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高贵：文学遗产研究的当代使命
文学遗产研究的根本意旨，应是承传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情趣。其价值倾向，无疑是应该否定低级而弘扬高级，否定丑恶而颂扬美好，否定卑劣而礼赞高尚，否定庸俗而倡导高雅。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旨趣就是走向高贵和高雅。如同科学和自由是人类永不停息的追求一样，高贵和高雅也是人类永远心仪的生存佳境。否定这一点，就是自甘堕落，就是毁坏文明。
然而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遗产研究，恰恰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可悲的堕落和残忍的毁坏。
由于实用政治因素和反文化因素常常粗暴地干预文学、干预文化、干预学术，从而使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情趣长时期遭受歧视，被公开地、正式地定性为与“人民性”相脱离的“剥削阶级”的趣味。而所谓“人民性”，则又被限定为“民生疾苦”“反抗……”之类。这种观念作为一种主流文化观念和主导性意识形态，对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等各个领域的影响难以估量。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之类本来应有特殊所指的命题变成了具有权威性能指的普遍定理。于是最有资格代表人类文明程度、文化水平、高贵精神和高雅意趣的文化人，其社会定位和生存意义便被严重歪曲：古代的文化人被视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同类；而现代的文化人要么是“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要么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更多的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少也是“知识分子”（“分子”一词曾有特殊的贬义，因此工人、农民、军人都不称“分子”。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习惯地使用着“知识分子”这一深含歧视的称谓，而很少有人反省它的来历。因此也就不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了）。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自然就需要一次次地到工厂、农场去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这样一来，文化人就成了“卑贱者”世界里的“最愚蠢”的被改造者。于是整个社会便弥漫着对知识、知识人才、知识行业的观念性和制度性的轻贱。这种轻贱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精神，无所不在。一个在街头修自行车的盲流，居然也很自负地对一位来修车的大学教师说：你每月挣多少钱?你们有名，我们有利。每月要是不给我××××元，我才不干你们那行呢（他根本没想到他能不能当大学教师）！
一个古老的民族就这样愚昧地轻贱着本该受尊重的文人和文化。更为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轻贱实际上正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轻贱，对人类文明、文化的轻贱，也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戕害！
值得庆幸的是，将这种愚昧的轻贱弘扬得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知识、文化人才等文明概念又逐步恢复了应有的生命含义。但是，许多人或许并未意识到：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早已视贵族——无论经济的、文化的还是政治的——为荣耀，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高贵而蔑视卑贱，崇尚高雅而远离平庸。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分辩一下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人民性?
其实所谓高贵，并不仅仅是指社会地位的尊卑、职业的优劣、财富的多寡，从精神的意义上说，高贵应该包括道德高尚、理想高远、人格高洁、情趣高雅、学养优良等。而这一切，凡人类，或者说人民，都有权拥有。
那么在人类中，谁是人民，谁又不是人民呢?当一种意识形态硬是把高贵与人民对立起来的时候，实际上置人民于何地?这难道不是对人民的极端轻贱吗?
不幸的是，这种非逻辑的、虚伪的意识形态至今仍颇有市场！
毫无疑问，这是把“人民”这个概念狭隘化了，等同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把高贵和高雅等同于“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其实这些概念本不该如此狭隘，更不是如此不相容的。
我们的文学、文化遗产研究，尤其是高校文学史教材，至今还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着“人民性”“阶级性”概念，用以压抑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情趣。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包括学者们）早就可以平等地、堂堂正正地追求高贵和高雅的人生了，没有哪位父母会教训子女说：好好学习，将来争取当个农民或清洁工。尽管政府和舆论对农民或清洁工是关怀和保护的。至于铺天盖地的广告，更是肆意地滥用“高贵”“典雅”之类概念。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高贵和高雅却仍然像不劳而食的“硕鼠”一样被视为“人民性”的对立物。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是：写帝王将相就必须批判、揭露，至少要讽刺，这样的作品才有人民性。如果歌颂了帝王将相及其生活，那就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情调，就是反人民性的。“贵族情调”仍然是个贬义词。
比如《西厢记》里的维护贵族地位的崔老夫人，古典作家们在塑造这一艺术形象时，或许只是在提示人类生存中的某些看似冲突但又必须兼顾的价值取向，进而构成戏剧情节。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看，她督促张生去应举，分明是在激励青年人进取，不要只是卿卿我我地沉迷于男欢女爱。就生活而言，老夫人是理智的、实际的，她所维护和要求的高贵人生，完全符合普遍的情理，所以连张生也欣然愿为。就生存理念而言，如果说张生和崔莺莺的私恋代表着人类对情爱和性爱的自由追求，那么老夫人则代表着人类对规范、对生存地位的理智追求。二者都不可偏废，这才构成健全的人生。然而我们所有的文学史教材，几乎众口一词地批判崔老夫人顽固地坚持封建等级观念，阻挠自由爱情。说来真是奇怪，我们的学术研究怎么这么不尊重生活的真实和生命的真实?怎么能因为她的丈夫是已故的相国，属于“剥削阶级”，因而就否定她对高贵生活的维护和引导呢?学者们怎么这么喜欢作伪?如果自己的女儿谈婚论嫁，谁愿意舍弃贵族的“宝玉”而选择“人民性”的“焦大”?一个“状元郎”和一个无业“浪子”的生命价值难道真是这样优劣颠倒吗?说的做不得，做的说不得，文学研究也犯得上如此口是心非吗?
毋庸讳言，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高贵、高雅的生存形态实际上都不可能是大众化的，因此才被称之为“高贵”“高雅”。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凡正常的人类，都可以有追求高贵和高雅生活的愿望，而且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拥有一份高贵的精神、高雅的情怀。这是人类创造财富，谋求幸福的动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正因为它总是高于大众的实际生活，所以它才有资格总是成为大众生存的诱导，成为推动文明、文化进步的动力。
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们，本来不应该因为高贵、高雅的生活与平民大众的生活有一定的差距就回避它。然而回顾我们这些年来的文学遗产研究，却恰恰一直存在重大众轻贵族、重通俗轻典雅、重质朴轻华丽、重思想轻艺术、重造反轻升平、重批判轻歌颂等片面的“人民性”倾向。
比如审美价值颇高的曹植的《洛神赋》，就远不如忧时伤乱的曹操的《蒿里行》受重视；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一直被斥为靡靡之音；宫体诗一直受到严厉批判；李世民的100多首诗也不如李绅的《悯农》40个字值得一提；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被视为现实主义经典而捧得太高；《花间集》《西昆酬唱集》被斥为闲情逸趣、形式主义而贬得太低；《红楼梦》最被首肯的是其“反映封建贵族的没落”，“刘姥姥”被单纯地理解为“人民”的代表。
又如多年来重唐诗轻宋诗、重豪放词轻婉约词的研究倾向，也含有重通俗轻典雅的极端“平民化”倾向。
文学遗产研究的媚俗首先是研究者的媚俗，高贵精神和高雅情趣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落正说明其在社会人生中的失落。因此，对文学遗产的高贵精神和高雅情趣的发掘和传承，首先需要研究者有一份耐得住寂寞的高贵情怀。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是令人景仰的。他那种坚守精神家园的文化托命人的自负，那种壁立千仞的文化守护人的自励，那种空谷足音般的独立学人的自持，还有他那些丰碑般的学术思想，永远感动着后辈学人。他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文》中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圣贤精义，正是高贵的人类精神和学术精神在当代学人中难能可贵的遗存。
在我看来，或许陈先生和他所敬重的前辈王国维先生，以及他的后学邓广铭先生对天水一朝的文化所作的“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评价，就含有弘扬高贵的人文精神的意图。因为赵宋时代的确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的时代。宋代文化特有一种高贵典雅的文人气质，因而深为后代崇文向学之士所心仪。 19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