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文学主体性”与启蒙主义思潮的深化
一 背景：“人”的觉醒与聚焦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对极“左”思潮进行全面反思，以及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一些域外现代思潮开始陆续进入中国，中国的思想界开始步入异常活跃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文艺领域，还是其他一些人文科学领域，在日趋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各种思想和不同观点都获得了一定的表达空间。为此，有学者曾将这一时期称为启蒙主义高扬的时代。从文学角度来看，随着一批批创作不断加强对各种极“左”历史的批判，作家们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等文学的基本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同时也对作家自身的历史使命、人文情怀和审美理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如何重构文学中的主体意识，在自由开放的文化背景中，推动新时期文学走向多元共存的审美格局，已成为当代作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刘再复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率先提出了“文学主体性”的系统建构，并以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艺术的必要性，向人们揭示了主体意识的重要实践意义，从而将“朦胧诗”群中尚未充分展开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重新激活，并将这一文学思潮推向更为深远的历史空间。
从文化背景上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之所以在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并有力推动了启蒙主义思潮在新时期文学实践中的深化，主要在于新时期文学始终保持着对“人”的持续关注。无论是创作界还是批评界，自“朦胧诗”群开始，围绕着各种创作现象和作品所引发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一道奇观。但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大量争论其实最后都聚焦于人们对“人”的认识问题，包括人道主义、人性、人的精神自由等等。只不过，这些争论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总结，一个争论还没有结束，便被另一个争论取而代之，有关文学中“人”的诸多问题，始终未能获得理论上的系统盘点。
从创作实践上看，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强烈控诉了非人时代的残酷和罪恶，尤其是对人性的严重扭曲，表现出创作主体的满腔愤怒，并重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是对五四“救救孩子”的直接呼应，让人们看到了这两个时代在启蒙精神上的关联。稍后出现的“反思文学”，将审视和反思历史的眼光铺展得更广，它们以更加清醒、理性的态度，对极“左”历史的灾难，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反思。同时，对时代悲剧产生的原因，“反思文学”不再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从更多的维度，包括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进行追溯；在反思过程中，他们也不再进行简单的政治图解，而是自觉维护“人”的价值，不断呼唤人道主义精神。此外，围绕着“朦胧诗”群和《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内参”》《鲁班的子孙》《女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作品的争论，也是此起彼伏。这些争论，虽然大多以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冲突呈现出来，但在各种观念的背后，都渗透了人们对人性、人道的不同理解。
从理论批评上看，有关人性、人道等问题，一直是新时期文坛关注的焦点。只不过，这些问题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敏感性，常常受到不同观点者的质疑和批判，很难形成文艺思想上的共识。早在1978年初，美学家朱光潜就率先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表达了文学创作需要对人性、人道主义重新认识的诉求；1979年又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文艺界的最大课题就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性论’这个禁区”，而“与‘人性论’这个禁区密切联系的还有壁垒同样森严的‘人道主义’禁区”
。1983年，王若水发表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对人道主义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和辨析，认为人道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人道主义’一词，最初是指文艺复兴的思想主题(这是狭义的人道主义，一般也译为‘人文主义’)；后来泛指一切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发展或自由为主旨的观念和哲学思想(这就是本文讨论的广义的人道主义)。”进而指出，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都一直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始终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将人道主义之争推向高潮的，还是周扬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该报告在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周扬的报告，获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响应。鉴于周扬的特殊身份以及所做报告的特殊场合，《人民日报》随后全文刊载了这份报告，并在文艺界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动。
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理论批评中，一方面大家都绕不开人道主义、人性、人情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话题又不时地受到各种争议或质疑，所幸的是，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中，这些争议并没有被禁止，而是通过各种碰撞被不断深化，从而对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潜在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作品的争鸣中，我们看到，各种人道与人性的分析，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评价标准。正是这些跃动于创作和理论之中的思想争鸣，极大地促进了作家和批评家们在主体意识上的觉醒，并为“文学主体性”这一启蒙主义核心思想的提出，提供了颇为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