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种经济体制下的阶级/阶层流变

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衰落，一个处境更为不利的“服务业无产阶级”已经产生。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体现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级构成起自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考虑，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明确了对阶级/阶层社会身份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布的十三个阶级逐步趋向于简单：地主、资本家、开明绅士、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贫民等逐步精简为以工、农、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农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享有主导权。这种社会结构是层级式的，是干部、工人、农民三级式的阶层结构，并且具有较高程度的封闭性，社会成员在阶级/阶层间很难有改变、流动的可能。从当时阶级/阶层的所属范畴讲，其经济内涵中包含了更多的政治属性，也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对工农阶级的政治承诺。自此，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便成为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主调。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等实施着国家意识形态对工农兵的身份“赋权”，强化其阶级/阶层的主导地位，如在“土改”过程中通过阶级话语动员农民，在推广先进生产方法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通过阶级话语动员工人。

20世纪60年代开始，革命话语中阶级斗争的内涵开始增强。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阶级概念的冲突性视角得到进一步加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阶级有如下定义：“当千百万个家庭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下形成与其他社会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的时候，并且当这一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形成了冲突性关系的时候，这一群体就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个强调阶级对立、阶级冲突的视角伴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改革开放启动后逐渐淡化。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拉开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启动了新时代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的重新分配与重新积聚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工人队伍内部分化为经理人、白领工人、技术工人和下岗工人。农民中的一部分进入城市务工，另一部分则继续务农，但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农业税收的增加等原因，“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逐渐突出，甚至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企、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四大领域改革的集中推出，中国社会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底层社会或弱势群体。据统计，以中年职工为主体的企业下岗职工大量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上升到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929万人；1998年全国下岗职工达1700万～180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各国的基尼系数变化看，东欧国家上升了10%，高收入国家几乎无变化，中国则上升了38%，在同期各国中不平等程度上升幅度最大。

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助推了中国的阶级分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过去“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划分法对当代中国阶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言，解释力开始减弱，但这也并不代表“阶级”内涵与阶级政治的消除。例如，农民和工人承担了改革的最大成本，并且在经济与政治等方面沦为相对弱势群体；再如，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媒介化及传播科技的全球扩张过程中，一个跨越民族国家范畴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然形成；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成为西方国家普遍现象，全球范围的贫富两极分化逐渐普遍化；全球范围的中产阶级/阶层在社会阶层流动方面面临阻塞或“下流”的倾向。通过互联网等技术勾连的全球范围的粉丝文化以及全球范围的底层社会运动的出现等，均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与解释力。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容易将文化等问题化约为政治和经济的甚至革命与冲突的问题，文化与传播科技直接参与社会关系再造的现实也容易受到忽视。

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由生产资料分配而形成的理解，是基础性和总体性的，但是，这种基本条件与当代科技发展、文化权力等的关系却也越来越扑朔迷离，用经济与文化的二分法已经难以准确地解释阶级/阶层在媒介化社会中的运行规则。伴随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加上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单纯从政治上界定阶级的不足，阶层划分的其他维度——如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外，通过收入、职业、市场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甚至媒介资源获得量等综合而成的阶层划分，越来越因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阶级概念对社会本质的解释仍旧是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但如果把这一概念“去历史化”，则难以更加全面地解释已经复杂化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之后，韦伯在阶级结构的内涵中加入了新的理解成分。他认为在马克思界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阶层的中间光谱。在韦伯所处的时代，居于中间位置的文职人员，如新闻记者、教师、技术人员、专家、音乐家等大量出现。这些新阶层群体普遍居于原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他们起源于商业性文化工业的逐渐普及。韦伯用市场能力来补充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指出了与市场机会结合产生的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异，认为市场地位就是阶级地位，它“是在（商品和劳务）市场的条件下表现的”。韦伯强调动态的“阶级情况”（class situation）即市场机遇中的位置分析，他认为一切阶级都是通过他们与市场所赋予的机会关系体现出来的，而新旧小资产者都是中间阶层。在韦伯看来，市场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不仅仅是马克思论述过的生产关系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而且还包含人们的身份地位、生活方式和社会声望等因素。

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或组织力量成为新的“轴心原则”（axial principle），一个以保健、教育和政治职业增长构成的新知识阶层开始崛起，专业和技术阶级开始导致职业分工的变化。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他关于多种资本形式的论述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化与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它们使阶级的边界成为一道“边缘始终模糊的亮光，围绕着一条线或一个面而变动”。在信息科技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社会变迁的当代，有学者（如拉升与厄里）按照流动性的高低将人们划分为高层精英人士、中层普通白领和技术人员以及下层阶级。这些全球范围的社会变化也影响到国内的政策走向，影响到社会资源分配及阶级/阶层的授权或减权。

从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看，所有社会都存在着生产资料占有与分配的不平等及符号资源占有与分配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强调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强调阶级的冲突性视角；阶层的视角在承认社会不平等、群体利益冲突的基础上，承认市场能力、符号资源等对阶级与社会分层的功能性作用。但从阶级的限制性内涵看，阶级与社会分层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在韦伯看来，就阶级而言：“我们可以谈论‘阶级’，当（1）许多的人共同拥有某种特殊的影响其生活机会的原因成分，只要（2）这种成分排他性地由物品和收入机会占有方面的经济利益代表，并且（3）是在商品或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被代表着的。”除此之外，就社会分层所描述的社会关系等级排序而言，它是一个描述不平等的系统性结构的一般术语，“阶级”与“分层”这两个术语常常可以互换使用。这些理论对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本书的研究即采用了“阶级”的限制性内涵，强调阶级分化在不同阶层的表现，强调传媒介入社会阶级/阶层的因素与运作。

从国内的阶级/阶层构成讲，其分类还存在分歧。陆学艺关于中国十大阶层的研究报告认为，中产阶层已经成为社会多数人群。黄宗智却认为：

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地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低收入的小资产阶级，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明显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的，而不是橄榄型的……

阶级/阶层的新现象，或者说阶级/阶层的国家维度与全球维度，也与典型的“美国模式”、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有所不同。拿农民工与全球资本家阶级来讲，前者与国家政策导向、经济转型有直接关系；后者则超出了国家范围，是全球范围的新阶级。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谈及的典型的城市工人阶级，也不是完全没有资产的农业阶级，他们的半无产化特点既是全球资本化的结果，也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农业凋敝的结果，这是当下特有的阶级/阶层现象，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地方现象。全球资本家阶级是超越国家界限的阶级构成，其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也与马克思时期资本扩张的情形不同。但农民工与全球资本家阶级恰恰是全球资本化运行过程中的一体两面，农民工在整体上以其低劳动成本造就了跨国资本及国家财富的增长。

还需强调的是，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体制对阶级/阶层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前后替换的过程，即改革开放前以国家和政治为中心的社会阶级/阶层划分方法，在其后的划分中并不是被替换了，而是同时成为阶级/阶层的动力机制。如进入城市的农村务工群体，除了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更直接起因于国家政策导向，从而使“其阶级的命运却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化’的尴尬状态之中”。同样，伴随全球范围内后工业社会特征的显现，国家开始重视知识与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经理人阶层及企业家阶层的培育成为市场与国家政策的共同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及的因经济发展形成的社会分层与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所说的社会阶层大体一致，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当然，陆学艺的这个研究报告并不能说明社会阶层的全貌，同时社会阶层也是不断变动的。

总之，阶级和它的进一步分化形式——阶层相比，前者强调了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等深层动因，后者揭示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些复杂性包括：（1）立足于不同视角与标准而对阶层的不同划分；（2）对阶层与社会整体状况的不同概括；（3）对科技、文化与阶层关系的不同判定。

立足于不同的视角与标准，对阶层的划分会有比较大的认识差异。以中产阶层为例，国内学者对于中产阶层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比如经济资本的标准，人口统计学的归类标准，公共权力、消费能力的标准，文化资本与生活方式的标准，主观阶层认同的标准，综合的标准，等等。标准的多样性从侧面印证了阶层分化与阶层内涵的复杂性，这也对本书提出了挑战——阶层内涵难以完全统一。考虑到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及其阶层表征，本书在论及新媒介的阶层特征时，更偏向于由技术的熟练程度与文化资源的掌握程度构成的阶层意涵。在论及婆媳剧等城乡相遇、中下层相遇的论题时，考虑到表征对象及电视传媒的主要受众，则更偏向于职业、地位、消费能力等标准。

从阶层与整体社会状况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阶层的整体判定就逐渐分为三种不同的看法：以陆学艺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化”观点；以李强、李培林为代表的“碎片论”；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断裂论”。李春玲则认为以上各种不同的看法均有道理，但是阶层分化的主流态势是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即在分化形态上表现为多层分化，在分化的趋势特征上表现为结构化。本书认同李春玲的观点，即中国当下社会呈现出结构化特征的多层分化特征，阶级与它的进一步分化形式——阶层，既蕴含着社会冲突与不平等的结构化特征，又以多层分化的形式得以繁衍滋生。例如，本书在认同农民工已经进入到工人阶级行列的同时，认同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互相说明及相互冲突的理论解释，也认同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中遭遇的媒介文化障碍，如关于“完美型”农民工的影视形象的分析，便指出这一障碍的含蓄驳杂、难以辨识及难以逾越。以中产阶级/阶层为例，这一群体滋生于市场化改革，并且在此过程中成为既得利益者；但同时，这些主要凭借专业知识与才能获得中等收入的阶层，又有受损于市场化改革的地方，房改、子女教育负担等都使得这一群体更加关注阶层利益与公共政策。主要生发于中产阶层的“自我矮化”情绪与面对底层的阶层优势，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出现的对社会公正、社会福利、公共利益的关注，均是中产阶层的复杂性所在。

从传播科技与文化对阶层关系的影响看，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普遍盛行与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性是制约我们对媒介文本进行话语分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通过对知识与科学技能的掌握，知识精英、文化中产阶层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正如有学者分析的，在全球市场经济与全球信息产业的大背景下，这一群体也成为新穷人、都市知识劳工或高科技无产者。

综上，阶级与阶层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深层动因，后者是前者的表现所在。在这一路径下，本书强调媒介化背景下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在现代世界的意义增长，强调其作为一种科技资源、话语资源或表征资源对阶级/阶层的进一步说明和加固。

本书以传媒与阶层关系的流变开始，以传媒表征与阶层分化为分析的重点，以传媒的公共性作为总结，力图呈现更真实复杂的阶级/阶层图景。本书的理论资源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社会结构、传媒变化的总体视野；二是文化表征理论、文本接受理论等；同时，本书强调关系性的阶级/阶层看法，强调阶级/阶层之间互为对象、互相说明、互相指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