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第一大港
宋元之际，北方铁骑历史上第一次饮马南海之滨，地处偏僻的闽粤两地亦难免兵燹。元军三入广州，广州港因备受蹂躏而元气大损。元朝统治者对广州军民的顽强抗争感到恼怒，至元十五年（1278年）初下令“夷广州城”，更使长期繁荣富庶的广州遭受灾难性打击。相比之下，泉州所受战争创伤要轻得多。由于当时已升任南宋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统两省海舶的地方实力派蕃客蒲寿庚叛宋降元，泉州被保住了，港口贸易亦未曾中断。蒙古统治者对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提倡的态度，泉州归属元朝后，即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特别重视和大力扶持。至元十四年（1277年），当东南一带还是烽烟滚滚的时候，元世祖便下令首先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招徕海外贸易。元政府为了确保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优先地位，甚至还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特地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此后，大德元年（1297年）“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作为行省政治中心，这在泉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与此同时，蒲寿庚又一次升官，被元朝皇帝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这就使得入元之后，泉州港作为国内最大海外港的地位更加稳固，并迈入黄金时代。
元朝时，泉州港已成中外海上交通的枢纽，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港口。《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与泉州有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除澎湖外，计98个，比宋代《诸蕃志》记载的增加了三四十个之多。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自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登舟，前赴印度南端直至中国的门户泉州。而发自泉州的东方货物，则经阿曼海及波斯湾，川流不息地运往欧洲。泉州地位之重要，诚如大德六年（1302年）泉州人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一文中所评价的：“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
繁荣的海外贸易带来泉州城域的又一次扩张。元至正十年（1350年）的扩城工程是最大的成就。这次工程把罗城由今涂山街一带向南扩建，一直到临近晋江北岸，跟原来的翼城连接起来，从而使城周达到30里。这个历史上的最大范围，把最繁华的城南商业区大部分包罗了进来。
除此而外，元代的泉州已看不到前代的“造桥热”，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宗教竞相比美的兴建教堂热潮。众多的阿拉伯式、波斯式、印度式、意大利式和中国式的宗教建筑，把这座国际都市点缀得奇瑰无比。这里的居民成分从来没有这样复杂过。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外，来自阿拉伯、波斯、亚美尼亚、印度、占城、爪哇、吕宋，以及遥远的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人们，简直像潮水般涌入这座城市。此时的外国人，无论人数或国籍，都要比南宋时多得多。在这些肤色不同、服饰各异的人中，又以头裹白巾，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居多，故当时的诗人描写道：“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这构成了元代泉州都市的最大特色。
作为东方第一大港，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港以其空前的繁荣和多色调的都市风貌，为世人所瞩目。欧洲人所称中世纪的四大游历家，即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和伊本·白图泰竟都来过泉州，并为它的极盛历史作证。第一个为我们揭示这一幕历史场景的，是中世纪最著名的游历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刺桐港”的繁荣富庶，尤其是这里的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令他赞不绝口。他在著名的游记里写道：“……到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自己投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巨额的收入。”
而鄂多立克与马黎诺里两位天主教修士记录“刺桐城为大商港”之余，也不忘以传教士的热忱提及“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
至于1347年来华，从泉州港登岸，在中国境内旅游了数年之后复抵泉州，然后乘船西归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更是在他的游记里详尽描绘了元代后期（红巾军起义在华北爆发的前夕）泉州港的繁荣盛况：“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他还看到，“……商店，充满贵重货物，若生丝、花绸、金饰、花衣、纱缎（即泉缎）之类”。
15世纪欧洲人笔下的马可·波罗到过的泉州
14世纪微型画：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汇报他出使中国的结果和旅途中的见闻
元代泉州港的富庶繁荣影响所及，甚至远在波斯的伊利汗国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也在巨著《史集》中提道：“刺桐为商港，海舶辏集。”可以相信，在13、14世纪，它的名字是那样为世人所熟知，就像现代的人们熟知纽约、东京一样。甚至到了15世纪70年代，当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着手东航时，也知道在令人神往的中国，有这么一个举世无匹的巨港。当时，意大利学者保罗·托斯加内里在向他介绍东方情形的信中就这样写道：“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足见黄金时代的泉州港给遥远的欧洲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