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安诗的空间书写及其情感体验
［摘要］在白居易的一生中，长安城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白诗对长安城的空间印象中，由于价值观的相悖和情感上的空虚，乐天始终无法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本文以白居易在长安写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为中心，从空间书写的角度切入，深入了解乐天在长安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统一。在中晚唐时期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文人对长安的复杂情感也体现了他们在仕途道路和人生安顿之间的艰难选择。
［关键词］白居易；长安；时间；空间
人总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比如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空间，一个家就是一个小空间，认识自己所处的宇宙空间，进而安顿自我的生命，是人性共同的渴求，因此人们往往会在空间书写中流露出在这个空间内的情感体验以及对这个空间的离合态度。白居易及第后当上九品小官校书郎，成功进入长安，欲一展抱负，前后在这里生活二十余年。长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城市，人们或在这里如鱼得水，或到处碰壁，或安乐于都城的便利生活中，或厌恶这里的喧嚣与嘈杂。透过白居易在长安诗歌中的空间书写，我们可以从中了解白居易在长安生活的真实的心路历程及其归属感所在。
一、自我活动空间——居住与志业
1.数次更换的居住空间
人的居住空间一般来说是工作之余供休憩的主要场所，是劳累之时停泊的温暖港湾。白居易自贞元十九年（803）在长安任职后，几次更换宅第，在其诗中也反复提及自己的住所这一私人空间。
贞元十九年，白居易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据《两京城坊考》：“乐天始至长安，与周谅等同居永崇里之华阳观。至选授校书郎，乃居常乐里，盖此为卜宅之始也。”
常乐里位于兴庆宫以南，东市之东，白居易有《长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云：“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梳。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可见，常乐里虽然环境不怎么好，但是离皇城较近，居住非常便利，因为靠近东市，出行和购置物品都非常方便。这也很符合初入长安的白居易的择居心态。
白居易只在常乐里居住了一年就搬迁至秦中，永贞元年（805），白居易寓居在永崇里华阳观，永贞二年（806）罢校书郎后，与元稹在华阳观里闭户累月，揣摩时事，成《策林》七十五篇。白居易在诗中这样描述：“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沉沉道观中，心赏期在兹。……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又有“永崇院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永崇里华阳观位于朱雀门东第三街自南向北第五坊，本是兴信公主宅。中晚唐时期，许多闲置的王公旧宅都被改造为寺观，公共空间有所扩大，这也意味着其社会功能意义有所转换，因此白居易和元稹等人才能在这个幽雅的空间里闭门读书，准备制举考试，不受干扰。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居新昌里，新昌里位于朱雀大街东第五街，南街东出延兴门。新昌里环境非常好，可谓冬暖夏凉，是白居易的理想宅第，他在诗中这样说道：“官曹称心静，居处随迹幽。冬负南荣日，支体甚温柔。夏卧北窗风，枕席如凉秋。南山入舍下，酒瓮在床头。人间有闲地，何必隐林丘。”还有《秋居书怀》中也表达了白居易对自己住宅的喜爱之情以及知足常乐的心态：“门前少宾客，阶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墙，凉风入东屋。……终朝饱饭餐，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可见，白居易喜欢居住在幽静舒适的环境中。在长安这个喧嚣的城市里，能有这么一个住处，可以不必隐林丘就能远离政治的钩心斗角，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一片休憩之地。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再次入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居昭国里。昭国里位于朱雀大街东第三街自南向北第四坊，靠近曲江池，处于较偏僻之地。太子左赞善大夫虽然事务不繁忙，但官居五品，属常参官，按理说白居易应该选择离皇城近一点的地方，便于早朝，但恰恰相反，他迁到了一个远离皇城但靠近曲江、青龙寺、南山等游玩之地的偏僻之地，其意图不言而喻。在白居易描写昭国里的诗中，处处透露出一种静寂之感，如“贫闲日高起，门巷昼寂寂。时暑放朝参，天阴少人客。槐花满田地，仅绝人行迹。……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虽然白居易喜欢居住在偏僻无人打扰的地方，但还是免不了会感到冷清寂寞，因此偶尔有亲朋好友来访，也让他倍感高兴。好友张籍曾拜访过他，白居易怀念好友，寄书信予他邀约来宿：“秋来未相见，应有新诗章。早晚来同宿，天气转清凉。”
昭国里的偏僻虽然使白居易更加远离喧闹的城市中心，但也使之少与友人相见，心生悲凉。在长庆元年（821），白居易终于有能力购置属于自己的宅第了，新昌里环境好，在长安坊里中有着淡雅超逸的园林境界，且著名的青龙寺就在新昌坊南门之东。故白居易最终选择了新昌里。“这一泉声树影之地，无疑是一些文人官员心目中的桃花源。无论是青龙寺还是私人住宅，大都绿柳、修竹成荫，青山、绿水掩映，清泉奇松，这样幽雅清丽的景致，定会吸引一部分文人到此居住或经常来此吟诗作文。”而且，据《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在新昌里居住的官员最多，达二十余户，其中不乏白居易的好友崔群、钱起等，白居易居住在此处也方便与友人的联系。在长安居住这么多年，白居易总是更换住处，居无定所，直到此番购置新昌里，才在长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故白居易非常重视这个地方，但刚购置的时候其布局还是不尽如人意，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将其依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了一番：
尝爱辋川寺，竹窗东北廊。一别十余载，见竹未曾忘。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未暇作廐库，且先营一堂。开窗不糊纸，种竹不依行。意取北檐下，窗与竹相当。绕屋声淅淅，逼人色苍苍。烟通杳蔼气，月透玲珑光。……清风北窗卧，可以傲羲皇。（《竹窗》）
只有在此处，白居易才真正流露出了对家的喜爱之情，窗外有松有竹，凉风习习，月色玲珑，安宁静谧。
粗略梳理白居易居住空间的变迁后，可以发现，白居易择宅有远离皇城的趋向，更喜欢在相对偏僻、环境幽静之处定居。按照早朝制度，官员在晨鼓未响之前就要起床赶路奔赴早朝，离皇城越近路途越短，越方便，而白居易却越迁越远。这与白居易的仕途心态密切相关，他希望远离繁华的都市中心，远离纷繁的政治圈，不受干扰。而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也正是这样逐渐建构起来的：既有可以养家糊口的官职可当，又不纠缠于党争和政治风云中，还可以在喧嚣的闹市中营造出符合自己独特心境的居住环境。
2.扮演双重角色的志业空间
居处空间是人休憩的场所，而志业空间则是建功立业、实践理想的工作场所。上文提到过，白居易在长安期间虽然变换了几次官职，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兼任翰林学士一职，因此翰林院“禁中”实则就是他的主要志业空间。
但白居易对其志业空间的书写似乎有些与众不同。这些关于“禁中”的诗歌，很少描述其工作状况或抒发建功立业之志，反而较多的是在抒发夜晚时分的孤寂之感。这与翰林学士的工作制度有关，翰林学士晚上需要轮流值班，以防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但一般而言不需要工作。翰林院的工作具有较大的机密性，因此翰林学士在职期间一般很少跟友人见面，时间长了，便会产生一种友情的缺失感。而到了夜晚，只人对月，难免产生悲凉的孤寂之感，白居易则经常抒发这种情感：“海上明月出，禁中清夜长。东南楼殿白，稍稍上宫墙。”就算是有两个人值班，也依然不解这种肃清，如“夜深草诏罢，霜月凄凛凛。欲卧煖残杯，灯前相对饮”。所以在这种时刻，白居易也经常会怀念友人，“何处感时节，新蝉禁中闻。宫槐有秋意，风夕花纷纷。寄迹鸳鸯行，归心鸥鹤群。唯有王居士，知予忆白云。何日仙游寺，潭前秋见君”。又“迟迟禁漏尽，悄悄暝鸦喧。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每一得静境，思与故人言”。可见，“禁中”的生活并不怎么好过，白天工作，晚上值夜，为了工作的保密，与友人见面又少，只能靠书信联系。在诗中，白居易就向元九袒露了心声：“身为近密拘，心为名检缚。月夜与花时，少逢杯酒乐。”这也无怪乎白居易会在任翰林学士时期对时间的变化那么敏感，工作压力和孤寂感使人的关注点不断投向自身的变化，因而一缕白发都能引发无限的伤感。
但实则也不全然如此。“禁中”虽冷清，有时却也很符合白居易追求闲适的心境。“地贵身不觉，意闲境来随。但对松与竹，如在山中时。情性聊自适，吟咏偶成诗。此意非夫子，余人多不知。”又“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可见，白居易也很享受“禁中”清幽的环境，视“禁中”为修心之处。从这个角度来看，“禁中”似乎扮演着双重空间角色，既是其工作场所，承载了他的理想、压力、苦闷以及孤寂，而有时，其清幽的环境又成了白居易释放压力、放松休憩的好地点。
其实，白居易在居住空间、志业空间中表现的情感和心态正折射出他在长安生活的一种独特心境，那就是能够在同一个空间中转换不同的情绪，使环境为己所用。生活固然有压力，有无奈，有烦恼，但关键还是在于自己的心态。白居易在长安任职期间也需要承受各种压力，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心境在闹市中营造属于自己的闲适空间来舒缓压抑的情绪。“禁中”的清幽既是肃清寂寞的，又是宁静舒适的，在白居易的实践中，环境可以依心境而变换角色。白居易在孤独时若思念好友，便表现出明显的寂寞失落的心态，这从其大量的与元稹的唱和诗中可看出，如“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但若不涉及人际关系，白居易也很享受这种清静安宁的生活，就如夜晚的“禁中”有时也能成为他修心的好地方。林文月在探析陶渊明诗的孤独感时曾对孤独与寂寞作了区分：“孤独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开放的心理状态，容得下任何种类的情绪。孤独与寂寞最重要的分野正在于，不快乐的感觉是寂寞固有的一部分，但一个孤独的人却既可以是快乐的，也可以是不快乐的。”而白居易在长安城似乎也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孤独的心态中。
二、长安印象——地方感的缺失
有学者这样定义“地方”：“一个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的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附着的焦点；一个令人感觉到充满意义的地方。”所谓地方感，也就是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也是一种归属感，包括价值观的认同和情感的认同，每一个个体的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对独特的，但又可能成为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代表。白居易一共在长安生活了二十多年，那么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是怎样的，他在长安究竟有没有找到地方感和归属感呢？
1.“名利场”——价值观的相悖
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800）正月初到长安准备应试，“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心情忐忑的他似乎还没有心思来关注这个城市，长安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且“帝王州”三个字反映出了长安在白居易心里是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的。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任校书郎，住长乐里，处于繁华之地，此时的白居易已经感受到了长安的喧嚣与浮华，“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反复提及长安是名利场。乐天尽管在价值观上不认同这个城市的文化，但是生活在其中，又不可能不被其影响，所以在生活层面，白居易也享受着这个城市带来的便利，并为此感到满足。担任校书郎期间因官职清闲，白居易经常与友人同饮，“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的生活确实给他增添了一些乐趣。渐渐地，白居易开始融入这个城市，对它的印象由“名利场”变得具体化起来，他常到各处游玩散心，《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见赠》云：“长安千万人，出门各有营。唯我与夫子，信马悠悠行。行到曲江头，反照草树明。南山好颜色，病客有心情。水禽翻白羽，风荷袅翠茎。何必沧浪去，即此可濯缨。”又在游开元观时说：“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可见，白居易逐渐在这个城市找到了生活的乐趣，遍游名胜古迹也是文人向来追求的快意生活，长安正好可以满足白居易的这种需求。
但是，长安生活的便利和繁华都是物质上的、短暂的，终究敌不过内心的追求，“甘心谢名利，灭迹归丘园。坐卧茅茨中，但对琴与樽。身去缰锁累，耳辞朝市喧。迢遥无所为，时窥五千言”，白居易对于长安是喧嚣的名利场这种最原始、最深刻的印象始终改变不了，从其诗文可见这种印象与白居易自身的价值观是相悖的。
2.“长安空”——情感上的空虚
白居易经常在其诗中流露出感伤的情怀，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在长安这个城市缺乏知己。虽然他也经常跟友人一起作诗唱和，但其实在他眼里却少有知心好友，唯有元稹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也只有在寄给元稹的诗中才表达出了他内心很多真实的情感。元和二年（807），元稹自左拾遗出为河南尉，白居易在《别元九后咏所怀》中感叹道：“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门东。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元稹的离去让白居易觉得这个城市空空如也，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落寞！元和五年（810），元稹初谪江陵，白居易过度担心好友，“归来数行泪”，继而又在梦里梦见元稹，“晓来梦见君，应是君相忆”，凑巧的是，醒来时正好有“咚咚”的叩门声，送来的恰好是元稹的书信，在听了元稹的倾诉后，白居易怅然道：“一章三遍读，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为金。”（《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怅然感怀，因以此寄》）能让白居易牵挂到此种程度的，也唯有元稹而已，可见，白居易在长安时情感上和精神上都是非常空虚的，只能靠书信来求得友人的安慰，这种情感上的缺失也使白居易难以在这个城市获得归属感。
3.“藏陷阱”——仕途中的厌倦
另外，长安城这个大空间并没有给予白居易真正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虽然他曾经有兼济天下的壮志，在仕途上也有过短暂的高峰期，但当白居易逐渐认清官场的真实面目后，伴随他更多的是对仕途的失望和厌倦，也使得他对这个城市产生距离感和逃避感。翰林学士承担着重要的责任，白居易对其政事也相当投入，但这也给了他巨大的思想冲击。他的很多建议都没有被皇帝采纳，特别是涉及宦官的事。元稹因得罪宦官而遭贬，白居易极力上言，宪宗都未采纳，这使白居易感到相当失望。白居易任职期间“不识时之至讳”，“直奏密启”，自然会招致掌权者的嫉恨。而白居易也逐渐认识到了名利场中的尔虞我诈，他在《劝酒寄元九》中提到：“陶陶复兀兀，吾孰知其他。况在名利途，平生有风波。深心藏陷阱，巧言织网罗。举目非不见，不醉欲如何。”再者，中唐时期的党争政治非常复杂，白居易与牛李党争的双方都有关系，因而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白居易不想陷入旋涡中，因此极力避开这场党争。究竟何地是归处？“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长安城显然不是能让白居易感到心安的地方，其归属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们在寻找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时，其实也是在找寻自身的价值和情感寄托之所在，这是归属感的基础，所以当白居易无法在这个空间中找到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的时候，他也就无法在这个空间找到地方感和归属感。价值观的背离，情感上的空虚，以及仕途中的疲惫和压力，使得白居易始终跟长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三、结语
白居易跟唐代许多文人志士一样，都渴望在长安这片繁荣之地建功立业，一展抱负，但最后却依然未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在初入长安之时，白居易依靠一份清闲的官职使自己原本贫穷的家境得到些许改善，但闲官于他而言却是大材小用，无处施展抱负，只能故作旷达。成为翰林学士和左拾遗时，白居易逐渐认识到了官场的真实面目，对此他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将这种个人的无奈与平庸感寄托在对时间的流逝和生老病死的哀叹上。而此时他也对长安这个城市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和更深的了解。一方面他享受着都城的繁荣和生活的便利，另一方面他又是孤独的，也对这个城市的喧嚣浮华产生了一层隔阂。这种隔阂源于他跟长安这个“名利场”的价值观的相悖，也因为在这里缺乏真正的知己，无处诉衷肠，再加上对险恶仕途的失望和厌倦，乐天无法在这个城市找到一处“心安”之地。在长安的这段早期为官经历虽然还不至于让白居易彻底厌恶朝政，但也已经使他逐渐懂得了由社会到自我的聚敛，由外向到内向的收缩，心境也变得趋向淡泊平和、自足自乐。而在后来的被贬江州事件中，白居易更加意识到了长安不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但这并不代表白居易对这个城市没有感情。乐天被贬谪在外时，也曾十分思念长安，思念长安的生活、长安的故人。“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望着江水不由得想起了长安；“忆昔在东掖，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湓城”，想到自己已经离开繁华之地，心中甚是思念；“遇兴寻文客，因欢命酒徒。春游忆亲故，夜会似京都”，在被贬江州后想起了长安的同僚，长安的欢聚场景。种种对长安的追忆其实都是对自己政治愿望的表达，代表着人生志向和仕途理想。但是白居易“中隐”的思想和理智的思考让他既怀念长安又懂得远离长安，远离这个政治的旋涡，很好地化解了入世和出世的矛盾，最终在洛阳找到让自己安享晚年的理想家园。
长安这座代表着政治和权力的都城成了所有文人一生的理想和追求。在实现政治抱负和卷入险恶官场的矛盾下，有些人为了高官厚禄而放弃了自己为政的初衷，也有些人因为坚持己见而被疏远或放逐，但应该说大部分文人的心里都有着深深的长安情结。中晚唐社会危机四伏，文人们不仅要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更要关注自身的发展与安危，这种对长安城欲即又离的矛盾心理正体现出他们在仕途道路和人生安顿之间的一种艰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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