前来参加仪式的纽约大学电影系系主任、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院长崔明慧刚走进会议大厅，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杨澜。这位善于用眼睛捕捉个性的纪录片导演，一眼定格在杨澜的身上。她迫不及待地用惯有的大嗓门喊道：“澜，你是我见到的最美的孕妇！”这个因拍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而获奥斯卡奖提名的旅美华人，这个喜欢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纪录片导演，不愿将她由衷的赞美拖延一分一秒。率性而为的崔明慧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喊声引来了那么多人的关注，当时站在大厅里的凌峰、孔祥东、朱哲琴，以及许多电视圈内人士纷纷将目光投向杨澜。

此时的杨澜，就像一个受到上帝垂青的天使，穿梭于人群之中，向众人尽情展示着她的惬意，而这种惬意也得到了周围所有人由衷的接受和赞美。是啊，此时的杨澜拥有着一个女人最为完美的幸福：媒体理想的实现，挚友亲朋的厚爱，更重要的还有牵着手的老公和即将出生的第二个孩子。

在后来的文字中，杨澜对2000年8月8日进行了幸福的回顾：“不夸张地说，我感到自己时时沐浴在幸福中，那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说，‘你是我看到的最美的孕妇’，我也毫不谦虚将这些赞美照单全收。不论那以后的道路是多么艰难，我曾经拥有了这样的时刻，已经很知足了。我认为那是我迄今为止最美的一天。”

2000年那一班

新生的阳光卫视裹挟着政治、文化、商业三合一体的热情，将8月8日的利好消息传递给了它的股民，也传递给了彼时大热的网络媒介，当然，还有传统的电视媒介。

2000年8月9日，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编辑部照例一片忙碌，负责接收港澳台新闻信号的实习生金嘉楠忽然在一幅来自香港媒体的资讯画面中，看到了她很熟悉的两个人：一个是面孔慈祥、满头银发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一个是脸盘圆圆、穿着粉色孕妇装的主持人杨澜。在一群来宾的簇拥下，他们一起为一个新的电视频道剪彩……

看到香港特首出现，又看到名人杨澜，这位还在上海大学广播电视专业三年级学习的上海女孩感觉“大事发生了”，于是急忙请示值班的资深编辑老师：“这条新闻我们要编辑采用吗？”没想到见惯大场面的值班编辑看完整条新闻之后，表现出了与她的资历并不相符的激动：“当然要播！杨澜要办电视台了，这是真正的新闻。再者，你看，香港特首董建华都出席了，有他在，肯定能播。”

于是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金嘉楠开始复制此条新闻的信号，但因为画面上有港台的字幕和LOGO，而且画面质量太差，无法进行编辑加工，怎么办？此时的值班编辑表现出了她高度的敬业精神，一番拐弯抹角的查找之后，她竟然联系上了阳光卫视设立在上海的办事处，进一步联系，竟然又联系上了杨澜在上海的助手朱迪云。

于是，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朱迪云亲自将阳光卫视开播的录像资料带送到了上海电视台，金嘉楠加班进行了编辑。就在双方紧密的配合下，8月9日当晚一条长约半分钟、关于阳光卫视在香港开播的消息在上海电视台黄金时间顺利播出。

阳光卫视的诞生就好像一首高亢的歌曲，虽然和那位值班编辑的个人命运无关，但将余音袅袅的激动遗留在了她的脸上。大三学生金嘉楠也许无法理解自己的老师为何为一条新闻如此亢奋，只是记住了她反复给予的忠告：小姑娘，好好干，将来去这样的电视台工作才有出息！

此时的金嘉楠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她真的走进了阳光卫视，成为了《杨澜访谈录》的一员。

在1999年至2000年的当口，一份纸媒的新年发刊词有这样一段话：“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唯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一如上海电视台那位普通新闻编辑的亢奋，阳光卫视的诞生给这个无趣的时代带来了几多温暖的畅想。是的，阳光，总是为执着者照亮前行的道路，总是为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送去温暖和关怀，就像巴尔蒙特所说：“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从2000年伊始，很多心中收藏着人文理想的人走进了阳光卫视。远在北京的电影制作人周七月得知阳光卫视成立的消息，是在2000年8月的一期《北京晚报》上。此时已经53岁的他刚刚放弃自己的企业，打算沉下心来重操节目制作的老本行。得知阳光卫视要做中国第一个专业化的人文历史频道，周七月倍感欣喜，他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去，为阳光卫视做点什么。于是，周七月给杨澜写了一封求职信，并托人转交给了杨澜。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进了阳光卫视上海节目制作中心——永嘉路387号的小洋楼里。

但凡是阳光卫视的老员工，都会对上海永嘉路387号有着极深的印象。这是一幢有着异国情调的两层联体式洋房，其建筑底层由红色清水砖砌筑，南面中部的大半露台由水泥砌筑。墙面为淡淡的橘黄色，窗框有红砖镶边。大门是阿拉伯风格的曲线形木门，红漆的木门上镶嵌着铁质的横栏，上下交错着，卷曲成藤蔓状的柔美花纹，门前的梯形台阶有五级。洋房的屋顶呈双坡形，由红色半露木构架而成。这样的设计风格，很容易让外面的人误以为这是一个三层的小楼。小楼最早建于1932年，当时是比利时商人鲁义士洋行住宅，后来由上海最大的红色资本家荣家成员之一的荣智勋所有。与这幢小楼相邻的383号，便是宋霭龄的故居。当年，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后，就在这里建造了豪华气派的西方城堡式豪宅。如今，这些建筑已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遗存。

收到周七月的求职信，处于孕期最后阶段的杨澜很快给周七月打了电话，邀请其到上海面谈。两人的会面是在杨澜家楼下的一家真锅咖啡馆里，这是周七月第二次见到现实中的杨澜。第一次见到杨澜，杨澜还是《正大综艺》的实习主持人，正在上海主持一个节目。那时两人的相遇仅仅是擦身而过，匆匆一瞥。如今再次见面，两人才第一次有所交谈。通过这次的谈话，两人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投缘的话题。

因为年龄、出身等诸多原因，周七月很早便接触了西方影视界。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毕业后，周七月进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职务是艺术创作中心的导演。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参与了多部中国内地与香港以及海外电影机构合作的电影作品，其中就有轰动一时的《火烧圆明园》《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等，这样的经历使他较早接触到了西方制作的价值起点——人文关照。1987年，周七月受美国帕库拉公司的邀请，来到美国参与《明天早上见》的节目制作。这是周七月第一次美国之旅。然而，他受到的最大触动不是美国先进的节目制作理念，而是美国乡村公共厕所里的卫生纸和水管里的热水。他惊诧地发现：在美国，不管地方有多荒僻，公共厕所里都会提供卫生纸，水管里也会有热水流出。周七月用“恐怖”一词来形容当时经受的冲击：“到纽约的第一天，就觉得这里真亮，周围全是灯。经过中央公园的时候，看到一棵树，树上缠绕着很多的小灯泡，真恐怖。”

更早更深地感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周七月自然具备了普通人不具备的跨界视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CBS制作人苏珊、主持人丹·拉瑟以及有着“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称号的ABC的芭芭拉·沃尔特斯先后来到中国采访，基于对两种体制和两种文化的通识，周七月受美方邀请，担任了“中方顾问”的角色。

美国人选择与周七月合作自有他们的理由。周七月出身于高干家庭，母亲王昆是中国著名的歌唱家，早在延安时期就是远近闻名的“红歌星”，新中国成立后更因扮演《白毛女》里的“喜儿”一角红极一时。父亲周巍峙也是中国著名的音乐活动家、作曲家，后来担任过中国文化部代部长及中国文联主席。当父母被“十年浩劫”卷裹进去的时候，周七月也遭受了长达13年的牢狱之灾。在“监狱大学”里苦读哲学经典，并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他，又遭遇到日渐开放的年代，周七月拥有着常人无以获取的丰富乃至繁杂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为了让周七月对这个刚刚成立的公司更有信心，杨澜特意提起阳光卫视北京办事处设在“汉威大厦八层”。但杨澜没想到的是，周七月此前开设的公司恰恰也在汉威大厦。2000年的汉威大厦，是北京CBD核心圈里一座很有“威名”的高档写字楼。对于许多公司来说，进驻汉威大厦就是实力的象征。如果哪家公司将办公地点设在这里，那这家企业的资金实力就毋庸置疑了，要知道汉威的租金皆是以美元来计算的。听了杨澜的话，周七月默默地将自己的名片递了上去，地址一栏赫然印着“北京汉威大厦五层”，两人大笑。机缘，有时候就是这样巧合。

一场投缘的会谈快要结束时，杨澜决定，以周七月对节目价值的理解和他的丰富阅历，目前公司最适合他的职位只有一个，就是阳光卫视上海制作中心的节目总监。加盟阳光卫视之后的周七月和当时负责纪录片翻译的聂梦倩，编导李天、陈艳明、符定华等组成了阳光卫视上海节目制作中心的最初工作团队。

与周七月的“自投罗网”不同，在纪录片界被称为“老爷子”的陈汉元，是杨澜在阳光卫视筹划阶段就请来的元老级人物。早在杨澜的央视时代，陈汉元就担任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这个曾制作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等经典纪录大片的老人，是杨澜这一代电视人非常尊崇的一位前辈。陈汉元所具有的高度人文追求、丰富的情感世界，以及深厚的专业功底，促使杨澜专程聘请他来担任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以总编辑的角色，全面负责原创纪录片的规划和制作。

如果说纪录片是时代精神和文化潮流的结合，是时代自然观、人生观、世界观的表现，那么，陈汉元所处的时代恰恰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四个阶段：从政治化纪录片到人文化纪录片，从平民化纪录片再到社会化纪录片。然而，无论身处纪录片的哪个时代，陈汉元的眼里始终关注的都是“一撇一捺”的人，关注的都是他们心灵的放飞和思想的自由。

“一撇一捺”，是陈汉元创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第一集的片名。片中陈汉元把长城比作阳刚、雄健的一撇，把大运河比作阴柔、深沉的一捺，这种比喻正好契合了这两个人造工程的功用和气质——筑造长城是为了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挖掘运河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沟通。从地图上看，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两大人工奇迹在北京会聚，正好形成汉字里最重要的“人”字。在那个崇尚集体主义，主张将一切个体淹没于集体浪潮的时代，这种对“人”的关照无疑是超前的。让稀薄的人文气息浓厚起来，让人类的灵魂更富有尊严正是杨澜创办阳光卫视的初衷，她力邀陈汉元加盟，自然是希望借助老爷子的满腔热忱，在阳光卫视这个平台上共同记录“人”的壮阔历史。

当以陈汉元为核心的北京团队着手制作不同系列大型纪录片的同时，基于凤凰卫视版本基础上的新版《杨澜工作室》（随后更名为《杨澜访谈录》）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

2000年下半年，上海复旦大学教师蒋昌建参加了青岛的一次活动，同行的还有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就在这次活动中，陈汉元见到了这位令他印象深刻的昔日最佳辩手。1993年，上海复旦大学国政系研究生三年级学生蒋昌建，与其他3位同学代表复旦大学队参加了在狮城举办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当日辩题“人性本善”，复旦大学队以“反方”应对台湾大学队。精彩的自由辩论结束后，作为复旦大学四辩的蒋昌建以高屋建瓴之势慷慨陈词，结尾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被评论为“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把整场辩论升华到极高的价值观念境界，可谓气势磅礴”，最后蒋昌建荣膺本届辩论会“最佳辩论员”。一时间蒋昌建的发言风靡整个华语圈，他本人也成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偶像级人物。活动间隙，陈汉元找到蒋昌建：“我给你找个事做，做《杨澜访谈录》的总策划怎么样？”对于陈汉元发出的邀请，蒋昌建有些出乎意料，自己平时参与电视制作的机会不多，谈不上什么经验。但陈汉元却认为蒋昌建很合适，对蒋昌建说：“我看你行。”

陈汉元看好蒋昌建不是没有原因的。最佳辩手的背景意味着缜密的思维和完美的表达力，复旦大学博士的专业背景意味着严谨的学术素养，国际政治系作为复旦大学的强势学科，自然是藏龙卧虎之地，蒋昌建的加盟就意味着《杨澜访谈录》在把控时政领域方面有了顶尖学院派力量的强大支持，这样的策划力量对于维护访谈节目的“权威”与“严谨”，维护杨澜秉承的高端访问之定位是非常有利的。

活动后，经陈汉元引荐，蒋昌建在上海永嘉路387号见到了杨澜。

出生于1965年的蒋昌建与杨澜几乎是同龄人，他们之间成长轨迹的并行和交集颇有些戏剧性：1990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生杨澜登陆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持舞台，此时的蒋昌建是一位以安徽芜湖为活动半径的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团委书记，每周会定时收看《正大综艺》，感觉女主持人“很清新”；1993年，《正大综艺》火爆异常，杨澜成为著名主持人，此时的蒋昌建成为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随复旦大学队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获“最佳辩论员”称号，杨澜激动地收看了这场狮城对垒，只是感慨这位复旦男生有点瘦，身着的黑西服有点肥；两人都是与大专辩论会有缘的人，1995年，还在美国学习的杨澜受邀主持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会，蒋昌建作为志愿者担任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只是舞台上下的两人各自忙碌，没有相识与交流的机会。

当两人通过《杨澜访谈录》再次遇到对方，初次见面全无陌生，就像早已熟识的老朋友。不久之后，复旦大学老师蒋昌建和他的国政系团队成为了《杨澜访谈录》的智囊团。

2001年6月25日，《杨澜访谈录》暨新版《杨澜工作室》在北京昆仑饭店举办了开播仪式。当时《北京青年周刊》的首席记者对杨澜做了一次专访，并写下了这段文字：“北京昆仑饭店，杨澜一袭黑色裙装，笑容得体地站在聚光灯下。面对众多赶来捧场的来宾、朋友，杨澜致辞时有些激动，眼睛里有泪花闪烁。背后的大屏幕，放映着从《正大综艺》到现在的杨澜，长发的杨澜勾起人们对往昔的回忆。”

7月，刚刚从上海大学毕业的金嘉楠没有和她的同学一样，选择进入上海电视台等沪上主流媒体，而是将简历投给了阳光卫视，成为了《杨澜访谈录》的助理导演。《2000年那一班》是1996年杨澜在纽约留学期间，与CBS电视台合作拍摄的，以比照中美儿童成长、预设国家前景的纪录片。随着岁月的推进，一些预设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那是因为历史总是喜欢宏大叙事，个人的思想和影子充其量也仅是一些细节，微小得如同一个个细胞。但总有一些超越性的情感链接，在细微和琐碎之中投射出难得的时代感。“2000年那一班”就像一句预言，冥冥中将这些《杨澜访谈录》初创时期的达人们聚合，与他们每个人的灵性与远见——签署了千禧之约。

公民杨澜

2001年7月13日，是令全体中国人极端亢奋、充满期待的日子。

就在莫斯科即将揭晓谁将是七年后奥运主办国的前一刻，开播不到一个月的《杨澜访谈录》播出了对时任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的专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杨澜就参与了中国申奥活动，并于1993年与何振梁一同经历过摩纳哥蒙特卡洛的失利，近10年的交情使得两人像老朋友一样侃侃而谈。访谈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面子”，关于“面子”，何振梁给杨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去危地马拉“争取面子”，该国的奥委邀请他坐上自己开的飞机，为了北京申奥，他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这位驾驶技术很差的委员，随他在空中颠簸、摇晃，而且满脸装着笑容和他聊天。为了民族与国家的荣誉，何振梁先生搭上自己的命“争面子”，这个故事让对面的杨澜感慨不已。

这个夜晚的莫斯科能否将“面子”给予中国呢？身为北京申奥形象大使，代表中国即将进行文化阐述的杨澜告诫自己不再去想最后的结果。“把自己忘掉，紧张从何而来呢？”那一刻，杨澜对自己说，“你就是一名信使，把信传达到是你的使命！要把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把那些凝聚了许多人心血的，精简了再精简，推敲了再推敲的字字句句，都打到听众的心里去！”

“在新北京，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交织3000年的文化宝藏的城市面貌，伴随着象征意象的紫禁城、天坛、万里长城正在向您展开，这个城市有着多样的影院、博物馆、舞厅、各种餐馆和购物中心，正在让您感到惊喜与兴奋。”

那天现场的光线从观众席后射向讲台，令杨澜有些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但她又似乎能看见他们：该笑的地方，他们笑了；该惊喜的地方，他们在深呼吸。

“在我结束前，让我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700年前，当马可·波罗即将离世时，人们问他，‘你所描绘的那个叫做中国的遥远而美丽的国度，到底是不是真的？’马可·波罗回答说：‘我告诉你们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实际上，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向诸位展示的，也仅仅是正在等候你们的北京的一隅。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我们中间来吧。”

从开头到结尾，杨澜的话语节奏显示了作为记者和主持人合为一体的职业练达，一种不再患得患失的放松感让她自己都有些惊讶。也许只有在这样百年一遇、创造历史的时刻，才能让一个“人”的“自信”如此强烈地仰仗她身后一个国家民众的意愿。

杨澜在莫斯科5分钟的英文陈述给全世界留下了近乎完美的印象。这一次，中国终于赢回了大面子。当中国与她的人民享受胜利的一刻时，有外国记者问杨澜：“你并不为国家机构工作，甚至也不从事体育，为什么投入这么多时间做与奥运相关的事？”杨澜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主办奥运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与贡献，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从此都将大不相同。我不仅仅是志愿者，也是受益者。因为我是国家的公民。”

置身于历史与现代纵横交织而成的时空界面，参与国家大事件淬炼出了公民杨澜思维的高度和深度，这种趋势借助《杨澜访谈录》的运行得以不断持续。

对于刚刚开播的《杨澜访谈录》来说，选择受访嘉宾至关重要，因为这位对面的人物将严重左右着节目的深度与高度。幸运的是，《杨澜访谈录》首个嘉宾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能够采访到她，要得益于周七月的私人关系。

为了全方位再现王光美的命运轨迹，《杨澜访谈录·王光美》按照纪录片的思维去策划拍摄，摄制组首先来到北京市中心的百灵寺，在友谊博物馆内拍到了缅甸前总理奈温送给王光美的红宝石项链，正是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成为了王光美后来遭人羞辱与折磨的祸端。后又来到翠明庄的宾馆，让服务员回忆当年王光美出狱之后的情形。为了更完整地掌握信息，《杨澜访谈录》打破了一对一的模式，又采访了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

当周七月带领团队和杨澜来到王光美的家中采访时，采访时间又创造了《杨澜访谈录》的最高纪录：整整4个小时。4个小时的时间里，王光美带领着杨澜走进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核心地带。在王光美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当代史最惨烈的一段记忆，重提那段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杨澜在采访前特地对她说：“对不起，可能要引起您那些伤心事。”而王光美却很快回答说：“没关系，你问吧，我受得了。”

“那您挨斗的时候，您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并把乒乓球串起来套在您的脖子上，您害怕吗？”

“您觉得江青她对您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呢？”

访谈的过程仿佛泅渡一条波诡浪险的大河，杨澜在王光美充满传奇的人生历程中，看到了聚集在她周围泯灭了人性的恶的力量，又看到了她自内心散发出来的强大的善的力量。当历史的受害者有胸怀去担当起拯救者的角色，旁观者会发现人生的大船需要两种燃料才会走得稳稳当当，那就是王光美赐予《杨澜访谈录》的礼物：和解与宽容。

“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

“我把我母亲的东西给卖了，我说我舍不得，但那么多贫困母亲她们都没饭吃，我留这些干什么，我确实就把这些东西给了她们，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好。”

杨澜终于用自己的提问复原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也彻底被王光美的“人性”之美所征服。从52期《杨澜视线》到100期《杨澜工作室》，直到此时的《杨澜访谈录》，阅人无数的杨澜仍旧视《杨澜访谈录·王光美》为无法超越的“孤本”。因为嘉宾固有的“典型性”是如此吻合阳光卫视探询历史真相的定位，嘉宾命运的“戏剧性”又如此具备穿透历史的人性力量。历史总是无独有偶。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被关在荒凉的大西洋小岛上27年，受尽了三位看守的虐待。当1991年他就任总统时，他的一个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邀请这三名前狱方人员到场。当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看守们致敬时，在场的所有来宾乃至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狱中。”正是曼德拉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精神，使得南非的白人和黑人通过不断的和解来共同建立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正是这种具有超越性的人性力量引领新生代的《杨澜访谈录》形成了观察历史、揣测人心的态度，包括对痛苦和泪水的处置方式。

在这期以宽容的底色描摹悲惨命运的节目中，流下泪水的不是王光美，而是不期然出现在录制现场的王光英。当他听到妹妹王光美说到自己婚姻的选择时，两人在摄像机前有了一段令人心酸的对话：

王光英：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无怨无悔，这话对不对？

看到哥哥动情的泪水，王光美与他拥抱在一起，并抚摸着老哥哥的头说：“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也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

抓拍到这一场面，是周七月的临门一脚，因为面对两位老人的拥抱，摄制组都似乎一起被感动，而忘记了自己的工作，一直站在监视器后的周七月大吼一声，才唤醒了他的团队，但《杨澜访谈录》的镜头并没有推上去用特写暴露老人的泪水，只是用中远景关照了他们沧桑的表情，就如同王光美以优雅的“镇静”对待苦难，《杨澜访谈录》对待浮现于镜头前的“泪水”也保持着一份“控制”的态度。

在周七月看来，美学的至高境界是把情绪控制在宣泄以前，最感人的时候不是受访者泪雨滂沱，而是想哭却又极力压抑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杨澜与周七月有着共同的认知。如同一个富有修养的人，在他人的软肋面前，表现出的不是廉价的同情，而是尊重的空间。这种高级的人文关照从第一期《杨澜访谈录》就开始坚持，并由杨澜在谈话节奏的一起一伏间通过有意识的控制来实现。

从《杨澜访谈录·王光美》采访“领袖夫人”开始，2001年《杨澜访谈录》也开启了自己的“领袖系列”。得益于阳光卫视有限制落地而提供的较为宽松的话语空间，从对“文革”反思到观照台湾民主，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公民杨澜通过访问不同领域的嘉宾，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媒人的独立做派。其中就包括2001年6月《杨澜访谈录》台湾之旅中与华语文坛“意见领袖”龙应台的对话。

从1999年9月开始，龙应台的身份变了，从独立的作家变成了“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从一个批评者变成了一个当政者，她将自己比喻成“挂铃铛的老鼠”和“政治磁场中的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

杨澜：你说40岁以后发现了历史，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或者是简单的批判，而是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大的坐标里面，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现在在任上所做的工作，还有台北市它这个文化特质，在一个大的坐标里是什么呢？

龙应台：我看有两个坐标，一个是纵的，一个是横的，纵的坐标我会想到你刚刚提到的像康有为，一拨一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其实是投入公共事务的争取，对不对，然后看到的是一拨一拨的失败。那么我自己在做的事情会让我想到这其实就是胡适在二三十年代他所说的“好人要进入政府”那个概念的延续，所以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拿李敖的顽童式心态与认真做事的龙应台对比，杨澜问她：“你是不是偷偷也有点羡慕？”龙应台回答：“这无法羡慕。青蛙与蜻蜓彼此也无从羡慕。”个性迥异的李敖和龙应台共生于岛内，同为文人却有如此不同的生存状态，非常有趣。

两人的谈话最后以“远见”结束。

杨澜：其实台北有很好的文化基础，但是它可能需要领导者有这个远见，以及有一个国际化的一种大的胸怀，但是你发现这个是很欠缺，是不是？

龙应台：非常欠缺。

“远见”实在是个很容易说出口的词语，但是因为它“非常欠缺”，因此要实现它实在是件麻烦事，对于一个打着飞的到世界各地去采访的节目来说，“时差”和“变化”对于计划和远见具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相比较出现在《杨澜访谈录》中的政治领袖，对于正处在创业初期的杨澜而言，与享誉全球的商业领袖杰克·韦尔奇的对话更显得过瘾。

在百年企业发展史上，通用电器公司一直在全球各大企业中名列前茅。而在第八任CEO杰克·韦尔奇的领导下，通用电器公司从一家制造业巨头转变为以服务业和电子商务为导向的企业巨人，成为真正的业界领袖级企业。在过去20年的潮起潮落当中，他驾驶着这艘商界的泰坦尼克号不断获得新生，1981年他接任公司CEO时，公司的市值为120亿美元，而到他卸任时，已暴涨到4800亿美元，用“富可敌国”形容它是绰绰有余的，而韦尔奇本人，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管理者之一。

在纽约曼哈顿的GE总部，杨澜选择从杰克·韦尔奇最初上任CEO谈起。随着问题之间的缝隙不断缩短，她的提问节奏也在不断加速，似乎想急切地看一看这位火车查票员的儿子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杨澜：你是通用电气历史上最年轻的总裁，你当时是否很担心在几个月时间里，进行那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会不会成功？

杨澜：在最初的三年里，你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杨澜：一个中年人坐在这么大一个跨国集团首席执行官的位子上，是否有些让人诚惶诚恐？

杨澜：但你怎么有时间做那么多事？见那么多的人呢？

杨澜：其中哪些错误是你感到无法原谅的？

杨澜：在你做的决定中，哪一个对这个企业是最重要的？

杨澜：当你解雇员工时，你通常是自己亲自去说呢，还是让别人去说？

杨澜：你有没有主观的时候？受主观意识驱动的时候？

20世纪中后期，世界工业从大机器时代逐渐过渡到芯片时代，在这个重大变化的过程中，韦尔奇同样带领GE成功转型，使企业继续保持了活力和竞争力。谈及这样的管理神话时，杨澜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了她的质疑。

杨澜：所以你预见到了世界的变化，所以你就事先为你的企业做好了准备，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

韦尔奇：我喜欢思考，是的，我对世界的变化有一些感觉，但我进行改革的真正原因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事实上我们很幸运，我们获得了成功。

接受杨澜访问时的韦尔奇正是他准备全身而退的前夕，可以说他在《杨澜访谈录》中重新梳理和回顾了自己的管理生涯，也将自己管理的精华理念给予了杨澜。说起初入商海时的“不自信”，他坦然地告诉杨澜：“我那时自信远不如今天，假如你在1981年采访我的话，我会很紧张。”

面对杨澜，2001年的韦尔奇一点也不紧张了，是的，原因就在于他说的“我很幸运，我成功了”。

成功就是世间最大的硬道理，只有这个前提成立，远见才始为远见，否则这位火车查票员的儿子的命运又将是另外一种局面。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

在一个膜拜成功的商业时代，对于依托高扬理想主义大旗的阳光卫视来说，这个问题注定成为杨澜和《杨澜访谈录》的前瞻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