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

茅坤字顺甫，号鹿门，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人。生于明正德七年（1512），卒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享年九十。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青阳令、丹徒令、吏部司勋司主事、广平府通判、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广西兵备佥事等职，官至大名兵备副使。在大名兵备副使任上以贪污罪为人所劾，落职归里。后入胡宗宪幕府，与徐渭、沈明臣等参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以文章和军事才略名重于时。

茅坤早年崇尚秦汉文，尤其是《史记》，以为“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30岁以后受唐顺之影响，开始重视并刻苦研读唐宋文。其妾萧氏说，茅坤35岁谪广平府通判期间，“屈首诵读，数已寐复披衣起，篝灯达曙，攻苦甚于诸生时”。其外甥顾尔行也说，“其谪广平及官陪京，皆冷曹，无所事事，则诸家之籍，咸批之，无不详且至”。“官陪京”指任南兵部车驾郎、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事在37岁至39岁。在此期间，茅坤日夜批读的“诸家之籍”是否有唐宋八大家呢？茅坤说：

自罪黜以来，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谁为吊其衷而悯其知？以是益发愤为文辞，而上采汉马迁、相如、刘向、班固，及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曾巩、苏氏兄弟，与同时附离而起所为诸家之旨，而揣摩之。

所谓“罪黜”，并非指43岁大名兵备副使任上削籍回乡，而是指35岁由吏部司勋司主事谪为河北广平府通判。茅坤为人“慢易”，在徐阶面前不欲执弟子礼；徐阶居丧，又未去吊唁。二人因此有隙。茅坤深信，广平之谪，是受徐阶迫害的结果，因而笔调沉郁，用词很重。张梦新认为，此文大约作于嘉靖三十年（1551）。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35岁“罪黜”后的数年间，他发愤“揣摩”的诸家之籍就包括唐宋大家文。这就为此后《唐宋八大家文抄》的编评奠定了基础。

《唐宋八大家文抄》成书于茅坤68岁时，系为儿孙辈举业而编，主要是帮助他们写好“后场”的论策等。万历七年（1579），茅坤的外甥顾尔行说：“迩十余年来，表弟辈习为经生者日众，而时有司益重以后场风诸生，则又搜唐宋诸家，凡敷陈资于举子业者，而以充广之；八公其表表者也。”明代乡、会试分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后场”指二、三场，主要考论策等应用文体，与前场以“四书五经”命题的八股文体不同。通常情况下，初场最为重要，但隆、万之际，后场也受到重视。所谓“有司益重以后场风诸生”，即指此。后场文体多样，内容庞杂，经常有钱粮、兵马、吏治等方面的内容，应用性和时务性很强。要做好这类文章，单靠揣摩当时流行的时文选本是不够的。因而，茅坤从唐宋文中择取“凡敷陈资于举子业者”，加以评点，作为课读儿孙辈的家用举业教材。茅坤自道其选苏洵《重远》一文的理由是“并切今世情事，录之以备举子家经济之一”（卷八），这句话也可以看作茅《抄》全书的编选动机。

茅坤的儿孙辈，中举、中进士者，颇不乏人。万历八年（1580），外孙董嗣成（次女子）中进士。万历十一年（1583），次子茅国缙中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侄茅一桂（兄茅乾子）中举。万历二十三年（1595），外孙董嗣昭（次女子）中进士。万历二十九年（1601），从孙茅瑞徵（弟茅艮孙）中进士。上述诸人，加上科场蹭蹬的三子茅国绶、幼子茅维等人，确实是一个不小的举业群体。万历七年（1579）成书时，这个群体中人或者正准备应试，如茅国缙；或者虽然年龄尚小，将来也准备应试，如年仅五岁的茅维、茅瑞徵。将近古稀的茅坤想为子孙留下一部有资举业的教科书，以供他们现在和将来学习之用，是不难理解的。从《唐宋八大家文抄》成书至茅坤去世，这个家族至少走出了四位进士、一位举人。从这个事实来看，《唐宋八大家文抄》发挥了正面作用，茅坤的苦心没有白费。

万历七年（1579），茅坤从他编评的唐宋诸家中择取八家，汇为一书，并在《总序》中论证八家上接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绪的崇高地位，确立对李梦阳等前七子拟古主张的批判立场，从而赋予全书更为宏大的内涵。因而，关于此书的编评动机，“举业”而外，还有“载道”、“反动”等说法。所谓反动，是指站在批判前七子“文必秦汉”的拟古主义立场上，有意张扬唐宋文。茅坤之孙茅著说，“先大父鹿门公病今世之为文伪且剿也，特标八大家之文以楷模之”，即为此意。理清了《文抄》编评与成书的缘起，这个问题也就较为明朗了：原为课读儿孙的家用举业教材，万历七年（1579）刊刻前，为提高全书的品位，加入了“载道”、“反动”等更为宏大的内涵。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有三个版本系统：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刊144卷本、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刊166卷本和崇祯四年（1631）茅著刊164卷本。入清以后，茅著本成为影响最大的通行本，云林大盛堂刻本、皖省聚文堂刻本和四库全书抄本，均系以茅著本为底本的164卷本。不过，各家仍互有异同；其与茅著本不同印本的关系也较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