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与鲁迅的论战与纠葛
《论“第三种人”》是鲁迅晚年撰写的一篇较为重要的杂文。此文写于1932年10月10日，发表于20天后——1932年11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现代》第二卷第一期。此文仍然沿袭了鲁迅一贯的犀利笔锋，矛头所向直指论敌——“第三种人”。但在猛烈抨击为他所痛恨的“为虎作伥”的“第三种人”之前，他首先对为“第三种人”辩护的“文学自由人”胡秋原，予以了虽不指名道姓但是火力更加威猛的抨击和剥皮。继冯雪峰、瞿秋白、周扬多篇檄文之后，在鲁迅的笔下，胡秋原又一次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走狗”。
本文要论述的，亦即要澄清的史实，是鲁迅对“文学自由人”胡秋原先生的两点凶猛的指斥，或曰他加在胡秋原先生头上的两顶帽子之所在——这也是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鲁迅产生的两个重要错讹。而且，正是由于鲁迅当年激愤之余信马由缰开具的这两顶帽子，给胡秋原的一生蒙上了不应有的阴影。乃至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台湾已经生活了22年的胡秋原，被中共最高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沿用鲁迅的这段指斥，进而被斥为“托匪”。
下面，我们不妨先来读一读《论“第三种人”》一文的开首语。
鲁迅这样写道：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附在《论“第三种人”》一文末尾的两段注释
，无论是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还是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其内涵无疑是大同小异的，尽管后者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加在胡秋原头上的两顶帽子也稍稍有些缓解，但依然将“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这两顶帽子分别是“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和“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
马克思确实倡导文艺自由了吗?
胡秋原先生关于“文艺自由论”的出处有两个地方。其一是1934年12月25日出版的《文艺评论》创刊号，胡秋原先生以《文化评论》社的名义，发表了题为“真理之檄”的发刊词。其二是写于“1931年11月15日晨”，发表于同期《文化评论》上，以批判国民党当局卵翼下的右翼文人鼓吹的“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为主的《阿狗文艺论》一文，就是引发“左联”一干要员对胡秋原“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进行围剿式批判的核心内容，也是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加以严厉申斥的。既然鲁迅在其文中使用了“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如此辛辣的语言，那么，马克思他老人家到底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呢?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确实倡导文艺自由，而且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弗兰茨·梅林（1846—1919），受马克思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委托，继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之后，通过长期收集、研究、校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精心撰写了《马克思传》一书。弗兰茨·梅林的这部《马克思传》，近一个世纪以来，被誉为较全面反映马克思一生革命经历，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全过程的一部经典著作。在我国，最初的中译本由罗稷南先生翻译，195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5年7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中译本。
弗兰茨·梅林深刻指出：
马克思在文学鉴赏方面，正如他对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脱的偏爱所表明，是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成见的。但是他也绝不是那样常常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或甚至奴颜婢膝相联的“纯粹美学”的信徒。在文学方面，马克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不能用任何死板公式来衡量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因此，他在选择文学读物方面完全没有洁癖，有时对于那些学院审美家们望而生畏的读物，他也并不嫌弃。像达尔文和俾斯麦一样，马克思爱读长篇小说。他特别喜欢惊险小说和幽默小说：从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和菲尔丁，下而至于保尔·德·科克和因写了《基度山恩仇记》而内疚的大仲马。
读了弗兰茨·梅林的上述精辟论述，我们再来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阐述文艺自由的。
发表于1842年5月德国《莱茵报》上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撰写的一篇经典批评文章（此文已在1972年收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第180-252页）。在该文中，时年仅24岁的马克思采取了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和自由主义报刊所持立场不同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当其他自由主义集团欢迎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时候，马克思却揭露了它的反动性质，一针见血地指出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同出版自由是不能相容的。马克思在其文中所采取的立场，一方面取决于对书报检查及其控制下的报刊的无情批判，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对资产阶级——商人的文学观点的批判，这种观点把文学降低到手工业的水平，把出版自由和工业自由等量齐观。在同反动统治当局及资产阶级——商人的文学观点进行斗争的时候，马克思捍卫了大胆的自由的民主主义的报刊。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其共同合作撰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对写作自由作了更为精彩的论述。
综上所述，胡秋原说的一点也不错，马克思确确实实，并且不止一次地呼吁、倡导文艺自由。难能可贵的是，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就在自己的头脑里确立了文艺自由、出版自由等理念。而且，马克思的这一理念的萌生源，还可以上溯到其接受启蒙教育的少儿时代：“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说，在小学时老师就这样教导我们。”“这是真正的历史观点，它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先杀害历史理性然后又把它的遗骨当做历史遗物来敬奉的观点。”
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如此斥责胡秋原“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呢?这跟当时的大环境有关。一是由国民党右翼文人潘公展、范争波等人于1930年6月策划了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运动，这个运动鼓吹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意识”，对抗此前三个月成立的以“左联”为代表的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且，这个“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后，又为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媚日投降政策百般辩护。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冒出了自称为“文学自由人”的胡秋原，以及不满“左联”对胡秋原“文艺自由论”围剿而异军崛起的以苏汶为代表的“第三种人”。鲁迅认为，胡秋原和苏汶等人的所作所为是在向“左联”进攻，分裂“左翼”作家队伍等等。这些都令鲁迅愤慨不已。而鲁迅之所以不公开点名批评胡秋原，是因为胡秋原撰写的《阿狗文艺论》（正是此文的公开发表，引发了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一干“左联”头面人物义愤填膺地对胡秋原实施排炮式的批判），其矛头所指，乃是着重批判了国民党蒋介石卵翼下的“民族主义文学”派的反动实质和荒谬论调。由于冯雪峰（论战中化名洛扬、丹仁）、瞿秋白（化名司马今、易嘉）、周扬（用名周起应、绮影）等“左联”一干头面人物的介入和重炮猛轰，十分自然的是，鲁迅必定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维护他们的集体行动，并为之鼓与呼。二是距此文发表一年多前，为鲁迅格外器重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惨遭国民党秘密杀害，在鲁迅心中留下了至死也无法磨灭的伤痛。为揭露国民党之暴行，鲁迅牵头主持出版了“左联”秘密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见鲁迅《二心集》，收入《鲁迅全集》第四卷），以及应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约请、为美国《新群众》杂志撰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并参与起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因之，一旦有人对“左联”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错误，尤其是人们所反感的唯我独革、唯我正确的严重“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时，鲁迅会将其视之“进攻”而加以撰文痛斥。三是鲁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读之甚少（对其原著的阅读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他也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对马、恩的原著加以精心研读，其了解也是肤浅的。平时的一些有限的了解，也多是听多次到过苏联的瞿秋白的介绍而已。因而，失之全面、出现偏颇的理解，也是可以预见到的。而胡秋原则不同了，他年轻，自幼勤奋好学。在遭血雨腥风的1927年宁汉合流右翼国民党迫害流亡后，胡秋原就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的还是外文原著。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亡命日本留学的那段时间里，为撰写七十万字的《唯物史观艺术论》（副题为“朴列汗诺夫艺术之研究”）一书，胡秋原几乎是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因之，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倡导的“文艺自由”，有着入木三分的理解。胡秋原毕其一生认为：“承认文艺自由与否，是马列分水线，而不承认，必到史达（斯大）林主义。”（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写于1969年1月10日，原刊于1969年1月台湾《中华杂志》，后收入《胡秋原文章类编之一：文学艺术论集》下册，由台湾学术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其实，说到底，不可否认的根本的一点，或曰共同点：鲁迅同样是高度崇尚文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而且，他为之奋斗了一生。1906年，因愤于自己祖国的不强大而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以及中国人惨遭杀戮及周遭同胞身上显现的麻木不仁，正在日本仙台医专习医的鲁迅，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弃医从文的选择。我们应该看到，这，不仅仅是鲁迅个人人生经历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最具凝聚力的一位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1922年12月3日所作的《呐喊·自序》（刊于1923年8月21日北京《晨报·文学旬刊》）中得到印证。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对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这个重大转折作了说明。值得指出的是，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回顾当年，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独裁统治的年代，鲁迅不也是一再猛烈抨击当局的书报言行审查政策，一再呼吁文学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吗?不仅仅是鲁迅这么呼吁，而且，按照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在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在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之后，也就是到了人类最高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其终极目的就是消灭一切阶级、一切政党，实现天下大同，还人民以全面自由。这其中，就包括文艺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三个最基本的自由要素。
关于鲁迅抨击剥夺作家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国民党当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的论述，可参见其“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至一月一日晨，写讫”的《且介亭杂文·后记》［见《鲁迅全集》（六卷），第463-479页］。针对始于1934年5月，因《新生周刊》刊登一则“影射日本天皇”的《闲话皇帝》，随着该刊主编杜重远的锒铛入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就销声匿迹了。为此，鲁迅在其《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用其惯有的无比辛辣讥讽的笔调写道：
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
“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指斥原委
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有关鲁迅对“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指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胡秋原撰写的《阿狗文艺论》，通篇充斥着对国民党右翼文人竭力鼓吹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的有力批判。在《钱杏村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一文开始时，胡秋原撰有一个导语，这个导语泾渭分明地表明了他对左、右翼文人的态度。胡秋原指出：
最近三四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有一个最大的滑稽与一个最大的丑恶。前者即是左翼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钱杏村君之“理论”与“批判”，后者是随暴君主义之盛衰而升沉的民族文艺派之“理论”与“创作”。
显而易见，在这里，胡秋原先生视“左联”诸君为友。而民族文艺派则是其对立面，并被冠以“随暴君主义”的“丑恶，而且是最大的丑恶”。其次，在此文中，胡秋原对钱杏村散布的“阿Q死了”“我们永远不需要阿Q时代”的说法所作的令人信服的驳斥，以及对钱杏村曲解茅盾小说的真正含义，错误地认为茅盾小说“否认英勇的革命战斗的现实”等观点的分析，无不说明了胡秋原对鲁迅、茅盾经典作品的全力维护。对钱杏村错误理论批评归批评，但胡秋原还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钱杏村先生的努力与精力，是可佩服的”，“但他在中国新文艺批评之初期建设上，不能不说他尽了相当的功绩”。事实上，正是文学自由人胡秋原，最早窥出了钱杏村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软肋，或曰幼稚的呈苍白状的缺失。由于胡秋原抢在“左联”前面批评了钱杏村的苍白理论，因而引发了推行关门主义政策的冯雪峰等人对胡秋原的进一步反击。胡秋原撰写《阿狗文艺论》的初衷，是针对“仇视解放运动”“宣传剿灭苏联”和“满足帝国主义欲望”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派们攻击“左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嚣张”的谬论的，孰料却引发了“左联”一大批人对胡秋原的围攻，而右翼文人却一个个作壁上观，无一人同胡秋原论战，这，岂非咄咄怪事?实在的事实表明：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胡秋原是维护，而绝不是什么“诽谤”与“否定”。那么，鲁迅为什么会在《论“第三种人”》中指斥胡秋原是一个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呢?
令鲁迅产生如此与事实大相径庭的错讹的原因，我认为有二：其一，也正是笔者于此前强调的，鲁迅为维护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左联”头面人物的“集体行动”保持步调一致。其二，与当时的革命环境相关，即被“左联”乃至中共高层所切齿痛恨的某些共产党人和“左联”重要盟员的“背叛”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先谈“其一”。
在鲁迅撰写并发表《论“第三种人”》一文的半年前，亦即1932年6月6日出版，由“左联”直接掌管的《文艺新闻》第58号上，发表了化名洛扬的冯雪峰所撰写的《“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在这篇颇有点谩骂味道的论战文章中，冯雪峰毫不客气地给论战的另一方胡秋原安上了一顶被共产党和“左翼”势力视为仇敌的托派帽子——这也是胡秋原成为“托派”“托匪”最早说法的源头。这就是胡秋原被诬指为“托派”的最早文本！但冯雪峰此文中所列举的胡秋原之“罪状”，以及被诬指为“托派”的依据，却又是如此苍白而又不堪一击！
谈及胡秋原对马克思、列宁的态度（或者说，是否如“左联”一干要员们对他的批判的那样），我们不妨来读一读胡秋原先生本人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胡秋原有关这方面论述的文章，题为“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它的撰写与发表时间，与鲁迅《论“第三种人”》处在同一时间段（写于“1932.10.24夜”，刊于《现代》1932年第2卷第2期）。因之，以出手快捷、笔锋犀利著称的胡秋原的这篇“答辩”，从某种意义上讲，同样可以视作对鲁迅《论“第三种人”》一文的答复。值得提上一笔的是，于该文文尾，胡秋原并不因为鲁迅对他的“莫须有”的凶猛指斥，对己文进行修订而迁怒于鲁迅一丝一毫，或进行反唇相讥。与之恰恰相反，继1928年以区区18岁“初生牛犊”之手笔，发表令当年文坛和鲁迅赞叹的《革命文学问题》一文声援鲁迅反击创造社之后，又一次维护了鲁迅作为“中国大作家”的核心地位。
其二，鲁迅所指斥的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说法，非但胡秋原本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当时的托派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胡秋原从来没有说过他信奉列宁主义。当年，他所崇尚的是非暴力主义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以及后来同列宁有隔阂但仍被列宁尊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的学说。有关这一切，可以从胡秋原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青年时代到后来在台湾生活的半个多世纪的著作、演讲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在这场由“左联”头面人物发起围攻的文艺论辩过去四十年后，1972年7月15日于台湾寓所，胡秋原先生在读到中共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沿用鲁迅当年的这一指斥，将其打成“托匪”的文字时，不由得再一次辩称道：
一，略。
二，我从未加入托派。所谓托派，其正式名称是“共产党反对派”……在俄国起于1927年，传到中国，……必须是共（产）党才是托派，……我不曾作共（产）党，所以无从做托派也不曾单独加入托派。……
三，我不仅与托派无组织的关系，在思想上亦从未受托洛斯基或者一派之影响。
四，我与马克思主义有十年的缠绵。但我的马克思主义来自普列汉诺夫，我从未承认“马列主义”，亦未认为……托洛斯基、史达林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
五，马克思主义者确有文艺自由，……不过，……托洛斯基亦未赏主张文艺自由。在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时期，我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史观。
上述，见胡秋原著《关于红旗之诽谤答史明亮先生等》，原刊于1972年8月《中华杂志》，后收入《胡秋原文章类编之一：文学艺术论集》下册，由台湾学术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由此可见，胡秋原并非什么“杀尽共匪说的论客”，自然，也并非什么历史上被沸沸扬扬传得可恶无比的“托派”！
然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恐怕还得从当年共产党及其红军领导下的苏区说起。众所周知的一个史实是，当时，在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苏区，发生了震撼苏区党内外的在极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的肃反扩大化，乃至到了最后，大批逮捕、杀戮被无端诬为“AB团”“托派”之类的各级共产党干部、红军指挥员、政工人员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罪恶行径。也就在这一时刻，1925年入党的中共老资格党员、“左联”早期重要成员的杨邨人，在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洪湖苏区）“体验生活”亲眼看见了这一惨痛事件发生的过程，加上那些平时极端“左倾”，关键时刻却叛变投敌疯狂迫害昔日“战友”的丑恶行径，他不由得迷惘了，失望了……以至于回到上海后，心有余悸之时，披露并撰写了诸如《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我的供状》《赤区归来记》等一系列亲历反思文章，因此被“左联”视为叛徒、取消派（托派）、反动派帮凶等而被抛弃（开除）。但此事却与胡秋原这个文学自由人无关。只是后来杨邨人宣布加入第三种人行列后，“左联”一些人又将他并入胡秋原、苏汶一类的“异类”。
1932年10月，杨邨人得以逃脱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又一次围剿，以及历经昔日“战友”投敌对自己的出卖之后，从危机四伏的湘鄂西苏区回到了上海。在读了《现代》十月号刊登的几篇论争文章后，他撰写了《论“第三种人”的文学》的论辩文章，希望“和左联诸同志讨论。那文章里面，最重要的是说左联放弃了最多数的小市民和农民的群众，现在应该扶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而转变战斗的对象，向鸳鸯蝴蝶派进攻。并且左联不是共产党，不应该以政党的立场为文坛的立场而对于‘第三种人’的作家加以攻击和非难。不料这一论文和一封信，去了以后，一直到现在，左联置之不理。……”接着，无奈之中的杨邨人又接连写下了《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等论战文章，公开宣称加入“第三种人”的行列。
毫无疑问，正是因了杨邨人先生这篇被“左联”置之不理的论辩文章《论“第三种人”的文学》，加上苏汶的异军突起及向“左联”公开叫板，鲁迅一时气愤之下，便有了不点名的胡秋原系“列宁主义里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这一说法。其原因十分简单：“叛徒”杨邨人是帮苏汶、胡秋原说话的；而胡秋原同情杨邨人这种具有“小资产阶级根性”的文人，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胡秋原：中国版的“纪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秋原就是中国版的“纪德”！纪德在应邀访问苏联后，放弃初衷“背叛”了原来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狂热崇拜。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
不能过于苛求文人。但文人须有良知和人性，而且，他首先也应当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这场本不该发生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围剿“文学自由人”的大论辩过去四年后，因参加联共倒蒋抗日福建事变而遭受蒋介石通缉流亡海外，帮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编辑《救国时报》及《全民月刊》的胡秋原，在莫斯科一再拒绝中共领导人王明提议加入共产党的盛邀。这也许与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全境推行的清党运动大开杀戒有着密切的关联。其结果是，这位本来可以成为自己人的早期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信徒，倒向了国民党阵营。令人匪夷所思，也颇为滑稽的是，对于这位独具嬉笑怒骂风格，与鲁迅一道不住抨击自己媚日剿共打内战，且遭自己亲手通缉的昔日小政敌，蒋介石竟也不避前嫌，任命他为国民党政权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兼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
当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论辩过去半个世纪后，历史上一度被人视作“反共老手”和“托匪”的胡秋原，为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所深深折服，热烈欢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来临。1988年4月，胡秋原在台湾登高一呼，顺应时代潮流，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四个月后，正在美国访问、讲学的他，无视李登辉之流一再发出的恐吓威胁，毅然直飞大陆，与中断了40余年来往的邓颖超、李先念等“共党”高官老友笑论两岸一统大业。返台后，被海内外舆论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的他，又亲将国民党党证送往“中央党部”。在退出已有半个世纪党龄的国民党党籍的同时，胡秋原庄重地向世人宣告：“我做中国人定了，相信没有人能够开除我的中国国籍！”
在时空越过七十多个年华后，我们再来检视一下当年发生的这场“文艺自由论辩”的来龙去脉，以及鲁迅在其《论“第三种人”》一文中对胡秋原近乎莫须有的指斥，就可以窥见其先天存在症结之一二了。在这里，一方面说明了鲁迅对外部发生过的以及正在发生过的人和事信息的闭塞，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情况了解尤为甚少。而且，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异常之险恶，实际上，他也不具备获得此类信息源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围聚在鲁迅身边被鲁迅视为“知己”“亲密战友”的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高层人士，即或他们知悉一些内情的话，他们也难以会同鲁迅讲述或探讨中共党内和苏区发生的残酷斗争特别是自相残杀的事例。如若他们真的这样去做，无疑会从根本上产生鲁迅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诚如后来，1936年4月冯雪峰肩负中共中央重要使命，再度来到鲁迅身边时，由于其本人对共产国际和中共推行的抗日统一战线心存疑虑，又怎么可能说服或影响鲁迅接受中共这一新的重大政策呢?！于是，便有了远比四年前“文艺自由论辩”严重得多，范围更广且参加人数更众，导致整个“左翼”文艺阵营元气大伤，所产生影响更坏的“两个口号”之争。
然而，令胡秋原终生难忘的是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保护了他。此外，胡秋原还有令他终生难忘的另一件事是，当“文艺自由论辩”结束时，不仅在上海的中共最高负责人张闻天以“科德”的笔名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严肃地批评了“左联”一些人在这场“文艺自由论辩”中的极左做法。而且，鲁迅还专门委托冯雪峰给他送去了一帧为他所喜爱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照片——冯雪峰在交付照片时向胡秋原说明道：这是苏联友人刚刚送给鲁迅的。为此，鲁迅将其送去照相馆经精心翻拍后，赠送给胡秋原，以释前嫌。胡秋原直到晚年都称鲁迅的这个举动“很有人情味”。病榻上的胡秋原再一次强调说：“我永远忘不了鲁迅！”
2004年5月24日，胡秋原因脏器衰竭，逝世于台北新店耕莘医院，终年94岁。
2008·5
附作者来信（节选）：
此稿酝酿了整整四年。2004年2月，我随中国作协代表团赴台访问，我此行赴台，除团里安排外，唯一愿望想见一见当年的“左联”和鲁迅的论敌胡秋原，此年的他已94岁。我意识到他可能不久人世，出发前我专门拜访了贾植芳先生，他一再鼓励我拜访胡秋原先生，还说胡“有骨气”，是被冤枉的。抵台次日晚，我如愿坐在了台北新店胡府客厅里，晤谈了100分钟。3个月后他去世。去世前他专门委托长女给我打来电话，至今，我与其家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也获得了他不少论著。为填补现代文学研究的这一空白点，我正在逐步深入。2004年8月，我在出席于青岛召开的有多国学者参加的鲁迅研究二十年大型研讨会，并致函尚在运转编辑出版的新版《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指出1981年版4卷第442页鲁迅《论“第三种人”》一文之后注释的极左，他们表示接受订正。但新版出来后，发现只是模糊地改动了一下。继之，我又发现该文中鲁迅不点名批评胡秋原的两个指斥“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完全不能成立，没有任何依据，是硬伤。我认为必须纠正，以免误导后人，何况新版《鲁迅全集》此文的注释仍然沿袭1981年版，只不过做了小改动罢了。贾植芳先生（他已于今年4月24日去世）不止一次对我说：秋石，你不同于那些吃官饭的学者，不应当有条条框框，不能有什么顾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何况你已见过胡秋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