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举与宋代古文的关系

关于科举与宋代古文的关系，前人已经有过较多的具体论述，这里仅就宏观层面提出几点并作简要讨论。

首先，假如我们承认提倡并实践古文的写作是一场“运动”，那么这场运动的最终成功应该归功于北宋的科举制度。在熙宁科举改革之前，进士科主要考诗、赋、策、论，其中诗、赋是韵文，策、论是非韵文，在北宋前期，科举中的诗赋和策论之争相当激烈，从取士的有效性出发，到底考诗赋还是考策论，如果两者都考，究竟是诗赋在前还是策论在前，是逐场去留还是多场通校，这些都关涉诗赋和策论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高低。地位越高，对取士的决定性影响就越大，当然也就越受到考生的重视。总体而言，在熙宁以前，策论的地位有所上升，重要性日益凸显。熙宁改革之后，进士科诗赋被取消，策论被保留，还增加了经义，这样一来，经义、策、论成为最主要的考试文体。经义是新生的科举文体，从一开始就是散体文，策、论过去用骈体写作，在熙宁改革之前，已经变为散体。因此，熙宁之后主要的科举文体都是散体文，只有词科中考骈体文的写作，因为词科涉及公文写作，这些公文大多用骈体写作，一直没有变化。即使后来恢复了诗赋考试，但也仅仅是恢复韵文，而没有恢复骈体文。因此，北宋科举考试对于一部分文类由骈体变为散体，并且得以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假如没有科举的制度保障，古文的推行不会那么顺利，其结果也很难预料。

其次，在科举制度和古文写作相对稳定之后，古文家对于古文写作经验的总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科举，但在客观上，它们对总结古文创作的实践经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等几部古文选本，以及《崇古文诀》、《皇宋精选策学绳尺》、《论学绳尺》、《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文章轨范》等，都与科举有关。从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些书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导举子应付科举考试，然尤其需要指出几点：一是这些选本开创了对于古文的形式研究。其中为古文划分段落，总结如何开头，如何结尾，段与段之间如何过渡，句与句之间如何衔接配合，实词虚词如何运用等等，都属于形式分析的范围，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古文在形式上的特征。二是树立了古文的批评标准。什么样的古文才算出色，什么样的创作倾向应当避免，即使这是为科举服务，但也让我们看清了当时人是怎样评判古文优劣的。三是促进了古文的经典化。本来为准备科举考试而挑选的古文作品，后来渐渐被奉为经典，为一系列选本所吸纳，成为人们长久传诵的名篇。

最后，古文中的一部分文类成为科举文体之后，进一步走向程式化，成为既适应科举考试，又具有独特特征的文类。这主要是指策、论、经义三个文类。它们最终被视为与古文相对立的时文，但这些时文是在科举对宋代古文的影响之下产生的，本身就体现了科举与古文的关系，体现了科举对古文的“塑造”。然而，程式化并不表示科举文体毫无研究价值，相反，它们的形式是我们应当尤其关注的。一般来说，这些形式特点既来源于某一文类的书写传统，又受制于科举考试的制度规定，又受到考生应试心理的影响，体现了考生与考官、皇帝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因此，科举文体是非常复杂的，不能因为其程式化就否定其具有研究价值。在宋代的科举文体中，本书主要讨论试策所催生的策问和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