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上而下，以“破”求“立”

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报告的学习、交流，促使不同地区、不同观念的作家实现思想上的统一，让新中国的文学全面回到“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上，自觉取消文学的“自发性质”。但是，或许是广大作家对第一次文代会的内在精神和要求体会不深，或许是新的文艺方针和观念的统一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来自组织内部的思想还是外部的观念，都难以达成高度的一致性。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以“破”求“立”，通过批判的方式，达到对作家们思想和观念的规训，就变得非常迫切了。于是，在建国初期，陆续出现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文艺大批判事件。

1．电影《武训传》批判

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开拍于1948年，后因经费问题而被迫中断。新中国成立之后，剧本经过全面修改并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审查，由当时上海私营的昆仑影业公司继续拍摄。影片拍竣后，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化局审查，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清朝末年山东省堂邑县贫苦农民武训，几十年如一日的“行乞兴学”和“苦操奇行”的故事。武训的感人事迹，不仅被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统治者所褒奖，而且也被陶行知等很多现代文化教育人士尊称为“圣人”。该片在全国上映以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就发表了40多篇颂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上海的三家出版社还出版了关于武训的电影小说(《武训传》)、章回小说(《千古奇丐》)和画传(《武训画传》), 《大众电影》将该影片评选为1950年全国“十佳国产片”之一。

1951年3月，中共中央突然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影片《武训传》的讨论，并陆续推出了《不足为训的武训》《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等批评性文章。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中说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全国各地主要报纸，随即转载了这篇重要社论。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三天之后，文化部电影局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原先对电影及武训其人的肯定性评论迅速从报刊上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均是在思想立场和思维方法上与“社论”完全一致的批判。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主要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段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尤其是以武训的“行乞兴学”，反衬了太平军武装斗争的失败，这种投降主义和改良主义，无疑有违于毛泽东的政治立场。所以，他认为，电影《武训传》折射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被公开点名批评的就有43篇文章、48位作者；时任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局长的夏衍，也在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的检讨；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等，也都进行了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51年7月26日发表“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和8月8日发表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基本上是对这场批判运动做了总结。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文化管理体制，在文化官员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一次广泛的社会动员，是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的一次大规模实践。这一实践，就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来说，无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并为后来的文学批判运动开了一个“先例”。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严重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随着这种批判的结束，电影创作迅速衰微，“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2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

2．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有关《红楼梦》的研究通常被称为“红学”。“红学”最初主要分为“索隐”和“自传”两派。前者以王梦阮和沈瓶庵1914年发表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1916年出版的《<石头记>索隐》和邓狂言1919年出版的《<红楼梦>释真》为主，后者以胡适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为主，并被称为“新红学”。1952年，俞平伯将1922年所写的《红楼梦辨》重新修订后，删去了其中胡适的姓名，同时增加了5篇新文，易名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随后又相继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和《读<红楼梦>随笔》等多篇文章，成为新中国“红学”研究的重要专家。在这些著述中，俞平伯延续了“新红学”的“自传说”研究思路，强调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的身世”和“情场忏悔”; 《红楼梦》的基本主题，可以概括为“色”与“空”; 《红楼梦》的整体艺术风格，可谓“怨而不怒”。1953年5月15日，《文艺报》第9期发表专文，高度评价了俞平伯修订后的《<红楼梦>研究》，并说道：“研究《红楼梦》，向来有一个诨名，叫作‘红学’。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作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

应该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当时也曾引起过一些学术争议，但并不激烈。1954年，李希凡与蓝翎曾投稿并附信给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批评，但并没有得到发表与答复。随后，《文史哲》在9月号上刊发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较为全面地质疑并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梦楼》研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要求《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未能实现。后经折中，《文艺报》于1954年第18期被指定转载了该文，但是，主编冯雪峰却对该文撰写了持保留态度的“编者按”。10月10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又发表了这两位作者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直接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联系起来。

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作者认为：“《红楼梦》出现在清代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清王朝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换中崩溃了……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自生活体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阶层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画面勾画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 “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既然《红楼梦》是‘色’‘空’观念的表达，那么书中人物也就不可能是带着丰富的现实生活色彩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而只能是表现这个观念的影子。……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评<红楼梦研究>》中，作者指出：“俞平伯先生把贾氏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及他所隶属的阶级孤立开来去考察它的破败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只能说明这一家庭灭亡的事，而不能回答它究竟为什么必然要灭亡，亦即它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而这却恰恰是《红楼梦》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情势。……俞平伯先生对于宝钗、黛玉两个形象的考证，也同样地抽掉了她们的社会内容，从钗黛合一意图推断出二者实为一人。……俞平伯先生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的实质，是他对《红楼梦》创作自然主义见解的另一表现。”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人士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 “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电影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受到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信末补记：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由于毛泽东明确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纳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系统，并指责他的学术成果是“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于是，全国很快掀起了一场有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各种批判文章风起云涌。到1955年，作家出版社便出版了四册《<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收录129篇批判文章，近百万字。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也结集为《<红楼梦>评论集》于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场批判运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认定：“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借尸还魂。……我们要研究《红楼梦》，首先就应该批评俞平伯先生的这种错误观点和方法；要研究全部古典文学遗产就必须批判与此相同的观点和方法——实验主义的反动哲学通过胡适之过去在中国学术界所长期散布的流毒。”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文艺报》在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的“编者按语”，也觉得颇有问题，于是，他“要江青立刻打电话向《人民日报》袁水拍布置写作任务”。袁水拍遂赶写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展开对《文艺报》尤其是对主编冯雪峰的批判。袁水拍的文章对编者按语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编者加了按语，大概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于这个讨论的注意。但是奇怪的是编者说了这样一大堆话，却没有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即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反对文艺界对于这种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同时，文章还以无比愤慨的语气指出，“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随后，从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八次扩大会议，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同时，还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 “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撤销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

有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因为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意图，致使批判迅速滑出了许多参与者的预想轨道，成为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清算。理性地看：“这场斗争看似轰轰烈烈、万马千军，实际上刚一排开阵势，俞平伯一个回合都没有招架便投降了，交出了一份《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的检讨，说了一句‘我的心情是兴奋的’便完事，只是获胜的一方追杀了九个月而已。冲杀在最前面的当然是李、蓝两位，他们在打响‘可贵的第一枪’之后便枪声不断了。应该说他们最初的两篇文章，也即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的那两篇文章是基本说理的学术性探讨，态度是温和的，措辞是严谨的，目的也无疑是善意的。只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文化大战役时，……他们把原本的一场学术讨论提到了政治思想上‘走什么样的路’的高度。”事实上，当时的文化官员也曾在“内部”大会上阐述了这场批判的真正动机：“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以展开了。”正是在这种政治策略的引导下，这场批判运动由学术领域扩大到整个文化意识领域，甚至延伸到对《文艺报》主编的调整。

相对于1950年至1951年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一次批判无疑更为严厉，批判的组织化程度以及文学体制的高效运作也更加突出。另一方面，针对《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批判，从某种程度上也涉及1949年以前“左翼文学”内部所存在的某些分歧与矛盾。

3.“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诗人和编辑家，也是著名的“七月派”核心人物，曾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和书记，并与鲁迅、冯雪峰有着密切的联系。抗战时期，胡风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委和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创办并主编了《七月》《希望》等杂志。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随后，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为此，周扬、艾思奇和何其芳等延安文化界人士，纷纷组织并撰文展开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化界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呼应。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明确地反对把“民族形式”狭义地理解为“民间形式”，反对“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与毛泽东和周扬等人所倡导的“民族形式”有着明显的不同，并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重庆文化工作中必须“纠正”的严重问题。

20世纪40年代，胡风所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及其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又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着内在的分歧，且胡风并没有在理论上表现出任何妥协的意愿。1945年1月，胡风在其主编的《希望》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并配发了自己所写的短评，极力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客观主义的机械论。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奉命在重庆组织召开座谈会，集中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及其所竭力推崇的《论主观》一文。但是，胡风非但没有接受对他的批判，反而还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不断的深化与完善，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论现实主义的路》。在该书中，胡风认为“到处都有生活”,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他认为人民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因此，应该坚持五四启蒙主义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在此意义上，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也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认为知识分子不一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改造”，而应该以自觉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动地搏击生活。胡风的这些理论主张，显然有悖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著述中明确提出了对于延安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国统区文艺中心问题的不同看法。

这些文艺思想和理论上的内在分歧与争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底，中宣部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专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做了长篇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并先后由1953年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转载。面对越来越尖锐的批评，胡风并没有检讨自己的思想，反而着手更系统地思考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及文学体制问题，并于1954年7月完成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递交给了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该《报告》共分四个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的建议。此外，胡风还另附了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信。应该说，这份报告全面阐述了胡风对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文艺方针、文艺政策、文学体制等在内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思考，同时提出了诸多意见与建议，并对他所遭受的各种批判予以反驳。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的指示》，进行了批判胡风的全国性动员。在这种情形下，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要求在相关报刊上发表。此后，全国报刊开始出现大量批判胡风的文章。1955年初，《文艺报》在第1、2期合刊中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以单册的形式随刊附发了胡风《万言书》中的第二、四两个部分，以及林默涵和何其芳先前发表的两篇批判胡风的长文，形成第一本专册性质的批判材料。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第7期推出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该文在林默涵和何其芳所加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罪名之后，又加上了“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批判文章一浪高过一浪，时间之久、上纲上线之重，是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

1955年5月初，周扬拟在《文艺报》上加“按语”发表舒芜的《关于胡风宗派活动的一些材料》，并将该文、舒芜交出的一些与胡风的通信、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等，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审阅之后，重新撰写了“按语”，其中指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胡风应当做剥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同时，毛泽东还将舒芜的揭发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按照其指示发表于5月13日的《人民日报》。胡风问题，由此变成了“胡风反党集团”问题。

1955年5月16日，毛泽东再次为当天《人民日报》批判胡风文章的版面加写了按语，指出胡风等人是“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人，“如果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几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损失”。胡风问题的性质，又被迅速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5月17日凌晨，胡风与妻子梅志在家中被拘捕，并被抄家。

1955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处理胡风问题的指示》，指出：“胡风集团现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 “实际上老早就是蒋介石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部分”，要求“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坚决加以处理”。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抄家所得的胡风书信与日记整理出来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为此亲自撰写按语：“他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作为骨干组织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和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毛泽东不仅撰写了全部按语，而且还将第二批材料中的“反党集团”改成了“反革命集团”。按语写道：“当本报公布了第一批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说这样话的人们，或者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又说：“胡风和胡风集团中许多骨干分子很早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亲自改写了《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社论，与第三批材料同时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胡风和他的一伙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一群反革命分子”; “他们已经混进我们的某些政府机关，某些军事机关，某些教育机关……他们混进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担任了相当重要职务”; “务必注意清除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予适当的处理”。6月15日，毛泽东指示汇集出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并且亲撰该书的“序言”及大部分“注文”与“按语”。

自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迅速扩展至全国。该案共涉及2100余人，拘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至1956年底，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预审工作初步完成，最后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有78人，划为“骨干分子”的有23人。78名“胡风分子”中，有61人分别处以劳动教养、下放劳动、撤销职务等处分。剩余的17人，当时认为问题较严重，情况复杂需继续审查，直至1965年经中央批准，判刑3人。其中，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后又加判为无期徒刑；阿垅和贾植芳各判有期徒刑12年，另案处理1人，所余13人均免予起诉、给予撤职降级另行安置工作，是党员的则被开除党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由此成了1949年以后“涉及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案件”。1979年之后，中共中央历经多次平反、复查，直到1988年6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才使“胡风案”得以彻底平反昭雪。胡风由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坚持，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演变”成一场举世震惊的巨大悲剧。

从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到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再到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批判与拘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三场文艺批判运动，声势一次比一次浩大，株连人群一次比一次多，批判性质一次比一次升级，这是由意识形态化的“规训”手段所引发的政治运动，是一种自上而下、以“破”求“立”的文化策略，其目的是迅速有效地建立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一元化新秩序，确保党的文艺方针、文艺制度与作家创作、理论批评形成高度自觉的一致性。但是，这也导致了建国初期的文艺创作和研究出现严重萎缩。“它给当事人及受牵连者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使大批专家、学者被迫中断了自己的研究，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事业的损失。几次运动设置了许多新禁区，窒息了研究人员思维活力，文艺园地万派争流归于东海的景观难再，统战工作也严重受挫，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作风进一步蔓延，为以后的历次批判运动所师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