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走出政治孤立”的角度来解读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要回答哈贝马斯本人思想范式的变化。但是同时，也如哈贝马斯本人及其后学所乐于谈论的，这个问题也是与对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上的缺陷和盲点的检讨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工作的第三步，则是要系统地检视哈贝马斯及其后学所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与所谓主流政治哲学的互动。如果说前两步已经可以说是更具“历史回顾”色彩的工作，那么第三步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更有在场感和介入性。

笔者数年前曾经用“交往转向”和“法学转向”来概括哈贝马斯思想范式的变化，并提示把这两次转向与它们背后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但是笔者同时也指出，严格说来，这两次转向并不具有完全对等的地位。毋宁说，一者是在哈贝马斯所谓“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上的转向，另一者是在这种转向的规范含义上的“转向”。钱伯斯在前述文中同样认为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到哈贝马斯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语言学转向，在这个转向中，早期批判理论的文化批判被嫁接到一种交往与社会进化的理论上，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中，韦尔默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和阐发；（韦尔默，2013:182-217）第二个转向可以被称作一种自由主义的康德式转向，在这种转向中，哈贝马斯在为市民社会的某些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辩护的同时仍然坚持一种批判的视界。为了凸显后一种转向的政治维度和哲学深度，我们把它称作“政治哲学转向”。而这种转向的政治维度和哲学深度，正是我们力图要在本项研究中集中加以展示的。

在对哈贝马斯的前一个转向之准备期的讨论中，值得强调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实证主义论战对于哈贝马斯思想转型的重要意义。这场论战的主角是波普尔和阿多诺，虽然哈贝马斯是站在阿多诺一边的，但是与阿多诺完全不同，“哈贝马斯在某种程度上能将内在批判方法用之于波普尔，而阿多诺只是并不经心地尝试过这种方法。作为研究批判的公共领域和政治伦理活动意义上的实践问题的理论家，哈贝马斯对待波普尔及其实证主义批判的方式基本上与马克思对待自由主义的方式相同，就是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来反衬非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实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魏格豪斯，2010:747-748）。另一方面，也正是在为纪念阿多诺六十华诞而发表的文章中，哈贝马斯开始检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表现出的悲观主义乃“根源于与自然和解的那种夸大了的思想中”，而哈贝马斯对那种“使语言作为可能的乌托邦的基础”的探究，以及对“固化于语言结构之中的某种规范性潜能”的提炼，事实上都可以说是从这个论战中起步的。

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缺乏一个规范基础的指陈得到了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韦尔默和霍耐特的进一步发挥。在1987年为吉登斯等人所编的《今日社会理论》所撰的《批判理论：从思想传统的中心到边缘》一文中，霍耐特开宗明义就指出：“只有意识到批判理论的所有缺陷，人们今天才能创造性地延续这一发端于霍克海默的理论传统。”（霍耐特，2010:18）而“在时代精神转换的推动下，年轻一代的学者尤其试图从过去的文献中发现新的至今仍然没有得到重视的思想主题”（霍耐特，2010:17）。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自觉下，霍耐特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要成功地实现霍克海默所提出的目标就要依靠社会理论方法，这个方法只能从“社会研究所”的边缘人物的作品中去寻找。霍克海默以及后来的阿多诺、马尔库塞把兼有哲学取向和经验基础的社会理论的观念牢固地建立在那个时代的科学氛围之中，尽管如此，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却并没有努力达到这种直到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示范意义的要求。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分析社会过程的恰当概念。相反，本雅明、纽曼、基希海默以及后来的弗洛姆所进行的实质性研究倒是包含了社会学视野和观点。它们结合在一起为这种社会概念提供了启示。如果人们当初在社会理论的实质方面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些作者的作品，那么批判理论从哲学上所确立的目标本该从社会学上得到实现，并富有成果。（霍耐特，2010:18-19）

霍耐特所谓的“社会学视野和观点”及其对于“政治哲学转向”的含义是一个需要具体讨论的问题（参见本书第六章），在这里更有直接相关性并具有“哲学”意义的是他对于所谓批判理论的“内部圈子”的理论缺陷的诊断和对于“外部圈子”的理论潜力的发掘。

就前者而言，霍耐特指出，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都没有超出历史哲学的思维框架，他们都认为，一方面，“人的理性必须首先被看作是工具性地利用自然对象的理智能力。就此而言，他们都拘泥于意识哲学的思想传统。这个思想传统按照主体与客体之间认知关系的模式建构人的理性概念”（霍耐特，2010:29）。另一方面，他们“都赞同这样一个结论，一种从历史理论的意识哲学前提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历史发展首先作为理性潜能的展开过程而发生，这种潜能是在人类工具性地利用自然对象中实现的”（霍耐特，2010:29）。霍耐特从这种思维框架中诊断出一种封闭的功能主义特色和一种还原主义的方法论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导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按照工具性行为的模式来概括个人需求的形成过程以及社会统治的行使过程，于是他们随后就毫不费力地把整个文明过程看作是由这样的工具理性——作为日常的控制自然活动的基础的工具理性——所控制”（霍耐特，2010:34）。于是，更为发人深省的是，作为这种历史哲学的还原主义的牺牲品，“他们被迫再一次把批判的社会理论从经验的社会科学的范围中摆脱出来，并重新使之回到哲学的领域，而批判理论最初在方法论上融入多学科社会研究的时候恰恰就是要摆脱这种自足的哲学领域”（霍耐特，2010:34）。

与此相对，所谓“外部圈子”的四位作者都明确反对上述功能主义和还原主义倾向，“与这种功能主义相反，他们各自独立所进行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对个人以及团体的交往行动进行重新评价”（霍耐特，2010:36）。这种共同的思想冲动推动他们都去克服历史哲学的还原论。“纽曼和基希海默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以霍克海默为首的狭隘圈子中的那些人的视角，并以这个视角来看待社会秩序。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整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径直通过社会功能命令无意识地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交往来完成的。”（霍耐特，2010:37-38）

霍耐特指出，虽然20世纪50年代之后批判理论作为一个统一的、由哲学整合起来的学派分崩离析了，但所谓“外部圈子”的工作却对批判理论的发展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然而，通过告别时代诊断的哲学前提，从其理论起源和取向上看最初与批判理论哲学传统很少有共同之处的哈贝马斯却从霍克海默的悲观主义和否定神学、阿多诺的概念思维的自我批判和否定辩证法以及马尔库塞的革命理想冲动和爱欲与文明论的三驾马车中脱颖而出：

一种理论从哈贝马斯的工作中逐渐产生出来。这个理论明显是由批判理论最初所确立的目标推动的，以至于它今天应该被看作是这个传统中的唯一的新向度。在其中，研究所的边缘成员在思想上的反功能主义的冲动中曾经所预示的东西，如今达到了理论上的自觉，并且成为另一种社会概念的参照框架。（霍耐特，20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