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兴起的背景

献议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及博士弟子的董仲舒，还有一套政治理论，即“五德终始说”。此说源于战国末期的阴阳家邹衍，阴阳家属于“佐明主顺阴阳，明教化”的儒家的支流，他们的思想带有神秘色彩。“五德终始说”大意是木、火、土、金、水为“五行”，五行相生相克，各代开国之君均代表一行，亦即一德，每德各有一色。如青帝是木德，赤帝是火德，黄帝是土德，白帝是金德，黑帝是水德。代表某德的圣人出世，天必降某一祥瑞；圣人承受天命，必须易服色、更制度、改正朔等，然后向天禀告（封禅），完成使命。各王朝之德，有如四季循环迭替。天降灾异以示德衰，圣人便要修德，向天表示悔改，并应物色新圣人将国禅让与他，于是新圣人受天命，如此循环下去，五德终始。秦始皇便相信这一套，自命为水德；刘邦斩白蛇兴义师，也自称是火德赤帝之子。汉初对其王朝是何德，也曾引起争论，到武帝时才决定是土德。董仲舒往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说法中注入儒家思想，并将之理论化，使其成为政治哲学的主流。

董仲舒的中心思想是“天人合一”，其推论颇与盘古开天辟地神话类似。人之有耳目亦犹天之有日月。天有常恒，人亦如之。帝王是人，也是天为人而设者，故“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人必与天相应才有祥瑞，反之必有灾异。天意并非渺冥不可得而知之者，祥瑞与灾异即是天在表示意见。三代之所以太平，是因符合天意，故不妨“迹之古，返之天”，即以古为范，达到天人合一。所以人们称这种思想为“复古更化”。我们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背后，隐约可窥见儒家轻君的思想，对于无上权威的君主，他们用符不符合天命规范他，用天人能否合一去控制他。“五德终始说”的重点有二，一是皇权不是绝对的；一是王朝不是永久的。改朝换代是天经地义的原则，这是对“顺天承运”“万世一系”观念的挑战。

董仲舒大概死于武帝中期，他的政治学说却深入人心。武帝死后九年（前78），就有人上书请武帝的儿子昭帝让位，最终上书者被杀。十八年后（前60），又有人请宣帝禅让，亦被诛。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已为人所信崇。对于一种当时人士咸以为合理的理论，死罪并不能遏止它的影响力，它只待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就如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一样，王莽使五德终始说得以实现。

承继武帝的昭帝（前86—前74在位）为武帝幼子，八岁即位，由大将军霍光辅政，年仅二十而崩，无子。武帝之太子冤死，有劫余之孙名病已者遗存，武帝因痛悔逼死儿子，故对此血骨养视甚厚。刘病已此时已十八岁，颇受教育，遂被迎立为帝，是为宣帝（前73—前49在位）。宣帝可谓来自民间，他在位时承继武帝遗志，西联乌孙，大破匈奴（前71）。又十六年，匈奴以五万众投降（前55），单于被封为王，近一百三十年的斗争遂正式告一段落。宣帝后为元帝（前48—前33在位），元帝笃信阴阳五行之说，相信“安民之术，本由阴阳”，认为天灾人祸，皆由于“阴阳未调”。他将博士弟子的人数增加到三千人，要与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媲美。他本人喜欢历史，兼具音乐修养，能自作曲吹洞箫，《汉书》认为他不如其父宣帝，汉代之衰从他开始。而一般人则认为汉政之衰由成帝刘骜（前32—前7在位）肇始。

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为太子妃时即生刘骜，刘骜甚得祖父宣帝宠爱，被称为“太孙”，“常置左右”。三岁时祖父崩，刘骜便是太子，可见其自幼极受娇养。长成后刘骜酗酒好色，元帝不满，很想将他废掉，另立宠妃傅昭仪之子定陶恭王为太子。皇后王氏时已失宠，幸赖长兄王凤竭力挽救，又由侍中史丹竭力谏阻，元帝“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勿废”。成帝即位后，自然对舅父心存感恩，立即任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次年同时封另六位母舅王崇、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侯。王太后有兄弟八人，唯弟王曼早死，未得封侯的殊荣，但曼妻则领着幼儿王莽住在宫中，王太后对这个自幼失怙的内侄自是疼爱。此时的王家，诚如刘向所说：“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大将军（凤）秉事用权，……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当“王氏一门”权倾天下，据九侯五大司马之要职，骄奢淫侈的行为令人人侧目的时候，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尊养在深宫的王莽。

王莽自幼从陈参学《礼经》，故“被服如儒生”。其为人恭俭有礼，勤学博览，孝事母亲，善养寡嫂及孤侄。他外则交结英俊，内则善事诸叔伯。大伯父王凤有病，他侍疾左右，亲自尝药，蓬头垢面，连续数月衣不解带。故王凤临死之前，将王莽托付给成帝及王太后，王莽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王莽甚得诸叔伯的爱护，叔父王商甚至请皇帝将自己的食邑分封给王莽。当时的名士陈汤等人均颂扬他，由是成帝更看中他，任他为侍中，负责皇室宿卫。王莽的地位愈高，他待人愈谦冲，舆马衣裘都散施宾客，家中无所余留。王莽广交名士、公卿大夫，于是在朝的推荐他，在野的赞颂他。王莽的声誉日隆，开始逐渐超过他那显贵的长辈了。不久，叔父大司马王根称病告退，荐王莽自代，时王莽三十八岁，已位极人臣（前8）。

王莽任大司马后，躬俭一如昔日。他聘请贤良出任官吏，将自己的所有收入全部分赠予士人享用，且较从前更节俭。他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王夫人出迎，布衣短裙，见者以为是女仆，后知是大司马夫人，无不惊异。他的德行自然受到国人的景仰与歌颂。

次年成帝崩（前7）。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黎民屡困于饿寒”，农村破产，民众生活困苦到死者“不能自葬”的程度。徭役繁重，累死者甚众，造成了天下匮竭的情势。皇帝本人更腐化，常微服出游，“出入市里郊乡，远达旁县，斗鸡走马，自称富平侯家人”。身为皇帝却以“富平侯家人”身份在市井冶游，成帝放荡失体的行为，开后世昏君失德之先例。他与赵飞燕姊妹的事迹，更是流传很广的荒淫行径。总之说成帝开启了汉政之衰，并非虚言。

成帝十九岁即位，四十五岁崩，妻妾众多而无子嗣，所以由侄儿入继大统，即为哀帝（前6—前1在位）。哀帝自幼即知“王氏一姓”之骄恣，即位一个月便对王家开刀，将王根“遣就国”，将王况（王商的儿子）免为庶人，将王氏一族荐举的官员一律免职。王莽在成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升为大司马，他大概那时已有改革的计划，惜成帝不久死去。哀帝即位后，这个改革计划被提了出来，即：

一、限制贵族及平民的私有土地，每家拥有的土地均不得超过三十顷；

二、诸侯王贵族的奴婢最多不能超过两百人。

但新外戚丁、傅两家反对。丁家是哀帝的母家，傅家是皇帝的祖母家，裙带关系比成帝的更复杂。为了傅太后（又号皇太太后）与王太皇太后在未央宫宴会的席次问题，王莽曾大发脾气，骂傅太后“藩夷，何得与至尊（王太后）并”，另设坐。傅太后自是“大怒”，哀帝当然袒护自己的祖母。王莽不安于位，称病去职。哀帝在言辞及赏赐上很优待他，遣其就新都侯国。王莽在封邑韬光养晦三年，他的一个儿子杀了奴婢，王莽逼其自杀，足见其治家之严。三年中上书替他讼冤的大臣“以百数”，应贤良试的人在对策中也多歌颂王莽的功德，又值日蚀，照五德终始的理论，是天降灾异的“异”，故群臣均主张征召王莽入朝。时傅、丁两太后均薨，哀帝乃召王莽入京侍候王太皇太后，大司马仍为董贤！提起此人，大家都会联想到“断袖”的故事。哀帝即位时二十岁，董贤十七岁，他们同居宫中，董贤“常与上（哀帝）卧起……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昭仪与贤及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这二男二女，关系复杂至极，班固寥寥数十字，写尽哀帝之秽行。

哀帝与董贤的关系是私德，可不深论，但哀帝将国库中的上品全赐予董贤，并为之建一祖坟，类似皇陵，又为之建宅第，“穷极技巧”，甚至董家仆人皆受上赏，“所费以万万计，国为空虚”，那就严重了。更严重的是哀帝竟册封这位年方二十二岁，毫无政治经验的董贤为大司马，册封文中用了“允执厥中”的话，此乃尧将王位禅让与舜时对舜的勉词。尤其令人骇异的是哀帝曾明确表达过“禅让”之意。某次哀帝在宫中饮宴，同座有董贤的父亲及亲属，还有备宿卫的侍中王闳兄弟。哀帝酒后竟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如何？”王闳乃进言：“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哀帝默然不悦，将王闳赶出去，不准他再“侍宴”。此事如今看来确实骇人听闻，但在当时并非如此。董仲舒的学说已流行了一百二三十年，五德终始说早已深入人心。汉代政治腐败，灾害迭出，旧德已衰，新圣人将出已为人心所向往。皇帝亲自向一位无德的“圣人”提出禅让，才是大家震惊的原因，而不是汉德是否已衰，新圣人会受命与否的问题。

王莽便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出。他要将董仲舒等人崇高的政治理念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