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一元化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一 背景：第一次文代会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也逐渐明朗起来。于是，在1949年前后，中国作家队伍便出现了“南下”与“北上”的独特景观。胡适、梁实秋、苏雪林、张爱玲、徐訏、纪弦、曹聚仁和林海音等人先后“南下”，前往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或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而更多的作家，包括身处海外的曹禺、老舍、卞之琳等，则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和新社会的憧憬，陆续“北上”，聚集于北平。1949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的理事在北平召开联席会议，商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并在会议上产生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和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委员的42人筹委会，负责筹备“第一次文代会”的相关工作。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正式召开。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有824人，分别组成了平津(一、二团)、华北、西北、华东、东北、华中、部队和南方(一、二团)等十个代表团。会议前一天，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了贺电，要求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在大会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辞，周恩来做《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郭沫若致开幕词并做《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总报告。茅盾和周扬先后做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和《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分别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的基本情况。在7月6日大会期间，毛泽东亲临会场并做了简短的讲话：“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全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文学的领导。其主要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一系列文艺方针和政策；二是成立了专门的文化艺术组织机构。在文艺方针和政策上，大会明确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总方向。郭沫若在开幕词中强调，毛泽东的《讲话》“一直是普遍而妥当的真理。在今天我们应该明朗地表示：我们要一致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把这一普遍而妥当的真理作为我们今后的文艺运动的总指标”。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继续坚持毛泽东在1942年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并重点阐述了作家们要解决的六个问题：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的问题，全局观的问题，组织观的问题。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同样明确地强调：“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茅盾在报告中虽然总结了国统区文艺的斗争经验，但同时也对诸多不良倾向进行了检讨。有学者认为，这几个报告各有特点，也别有深义：“周恩来相当的温和，把作家艺术家当朋友，口吻满是尊重和平等；郭沫若的报告则透露出浓郁的政治色彩和个人崇拜倾向；茅盾的报告等于是检讨；而周扬则直接把解放区文艺定位为‘新的人民文艺’，并以‘人民文艺’传统的继承者和未来文艺的权威自居，代表了文化权力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下的‘权力言说’与姿态——文中连续使用的‘必须’句式——使人充分感受到文学在新体制化方面的强力威压。”最后，“大会宣言”指出：“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通过上述系列报告，本次大会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发展确立了基本方针，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元化审美观念确定了合法的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大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重要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并以此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作家、艺术家组织领导机构，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和周扬为副主席。随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又陆续成立了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和曲艺等方面的专业协会，并创办了《文艺报》《人民文学》等重要报刊阵地。

从文艺方针、组织机构到报刊阵地，第一次文代会经过一系列精心安排，基本上完成了新中国文学制度和文学秩序的建构。用郭沫若的话说，“工作纲领将更加集中，工作内容将更加丰富，工作步骤将更加整齐了”；用周扬的话说，则是“我们不能容许文学的发展带有自发性质”。取消文学的“自发性质”，无疑取消了作家对多元化审美观念的选择，这也意味着新中国的文学发展将在意识形态的统领下保持着高度一元化的内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