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朦胧诗”群与启蒙主义思潮

一 背景：“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朦胧诗”就像是一道闪电，率先撕开了极“左”思潮控制下的文学天空，成功地开辟了新时期文学的精神疆域。他们以“我不相信”的决绝姿态，果断地清算以往的意识形态化观念，尤其是神本主义的历史圭臬，同时又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明确地昭示了人本主义的启蒙意愿。很多学者在论及这一诗歌群体时都反复强调，“朦胧诗”从一开始就有效彰显了诗人们对自我权利、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吁求，传达了人们对一切扭曲人性的社会秩序的否定，清晰地体现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反抗，并有力地激活了搁置已久的启蒙主义思潮。

由“朦胧诗”所引发的这股启蒙主义思潮，并不是一种突发性的文学思潮，而是有着复杂而隐秘的历史背景。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这一思潮的出现，离不开“文革”时期独特的历史语境，尤其是活跃于民间的各种青年写作群体。据现有的史料披露，无论是在“文革”之前还是“文革”期间，都有一些与当时主流诗歌迥异的诗歌形态散布于民间，形成了各种与主流话语完全不同的“地下文学场”。在这些“地下文学场”中，最终催生“朦胧诗”群形成的，主要有北京的“太阳纵队”和“X小组”、“贵州诗人群”、诗人食指和“白洋淀诗歌群”，以及一些极具启蒙价值的“灰皮书”“黄皮书”等读物。

“太阳纵队”和“X小组”，是在1962—1963年间形成的民间文艺沙龙，主要由北京的一些年轻人组成。他们敏感、叛逆，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其中不少人还接触到了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黄皮书”与“灰皮书”。这些书籍大多是西方现代理论或作品，是“文革”时期部分高层干部才能阅读的批判性读物，却不料在民间的秘密流传中，对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人提供了启蒙主义的意愿和理想。周国平就曾回忆道：“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精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为了表达心中的理想和文学上的追求，这些民间沙龙常常私下创办刊物，如“手抄杂志”“X”等，发表沙龙圈内朋友的各种读书体会以及一些现代意味较浓的诗歌。据当事人张鹤慈的回忆：“‘X’杂志从2月12日成立到5月18日被捕共出了3期。上面发表的是我们的纯文艺的创作，主要是诗，是我们对当时流行的党文艺的不满，想闯出一条真正的文学创作的路来。”可见，现代诗歌的探索在那个控制森严的社会缝隙中，已经开始萌芽。虽然这些“地下沙龙”及其创办的刊物，最后都因为触犯政治禁忌而被强制取缔，但是，那种带有理想主义冲动的探索精神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依然在民间不断地蔓延，并为后来“朦胧诗”群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土壤。

在“文革”中后期，偏远的贵州也活跃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诗歌群体。这个诗歌群体以诗人黄翔为代表，将他们自创的地下刊物直接命名为《启蒙》，发表了大量具有现代意识的诗歌，极力推崇各种启蒙思想和人本主义的理想。后来，他们甚至奔赴北京，在京城的某些公共场所张贴诗歌，或举办各种小型的诗歌朗诵活动，鼓励个体的思想自由和对神本主义的批判，并直接影响了后来《今天》民刊的创办。在这一诗歌群体中，仅黄翔留下来的作品，就能让人们深深地感受到那种批判与启蒙的激情。如他创作于1968年的《野兽》，通过一种激愤的语调，对那种野蛮的、非人性的时代发出了最强烈的怒吼：“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短短的诗句，遍布“野兽”的意象，它隐喻了诗人对人性丧失、兽性横行的野蛮时代的强烈愤怒与尖锐的嘲讽。随后创作的《火神交响曲》，则更加明确地体现出一个思想启蒙者的情感穿透力，凸现了诗人对神本主义的直接否定：“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志情愫和思想？”与“太阳纵队”和“X小组”等北京地下文艺沙龙相比，贵州地下诗群在禁忌森严的时代，体现了更明确、更强烈的启蒙主义意愿，并对北岛等“朦胧诗”群中的主要诗人产生了直接影响。

当然，对“朦胧诗”群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有诗人食指(郭路生)和“白洋淀诗歌群”。食指不仅对“文革”地下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朦胧诗”群中的众多诗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些“白洋淀诗歌群”的重要成员，如宋海泉、齐简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及初遇食指诗时的激动心情：“谈到当时的诗歌，不能不说到郭路生。有人评论郭路生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评价。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而北岛则说得更加直白，在面对法国记者的提问时，他直接将食指当作自己诗歌创作的引路人。的确，食指的代表诗作如《愤怒》《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群三部曲》《海洋三部曲》等，都在质询神本主义的历史意志、呼唤个体生命的独立与自由等方面，展示了明确的启蒙意愿。

由下乡知青在民间自发形成的“白洋淀诗歌群”，与“朦胧诗”群有更清晰的承续关系。一些后来成为“朦胧诗”重要力量的诗人，如芒克、多多，都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北岛、江河等人也与“白洋淀诗歌群”有密切的交往。陈默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地谈到这一诗歌群体：“‘白洋淀诗群’，是指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1969—1976)，一批由北京赴河北水乡白洋淀插队的知青构成的诗歌创作群体。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雒诵、戎雪兰等。此外，还应包括虽未到白洋淀插队，但与这些人交往密切，常赴白洋淀以诗会友、交流思想的文学青年，如北岛、江河、严力、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人。后者也是广义的‘白洋淀诗群’成员。”这些在白洋淀插队的知青，有不少人属于高干、高知家庭的孩子，有着优厚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而“文革”开始之后，他们的家庭却成了最早被冲击的对象，他们自身也就自然变成“文革”的旁观者，只能通过“自由组合”“自己申请”的方式，去一个“没有接受插队任务”的白洋淀插队。“当时，去兵团、农场插队，是一种待遇，只有‘红五类’才能享有这种资格。另一些激进的青年人，选择了比兵团、农场更为艰苦的穷乡僻壤，以此磨炼自己。‘白洋淀诗群’人员的情况与以上二者不同。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干部、艺术家家庭。对‘文化大革命’而言，他们是被动的游离者，‘逍遥派’。多是几个好朋友结伴到白洋淀插队，带有某种‘兄弟’一同出走的性质。”只是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种选择却无意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为他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撒下了最初的种子。相对于那些兵团、农场而言，白洋淀无疑为他们的诗歌探索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这里的管理相对宽松，而且距离北京很近，既方便了这些年轻人的相互走动，又让他们获取“灰皮书”和“黄皮书”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在“朦胧诗”群崛起的过程中，“灰皮书”和“黄皮书”之所以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是因为这些特殊年代里的特殊出版物，在当时有着特定的政治目的——专供“批判”使用的“反面教材”，发行量很小，且发行对象有着严格的控制。“60年代初‘黄皮书’问世时，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这就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据当年负责‘黄皮书’具体编辑工作的秦顺新先生讲，他曾在总编室见过一个小本子，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先生也讲，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俄苏文学的老编辑程文先生回忆说，他在国务院直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时，具体负责对苏调研，所以他们那里也有一套‘黄皮书’，阅后都要锁进机密柜里。”这些书籍，对于那些出身高干、高知家庭的年轻人，或许并不那么“神秘”，但是，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还是早在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朋友，突然将‘文革’前17年出的所有的有点价值的书都翻找出来了。古今中外，传统的和现代的，从古希腊神话到资产阶级现代文艺理论丛书，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凡是有些价值的书籍，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都不知从哪个渠道在我们之中流传开来。”根据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产生过强大影响的，包括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以及《<娘子谷>及其他》《带星星的火车票》《人·岁月·生活》《在路上》《厌恶及其他》《局外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等等。正是这些“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无意间为这些年轻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月，一套黄色封皮，上面印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籍，成为许多人寻觅、传阅的珍宝，那是青年人心中的普罗米修斯，带来异域之火照亮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尽管我们无法了解这些特殊书籍如何“照亮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带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理性思索的书籍，为他们重新认识自我与社会提供了全新的维度。

从“文革”前的各种民间文学沙龙，到“文革”期间一些异常活跃的“地下诗群”，一股股不灭的“地火”，始终运行在中国的大地上。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文革”的结束，这些“地火”终于化为炽烈的岩浆奔涌而出，并以“朦胧诗”的特殊美学形态，展示了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再度兴起。