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历史
那一段尘封的历史……
我和勉思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一起工作，友谊始于半个世纪之前，应该说算是相知甚深的老朋友了，有时候长时间不见，也会想念她：她生活怎样?还能骑车四处奔走吗?每逢文艺界有点风吹草动，也会替老康和她担心：这次会不会受到牵连?但是也很奇怪，虽说是天天见面，工作上接触频繁，对于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状况，她所谈甚少，我所知的也就更少了。只听说她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到解放区去了，路过“卡子”时还曾被扣留过。在我们那个时代，凡是有过秘密工作经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彼此间从不谈私事，更不会因为好奇而去探询对方的来龙去脉。这特点一是秘密工作养成的习惯，二是出于年轻知识分子的矜持，觉得一涉及人间烟火的家常琐事，就未能免俗。因此，我是通过多年的直观印象和日常表现来了解她的为人处事的。
我们报社的前身是《华北新大众报》，那是一份“识字分子”办给农民看的四开小报，以大众化、通俗化作标榜，无非搞一些大鼓词、快板书之类的东西。其实那个大众化也是小众化，还得让“识字分子”去念给文盲听，不像现在的大众流行文化，连农村老奶奶也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平津战役开始，我被抽调去天津“接管”。北平和平解放后，《新大众报》进城接管了杜聿明的《新生报》，改为全国总工会直属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因为机构庞大、经费不足，之后便出现了生存危机，无法维持一份日报的出版，所以又将我调回报社印刷厂当厂长，来搞“创收”，以解燃眉之急。用今天的一个大点的字眼形容，也算是“临危受命”吧。但我不知勉思是何时调到报社的，当我不分昼夜到处借纸借钱的时候，她已经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起早贪黑地跑新闻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也较近，因为我妻子与她是同行，也是记者，空暇之余，两家人偶尔还聚聚餐。这在当时是有些犯忌的，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扣上“小集团”的帽子，给人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生活虽然困苦，但也是快乐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人们对它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工作起来就像拼命。每天早晨上班之前还要进行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一天下来，总要把人搞得筋疲力尽。经理张诚来自新华书店，对于经营管理并不是外行，在他的支持下，我们迅速将报厂改造成书厂，一边承印外活，一边自己编印各种学习材料，以书养报，正式打出了工人出版社的牌子，并推举赵树理担任社长。报社还封我为出版科科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没有一个兵，我只好玩“空手道”，整个出版社，从编稿、校对到装帧设计，都是自拉自唱。我们编印识字课本、政治教材，也印领袖像、工会会员证，面向市场，见缝插针。由于财源茂盛，一年后，报社经济情况好转，购置了新机器、新厂房，陆续建立了制版车间、装订车间，还买了彩印机。然而，想不到的是，报社摆脱困境之日，也正是我大难临头之时。“三反”运动甫一开始，我就中箭落马了。查不出经济问题，就查政治问题；没有现行问题，就查历史问题。最后以“历史不清、来路不明”为由，将我清除出党，行政职务一抹到底，也不分配工作，放在校对科打杂，形同无业游民。沦落至此，那些当权者竟无一人替我说句公道话，使我真正感到精神上孤立无援的痛苦，想不通自己为什么那样惹人讨厌。
我当时并不了解，进城之初，康生就给毛主席打过一个报告，提出对待白区工作人员“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毛已批示施行。我的问题大概就是按这种精神处理的。在留用人员中，有的党员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入党的，也被当作“投机分子”取消了党籍。这个“十六字方针”起初可能只针对留用人员，以后就渐次波及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和城市知识分子，变成普遍性的指导原则。从华北大学等单位分配来的二三十名知识分子多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仅存的一个，“文革”中也被打成“特嫌”，全部被如此这般地给“淘汰”了。
由此看来，在中国该如何处事，最重要的还不是人和物的关系，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具体到工人日报社，就是进城人员和留用人员（加上新招收的青年学生）的关系，有人戏谑是“土八路”与“洋八路”的关系。当年随军进城的人，尤其是那些“识字”的乡下人，都有某种优越感，常常表现出他们不仅是解放者，也是征服者。他们对城里人处处看不惯，他们口称你“先生”“小姐”，不是出于尊敬，而是出于鄙视；看见女士们热天穿着短袖长衫、没有长裤的“洋装”，就挖苦她们是“捞鱼的胳膊过河的腿”。然而，城里人也看不起那些从农村来的土包子，嘲笑他们不会使用抽水马桶，像在农村蹲茅坑一样蹲在马桶上；嘲笑他们把夜里睡觉关灯叫“吹灯”，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恭恭敬敬，背地里还称他们是“山药蛋”“土八路”。
那些“识字者”是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受的中小学教育，对人类文明成果接触甚少，对世界文化思潮所知无多，他们是扛着枪雄赳赳地进入北京城的，有一种天生的自豪感。按理说，落后的农村战胜了先进的城市，有如历史上的“蛮族入侵”那样，终将也会被世界文明所同化，尽管它节节抵抗、处处排斥，也终归会对毛泽东当年所说的“糖衣炮弹”甘之如饴。但是这些人缺乏历史的预感性，他们自认为掌握着绝对真理，视城里人为改造对象，要用改造农村、颠覆社会的方式来改造和颠覆城市的一切。与他们相反，勉思却总是把这些城里的新同志当作自己人，发现他们有什么困难和烦恼，就设法帮助解决。有一段时间，支部还要调她去做党务工作，这位置与她与人为善的态度显然不相适宜，因为贯彻“十六字方针”，就要打得准、打得狠，谁要是讲究仁至义尽和通情达理，谁就会变得与东郭先生一样倒霉。勉思从未整过人，也不会整人，不得不挂冠而去。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上海、武汉、重庆、沈阳等地的工人出版社都统一到北京来了，全国总工会也将整个文教部下放，工人出版社与《工人日报》分离，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但依旧不给我分配工作。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当时的文艺作品主要是反映穷人如何翻身、婚姻如何自由的，人们还很少看到胜利是怎样获得的、共产党员是怎样战斗的一类题材，吴运铎的奋斗历程，正好填补了这个缺口，因此书一出来，不胫而走，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吴运铎也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此时，当年送我参加八路军的黄明鉴老师正好从上海找我来了，历史上的疑点也得到澄清。出版社这才设立一个文艺编辑室，叫我负责。之后又调勉思来“协助”工作，领导上的意图是安排她当“政治副主任”，同志们就戏称她为“政委”。因为我不是党员，就由她来代表“党的领导”。
勉思的到来，成为我生活中新的起点。我虽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从来没想过要从事什么文学事业。工人出版社定位为工会专业出版社，这种出版体制是从苏联搬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出版社在文化上没有地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就想加强综合性，并且保持有别于其他出版社的特色，陆续制定了一批传记文学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我们和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的由我们出题目，请他们写书，不少作品得到好评，如李伯钊的《女共产党员》、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吴南生的《松柏长青》、欧阳山的《红花冈畔》、魏巍的《红色风暴》、周立波的《铁门里》。刘白羽写无脚拖拉机手《熊熊的火焰》，素材是我们提供的，到焦作访问也是我们安排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是我们从档案馆找到方志敏的“自述”，参照修改才成书的。雷加在延安访问过老一代工运领袖朱宝庭，留下一份访问记录，也是我们在档案中发现，又到上海等地调查访问、收集资料后，协助作者完成的。我们的工作还得到冯雪峰、叶圣陶的指导，叶圣陶为《女共产党员》的文字做过润色，冯雪峰对《把一切献给党》的文字作过修改，还特地约请作家杜鹏程为此书写了评介文章。我们编辑“文化欣赏丛书”时，他牵头写了《中国古典文学欣赏》，吴晓邦写了《舞蹈艺术欣赏》，马可写了《中国民歌欣赏》。此外还出版过两套小丛书，一为《科普小丛书》，一为《语文小丛书》，在京的专家学者如王力、曹伯韩都是积极支持者。徐特立、谢觉哉、叶剑英、李维汉都为我们审阅过书稿，胡耀邦还向共青团推荐阅读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
其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1955年审干”。这次“审干”没有搞成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而是不动声色地组织专人做调查取证。负责我的专案审查的就是王勉思。她费尽周折在大别山一带找到了童年时代和我一起求学、参军的伙伴，为我写出证明。能找到这些人也颇具戏剧性，勉思是通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才打听到他们的下落的，线索近在咫尺，不过举手之劳，但原先办案的人，宁肯视而不见，也要一错到底。勉思还找到了我几次被捕时的审案人，查看了当年的审讯档案，甚至还找到了1943年在冀东根据地整风中把我们十几个青年打成特务的当事人，弄清了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所以，当我在审查结论上签字的时候，勉思用有些调侃的口气说：“这一查，倒查出个英雄来了。”我说：“总算还我一个清白，帮我放下了思想包袱。”我对勉思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她在我心里是一个有恩的人。
在这以前，支部组织委员通知我：当年停止你的党籍不合组织原则，你可提出申诉，要求恢复党籍。我说：如果错了，应由组织来纠正。如果仅仅是程序问题，我可以谅解，没有必要申诉。问题一直僵持着，此时勉思也劝我说：应该重新入党，因为这是惯例，过去有的同志（她没有说就是康濯）受到错误处理，后来纠正了，重新入党，党龄还是连续计算的。我想，这就是说过去处理是正确的，现在纠正也是正确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勉思：“我所以要求恢复党籍，只是表明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后悔；如果重新入党，我就要考虑是否值得牺牲个人自由。”勉思大吃一惊：“原来你这么想呀！太成问题了。”我把她当作唯一能说心里话的朋友，而她也总给我善意的批评。我姐姐、姐夫和孩子在抗日战争中失踪，母亲每次提起，都要流泪。为安慰老人，我编造一个善良的谎言说：“别担心！姐姐一家跑到台湾去了，台湾解放，就会回来的！”我想，只要不让母亲伤心，死后下地狱拔舌根都是值得的。母亲不知深浅，以后逢人便说女儿跑到台湾去了，于是，警惕性高的邻居就向组织报告，说我有海外关系。勉思知道了，又批评我说：“你姐一家都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干嘛没有问题还要制造问题。”我无言以对。也只有她一个人当面对我提出这样的忠告，而不是留待“秋后算账”。我很欣赏她的文雅风度，但我学不来，常常信口开河，说话走火，她也只是苦笑而已。
常言说得好，性格即命运。这种性格注定了我还要跌跤，还要走更加崎岖的路。1957年“反右”运动我又中了“阳谋”。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受到株连，被打成右派。听说勉思在支部会上替我辩护过几句，也被批评为右倾，一位主管文艺的总编辑还责备她“把关”不严，没有尽到“政治副主任”的责任。这倒怪了，这份书稿勉思并未看过，恰恰是这位总编辑审阅定稿的。但他说他只承担“工作责任”，而我们却必须承担“政治责任”。我想犯错误的人还是少一点好，就把责任包揽下来了。定案会上，一个个右派上台表态，痛哭流涕，表示悔改。我头脑麻木，手脚冰凉，一直冷到骨子里，像是噩梦缠身，惊恐万状；又像一具活尸，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几次催我发言，都毫无反应。最后才说了一句：“无话可说。”结果引起公愤，在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整座大楼顿时沸腾起来，一片“打倒”“严惩”的怒吼，楼道里、楼梯上，糊满了声讨的大字报。运动中我没有说话的自由，现在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一个身处政治旋涡中的人，想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是没有的。不过，我毕竟活下来了，确切地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哈姆雷特那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丧失了人的尊严，就等于丧失了人的价值，生命本身都失去意义了，那也无所谓选择了。
不幸的是，勉思和我都没有从现实中得到教训，反右斗争余烟未散，还在“打扫战场”，她又跑去约请李建彤写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的传记故事。她不仅自己积极搜集素材，还说服李建彤让我这个新“戴帽”的右派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陕甘革命根据地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虽然中央做过决议，已有定论，但想不到还是有人因为没当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耿耿于怀，准备翻案。我以为，按照《毛泽东选集》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写就行了，谁知书稿送给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征求意见，就出了大事，他向中央告了一状，他不说自己要翻案，却倒打一耙，诬蔑《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后来因缺乏证据，又改口说是“宣传高岗观点”，还无中生有地说选题是由习仲勋、刘景范策划的。由此引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那段广为传诵的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于是，两年后，我刚摘掉右派帽子，又被扣上反党帽子，成了“双料分子”。十中全会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就上了那个纲。
“自古昏奸乱天下，岂有文章倾社稷?”阎红彦利用小说告状虽不是一大发明，但的确开了风气之先，此后文艺界告密成风，闹得乌烟瘴气，以致老人家多次批示，警告某些文艺部门已跌落到“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在文学、戏剧、电影、哲学、史学、经济学各界接二连三地展开大批判，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阎红彦自己在“文革”中也死得不明不白，冤冤相报，岂不可叹。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把文艺问题、历史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一部小说怎么就成了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纲领?《刘志丹》写的不是高岗，也不是写高饶联盟，怎么就说是为高岗翻案?
这期间，勉思已随康濯调往河北保定（之后又调到湖南长沙），工人出版社也因精简机构被裁撤，人员另作安置。凡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都调离北京。留下一块牌子，并入工人日报社。全国总工会在“精简机构”上可谓独具匠心，每次都顺利完成任务，官僚机构却毫发无损。当年精简任务下来将文教部并入出版社，此次又将出版社撤销，演了一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闹剧。大概是“反右”运动给了他们一个教训：出了好书，他们升不了官；出了问题，倒可能丢了乌纱帽，倒不如一了百了地不出书了。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年辛辛苦苦兴建起来的工厂和办公大楼竟成了包袱，说尽好话，才无偿地白送给人家。当年拼死拼活，到头来居然一文不值，都成了无效劳动。
《刘志丹》一案清查了几年，也没有作出结论。勉思在此案中应该是个关键人物，从定选题到组稿，搜集素材，都出过大力，还写了终南山溃败的初稿，但是，检举揭发时，没有任何人提过她的名字，她得以逃过一劫。据说，溺死鬼都要拖一个人下水做替身才得超生，但在我们这些难友中，任何人都没有嫁祸于人，即使当面对质，也没有互相指责。因此大难之后见面，谁也问心无愧。此后，我和勉思就很少见面了，她偶尔进京，总要到我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但我们往往是默默相对，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临别，也总不忘留几斤粮票，给孩子一点零花钱。对于身处逆境（也是绝境）的人，仅仅因为还有一个人惦记着你和你的家人，就能使人不失去希望，更何况是在全民面临饥馑苦难的年代，节省下自己的口粮让幼小者多吃一口，那不仅仅是雪中送炭，而且是相濡以沫。我去建彤大姐家里也是如此，她也常给孩子带些副食品，有时是几块点心，有时是自己院子里栽的扁豆、丝瓜。我的孩子比她们多，她们的孩子得了浮肿病，我的孩子却没有浮肿的。此情此景，教人难忘。
“四人帮”垮台了，《工人日报》准备复刊，有几个朋友想起我，提议暂时将我借调回来参加筹备工作，但也有人说我已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力。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书记张维桢说了一句话：“那更应该回来，一个瞎子，在农村怎么生活?”于是，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转机。当时我被流放山东已14年，虽然身处穷乡僻壤，但也安之若素了。对北京，并没有什么好感，早已觉得无足留恋，再加上信息闭塞得很，还以为是叫我回去挨整呢。那时，建彤已排除多方阻挠，向中央申诉，要求为《刘志丹》案平反；勉思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社长，听到我回京的信息，立刻要我将以前出版的两本小书交由他们重印，康濯也忙着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知道，他们无非是想多“制造”一点“舆论”空间，好为我落实政策增添一点动力，用心之良苦，真令人感怀。后来，我的问题终得全部平反。
现在，勉思把她谈往忆旧的文章结为一集，重启已经“尘封的历史”，准备出版，并嘱我作序。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只能归结为一句话：她的文字正如她的为人：质朴无华，一片赤诚，处处流露着对历史的负责和对逝者的爱心。唯愿天下有情有义的人，都像她一样善待和自己相处的人。
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