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激剧变动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之一。各国内部竞相发起的图强变法，与国际上弱肉强食的频仍战争，是促成各种剧变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战争性质的改变。原来春秋时期各国军队由宗族组成，“宗”的意思即共同在一个庙宇内祭祀；“族”的意思即在同一旗帜下作战，所以各宗族自成一作战单位；换言之，即春秋时期的军旅都由贵族充任，作战是贵族的特权之一。这种贵族性质的军队，安坐在车上出征，只宜在平原上驰骋，军队的数目也有限，如晋、楚等大国亦不过革车四千乘，约数万人。贵族式的战争，雍容有礼，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后所发表的议论，便是典型代表。

各国变法后，宗族不再是军队组成单位，士兵主要是由农民征调组成的，将帅由国王选拔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步兵与骑兵起而代替革车，征战的目的只在争夺土地与消灭敌人，顾不得什么礼让和仁义。各国所畏惧的“虎狼之秦”，便是“尚首功”的国家（士兵的战功以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寡论赏），每次战役斩首的数目，动辄十万或二十万。各国兵力亦大大加强，齐、楚、赵、秦等国竟拥兵百万，次等国家也有五六十万强兵。战争的残酷，更是史不绝书，诚如刘向《战国策·序》所形容：“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这种全国性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当时人民生活的影响之巨，真是无法估计。

第二是中华文化的广被四裔。春秋初年，中华文化势力所及的区域，大体上仅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到楚、吴、越相继吸收中原文化后，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才开始开化。战国时期弱小的国家已被兼并殆尽，七雄相埒，各不相下。各国为了增强国力，便向四境发展，其中以楚、秦、燕、赵四国开疆拓土的成就最大。楚国灭越（前334），得长江下游及今浙江等地，继而向长江上游开拓，势力达于今湖南及四川东部。秦惠文王时秦南向入蜀，将今四川、重庆等地并入秦版图之内。赵武灵王灭中山后，继续向北扩张，得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河北一带。燕用名将秦开击败胡人，势力达到今河北、内蒙古及辽河流域。到战国末期，中华的疆域已较前广袤甚多。

第三是经济的变革。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增加生产，遂开阡陌，废井田制，允许田地自由买卖，于是土地私有制正式确立，土地兼并的现象亦随之发生。失掉田地的农人除沦为佃农或雇农外，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投身军旅，变成职业兵；一是转业到工商界。各项工业遂有取之不竭的劳工，这是当时各国工商业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战国时期的名商巨贾很多，最著名的有冶铁成业的郭纵、煮盐致富的猗顿、畜牧起家的乌氏倮。这些商贾岂特富埒王侯，而且“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甚至不可一世的秦王政，也曾为一个有钱的四川寡妇清筑“女怀清台”，以示对她致富才干的崇敬。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遂有货币的使用与都市的兴盛。春秋时尚无货币流通的记载，国与国之间的馈赠与君主对臣下的赏赐均限于实物，至战国初年始有货币流通。当时的货币大致分两种，即铜钱与金（即铜）。金以“镒”或“斤”为单位，国与国之间的馈赠，动辄金千镒，甚至有达万镒。都市人口亦激增，《战国策》所载各国游士的说辞，如“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等语，虽不免于浮夸，然都市之兴盛，确系事实。

第四是社会阶级的瓦解。春秋时期封建制度逐渐崩溃，社会上职业世守的传统遂不能维持，所谓“农之子恒为农”的现象已不多见，平民有了择业的自由，这是打破封建社会阶级制度的先声。至战国时期，由于国际兼并与国内变法的缘故，若干国破家亡的贵族，与因变法或政争失败的贵族，都沦为平民。各国在富强第一的政策下，竞相延揽人才，平民中的佼佼者，由布衣崛起位至卿相者，数目日增。于是国家大政不再为世族独揽，平民获得参政的机会。平民之中既杂有破落贵族，自足以提高平民的智识水准。至各国变法次第完成，厉行法治后，社会阶级的鸿沟逐渐缩小。此乃我国历史演进过程中迥异于其他民族历史的主要之处。

第五是养士之风盛行。传统社会对于人们的束缚一旦解除，人类的才智乃得到自由施展的机会。司马迁所云“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的巨商，自然是这种平等自由竞争社会下崭露头角的英杰。

一般怀有政治长才与政治野心，甚至有“鸡鸣狗盗”一技之长的人士，在各国国君竞相罗致人才的风尚下不断涌现。一位默默无闻之徒，往往仅凭一夕谈话说动国君，平步青云成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风云人物。这些周历各国以猎取高官厚禄的人，即为“游士”。各国国君或贵族大臣对于他们不问其品质如何，一律不敢得罪。一则恐怕因此蒙上不礼贤下士的声名，使有真才实学的国士们驻足不前，同时被菲薄了的游士说不定会在他国飞黄腾达起来，那就麻烦无穷了。田无择（田子方）教训魏文侯的儿子魏子击道：“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这几句话足以说明当时各国养士成风以及士气高涨的原因。

战国初期礼贤下士的仅限于各国君主，到后来贵族大臣亦竞相养士，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秦国的吕不韦等人，都名重一时，门下食客动辄数千。当时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竟以他养士数目的多寡作标准。

除了上述各项变迁之外，还有肇始于春秋，大盛于战国的民间自由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