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色彩审美

在人类远古的部落里，人类使用颜色“不是源于美学，而是出自颜料的可获取性，和宗教、迷信”。但是，在长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几乎每一类颜色都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文化含义、宗教含义以及相对应的社会符号。

一、色彩在国家政体中的审美特征

色彩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在世界政治秩序以及政治交流中，发挥着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表象，却是一种没有硝烟的较量。一个国家整体的标示性色彩语言是不容轻易动摇的，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猜忌、迷惑甚至政治动荡。

国家政体及其活动中的色彩运用，在审美方面多体现为纯正、鲜明、坚定不移的形象特征。如中国的国旗、国徽的主色是红色。红色代表着革命先烈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抛洒的热血。红色理想也象征着伟大的中国梦——一个全体国民为之奋斗、为之前仆后继的最终理想。同中国一样，其他国家的政体也有相对应的象征色彩，但色彩在政体中的表现不是这个颜色多么时尚，而是体现出稳定、正气、活力及政治理念。这个颜色一般以原色、间色居多。有一些政体理念设计中加进黑、白、灰元素，在制度上有所暗示，在对比方面也比较醒目、耐看，可以更加完整地宣示国家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这种明确的观念宣示，对于自身，是政治自信；对于他国，则是一种政治宣示。

从国内色彩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看，色彩与政治制度结合以后，所造成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色彩的符号化，从而形成符号化的色彩审美趋势。在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信仰中，大地、黄土有生生不息之意。在中国的早期图腾文化中，有许多信仰与黄色相关。女娲创造人的材料就是黄土，寓意人生于土；死后土葬，意为还原于土。因此，代表大地的黄色在中国具有很浓厚的宗教意味。当色彩制度形成以后，从一个人的服饰颜色就可以判断其身份高低。按照阴阳五行学说，黄色在中国色彩体系的位置，是五色体系中的正色之一，在五方色体系中处于中间的位置，代表大地之色。帝的谐音是地，民间戏剧中称创业皇帝是打江山、守业皇帝是坐江山，大臣、忠臣称为封疆大吏，都与土有关。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华夏民族对黄帝的崇拜实际上等于是对黄土崇拜的延伸。因此，土地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着特殊意义。土地的颜色尽管有黄土、红土、黑土，但因为黄帝诞生地中原的大地以黄色为主，黄色就被赋予土地的颜色和意义。最终，黄色被推为众多色彩中的“至尊之色”。如中国封建帝王朝政处“金銮殿”的金色琉璃瓦与红色柱子、宫门相互辉映，皇宫之门称为“金阙”。黄龙成为皇帝的“徽记”，诏书称为“誊黄”，皇帝的御车被称为“黄屋”，皇帝出巡用黄旗，包印绶用黄色织物等。黄色从此就成为皇家权利的象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黄色地位都很高。代表“至尊之色”的黄色是纯度高、颜色正的杏黄、明黄、中黄色系。其他纯度不高、品质感较差的黄色则无此殊荣。黄色在富贵、品质方面的审美表现重点是在黄金工艺以及黄色丝线、丝绸等方面，表现出金贵、奢华、材质之美。金色是最辉煌的光泽色，它近于黄金的固有色，具有光明、辉煌、富丽、华彩、贵重、显赫、权势等含义。

与此相同，用红色体现皇权意志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代就规定只有皇宫建筑柱子的色彩才能使用朱红；早期是“赤”色，五正色之一。之后逐步变为更加鲜艳的朱色。朱色成为国家政体及附属物中的代表色之一。中国古代王朝中，传说周朝崇尚朱色。其实，从流传下来的资料看，在帛画、漆器等贵重物品中，红色是主要的颜色之一。如漆器以纯红、外黑里红等居多。唐朝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这里，朱门代表了一个阶层。明朝规定，凡专送皇帝的奏章必须为红色，称为红本；清朝也有相似的制度，称为朱批红本。这体现出朱红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意义。红色的地位还体现在服色制度方面。朱红色自古就是君王、大臣的主要服色之一。周朝尚赤，又有比较完备的冠服制度，天子、诸侯、大夫、士在祭祀、上朝、田猎、婚丧、会客、出兵等场合都会有相对应的颜色、服饰、头冠和足履。春秋时期，孔子把色彩分为正色、杂色、美色、恶色，这些颜色不能随便混淆，如同君臣、父子有严格的界线一样。他认为纯正的颜色是君子礼服的色。曾发出“恶紫之夺朱也”的警告。按照孔子的观点，服色的选择不能以喜欢或者不喜欢，漂亮或者不漂亮作为选择依据。颜色代表秩序，礼制也是一种秩序。在朱、紫两色中，朱是正色，紫色为间色，在任何时间都不能因为你更喜欢紫色而放弃朱色。就像人不能因为自身喜好而僭越礼制法度一样。也正是基于此，中国古代几类正色的服装，只能是有官职的男人穿。如正红色，唐朝以前只能是有一定品阶的官吏才能穿。到了唐朝以后，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唐代文化环境的开放、女性的地位的提高，女性着装的色彩开始逐渐鲜艳起来。红妆、红颜、石榴裙等逐渐成为女性的专用词。

中国封建王朝官袍服色制度在唐代逐步完善起来。贞观四年（630年）又对官服做出具体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后怕深青乱紫，改为八品、九品服碧。”宋代以后，明黄色被规定为最高级颜色，除了皇帝服用以外，其他人均不能以明黄色作为服色。从此，服色等级规范成为中国封建礼法的一部分。

色彩等级现象在西方的民族文化中也很突出。古罗马时期朱砂作为贵重颜料用来绘制王公贵族住所的壁画，装饰建筑，这成为罗马贵族阶层显示其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之一。古罗马时期官服的色彩和边饰在表示阶级上亦有严格的规定：皇帝和凯旋将军的公服用紫地金线；贵族、僧侣和大臣的服装为白色，饰以紫色的边缘；女性服装平日用橙红色或其他杂色，色调以明朗、华丽为主，紫色只限于上层社会的妇女使用。服装的颜色在古罗马还是区分职业的标志，如哲学家的服装是紫色的，神学家的服装是黑色的，医生的服装是绿色的，占卜者的服装为白色，平民阶层的服装只能用土色或本色的织物。

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色彩的符号性更加清晰。从圣教徒、王公贵族到一般市民的服色都有一个明晰的区分。这些严格的身份秩序、等级秩序和种族秩序，导致了身份的款式、颜色乃至皮毛的种类、帽子的形状都有严格区分，从中也可以赤裸裸地看出人生的喜悦和悲哀。由于人们的身份及所属阶层受到了各种色和行的约束，因此多种多样的色彩同时泛滥，好似一个色彩的“餐宴”。这个时期，红色仍然属于贵族的颜色，蓝色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但是在蓝色中有一种叫“群青”的颜色，因为其制作原料为天青石，即蓝宝石的一种，只是质量略次一点，因此价格非常昂贵，所以，群青色使用比例对绘画或者其他产品的价格有较大影响。在蓝色系列中，区分其优劣的标准是纯度以及所染色的材料。纯度高，色彩、纹理漂亮的蓝色，一般专为身份高的贵族甚至皇族所使用。如蓝色绸缎或者在质地精良的亚麻布上染成的有光泽的面料，是贵族的专用面料。13世纪以后，有光泽的蓝披风成为法国国王加冕礼中不可或缺的符号。高档的蓝色面料成为宫廷中大受欢迎的产品，在众多的蓝色产品中，最漂亮、最著名的是“帝王之蓝”，一直到现在，“帝王之蓝”仍然是欧洲人喜欢的颜色。而纯度较低，色相不够纯正的蓝色则地位较低，一般是下等人穿用的材料。普鲁士蓝是少数以国家命名的颜色之一，其他如中国红、俄国绿等。

二、色彩在宗教文化中的审美象征

宗教中的色彩审美与政体中的色彩表述方法有些类似，主要是以象征符号出现，其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色相是否纯正、色彩组合是否明亮。佛教中的色彩一般为纯色与金银色以及白色的搭配，体现出神祇的高贵品质和永恒。在藏传佛教的文化中，黑色具有相对重要的位置。

红色在中国古代宗教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含义。这在原始社会的信仰以及实践活动中更加清楚。血祭是原始祭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流传下来的材料来看，等级最高的是以俘虏的血祭拜。最常见的是以纯色的牛、羊、猪三牲的血祭祀。虽然带有一定的演绎性，但从某个角度说明血红色在远古祭祀中的作用。在举行巫术活动时，经常运用狗血、鸡血等驱鬼、辟邪等。在中国古代的壁画以及西方的壁画资料中都可以找到相类似的用动物血进行巫术活动的描绘。以此看来，人类早期对红色的普遍运用与其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红色鲜艳醒目、催人振奋的表象以及红色与鲜血、太阳等寓意的切合导致红色文化在世界各地的流行。至今仍有一些原始部落的土著人有用朱砂涂抹装饰面部或者身体的行为。有一些学者认为该现象与古代涂抹鲜血进行祭祀的祭仪相关。因为原始信仰中的红色代表一种虔诚、诅咒或者驱魔等，因此，其审美是以“血”的外像为模拟，颜色以纯正、醒目、浓郁为美。

在西方宗教文化中，红色也有着明确的意义和价值。一般来说，红色会和火、太阳联系起来。有温暖、活力、热情等正面含义。红色在基督教中有着神圣的位置，红色象征圣爱，在基督殉难日代表基督的鲜血。胭脂红是欧洲最富有传奇意味的颜色之一。据史料记载，制作胭脂红的原材料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灌木丛的一种胭脂虫，俗名叫“虱子”，这种昆虫一生只在树叶上，一旦落在一片叶子上就不会再移动。因此，刚开始人们以为是一种浆果。后来才发现是一种昆虫。再后来发现用这种昆虫能够染出颜色纯正浓郁的红色。并且，经过技术人员的实践发现，该昆虫只有“母虱子”被风干后染出的红色能够达到以上染色效果，“公虱子”并不具备这种功能。因此，收集胭脂虫时需要把公胭脂虫剔除掉，只留下母胭脂虫风干备用。这种颜色之所以高贵，有几点原因：一是虫源很稀缺；二是制作工艺复杂；三是教会为了保证颜色的纯正性和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其制色、染色工艺一直保持单传的制度。据说，当时一年制作出来的胭脂红染料，也仅仅能够染出2件袍服，由此可见其珍贵性。德国爱娃·海勒的专著《色彩的性格》记述，用胭脂虫制成的颜料颜色纯正，耐光性好，1公斤颜料能够染10公斤羊毛。从数量及染材看，这应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从色彩审美看，基督教中被誉为顶端颜色的胭脂红纯度很高，纯正大气、色牢度稳定，象征基督教义的卓越和永恒。但是，后来因为突发事件，这种染色技术失传了，于是人们只有找相近似的颜色代替。这个颜色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普紫。普紫是西方宗教画中基督及圣母的服色。在世俗世界中，只有教皇、红衣主教能够拥有这类服色，有一段时间国王都没有穿普紫色的权力，更不用说其他人。这足以说明普紫色的地位。

佛教文化中黄色是一个主要色系。佛教寺庙、僧侣的穿戴、用品都用黄色做装饰。从象征意义看，黄色在佛教密宗文化中是代表“禁忌”和“利养”。在藏传佛教中，“黄色则作为佛之增业的本色，象征福、禄、寿、教证等，是尊贵、高尚的象征”。从这些特征看，佛教中黄色的审美特征主要是以贴近其象征含义为准。根据佛教资料叙述，释迦牟尼逝世时，全身皮肤呈现透明的金黄色。所以，所谓佛的“金身”是指释迦牟尼涅槃时皮肤的状态。另一方面，从世俗理解来看，金子是一种品质和恒定的代表。由黄色延伸到金色，是用黄金代表信徒的虔诚，金身就成为佛像的指代之一。如“重塑金身”，即是重新装饰佛像，是以释迦牟尼“金身”为仿像的色彩传递。从佛教用具看，佛教中的黄色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色系，从色彩比较柔和的黄灰色到充满光泽感的金色都是日常佛事中常见的色彩。

三、色彩在民俗文化中的审美特征

色彩在民俗活动中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存在态势。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其民俗色彩都是充满活力的文化区域。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说，十里不同俗。世界这么大，不要说不同国家的色彩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就是一个地区、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分支，其色彩认知也有所不同。这是民俗色彩文化的特征，也是其宝贵的财富，因为这些特征都来源于生活，取自于民间，所以其有生存发展的土壤，所以显得接地气，富有感染力。

关于“民俗”的解释，柯克士在《民俗学浅说》中解释为“包括一切关于古代信仰与风俗，关于一般人们的见解、信仰、传说和迷信”。学者大多用“民众旧传”的说法去概括，这在欧洲曾被通用。但也有赋予它新的含义的，如“民间智慧”、“民间文学”等。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土民意识”。经过近200年的研究、探讨、争议，至20世纪20年代末才正式被称为“民俗”，以此来指那些属于民间创造，又为民间所通行和传习的风俗。由人的信仰汇成的民俗是一种以心理内容为主的风俗。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色彩已成为一种民间民俗思想情感最强烈的表达符号，它和整个民俗文化一样具有一定的历史积累性，并且具有地域民俗、生活民俗、生产民俗相互结合的色彩效应。

在中国民俗色彩中，红白两色的文化意味最具符号特点。汉族农村的人们把结婚、生小孩等喜事称为“红事儿”，把殡葬称为“白事儿”。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众对红色和白色的价值观。红色象征着吉祥、欢庆、幸福等喜庆场面，每逢传统喜庆节日都以红色作为装饰。白色是丧色，在我国古代，吊丧所用的车马都用白色，称“素车白马”，吊丧者都穿白色衣、戴白色帽，称为“缟素”，现代民间丧事也一直用白色表示哀悼。红白色的文化意味几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共识，成为每一个人心中耳熟能详的符号。

在中国民间艺术中，色彩表现具有浓郁的民俗特征。一方面，人们追求自由活泼、热情奔放的情调，充满向往幸福的激情，民俗艺术是他们祈福的一种方式，使他们可以以心理世界的美满与平衡补偿物质世界的失落，因此，在各种各样的造物品上有意追求热闹活泼的色彩气氛。例如在民间织锦、刺绣、布玩、面塑、纸扎、节庆装饰以及宗教物象的艺术创造中，民间艺人极力张扬自己大胆用色的艺术个性。他们将大红、大绿、大紫、大黄以及对比鲜明、色彩亮丽的色调装饰在丰富的工艺美术品上，一反宫廷色彩那种淡雅柔弱的色彩面目。另一方面，民间艺术中的色彩运用又自觉遵循民族色彩的文化传统，例如在服饰设色方面也同样只能选用青、蓝、绿等清淡冷沉的色调，这种用色心态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封建社会等级制的色彩秩序的结果。其他如宗教活动、祭祀活动，以及生活中色彩心理的象征性表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间艺术遵循和秉承民族色彩的人文心态，和中华民族的色彩基调保持着整体上的一致性。

民间艺术除了顺应民族色彩的传统认知外，还十分强调色彩的具象和抽象联想功能。其中，色彩的具象联想是审美主体在色彩现象上思维活动的拓展。如色彩的命名常常采用具象联想的方式，将各种色相命名为桃红、银红、粉红、肉红、玫瑰红、大紫、茄花紫、杏黄、姜黄、鹅黄、金青、元青、虾青、官绿、葡萄绿、油绿、葱根绿、漂白、月白等。可以说在大千色彩世界中，以具象联想的方式对色彩进行命名已成为民间艺术色彩表现中惯用的手法。在具象联想中，人们想到的是某一色彩所表征的某一感性事物的外观形式，并通过颜色去实现对事物的意向性掌握。色彩的抽象联想建立在色彩的具象基础之上，主要集中表现在事物本身包含的文化意义上。民间艺术中的色彩表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色彩表现有了更高价值的升华。

民间色彩的视觉意象体现了民间艺术家对视觉美感的追求，强调色彩设计要通过主观审美调控，按照一定的规则发挥在视觉造物之中，让人在欣赏到这些色彩时能够联想到其中的创意技巧，追求内在意韵与外在色彩的双重美学效应，将色彩视觉的意象美具体表现在色彩的软硬、进退和情感表现等主要方面。喜乐和吉庆是我国民间艺术色彩表现中的永恒基调，民间艺术色彩运用的终极目标是让色彩意象散发出一种欢乐、喜庆的精神面貌。在长期的民俗色彩应用和传承过程中，保留了很多有价值的民间配色经验，如“红间绿，花簇簇”、“红间黄，喜煞娘”、“粉拢黄，胜增光”、“红靠黄，亮晃晃”等，这些色彩口诀是民间色彩艺人经过劳动实践总结出来的经典民俗配色，也是民众高度认可的民俗色彩形象，充分显示了民俗色彩在民间的审美特征。

在民族服饰中，有一部分含有民俗的现象。民俗服饰色彩在民俗事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在民间，民俗服装色彩是祭神拜祖、劳动、娱乐、运动乃至婚丧嫁娶等民间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服装色彩借由服饰而与民俗发生必然的联系，也必将因人的存在而存在，因民俗的发展而发展。民俗对服装色彩的流行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力。不管是出于保存民族文化的根源性、还是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对民俗习惯的研究，对民间吉祥的服装色彩的挖掘和追根溯源，都已经成为设计师们寻求创新突破的重要手段。纵观各季的流行趋势提案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风格主题在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中寻找依托，中国风、波希米亚风、非洲元素、热带风情等成为设计师热烈追捧的主题。在每一个季节的流行趋势发布会上，我们都能够看见这类主题具体而精彩的表现。当我们游走在店铺林立的商业中心时，随时随地能看见琳琅满目的具有民族元素的精美服饰。许多企业在开发服饰新产品时，会对一些特殊的节假日以及民俗习惯加以研究和考虑。比如，我国每年的5月和10月都是婚礼的高潮期，在这个时间段市场上就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以红色为基色的新娘装系列；每年的12月、1月和2月是全世界重要节日的密集月份，在西方有圣诞节和新年，在中国有阳历新年和春节，因此，在这个时间段里，人们会发现有大量的红色元素，包括中国的正红和西方的圣诞红等，会应时节要求出现在产品上或者商店的货架上，为节日增添了喜庆祥和的气氛。这些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俗习惯对产品风格的影响力。

在西方国家，民俗色彩是受保护的文化之一。在长期发展、传播的基础上，民俗色彩的符号化指义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已经得到广泛认知。如在英国，各种民间团体佩戴着盾牌形的徽章，有九种色彩被用来作为一定的象征：金色或黄色表示名誉与忠诚，银色或白色表示信仰与纯洁，红色表示勇气与热心，蓝色表示虔敬与诚实，黑色表示悲哀与悔悟，绿色表示青春与希望，紫色象征权威与高位，橙色表示力量与忍耐，红紫色则象征着献身精神。再比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的民俗色彩也都有明确的文化含义。这些民俗色彩领域成为近几十年来色彩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四、色彩脸谱艺术中的审美特征

脸谱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其中，京剧脸谱的色彩符号尤其典型。中国古代戏曲艺术源于民间，故戏曲脸谱的用色与民俗有着密切关系。脸谱作为一种戏曲化符号，具有刻画人物形象、突出典型性格特征的功能，在戏剧表演的故事中演绎着“寓褒贬、别善恶、区正邪”等朴素的传化作用。

严格说，每一种戏曲流派的脸谱系统都不尽相同。就用色形式而言，戏曲的色彩脸谱是把人面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通过化妆手法把特定的色彩图案固化在戏曲表演者的脸上，其目的是将人物性格符号化，让老百姓能够看懂，增强戏曲表演的互动效果。其表现形式是用油彩以线面结合的手法在演员脸上画出代表角色性格的脸谱，其色彩构成、图案形状都有较为固化的组合，懂戏或者经常看戏的人一看就能认出来。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其传承发展的途径也基本上是师徒相授，虽然剧情会根据时代要求加进新的内容，但其脸谱设计基本上还是传统模式。因此，脸谱成为我国传统戏曲表演人物个性的典型符号。

从表演识别看，老百姓观看传统剧目，只要剧中人物一出场，从脸谱构成便清楚知道其身份，这样就把所谓坏人的所作所为全部暴露在天光下，朴实厚道的老百姓就能快速识别其阴谋诡计，边看边议，赞忠臣之魂，叹佞臣之奸。这样，其观看和互动就达到了最佳的效果。在传统戏曲脸谱识别中，大类有生、旦、净、末、丑五类，也有生、旦、净、丑四类的分法。装扮比较程式化，各种戏曲之间差别不大。其人物特征主要靠服装和表演来识别。

所谓的脸谱化妆，主要是用在“净”和“丑”两个行当中，以夸张强烈的色彩和程式化的图案表现丰富人物的特征。从脸谱设计看，“净”角和“丑”角的勾脸设计一般是因人设谱，一个角色一个脸谱。戏曲化妆是由各种谱式作依据，作为一种性格装扮，以突出人物个性为主。因此，有多少角色就会有相对应的谱样，不相雷同，并以此形成中国戏曲宝贵的脸谱资源。

戏曲中“净”的行当，又称花脸，在戏曲脸谱中是设色比较丰富的案例，用色彩表现角色内在的性格、气质特征。一般来说，花脸用以装扮粗犷、奇伟、豪迈的人物。与角色相对应，在声腔表演中要求音色浑厚、洪亮，动作造型大开大合，气度恢宏。按照净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定位，又分为正净、副净、武净三类。其中，副净中又包括架子花脸、二花脸和三花脸。

从脸谱颜色识别看，黑脸象征忠臣，性格忠直、威严、不苟言笑、按律行事，如包拯，也象征威武有力、粗鲁豪爽，如张飞；白脸代表奸臣，性格狡诈、诡计多端，如曹操；红脸表示忠义、耿直、有血性，如关羽；蓝脸象征人物性格桀骜不驯、刚直，如窦尔墩；黄色脸谱代表人物性格急躁、骁勇剽悍，如宇文成都。此外，净角中的绿色脸谱代表性格暴躁、勇猛，与黑脸相似，但缺乏其厚重。金色脸谱与银色脸谱一般代表神仙人物。脸谱颜色繁而不乱，有明确的审美要求和操作规范，各种颜色均具有一定的象征性，用以表现人物的品质、性格和气度。脸谱艺人将其概括为一套口诀：“红忠，紫孝，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凶，绿暴，神佛精灵，金银普照。”这样，一般老百姓能够借助于脸谱的符号作用更好的识别和欣赏戏曲的内容。所以，戏曲脸谱一出现就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民间传播非常广泛，成为中国著名的民间艺术符号。

五、色彩在服饰表现中的审美特征

服饰形象中的色彩审美主要分两类：民族服饰色彩和时尚服饰色彩。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界限，除了在特定民族文化节日的服饰要求外，大部分时间两者都处于相互交叉的存在和发展态势。

（一）服饰色彩审美的特征

1．服饰色彩审美的民族性

服饰色彩所表现的民族性与这个民族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传统习俗以及持有的民族个性等方面有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秘史，在一般情况下，色彩在民族语义里不仅仅是漂亮，更多的是一种符号或标记。如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和瑶族，就是通过女子或男子的服装颜色来表征本族所处的不同支系，如苗族有青苗、白苗、黑苗、红苗、花苗等，瑶族有红瑶、花瑶、白裤瑶等。东西方民族不同的气质、心理，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色彩体验。法兰西和西班牙民族的那种热情奔放的活跃秉性与明朗色彩早为世人所熟悉。北欧阴冷严酷的自然条件与持续甚久的宗教哲理精神，致使日耳曼民族用色冷峭苦涩。印度服饰鲜艳明亮的热带色彩与阿拉伯民族服饰的繁缛绮丽，同样以传奇的异国情调令人赏心悦目。在汉文化语境中，以红和黑为代表的民族色彩，无论是人类早期用赤铁矿粉染过的装饰品，新石器时期的红黑两色彩绘的彩陶（红为赭红、土红，黑为灰黑、暗黑），还是“黑里朱表，朱里黑表”的战国漆器以及流传至今的红色婚礼文化等，都表现了中华大地那既热情又含蓄的民族色彩审美特征。

我国北方因寒季较长，民族服装色彩多偏深；南方因暖季较长，民族服装色彩多偏淡。具体到每个民族，又都有着各自用色的民族风格。如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属绿色较少的沙漠民族，他们的室内装饰五彩斑斓，服装用色也多采用沙漠中少见的绿色、玫瑰红、枣红、橘黄等艳色。维吾尔族服饰中常用的被誉为“朝霞锦”的艾得莱斯丝绸，在沙漠、雪山、蓝天的衬托下是那样夺目、和谐，这与维吾尔族人直爽、豪放、能歌善舞的特点是极其吻合的。地处云南的傣族，祖祖辈辈生活在气候炎热、植物茂盛、风景秀丽的澜沧江畔，其服装多以鲜艳、柔和的色彩出现，如淡绿、淡黄、淡粉、玫红、粉橙、浅蓝、浅紫，最深的颜色也就是孔雀绿了，白色运用得很广泛。各个民族的生活条件，尤其是自然或风土的条件，使得各自都持有其独特的色彩爱好，从而也就形成其民族独有的色彩感觉。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使得民族与民族间共通的东西多了起来。然而，无论怎样开放、怎样创新，扎根沃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永不能丢。许多成功的设计师就是立足于民族风格，在继承本民族服饰精华的同时，吸取他国、他民族的营养，使自己在国际时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日本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成长的，但他走的设计之路却是一条与西方传统截然不同的路，其服装色彩设计多为日本民族喜爱的茶、赭褐系列，这是其特定的民族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性如果想发扬光大，需要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只有将民族风格转化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类型，民族性才能得到真正传承和发展，体现出真正的内涵。

2．服饰色彩审美的时尚性

时尚性是服饰产品的核心特征，也是服饰色彩审美的核心内容。所谓时尚性，就是服装色彩中与时代紧密结合那一部分。如流行色以及与流行色相联系的流行款式、流行面料等。其中，流行色是服饰时尚色彩研究和开发的重点，也是体现服饰时尚色彩审美的关键元素。

所谓流行色，又称为时髦色，或者跟随色，是指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里被人们普遍接受和使用的颜色。也就是说，流行色并非完全是个人对色彩的喜好，而是因为该类色彩的新潮，或者因为某一个名人、偶像等原因所引起的色彩跟随行为，是人们在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里对色彩的共性选择，是服饰色彩得到快速推广的现象存在。从社会学方面讲，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同一个时代里，自然会对社会、时代所发生的热点问题有所关注，这体现出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的生活态度、生命状态。一般来讲，一个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在某一个特定环境和时间里，自然会顺应时尚的变化，并以此展示自身的时尚观，同时也可借此行为获得他人的认同，这种心理是流行色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从流行色传播的规律看，越是经济发展平稳的国家和地区，越是文化环境开放的地区，对新的色彩形式、新的色彩审美风格的容纳度越高。

需要引起注意是，世界各地因文化、习俗不同，对时尚色彩审美的接受度也不同。人们会根据自身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并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每一季的流行色提案都会列举几十个色卡，一般是鲜色卡2组、灰色卡3组。在流行色应用方面，那些占据国际大市场的知名服装品牌，由于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引导市场和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能力，因此对流行色的反应较为直接快速；而区域性服装品牌则更加关注本地区以及目标消费者对流行色的接受度，对流行色会根据产品销售地区的具体情况做适当的调整，以适应目标市场和消费者的实际需要。

成衣产品开发具有产业链性质，一件服装的完成会涉及不止一个设计师。在服装公司里往往都是以设计团队的形式在工作的，事先没有充分的调研和明确的策划就不可能有完善的设计计划，从而会造成设计思路上的混乱，不利于成衣产品的有序开发。因此，在每一季新产品开发的工作全面开展之前，都必须进行充分的流行趋势研究，而对流行色的探讨更是流行趋势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也是成衣产品开发的重中之重。

对流行色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研究流行色提案的主要内容；二是研究企业品牌风格和消费者消费定式与流行色的关系。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抽象而普遍化的流行色提案进行分解，从中找到有用的色彩元素以及色彩搭配方法；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可以使我们找出能为品牌目标消费者接受的色彩种类和配色方法，对流行色进行灵活运用。

时尚色彩对于服饰或者服饰消费者而言，不仅仅是审美，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新型的价值观的展示。很多非常时髦的色彩组合在具有传统审美观的人来说，可能并不美，或者不具备传统美的特质。但是，赶时髦的人就是喜欢，这就是时尚。从这个角度说，很多时尚经典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会遇见相类似的境况，这也是时尚符号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3．服饰色彩审美的时代性

服装色彩因为人的因素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可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历史上人文因素对色彩表现的影响程度。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色彩现象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能够发现、寻找出不同历史时期人文色彩的特色、内涵及审美指向，这对现代色彩文化创意与设计有很大帮助。

同时，色彩的发展和传承是连续的、相互衔接的整体，不能孤立地看待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文化特征，每个时代的色彩都有自己的诉求中心。色彩的社会象征性、政治符号性和民族审美特征，都是和具体的时代和民族紧贴在一起的，只有把它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显示它们各自承接的历史的鲜明特点，看清其不同的色彩面目，并真正找到它们存在的原因。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着装颜色不是个人喜欢的问题，而是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每种颜色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象征甚至宗教约束。如基督教对颜色使用范围的规定、中国封建王朝对朝服用色的严格规定等。从色彩研究方法上来说，正是对于这种历史性的色彩表达方式的梳理，使我们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色彩现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当然，这种方式针对的范围可大可小。我们可以从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所形成的特有文化历史角度进行考察，或者从某一段历史、某一事件导致色彩文化现象发生变化的状况中审视色彩的变化过程，以此追溯特定民族色彩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由此而展示的色彩境况，并从造型的角度以比较的方法认识各种造型文化对色彩的认知、深化和演变的过程，包括方法和技术的表现。只有这样，我们对所掌握的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段的人文色彩才不至于显得孤立，才不会因为缺乏支撑而使研究案例令人存疑。

从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织物看，当时楚国流行褐色系列，如深棕底黄色菱纹锦、褐底红黄矩纹锦等。汉代出土的大量织物基本上是红褐一类的暖色调。魏晋时期则崇尚清淡。盛唐由于开拓了“丝绸之路”，织品色彩极为丰富，有银红、朱砂、水红、猩红、绛红、绛紫、鹅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宝蓝、葱绿等，这与唐朝开放的体制、繁荣的经济、广泛吸收外来精华的策略密切相关，丰富、饱满的色彩显示了生活的富足和安定。宋代的织锦、缂丝技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服饰设色素雅、庄重，缜密、和谐，很少用高纯度的原色。元代民间的印染工艺发展迅猛，就褐色的品种来说就有鹰背褐、银褐、珠子褐、藕丝褐、丁香褐等数十种。由于色彩变化多，漂染技术精湛，褐色成为当时的流行色。明代对服饰用色做了严格的规定，各级官员都有严格的官服用色，不得擅自越级使用。清朝时满族入关，对汉官服颜色做了修改，只保留了黄色的特权，其他相对放松。

西方服饰色彩的时代性更加明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相对自由，呈现出突出个性的消费特征，对服装色彩的个性要求更加明显，从而使服装色彩的变化节奏加快，风格也逐步多样化。有时服装上的色彩可以象征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所处的时代。如16世纪的西班牙有很强大的无敌舰队，经济非常繁荣。体现在服装上，仿佛也在夸耀其富有，贵妇人穿着高贵的天鹅绒服装，但服装线条坚硬，身体曲线完全被忽视，以暗色调为主。这是西班牙人在宗教上的严格象征，也可以解释成，为了装饰富有的象征——宝石，故意选择暗色调服装。18世纪法国的贵妇人的服装就明显地暴露了洛可可时代的那种优美的但烦琐的贵族趣味，其色调是彩度低、明度高的中间色，如鹅黄、豆绿、粉红、月白、浅紫等、从服装上可以看到利用花边丝带、人造花的装饰、层层的裙摆等，以增加罗曼蒂克的气氛。服装色彩的时代性同样也制约于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意识，社会的文艺思潮、道德观念等诸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审美意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帝国主义疯狂地向外扩张。此时有异国情调的俄罗斯芭蕾舞红极一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波皮·波阿莱（Gaul Poilet）为代表的服装设计师们，冲破传统的形式主义，废弃了紧身胸衣，发布了不束胸、不束腰的改良服。香奈儿（Gabrielle Chanel）追求新的服装材料，如具有收缩性、柔软性的针织物，追求具有活动功能的线条表现，如无领对襟直身上衣，追求简洁、淡雅、朴素的色彩效果。其优雅的色彩风格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风格。

服装色彩的时代感也代表着同时期的科技与工业发展水平。20世纪70年代，当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时，人们出于对这个计划成功的喜悦，一时间国际上曾掀起“太空色”——银色热潮，时髦的西方妇女，不仅银色裹身，而且还涂上银色指甲油，银色遍布这一时代。1987年在西欧和日本都曾流行一种简朴风格的服装，造型无线条、无结构，色彩暗淡，给人一种神秘、阴沉的感觉。而这种破旧不堪的、褪色的反传统服装，竟也随着经济萧条、贫富悬殊的推波助澜，一跃成为中产阶级的新时尚。东欧剧变、美国经济萧条的大气候，形成了美国1991年以东欧民族民间色彩为主导的服装色彩趋势。另外，追求简单的穿着已是一项各国不谋而合的流行趋势，因为现代人早已厌倦了充满暴力与恐怖主义的社会，他们渴望追求平静、单纯的生存空间。

在我国，毛蓝色、月白色、白色的偏襟上衣和黑色喇叭裙、黑色小立领男学生装，是五四时期的象征。蓝色、灰色、绿色的列宁装和中山装，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象征。“文革”十年，红色和草绿色成了那一时期的主要象征，那时认为红色是太阳、是胜利，草绿色是代表解放军的颜色，是斗士。一些电影镜头或文学描述中，一提到粉碎“四人帮”之前那种乌云压顶、难以喘气的特定时期，总是以极度暗淡的蓝灰色调来处理，包括人们的着装在内。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明显看出，服装色彩常常成为时代的象征。

4．服装色彩的发展性

作为时间和空间艺术的服装，它的美是运动的、发展的、前进的，它需要创造，需要推陈出新。

人类对色彩的研究，包括色彩的应用研究和色彩的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色彩的应用研究是色彩的理论研究的基础，而色彩的理论研究又促进了色彩的研究在实践上的深化。从人类对色彩认识的过程来看，色彩的应用早于色彩的理论，色彩的功利性早于色彩的审美性，人们的色彩主观直觉感受研究早于客观理性的分析研究。人类对色彩理论的总结是在丰富的色彩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人类的色彩审美经历了淡化色彩功利性、强化审美需求的过程而初步形成。人类对色彩的科学认识是由色彩技术辅助色彩感觉综合形成的。所以，人类对于色彩，从直观性、功利性为主的使用色彩逐渐形成了以理性、审美性为主的使用色彩。

（二）服饰色彩审美的目标

整体美感是服饰色彩创意的终极目标。服装色彩的配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服装配色审美的获得靠的就是各个局部的和谐统一以及与着装者气质、身份、环境的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服装色彩的整体效果才能完整地显现出来。一个人的气质、品位、精神面貌等是决定其服装的色彩倾向的关键因素。如暖色调的服饰配色给人以热烈、活泼、兴奋之感，可以充分表现活力之美，一般在户外装、休闲装、运动装中应用较多。冷色调有一种宁静、质朴、刺激、稳重之感，可以产生优雅、简练、现代之美。特别是比较考究的冷灰、清冷色系，在正装、职业装以及都市人的装扮中应用较为广泛。在进行色彩创意与设计时，只有当配色反映的情趣与人的思想产生共鸣时，也就是当色彩配合的形式结构与人的心理形式结构相对应时，人们才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色彩的和谐和愉悦，并产生强烈的色彩装饰动机和占有欲。因此，进行色彩设计时，必须研究和熟悉不同消费对象对色彩的喜好心理，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做到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