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风波应对到“十二五”金融规划

呼啸而来的金融风波

2008年9月13日至22日，陈敏尔常务副省长率浙江金融代表团赴美国、加拿大考察，考察的主题是美、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发展与金融创新、金融管理的主要经验与教训。

出乎意外的是，这次考察竟让我们与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的日子不期而遇。也正是这次不期而遇，使我们对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如何相生相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此催生了浙江“十二五”金融发展规划和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

我和王宝桐、彭波、包纯田、金丽丽、沈继宁、毛剑宏等同志有幸参加这次考察，对所见所闻所思印象深刻，一路上在陈副省长的启发下，收获颇大。

当地时间9月15日，我们从纽约机场下飞机，前来一同接机的有中国女留学生潘燕，她已在华尔街拼搏了十几年，应该算得上旅美华人的成功者，想不到她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竟是：“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我失业了。”顿时给热烈相见的气氛添加了一份忧愁与萧瑟。

我们安顿下来，得知当天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着这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这样一家业务遍布全球的华尔街“不死鸟”死了。它倒台的原因与贝尔斯登相似，同样是极高的杠杆、匮乏的流动性，对房地产和住宅抵押证券产品存在极大的风险敞口。

9月16日上午，考察团按计划前往纽约证券交易所。纽交所还没有开门，走在狭窄的华尔街上，尚不能觉察股市将要发生何等的恐慌。当开市的钟声响起，交易大厅电子屏幕上显示道琼斯指数低开近80点，且在不到两分钟时间内直落150多点。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慌性抛盘，投资者因雷曼破产对后市看空而做空。交易所大厅里人头攒动，气氛紧张，陪同我们考察的纽交所诺林·卡汉女士也是神情凝重，难见笑容。道琼斯指数当天猛挫504点，创近三年最低收盘水平。

下午两点，考察团到达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这里是高科技产业的加速器，曾有力地助推了美国经济的强大。该所高级执行董事朱莉·莫拉莉女士匆忙给我们做了简要介绍后，随即陪同我们观摩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上市挂牌仪式。想不到仪式上除了该公司人员外，“捧场”的居然仅浙江考察团，显然多数人此时心情复杂，大盘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无暇顾及。当收盘钟声敲响时，屏幕上显示的纳斯达克指数较上一交易日下跌3.6%，最后半小时几乎是直线下滑，满盘皆绿，没有任何支撑力量。

9月17日工作午餐时，接待我们的是来自浙江在高盛集团职位最高的华人——董事总经理王铁飞先生，由于老乡的关系，他不无风趣地调侃说，考察团来得正是时候，大家正目睹美国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一般人无法赶上这个难得的“机遇”。

从9月15日亲历股市狂跌，至9月22日考察团离开美国本土，短短一周内，我们从CNN直播、《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上以及与当地金融机构人员交谈中得知的，几乎都是接二连三的噩耗：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经营难以为继，被美国银行全资收购，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美国国际集团被政府接管，它因衍生品业务巨额损失和信用降级风险而遭遇数十亿美元的流动性问题。这家公司有数千万保险顾客和数百亿美元保险合同，又是个人退休财产的担保者。它的庞杂衍生品业务与世界数百个金融机构、政府和企业息息相关，一旦倒闭，数百万人的财产将灰飞烟灭，美国政府必须选择接管……

随着金融机构问题的爆发，信用不断收紧，拮据的实体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房屋赎回权丧失率快速上升。华尔街陷于混沌与慌乱之中，用接待方人士的话说，考察团经历了美国金融发展史上“黑暗的一周”。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华尔街发生的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根本没有在预料之中，连高盛首席经济分析家科恩女士都坦言，她没有估计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情况。就在15日给我们介绍情况时，她还曾做了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与就业能够逐步回稳的乐观预测。

美国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冰岛、卢森堡、比利时、意大利、德国以及亚洲、南美的巴基斯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阿根廷等国家与地区相继出现银行倒闭、对外支付困难等危机。英国政府继对陷入经营危机的两家按揭贷款银行实行国有化后，又宣布以认购优先股方式向八大银行注资500亿英镑。日本大和生命保险公司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破产申请，成为日本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

力挽狂澜的拯救行动

源自华尔街的金融大动荡已迅速演化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迅速波及中国，尤其最先给浙江这样的出口大省带来影响。

绍兴拥有180万吨/年PTA产能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华联三鑫突然爆发资金链断裂问题，当地举足轻重的庞然大物即将倒下，引起连锁恐慌。数百家原料商和经销商集聚厂内催货要款；民间债权人如坐针毡，欲以极端方式逼债；未偿还的银行贷款高达106.7亿元。省政府召集16家贷款银行紧急磋商，防止争相抽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面对会上反映的情况和各方诉求，大家无不感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段时间，省政府办公厅不断接到各地关于资金链断裂造成企业面临破产的紧急信息，其中不乏龙头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警报似乎是四处响起。

全球金融风暴引来的经济冲击波和社会震动是前所未有的。浙江的情况引起国务院领导警觉，也为部署全国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样本。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省委、省政府紧急部署强势救市，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配合出手，打响了一场力挽狂澜的保卫战。

9月30日，绍兴县政府应急工作小组进驻“华联三鑫”。10月9日，按照陈敏尔常务副省长的要求，我与冯波声、吴胜丰等同志说服16家债权银行形成共识达成协议，承诺不撤贷、不减贷、不加息、不附加担保抵押条件。假如银行各自起诉追债，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企业倒闭，银行形成巨额不良资产，从而损坏银企良性互动的双赢格局。10月24日，重组启动，“远东化纤”注资9亿元，正式接盘入驻。11月7日起至次年4月，停产40天后，三条生产线相继恢复生产。全面开工意味着企业被及时有效拯救，区域性金融危机被强力阻止。2009年，“华联三鑫”实现销售收入103亿元，利润4.01亿元，新增现金流8亿元，在当时实现了大逆转。

与“华联三鑫”的拯救几乎处于同时，台州飞跃集团因国际市场剧变、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影响而身陷困境。资金链一旦抽紧，盘根错节的债权债务便顿显复杂，除欠银行约17亿元贷款外，飞跃集团还有4.9亿元民间高息借贷。民间借贷的消息一经传开，一些银行在收回到期还款后不再续贷，使资金供给局面更加紧张。社会债权人开始向法院起诉，企业的银行账号、不动产也被法院冻结查封。假如此时政府不及时协调相助，飞跃只能等待破产清算。

台州市政府、椒江区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出手，行政、司法、市场手段并举，紧急介入，稳定工作，市、区政府在第一时间为飞跃注入9500万元财政借款，帮助企业维持正常生产。按照陈敏尔常务副省长的指示，我们又召集“飞跃”债权银行磋商协调，使各家银行达成“不压贷、不抽资、不起诉”的协议；经与省高院协商，得到齐奇院长的支持，在特殊情况下省高院专门为飞跃出台了一项“集中管辖规定”，使随后的资产重组有了条件。

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飞跃不裁员、不降薪，几千名飞跃人立足岗位、群策群力，与企业共渡难关，没有一个骨干员工离开企业。飞跃在政府协调下成功重组，从危机的悬崖边缘被拉了回来，当年出口额继续保持全行业领先，在全球缝纫设备行业普遍亏损的局面下仍实现盈利，上缴税收达1亿多元，并且还在高新技术和再生资源领域取得转型进展。

相继，南望信息集团在当地政府协调下，破产重整方案获法院通过后实施。凤鸣合纤、五环氨纶公司、隆标等企业在当地政府协调下，开展资产重组。鉴于江龙控股、纵横集团、丽水银泰、金乌集团等企业严重资不抵债，缺乏重组条件，经与各方债权人协商，最终对其采取依法清算、资产拍卖，统筹协调解决各类债权债务关系，妥善安置企业员工或给员工发放足额工资遣散回家。在这些企业的处置过程中，陈敏尔常务副省长大多一一听取汇报，及时做出决策。

当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市场失灵，众多企业资金链断裂之时，政府出手强力救市，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而对企业，则积极实施间接救市政策，如动用金融财税杠杆，减轻企业负担等措施。

事实上，浙江是觉察最早、反应最快的省份之一。2008年元旦刚过，赵洪祝书记、吕祖善省长、陈敏尔常务副省长就根据资金紧缺征兆，先后在北京和杭州召开金融恳谈会，向金融管理部门和各大金融机构沟通情况争取支持。那年“五一节”前后，他们连续向中央领导多次汇报次贷危机的影响与对策意见。这些汇报与努力争取，以及后来的拯救行动与政策措施，对于平稳渡过难关，促进经济回升产生了明显作用。

诚然，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骨干企业选择直接救市的方式，也有不同认识，见仁见智，各有道理。

从当时的背景看，这些大企业几乎都有一张涉及大批重点企业的互相担保网，风险关联到一大批担保企业、股东企业、投资企业。一旦其中一个链条上的重要企业出现危机，风险就会沿着资金链迅速扩散到其他关联企业。由此引起的系统性风险，不可避免地破坏当地企业的生态环境，从而打击区域经济，使政银企良性互动的合作格局毁于一旦。

尽管市场的事该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过多介入可能造成市场扭曲，但是为了尽快纠正市场的剧烈动荡，政府别无选择。

从实践的结果看，政府主导拯救遏制了风险传递，避免了关联企业停产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企业转型升级赢得了时间。这几家大企业所在地也都避免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动荡。当然，对于应该采取怎样的拯救方式，以及企业与银行如何吸取教训、加强管理则都是可以探讨的。

从互联网金融上率先突破

对于华尔街发生的金融风暴，我们身临其境，目击了危机情景，留下令人震惊的深刻印象，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亲身参与了本省的救市，感受了酸甜苦辣和艰难重任，也总结了难得的经验与教训。

虽然浙江与华尔街相距几千公里，又分属不同国度，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风险从表面上看好像与浙江并不相干，但事实上金融发展规律有其普适性和相通性。何况华尔街金融危机早已毫不留情地向我们浙江这个出口大省袭击过来。

陈敏尔常务副省长在美国考察结束之前就开始组织我们分析研究华尔街金融风波的成因与启示，策划我省金融风波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划。他亲自指导讨论，并提出许多重要的观点。大家在讨论中逐渐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主要应当在金融与经济、创新与监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等四个问题上，做到良性互动、相互促进，这样才能趋利避害，发挥金融促进经济的强大作用。

大家讨论到具体的对策措施时，陈敏尔说，我们能不能在互联网金融上率先突破，既大胆创新又守住风险底线，为全国探索一条中小企业融资的新路呢？这个想法几乎与马云不约而同。

2009年8月下旬，温家宝总理视察浙江，一路风尘仆仆。那天已到掌灯时分，紧接着在青田县召开企业座谈会。马云在发言中说：“应对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护、支持、激励创业者，让成千上万家资金饥渴的小企业得到融资服务，阿里巴巴利用已有的电子商务平台优势，完全可以联手金融机构组建一家网络银行，专门帮助参与网上市场交易而基本贷不到款的小微企业及其创业者走出融资难困境，请总理支持！”温家宝总理微笑赞许，环顾左右大声说：“好！请人民银行、银监会研究论证。”两侧就座的周小川行长和刘明康主席当即应诺，赵洪祝、吕祖善、陈敏尔等省领导齐声争取道：“这家银行设在杭州最有条件，浙江省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鉴于建立网络银行可能有一个较长过程，陈副省长主张先特批阿里巴巴开展网络小贷公司试点，为今后的网络银行创造条件。按照当时的权限，这项试点省里有权决定，他要求我尽快做好协调工作。

十几年来数以亿计的用户在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留下了大量交易信息数据和诚信数据。这些数据对网络小贷客户资信评判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可为网络小贷提供准确的依据。

阿里的网络与数据条件显然独一无二，但这件事在中国没有先例，毕竟网络难以掌控，风险无处不在。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省政府办公厅牵头多次论证协调，与省有关部门、杭州市政府统一了鼓励创新、加强风险管理的意见和措施。

阿里确实具有超强的创新能力，他们很快创建了纯粹网络化的融资模式。这种模式从客户申请贷款到贷前调查、审核、发放和还款采用全流程系统化、无纸化操作，客户足不出户就可获得信用小额贷款，整个过程最短只需3分钟。其风险控制体系中的“撒手锏”，主要利用客户在阿里平台积累的信用，由模型分析软件对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并以贷后监控和封杀体系提高客户违约成本。小贷公司一直把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当年不良率仅为0.45%。

网络小贷公司虽然在资金杠杆和资源整合能力上具有局限性，难以规模化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但其网络贷款技术和风险控制模式，已为网络银行积累了宝贵的运作经验。

2009年12月21日，省人民大会堂多功能厅，水晶灯特别明亮，大圆桌围坐着吕祖善省长、陈敏尔常务副省长、建设银行张建国行长、“阿里巴巴”马云董事局主席等，就创建网络银行进行磋商，一份《合作备忘录》当场签署。于是，由三方共同组成的工作组，就深化可行性研究和组建方案开始具体协调、起草。阿里网络银行筹建拉开了序幕。阿里网络银行工作组的研究、论证、筹备工作马不停蹄地进行。

2010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刘明康主席、蒋定之副主席会见陈敏尔副省长、张建国行长、马云董事局主席一行，就拟组建网络银行深层问题交换意见。不久，由银监会监管一部主任带领的专家组赴杭州现场研究论证，与人民银行等部门的沟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2010年10月，一次中央重要会议的间隙，吕祖善省长向分管金融的王岐山副总理汇报组建网络银行的情况，王岐山握着吕祖善的手说：“我一定促成你们实现网络银行的愿望！”

好事多磨。股权比例是一个敏感问题，由谁控股？阿里与建行都无法让步。此前我与三方工作小组商量时，曾提出阿里与建行各40%，省政府和杭州市分别持有12%、8%的折中方案，开始各方认为基本可行。但在这个“基本”的后面还是各有各的考量。建行金融经验丰富、实力强，阿里效率高、创新能力强，都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绝对控股以便更好发挥自身优势。银监会更在乎网络银行的风险控制与风险化解能力，觉得还是建设银行控股更放心，这对阿里来说显然有违初心，结果双方合作暂且没有达成一致。

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如何防控风险和化解风险的问题，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经过长达3年时间的讨论，最终银监会制定完善了一整套相应的管理制度，金融领域向民间资本放开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历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分管领导的努力下，2015年阿里控股的网商银行终于破土而出。

这是我所接触到，在全球金融风波之后，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关系博弈成功达成统一的典型案例。

“十二五”金融规划

2009年12月31日晚，省政府照例对金融机构年终结算进行慰问。在柯斯达面包车上，我与各家金融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聊着新一年的有关金融问题。此时，陈敏尔常务副省长突然回头说：“根据全球金融风波的教训、启示和浙江实际，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省‘十二五’金融规划？我认为这个专题规划可以提出‘两中心’目标，即建设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我们以阿里网络小贷这件事为起点，把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结合的理念贯彻到两中心建设中去！”大家连声称好。

2010新年到来之际，我们开始着手策划两中心建设规划。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浙江大学史晋川、金祥荣、汪炜三位经济学院领导约我与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广胜商谈一件事。他们提出，为了推动经济学院金融学科建设，加强我省区域金融研究，希望与省政府合作建立一家金融研究院。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可是之前我刚与中国社科院李扬副院长也商谈了一个口头的初步意向，省政府希望与社科院合作，帮助研究制订浙江的“十二五”金融规划，并在适当时候共同成立金融研究所。对比之下各有优势，而与浙江大学的合作可能更接地气。

双方各自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浙大书记张曦与吕祖善省长、陈敏尔副省长很快达成一致意见：省校共建金融研究院，并希望研究院能够拿出第一份符合浙江实际、具有浙江特色的金融发展规划。

金融研究院的组建得到了20多家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的支持，它们向浙大教育基金会捐赠6000多万元资金参与共建，省政府和浙江大学也对相关人事和经费及时作了安排，研究院很快成立起来，而且立即投入到金融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中。规划由陈敏尔常务副省长亲自主持，我与史晋川教授分别负责省校各方的协调，汪炜、金雪军等教授具体牵头负责规划的起草，启动了实质性工作。

数次规划研讨会，各方齐聚、集思广益。大家分析：

浙江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浙江人均GDP有望突破1万美元，处于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迈进的时期。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居民收入提高、实现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将产生大量新型金融需求，迫切要求加快区域金融发展。

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核心的经济转型，离不开金融要素的支撑。现有的金融供给产品，适应传统的增长模式。必须加快创新，供给对路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使金融成为转型升级的推进器。

金融结构也必须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求解决好当前存在的金融供求、金融组织、城乡布局和融资的结构矛盾，打破传统金融发展模式对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局限和束缚，从而形成适应转型期市场需求的金融结构。

浙江是拥有雄厚民间资金的省份。大量民间资金需要通过更多的金融手段，引导其进入各类创业活动和投资理财。因而迫切要求改变单一投融资渠道的状况，把民间资金有效地转化为产业资本，把社会资金有序合法地引导到实体经济发展中。

鉴于转型期的背景要求，编制浙江金融发展规划确立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为重点、以金融创新为突破、以风险防范为底线、以错位发展为对策的基本理念，走一条与上海金融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差异化发展新路。

规划明确了推进“金融强省”建设，着重打造具有全国影响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的目标。可以说，“两中心”目标体现了浙江特色，契合了浙江的特点，不仅具有本土意义，而且可为全国金融发展积累经验。我与汪炜等赴北京征求专家意见，论证会上，吴晓灵、夏斌、李稻葵等十几位著名金融专家一致赞同“两中心”目标，与上海金融中心错位发展，可以为全国提供借鉴。他们还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十二五”规划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批准。

规划出台之后的最近几年里，省委夏宝龙书记、省政府李强省长和朱从玖副省长等领导及金融办、“一行三局”等相关各部门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抓住重点项目和机构，协调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问题，使浙江金融不断深化与拓展，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我们欣喜地看到，2016年车俊代省长的讲话和省政府出台的《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规划》与“两中心”建设一脉相承，与时俱进。2017年6月，代省长袁家军出席丝路国际联盟大会时表示，浙江将加快培育新金融业态，加快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战略平台，助推浙江万亿金融产业发展。这说明省委、省政府又进一步将浙江的金融规划落实推向了新的高度。

最近五年中，与“两中心”金融规划相联系，浙大金融研究院就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台州小微金融创新示范区和互联网金融发展等课题承担了试点方案研究，做了不少助推工作。

金融研究院还特聘政府、金融部门退下来的老同志担任高级研究员发挥余热。这次浙江金融改革发展20年回顾系列丛书就是在蔡惠明、谢庆健等研究员提议和牵头下得以完成的。

浙江金融2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丰富多彩，本文回顾的内容仅是与我经历相关的一部分。由于所知和认知的局限，及文章内容选择和结构安排的原因，难免挂一漏万，不可能将所有的领导者、实践者及有价值的案例记述出来，这使我深感遗憾和抱歉，只能以感恩之心来弥补。

我在乎缘分，与浙江金融的不期而遇，使我在这20年里，与金融战线众多的领导者、实践者结缘，“君子之交淡如水”，工作之情浓似酒。不论本文有无直接叙述到这些领导者和实践者，我内心始终记得他（她）们的功绩及对我工作的指点和帮助，借此机会一并向他（她）们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