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年前笔者曾立下宏愿，希望能撰写一本一般人可以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少年气盛，不自知孤陋，历时两年余，积稿盈寸矣。当年曾自订四项原则以自策勉。
第一是必须将古籍融会贯通，通过缜密思考，用现代的文体叙述古代的事物。绝对革除堆砌大段古文，敷张而成书者流。堆砌古文，固可表示著者知识之渊博，于读者而言，则有不知所云之感。不幸此类史籍充斥坊间，有的甚至是剪刀加糨糊，随意拼凑的作品，焉能不使一般追求国史知识者望书兴叹。
第二是对史事的排比组合，尽可能地按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因为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理解史事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从中获取些许经验。如果叙史时天马行空，上下古今畅论一气，纵或偶有所得，然于一般读者而言，史事尚未认知，焉能从中领悟其“真理”？此类以“一家之言”而鸣世之著作，亦曾风靡一时，于一般读者而言亦仅得随声附和，颇似寓言中所说的皇帝的新衣，不能不说美极了。
第三是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物，易言之，即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过去的事都是历史”的那种历史，而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的历史。很多史家都承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因为他们都是根据现代人的眼光来选择史事和析绎史事。举例以明之：唐代日本“遣唐使”之事，在唐代绝不受重视，宋以后的史家更不理会此事，但清末民初之后的史家便将之大肆渲染成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影响日本。又如明世宗时的“大礼之议”，为了谁应被称为“皇考”之争，《明史》的记载连篇累牍，煞有介事，今日读者读之则有不知何所云然的感觉。如何采择过去的史事、人物等加以浓淡分明的叙述，需要史学家的智慧，还需要史学家真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第四是篇幅不可过长。当年笔者将书稿字数拟订为五十万字左右，主要是估计一位有正常工作的人，每日抽空阅读，能在一周内读完为适宜。大家都知道写历史不怕篇幅长，要抄多少都有供应；问题在于如何简，更重要的在于“简得其当”。简得其当的标准很难定，这便是最绞尽脑汁、耗费心血的功夫。笔者曾因某人或某事应配置在何处，如何叙述，萦绕于心，久思不能决，拂之亦不能去，甚至玩麻将时亦入侵，其恶可知。
工作两年余，笔者检视成绩“惨”然，除第一项勉强做到之外，其余三项均力不从心，尤其篇幅臃肿不堪，是真正眼高手低的产品。懊丧之余，从史功、史才、史识、史意（“史意”一词乃章学诚首创，即史之意境）等方面一一反省，自知不逮。此后工作方向转换，但数十年来每浏览国史书籍，若有所感触，辄笔之于卡。五年前检视累积之物，似略有所得，重拾旧业之念油然而生。原因很简单，我虽顽劣窳陋仍如昔日，但已年近古稀，即将退归田园，汰于学界之外，在未消失于茫茫史学界之前，桑榆之年总不能坐耗时光，因此抱定入地狱的心情撰写此书。三十余年前的手稿，可用者已十不得一二，若干纸张已朽，只得糊贴在稿纸上始免破碎。纸且如斯，人何以堪。
“中国”亦可当作地名解释，“中华”则含有历史文化传统之意。故今日之国人，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歧异，但都坚守着“中华”二字不放。因此本书杜撰“中华世界”一词，因中国文籍中所说的“天下”，与今人“世界”同义。本书的主旨即叙述中华世界的历史。“纲”是纲要，自知无法周详耳。
全书共分为六编，第六编叙述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历史，选用拙著《中国近代史》者约五分之三，改订小错误，补充若干新意见，编组亦重作安排。
本书是为一般渴望知道国史者而著，对专家来说，实不值一哂，故引文均未注明出处。因为笔者功力浅薄，绝大多数引文均据“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而已，读者欲进一步探索，可查正史之本传或有关本纪或书与志。本书所引者均极短少，有时仅数字，目的在于增加语意及含义。如果加注出处，篇幅要增加三分之一，省去之后，对读者无碍，专家自可查证。
有一鄙见以为颇为重大的问题，即皇帝的年号问题。从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开始使用年号，到汉武帝每隔数年改一次年号成为习惯，至明太祖一帝仅用一个年号为止，一千五百三十一年间，共有六百七十一个年号。年号是计算时间的基准，如果记不清每个年号所代表的时间，当别人提到某个年号时，自茫然不知何义；如用几个年号去列论某一史事演变的历程，则等于说天书，让人不知所云。一千五百多年间有六百七十一个纪年单位，实在可怕。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有十一个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有十四个年号；武则天建周之后共十五年，有十三个年号，有一年两个年号者。随意更改年号是读中国历史的极大障碍。当年标点“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的诸君子，未趁此将年号改为帝王纪年，附以公元，是一大失策。若干史家喜用年号叙史论事，自以为典雅，实则迂腐浅陋（他们也常犯错，例子很多）。本书援孔子作《春秋》用“鲁隐公元年”之义，彻底废除徒以代表皇帝个人愚昧无知而复困扰后学的年号，用汉武帝二十二年（前119）代替元狩四年。某几个有特别意义的年号，到有需要时特别说明，如建安、永嘉、贞观之类。
笔者自知才质朽陋，素不敢为天下先，唯独废弃年号一事，甚盼史学界诸子不因人废言，竭力推行，造福后学，庶几有裨于国史之了解与研究；何况笔者所提倡的是夫子之道，所反对的是愚昧迷信的皇帝们的行径。
关于《中华史纲》参考书方面，实在不胜列举，只有用“浩如烟海”一词来形容。笔者几十年来浏览的前贤与时贤的杰作颇多，包括专门的学术论著与专书以及一般性之通史作品。凡拜读到的作品，均使笔者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裨益，谨铭谢意。至于本书的疏漏舛误，自知不免，亦祈匡正，是祷。
铜梁李定一谨识
198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